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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认为书评并不重要。
然而，汉学界第一流学人杨联陞认为，一门学问之进展，常有赖于公平的评介。
周一良《哈佛大学中国留学生的“三杰”》中写道：“刘子健先生曾说过：‘杨联陞学术的精华常常在他所做的书评里出现。’杨联陞自己也同意这个意见，说自己是汉学界的一只警犬，人们则称他是东方的伯希和。”(注：伯希和是法国著名汉学家，对被评者往往失于刻薄，不留余地，自称汉学界之警犬)
后半句恐怕是误解。杨联陞曾说：“在这一领域我采取的是联络人而不是打手或者监察员(watchdog，或译“警犬”)的角色“，态度与伯希和迥异。
他把写书评当学问来做，他的书评篇篇都有深度，能纠正原著中的重大失误，或澄清专家所困惑已久的关键问题。
杨先生的评论可以“恨铁不成钢”五字概括之。为上千页一部大书写几页纸的评论，不仅通读全文，而且找出全书或其大部分当中的所有事物或可商榷之处;不仅指错纠谬，而且提供大量有关领域的补充文献。
其意全在帮助原作的著译者，故虽有异议，仍为同道而不伤友谊，其结果是把专门领域内的知识向前推进一步。
他说：“写书评最重要的，是要先知道这一门学问的现状、行情，这自然不是一朝一夕能做到的。”是啊!这会让多少伪书评人汗颜。
所谓“汉学”究有何用，何以外国学者要花这么大的力量去研究它?
他人研究中国的目的，无非两点：
一是取其精华，为我所用，例如有的西方学者就认为中国的科举制度在选贤任能方面有可取之处;
一是知其根底，以求制之之道，日本学者之重视研究异族(辽、金、元、清等)统治中国的历史，有深意在焉。
反观我国，所谓“中国文化”研究(或谓“炒作”)的种种浑浑噩噩状态，能不令人唏嘘!(王存诚《中译英文书评导语》)
不久前2016商务印书馆人文社科好书评选举行，杨联陞的书评集《汉学书评》受到现场嘉宾一致推崇并最终位居第四。现场评委、绿茶书情创始人绿茶说：
“这应该是我参加各类好书评选中唯一一次书评集入选十大好书，也许在接下来其他机构的评选中这本《汉学书评》还会有斩获，这是很让人惊喜的，书评作为一种写作形式，终于有了一种被认可的感觉。”
是的，正如杨先生所言：“写书评可以长学问，交朋友，今日虽无科举，新进亦颇愿有大力者推荐，为己而亦为人，何乐而不为哉!”
书评经验谈
1984年12月17 日，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会议开幕前一天， 我被邀作胡适之先生生日纪念讲演，题是“书评经验谈”，地是美国文化研究所大讲堂。原定吴大猷院长主持，因正有会议，改请总干事韩忠谟先生主席。准时开讲。
听众之中，师友不少，不及一一下台致谢，只讲后得与胡颂平先生寒暄数语，见颂平先生红光满面，为之一慰。这次讲演，因有数年不讲课，不免生疏，只有纲要一页，讲时斟酌增减。又因对大讲堂扩音设备不熟悉，未能善为利用。可能座中有人听不清楚，联陞深为抱歉。
今为稍稍补救，试用纲目体，把要讲的话，同补充未讲的话，草为一篇，呈请诸位指教。
主席，各位先生，各位女士：
今天是胡适之先生的阳历生日，大家同来纪念，很有意义。
(胡先生不喜欢用诞辰，他以为《诗经》“诞弥厥月”之诞，未必是诞生之义。自然，以诞为生，已是约定俗成了。)
今年纪念胡先生，添了一种重要的资料，就是胡颂平先生以多年的精力完成的《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共十数册。此书诚如余英时院士在序中所说，是中国年谱史上最伟大的一种工 程。能早日问世，要感谢联经的王惕吾先生。(多谢赐赠 !)
