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民俗学

 

　

 

　　音乐在中国古代所拥有的神圣性，在全世界文明中都很少见到。这是我们审视中国古代文明独特性质时不能不加以研究的现象。而音乐何以在中国古代获得如此崇高神圣的地位，这一问题却没有得到充分研究。

 

　　我们知道整体性思维是中国古代思维方式的重要特征。我认为这一特征的形成与中国古代时间文化体系密切相关。上古时代的中国人尝试通过认识时间来把握整个世界的变化，将地球自转产生的日、月球绕地球公转产生的月、地球绕太阳公转产生的年都协调成为一个秩序整体，并尝试在这个秩序中认识世界变化的根本原则。这是由天地运转而产生的秩序，整体上拥有高度的综合性和复杂性，内含着一个有无相成、阴阳相对、时空互动、虚实相生的宇宙观念，包蕴了日月星辰在一年年的季节变换，囊括了天地互动中产生的万象迁移。这一形式化和数理化过程的结晶，是中国古代时空一体化的认知模式，这一模式正是中国古代文明特殊性的核心所在。这一认知模式是统合太极、八卦、河图、洛书的智慧，是存在于《老子》《论语》《墨子》《庄子》《孟子》《管子》等诸多先秦典籍之中的智慧，是展现于中国文化方方面面的古人独特的时间智慧。音乐在古代的神圣地位，就与这一整体性思维的形成有密切关系，是整体性思维产生的核心环节之一。

 

　　本文将从中国古代时间文化体系出发，对中国古代音乐神圣性的起源进行一次深入论述。期望通过这个论述，推动对中国古代思维方式特征的认识，推动对中国古代知识性质的认识。

 

 

　　中国古代音乐被赋予了非常神圣的属性。关于音乐的神圣性，古籍中相关纪事不少，兹摘取其中若干记载论述之。

 

　　《吕氏春秋·古乐》云：“昔古朱襄氏之治天下也，多风而阳气畜积，万物散解，果实不成，故士达作为五弦瑟，以来阴气，以定群生。”

 

　　士达所造五弦瑟，所弹奏的音乐可以呼唤天地间的阴气，让万物得以结实。一床琴演奏的乐曲，能够让天地之间的阴阳之气产生根本性的巨大变化。透过这个故事，我们可见在中国古代世界音乐具有怎样神圣的力量。

 

　　师旷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乐师。《孟子》云：“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员（圆）；师旷之聪，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可见他在音乐领域的地位是和工匠中离娄、鲁班这样的巧匠并举的。传说他“奏《白雪》之曲，雷电下击；鼓《清角》之音，风雨暴至”。司马迁《史记》中记载了师旷为晋平公奏琴引起天变地异，叙事最为生动婉转。在这段故事里，音乐更被夸大到拥有巨大而神奇的力量，其力量已经大到可以让玄鹤排成行列起舞、呼唤到狂风骤雨，以及错误的演奏会让一个国家大旱三年的程度。可以说此时的音乐和我们今天理解的跳动于琴弦上的音符是截然不同的，它充满巨大的力量，具有极强大的神圣性。在《论衡·寒温》中，还记载有一则邹衍操律改变一地气候的传说。我们都知道《论衡》为古代最有唯物精神的著作，但在这段批判的核心在寒温之变化非政治所招的文字中，对于邹衍以律调和一地寒温的记载，王充并未有一词置喙批判之。我想这是因为王充也一样认为以律调和一地寒温是合理之事，并不视之为怪力乱神。

 

　　有关音乐的神圣性，在舞蹈和声乐领域亦多有记载。《吕氏春秋·古乐》记：“昔陶唐氏之始，阴多滞伏而湛积，水道壅塞，不行其原，民气郁阏而滞著，筋骨瑟缩不达，故作为舞以宣导之。”

 

　　《尚书·舜典》记载：“帝曰：‘夔！命汝典乐，教冑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夔曰：‘于，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

 

　　舞可以导民心中瘀滞，乐可以令百兽率舞，都围绕着一个核心线索，即声音和乐律与人所生活的世界之间存在着今人已经很陌生的某种神秘联系。这种联系赋予了音乐神圣的力量。问题是这种联系是怎样建立起来的？我们该怎样进入古代世界，按照古人的逻辑思维脉络去认识这一联系？

 

 

　　反映古乐神圣性最典型的纪事，是出现在《吕氏春秋·古乐》中的凤凰神话，这段神话放诸全世界神话之中都马上能看得出其所独有的中国特色。这是对十二律进行的神圣化叙事：“昔黄帝令伶伦作为律。伶伦自大夏之西，乃之阮隃之阴，取竹于嶰溪之谷，以生空窍厚钧者，断两节间，其长三寸九分而吹之，以为黄钟之宫，吹曰‘舍少’。次制十二筒，以之阮隃之下，听凤皇（笔者注：凰）之鸣，以别十二律。其雄鸣为六，雌鸣亦六，以比黄钟之宫，适合。黄钟之宫，皆可以生之，故曰黄钟之宫，律吕之本。”

 

