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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之问”,袁贵仁回答不了

“钱学森之问”,袁贵仁回答不了

2009年11月17日 17:41 来源:南海网 

   2009年11月11日,安徽高校的11位教授联合《新安晚报》给新任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及全国教育界发出一封公开信:让我们直面“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如此沉重之问,又岂是一教育部长能回答得了的!  
  其实,自春秋战国结束,汉代开始推行独尊儒术后,两千多年来的中国就一直在发出“钱学森之问”了。两千多年来,中国出过什么大思想家吗?首创出了对世界产生过重大影响的科技成果吗?大思想家?几乎没有!科技成果?少得可怜!可怜到现在还在拿四大发明来说事。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钱学森之问”,只是失聪、失明或假装失聪、假装失明的中国人听不到、看不到而已。

  其实,“钱学森之问”,在上个世纪也由一位英国人提出过。这个人就是李约瑟。著有《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李约瑟曾问:为什么近代自然科学只能起源于西欧,而不是中国或其他文明?这就是“李约瑟之谜”。它提出了一个悖论:“为什么古代中国人发明了指南针、火药、造纸术和印刷术,工业革命却没有发端于中国?而哥伦布、麦哲伦正是依靠指南针发现了世界,用火药打开了中国的大门,用造纸术和印刷术传播了欧洲文明!”

  今天,这一沉重的话题再次由刚刚去世的名人钱学森以另一种方式提出,引起了总理的重视,引起了国人的重视,也引出了“排名不分先后”的11位教授的“上书”。

  未等袁贵仁开口,一些大学校长、专家们、网友便争相作答。

  ——有的说要提高教师水平、贯通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做大做强高等教育;

  ——有的说,要“还高校以办学自主权,改变教育行政化倾向”,要建立培养杰出人才的机制;

  ——有的说,要从应试教育转向素质教育。

  这些答案固然不错,但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没有说过根子上。它们都停留在“器物”“制度”的层面,顶多只及梁启超智力的三分之二。

  我们应该循着梁启超的思路,从反思“器物不足”“制度不足”到反思“文化之不足”:我们的文化是怎样的文化?

  我们的文化是官场文化,讲究的是等级,扼杀的是平等和真理。这一点,只要从人们见面总是以“袁厅长”“侯处长”“牛股长”“马经理”来相称即可知道,只要看校长、企业家也有行政级别即可知道,只有看连小学生都以“当贪官”为志向即可知道。

  在这种被柏杨称为“酱缸文化”的中华传统文化中,权力是私有的、权力是缺乏制约的、权力是被滥用的。因此,相对应的,个体是奴性的,全被塑造成了依附型人格,根本就没有独立思考的习惯,怎么会有创新精神,怎么会有创新能力?

  在这种文化下,人们“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惟独不畏真理;在这种文化下,人们只有盲从心理,没有科学精神;在这种文化下,人们崇拜权力、崇拜金钱,惟独不崇拜知识。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又怎能产生“杰出人才”?

  所以,要回答“钱学森之问”,必须首先彻底摒弃官场文化,而要摒弃官场文化,必须引进“自由民主平等”的价值观(说出这样的答案,有点索然无味的感觉,因为90年前的五四运动早就给出了)。

  所以,要回答“钱学森之问”,仅从“器物”“制度”上入手是不行的,还需要从“文化”上动大手术,惟有进行如此的“系统工程”,才能真正培养出“杰出人才”。

  这样的反思能力和胆略,是身为教育部长的袁贵仁不便有的;这样的“系统工程”,也超出了他的职责范围,所以我要说,“钱学森之问”,袁贵仁回答不了。(黑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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