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世界学术界享有盛名的美国高等研究院主办的“保护传统文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政策与实践——中国与美国的比较”高级研讨会日前在美国新墨西哥州首府圣塔菲市成功召开。此次会议是中美两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的一次高规格的交流活动。
美国高等研究院是坐落在文化名城圣塔菲的一个独立的非营利机构。它原是美国人类学以及相关社会、人文学科研究的重镇,其支持的项目涵盖了人类进化、历史、印第安人艺术、社会文化保护和发展等各项重大课题。上世纪60年代以来,高等研究院更加强了与全球学者和研究机构的交流,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开展对话与合作,从而成为世界上最有影响的研究机构之一。在过去20多年有广泛影响的社科著作《写文化》就是在这里的研讨会上诞生的。
“高级研讨会”是这个机构很有特色的会议形式。这是一种规模小型但交流深入的研讨会,在4天的时间里只有10位发言人全方位地交流,除了后勤服务人员,没有任何其他的人在会场出现,甚至在用餐的时候也只有这10个人边吃边聊。在会议的安排上,每半天只有两个人发言,让与会者有比较充分的讨论。会议之外的民族文化考察,也是这10个人一起行动,把考察与交流融为一体。
会议的组织者从中国和美国分别邀请了5位代表性的学者和学者型的文化行政官员参与研讨。其召集人是美国杜兰大学人类学教授尼克·斯皮泽和纽约州立艺术委员会民间艺术和音乐项目主管罗伯特·巴伦博士。参会的中方官员、学者包括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副司长马盛德及田青、高丙中、安德明、杨利慧。除斯皮泽和巴伦之外,参会的美方代表还包括美国国会图书馆美国民俗研究中心主任伊丽莎白·彼特森博士,弗吉尼亚因特蒙特大学文化遗产研究和公共艺术系副教授杰西卡·特纳等。
会议的主旨发言共分5组进行。第一组的议题为“传统的保护和延续——历史与现代的观点”。高丙中教授指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极大促进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宣讲、保护和传承,让国家、学者和大众重新认识到本土文化的重要价值。斯皮泽教授发言题目是《从文化保护到文化对话:美国社会对文化延续性和创造性的记录和展演》。通过介绍爵士乐、蓝调布鲁斯音乐、乡村音乐等美国音乐和文化类型的历史和演变,他指出,对多元地方性文化的保护和传承,以及不同民族文化和传统在美国境内的碰撞和交融,正是美国文化延续和发展的根基。
第二组的发言围绕“中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展示的问题和实践”展开。巴伦博士发言题目是《美国公共民俗学研究的社区实践和理论探讨》。他指出,公共民俗学提倡通过对话的方式加强传统社区民众和政府代表、文化官员的交流,开展政府和民间的协作项目,增进社区自身文化交流和展演的能力。他也介绍了美国民间艺术的赞助机制、奖励杰出艺术家和鼓励传统民俗传承的政府项目以及公共民俗学促进社区传统文化展演的方式。田青研究员以《从政府到百姓——“中国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为题发言。他指出,非遗保护顺应了群众对文化生活的迫切需求,为中国新世纪的崛起做好精神、社会和文化准备。
第三组议题为“国家政策和纲领”。在其《文化对话与文化交流》的发言中,彼特森博士分别从社区和研究机构的角度介绍了美国社区合作的项目以及民族志田野调查的方法。她指出,近年来美国档案机构和民间社区的合作越来越多。在社区发展和规划的过程中,美国国会图书馆民俗文化研究中心运用各种记录工具和档案管理方式,支持着以社区为基础的文化保护和能力建设。马盛德在其《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及保护工作》的发言中全面、系统和详细地介绍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意义、项目与分类,非遗保护工作的重要成果和影响,非遗保护的国际合作以及亟待解决的问题。两位演讲者的发言清晰地展示了中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策和管理上的异同。美国的非遗保护工作以非政府组织和学者的力量为主,而中国则以政府为主导。但是,两国官员和学者所关心和面对的问题非常类似。
第四组和第五组的发言探讨了中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特点、经验和不足。安德明研究员在其《非物质文化遗产带来社区新繁荣:以中国西北的街子乡为例》的发言中讨论了人们保护传统文化的动机、实践、策略以及不同保护主体的协商过程。他认为街子乡自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对于一个重要庙观群及相关仪式活动的重建,是当地居民和政府重振地方经济和文化的重要资源,这过程中也充满了村落内外各方力量的冲突和协商。杨利慧教授《民间传统的保护之路:以涉县女娲信仰为例》的论文以河北涉县女娲信仰的保护实践历程为个案,指出当代地方政府注重的是民间信仰的“附属价值”,其热衷于非遗的主要目的是发展地方经济、提升地方声誉、促进旅游发展,文化依然是“经济唱戏”的配角,离文化自觉尚相距甚远。
特纳博士的报告《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管理和所有权的两个案例研究:中国西南和美国弗吉尼亚州西南》通过研究公共艺术项目和公共经济发展政策间的冲突,着重阐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大众对文化财产的重新定义。
会议期间安排了一系列参访活动。 圣塔菲市有一套行之有年且颇为完善的保护印第安人手工艺的体制。与会者参观了当地土著印第安人售卖手工艺品的中心广场。陶艺、首饰、布艺等手工艺人自产自销,在州博物馆的廊下专属销售区经营,经济效益比较好。对于传统工艺的真实性鉴定,对于展位的分配,都有一套自治组织和州政府的立法相配合的机制,保证印第安人在激烈的旅游品市场竞争中能够较好地生存。这种个案对于中国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产性保护具有借鉴意义。与会者实地考察了圣塔菲周边西班牙裔和印第安人传统文化的传承和保护的3个作坊,参观了印第安人艺术博物馆,了解了该机构收藏印第安人工艺品的历史和主要收藏,对于新墨西哥州一带的多民族手工艺作品有了丰富、生动的印象,尤其是对美国基层社区在传统文化和技艺的传承上所发挥的作用有了更多认识。
中美两国的与会者交流了新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并分享了一些共同的理念,如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国家和民族凝聚力的根基,多样性的人类文化也是人类创造力的源泉。在经验交流上,与会者不仅看到了美国民间和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和不足,也注意到了由政府主导的中国非遗保护的优势和问题。美国政府没有加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这在2003年后的一段时间里并没有引起美国学术界的什么反应,但从2006年以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做得有声有色,中国学者们的相关研究也卓有成就,逐渐引起了美国同行的注意,他们希望借鉴中国的经验,弥补美国政府对文化保护投入的不足。中国代表团的成员在接到美方邀请后多次沟通,达成共识:利用这次机会向美方学者和文化官员推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中国实践,同时也进一步了解美国社会从二战后在民间文化的传承与传播方面所做的努力,尤其是美国国会图书馆民俗生活项目与斯密森民俗协会博物馆、各州及地方博物馆、民间基金会在展示民族民间文化上所开展的大量创新。
文章来源:中国文化报 2014年04月29日第3版 【本文责编:CFNEd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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