　　这段黄帝臣伶伦从神鸟凤凰处学到十二律的记载，尽管被记载下来已经是战国末期，却是中国古代音乐神话传说中最富想象力和最有美学张力的一则。这段记载中有几个方面值得我们关注：第一，“黄帝令伶伦作为律”表明凤凰神话形成于黄帝一族的文化谱系中。而黄帝是中华文明一个重要的神话人物，是中华文明的中心和发祥地黄河中下游地域的文化代表。这为认识十二律产生的文化区域提供了重要参考。第二，这是一个为律吕赋予神圣色彩的神话。凤凰非凡鸟，按照《韩诗外传》记载，凤凰形象上是“鸿前而麟后，蛇颈而鱼尾，龙文而龟身，燕颔而鸡啄”。在古人看来神鸟凤凰自身就充满象征性，它“戴德负仁，抱中挟义。小音金，大音鼓。延颈奋翼，五彩备明。举动八风，气应时雨。食有质，饮有仪。往即文始，来即嘉成。惟（唯）凤为能通天祉，应地灵，律五音，览九德”。凤凰神话赋予了十二律吕以神圣性，让我们认识到黄帝臣伶伦创造十二律并不是一个普通的发明创造。六律六吕，都是从天上飞来的神鸟凤凰处习得的，宜乎其后来拥有极为神圣的地位。第三，提示我们管这一乐器与十二律吕产生密切相关。管不吹则不鸣，这已经为风这一概念的引入做好了基础。第四，要指出的一点是凤凰的叫法，即“雄鸣为六”“雌鸣亦六”，雌雄凤鸟雄先鸣六、雌后鸣六的先后排列叙事次序，从后面的研究我们会看到也是非常有深意的。第五，对“黄钟之宫”“律吕之本”地位的强调。

 

　　凤凰神话在古代颇有流传。刘向《说苑》记载黄帝诏伶伦作为音律事，在延续《吕氏春秋》叙事基础上，《说苑》这一叙事版本，首先，突出强调黄钟这个十二律起点的重要性。《说苑》与《吕氏春秋》不仅同样认为以九寸之管所作的黄钟为“律之本”，而且对黄钟进行了人格式解析与描述：“黄钟微而均鲜，全而不伤，其为宫独尊，象大圣之德，可以明至贤之功，故奉而荐之于宗庙，以歌迎功德，世世不忘。”其次，具体陈述了十二律生成过程与上下次序。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相比《吕氏春秋》的“黄钟生林钟，林钟生太蔟（笔者注：簇），太蔟（笔者注：簇）生南吕，南吕生姑洗，姑洗生应钟，应钟生蕤宾，蕤宾生大吕，大吕生夷则，夷则生夹钟，夹钟生无射，无射生仲吕”这一次序，《说苑》“黄钟生林钟，林钟生大吕，大吕生夷则，夷则生太簇，太簇生南吕，南吕生夹钟，夹钟生无射，无射生沽（姑）洗，沽（姑）洗生应钟，应钟生蕤宾”的排列法明显不同。这里的“黄钟、大吕、太簇、夹钟、沽（姑）洗、仲吕、蕤宾为上，林钟、夷则、南吕、无射、应钟为下”则是典型的七上五下，这一点我后面要论及。自“大圣至理之世”以下，实据《吕氏春秋·音律》而叙气、风、太阳、律之间的联系。这里面特别重要的是把风的概念引入进来，指出风为“天地之气”所合，风与太阳运行相关联，十二律即生于风与太阳运行之间，并给出了与十二月一一对应的十二律名。此外，还有一个要点，是这段文字在人世间道德与十二律之间建立了关联。“天地之气，合而生风”的前提是“大圣至理之世”，十二律应时而至的前提也是“天地之风气正”则“十二律定”，这是十二律与时间文化联系中体现出天人关系的部分。《说苑》之外，《汉书·律历志》亦论及律为五声之本，亦引此凤凰神话。在班固那里律能“统气类物”，所以有“三统之义”。所谓三统指的是“天施，地化，人事之纪”。其中黄钟为天统，律长九寸，“究极中和，为万物元”；林钟为地统，律长六寸，“含阳之施，楙之于六合之内”；太簇为人统，律长八寸，象八卦，“宓戏氏之所以顺天地，通神明，类万物之情”，是为三统。这是对十二律与天人关系更深入的论述。凤凰神话在律历文化中的意义已经被更体系化进行阐述。凤凰神话在东汉应劭《风俗通义》中亦有所载，其文字故事部分上承《吕氏春秋》；“天地之风气正而十二律定”部分则上承《说苑》，特点是明确指出五声、八音与十二律之间的关系：五声、八音都是依托于十二律，即“五声于是乎生，八音于是乎出”，而五音与八音之间的关系则是“声本音末”。

 

　　凤凰神话的核心，是六律六吕均习自天上飞来的神鸟凤凰，这赋予黄帝臣伶伦发明创造的十二律以神圣性。十二律之凤凰神话影响很大，自战国到两汉一直都有流传，其范围并不限于上述四个版本。如《淮南子》载“律之初生也，写凤之音”，即应本神话。围绕赋予十二律吕以神圣性的凤凰神话，在流传过程中还与很多重要的知识——古人关于气、风、太阳等发生了多种联系，这些与古代时间文化体系相关的知识对于认识十二律关系重大。可以说，对于理解音乐的神圣性，凤凰神话是一个非常值得认真讨论的神话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