(《年谱长编初稿》油印本，我曾得一部，是前院长王雪艇先生特许。这部已转赠哈佛汉和图书馆。当时每收到若干册，就尽力就所知补充资料，多蒙颂平先生采纳。今本第五册、第七册较多。)
除了余教授对颂平先生的崇高评价之外，我想加重的是：此书下笔极为慎重而令读者有亲切之感，往往如见其人。颂平先生有些年的日记，可能很像适之先生的起居注。
英时教授的序，实在是一篇可贵的长文。题为“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英时教授与适之先生虽相知而从未会面，却以他在思想史上的素养，写成洋洋大文。文思细密，文笔流畅，全文充实而有光辉，可为模楷。适之先生天上有灵，也必然欣赏。
《书评经验谈》题目是仿严耕望院士的《治史经验谈》。他此书深受学林推重，真是现身说法，为初学之津梁。论学力他比我坚实甚多。杂家遇专家，小巫见大巫，岂敢相比。只我是所谓华裔汉学家(指西洋式)，混了几十年，评论别人卖的中国膏药，或有可供参考之处。
许多人认为书评不重要。我则以为一门学问之进展，常有赖于公平的评介。很盼望像西洋、日本，养成良好的风气。
(只以史学言之，《美国历史评论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比我们早一百几十年。1979年见到《史学评论》第一期，是几位少壮学人创办的，内容美富，颇觉欣慰。希望大家继续努力，造成风气。)
今天要举的我所作的西文书评之例，多出在陶希圣先生主持的食货社为我在去年印布的《汉学论评集》。内有五篇西文论文，四十多篇英文书评。
(陶希圣先生在清华大学开的中国社会史课，引导我入了中国社会经济史的门。陶先生在给《论评集》赐序时也提到。他也是我终身铭感的恩师。1935年《食货》有我一篇《从四民月令所见到的汉代家族的生产》，是我在陶先生班中的写作。提到农民身份，妄用奴隶社会一词。后来日本有人指摘。实则我在次年《清华学报》《东汉的豪族》已引“奴婢千群，徒附万计”，试证其时奴婢[不自由人]不如徒附[半自由人，包括客与略后之部曲] 之多，可能相差十倍，已经不再用奴隶社会这一类的模糊概念。奴与客的比例要实事求是，不应用框框乱套。)
今天要讲的第一篇是孙念礼译注《汉书·食货志》书后或读记，英文叫review article，著者 Nancy Lee Swann(汉名孙念礼是胡先生起的，见于她介绍班昭《女诫》书的扉页 )，Food and Money in Ancient China，1950 年出版，我的评介初见于《哈佛亚洲学报》(HJAS)，后收入我的《中国制度史论集》(Studies in Chinese Institutional History，1961)。孙念礼博士对《汉书·食货志》，有多年的功力，有许多地方，颇能深入，值得参考。当时她在普林斯顿，任 Gest Library 主任。以胡适之先生的介绍，我曾为孙念礼博士看过两次她的译稿，提出若干意见。她有的接受，有的不接受。例如关于官俸半钱半穀的解释，她曾教训过我说： “年轻人 ! 半不必是整整一半啊 !”这话确有道理，不过若分别米(已舂)与粟(未舂)，为三与五之比，有几条计算，可以算成半钱半穀，日本友人宇都宫清吉博士曾有异议，后来也承认了。
孙念礼博士还固执一点，即是“赋”在《汉书·食货志》不论何处，都指军赋。我以为要分别而论。她不肯接受，只好在读记中发挥了。
这篇读记，我自觉尚为有用的，是关于井田的讨论。当时汇集李剑农(论贡助彻)、郭沫若(特别是《诗经》“中田有庐”之庐应为芦，即芦菔，高本汉即译为radishes)、徐中舒三家之说。 徐说包括东方(齐)多用四进位，西方(周)多用十进位，东西对立。可以解释《周礼》的田制(十进)与孟子所说的八家同井(二四为八)。而且假定周征服了商之后，国(包括近郊)与野是征服者与被征服者所居之地，两者税役不同。征服者服兵役(国中什 一，使自赋，即军赋)，被征服者服力役纳税。 春秋时初税亩，用田赋，及作丘赋等，均可依此解释。我至今以为徐先生之 说是通论，国与野之别，从傅斯年先生强调《论语·先进篇》以来，学人已了然于野人(被征服的商人为多)君子(国人)之别， 周礼田制，也有人细考，似不出徐说之系统。
当时胡先生看了我这一段，不以为然，说是争论井田，总是“后息者胜”。我们尊重胡先生提倡的科学精神，要“拿证据来”。今日有若干条甲骨文、金文可证，有奏简可证。学人要自强不息 ! 井田的讨论，还可以继续。不过不可忽略前人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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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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