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牛班的课堂

社会学视野中的人情交往

[标题为转帖所加]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2009-11-5 第7版  来源链接：http://sspress.cass.cn/newspaper/

   人情的公共性及功能

    王德福


　　鄂东南农村，红白事仍然能够保持庄重不沉重、热闹不吵闹的理性氛围，根本上是因为公共性的“礼”的要求仍在发挥作用，不允许私人意志过度膨胀、主导这些公共事务。

　　在鄂东南农村调查，当地的人情交往让我们印象深刻。相比于其他地区农村近年来人情交往中的恶性竞争与怪异现象，比如红白事的大操大办、规模竞争、丧事上劲歌热舞等等，这里的人情交往显得要理性得多。一方面表现在村民之间的攀比不是很明显，另一方面则表现为比较有规矩。这里说的规矩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红白事的仪式和程序传统性比较强，能够营造出应有的气氛。比如我们亲历的一次葬礼，主持仪式的老人仍然在用古文宣读祭文和操作各种程序，现场严肃而庄重，弥漫着哀悼逝者的气氛。

　　第二，人情往来中送礼按照关系远近进行。用当地人的话说就是“送礼体现着关系的亲疏远近”。这里的“亲疏远近”指的是以血缘和姻缘建构起来的社会网络中的距离，关系远的不能比关系近的多送，即使双方的私人感情很好也不行，因为“疏的压倒了亲的，亲的不好看”。

　　第三，人情往来具有强制性，个人不能随意进入和退出。即使双方的矛盾很深，但是重大的人情事务仍要参加，而且是“非来不可”。

　　人情交往可能遵循伦理、情感或功利等不同的逻辑。伦理逻辑决定人情交往建立在固有差序格局的社会网络上，不具备进入和退出的自由;情感逻辑则使得人情交往具有一定的自由度，当事人可以根据自己与某人的感情如何决定是否送以及送多少，个人意志体现得比较明显，而且感情本身也是靠私人之间的交往建立起来的;功利逻辑是指人们为了进行社会资本的积累而选择性地进行交往，其中又可分为“争取型”和“获取型”两种。前一种属于社会地位相对较低的人为了争取资源而进行的投资行为，即平常所说的“拉关系找门路”;后一种则属于社会地位相对较高的人为了获取面子等声望资本而进行的投资行为。实际情况中这三种逻辑往往是混杂在一起，但会以其中一种为主。鄂东南农村的人情交往大多遵循伦理逻辑。

　　伦理逻辑超越个人而具有公共性，人情交往被作为整个村庄的公共事务来运作，而不是每家每户的私事，也就是说人情交往具有较强的公共性。公共性指的是一种超越个人的规范与价值，具体来说，就是人情交往服从和服务于强化村庄共同体的整合，密切共同体成员之间的社会关联，从而使得村庄仍能保持较强的一致行动能力。这种公共性就是古语所说的“礼尚往来”、“来而不往非礼也”的“礼”。“礼”既是一种超越性的意义和价值，又是嵌入日常生活之中的规范性要求，是人们选择和解释个人行动的基本共识。作为超越性的意义和价值，它要求各种仪式不能脱离实质性的内涵，也即名实合一;作为生活规范，它要求个人按照自己在社会关系中的位置来决定参与人情往来的方式，任何人不得因为私利而破坏这种规则，否则就会让别人“不好看”，这样在社会层面上就表现为社会的理性，人情交往被约束在合情合理的范围内。

　　因为具有公共性，所以当地的人情交往就承担着独特的功能。

　　首先，作为公共事务，一切都得按既定程序规则办，允许个人意志在其中发挥作用的空间比较小，这样可以遏制私人在操办时的过度攀比。目前在全国许多地方的农村，出现红白事激烈竞争的现象，比排场、比阔气、比热闹，可以把仪式搞得很怪异。比如很多地方在葬礼上出现了歌舞团跳脱衣舞、不闻哀乐低回却见白花花的大腿、婚礼上出现公公与儿媳表演“扒灰”的现象。反观鄂东南农村，红白事仍然能够保持庄重不沉重、热闹不吵闹的理性氛围，根本上是因为公共性的“礼”的要求仍在发挥作用，不允许私人意志过度膨胀、主导这些公共事务。

　　其次，既为公共事务，就具有对私人的强大压力，每个人都“不得不”参与。村里主持红白事的“知宾”老人说，即使有的人在父母生前不孝敬，天天盼着父母“早点死”，但是父母去世后葬礼还是要隆重办，“这个面子是要讲的”。这里的面子有竞争的意思，但更主要的是一种社会性压力。另外，许多村民也说，即使平常有矛盾，但是“大事仍要一起办”。私人恩怨在人情事务面前是被放在一边的，即是说这件事不是跟你有恩怨的个人的事情，而是整个家族公事，恩怨是两个人之间的，不是整个家族的。这样，恩怨就可以被压制在私人层面上，不至于损害整个村庄秩序和家族共同体的团结。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具备公共性的人情事务，提供了生产地方性权威的土壤，同时也通过这种公共活动，不断进行着对家族成员共同体意识——“我们感”——的凝聚和强化。村里被认为有威信的老人，除了一部分是退休工人、老干部外，其余的都是在村庄公共事务中一直扮演非常重要角色的人物，尤其是红白事中的“知宾”，这些人中有的同时还是某个房的房长。他们在人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正是这种全族性的公共事务，提供了锻炼个人才能、树立个人权威的舞台。因为有大量的事情需要处理，尤其是需要安排人去处理，要协调各方面的关系，谙熟一套复杂的礼仪规范，这些技能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去学习掌握，因此也就容易形成知识上的优势垄断。这些严格的锻炼，使得有的人从中脱颖而出，成为关键性人物，而他的这种权威也很自然地延伸到日常生活和其他村庄事务中去，因为他的权威来自“公事”。另一方面，这种公共事务是对传统礼仪的全面展演，从而强化了一代代宗族成员对历史的记忆。在人情场合，全族的人都要到场，亲疏远近不同的人的事务分工不同，人情的送法也不同，这些都是对宗族身份的一次体认，既可以不断凝聚“我们感”，还可以明确“差别感”。

　　(作者单位：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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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情是“无息贷款”吗

　　龚为纲

　　在辽宁农村调研的过程中，经常听村民讲，现在的人情就是亲戚朋友之间的“无息贷款”，这个说法很有趣。不过又感觉不对劲，如果说人情是“无息贷款”的话，为什么村民又说“现在礼花一放，全村害怕”呢?为什么很多村民希望政府能够出台规定取消“无息贷款”呢?

　　人情不是“无息贷款”。因为“你这次收了别人的人情，下次人家办酒席的时候你就得返还回去”，用不了两三年，这次你收的人情基本上都返回去了，这次你收得越多，下次可能你要返还得也越多，结果就是大伙扯平了，谁也不欠谁的。不过问题的关键在于办酒席的花费。这个费用一方面包括买菜的费用、厨师的工资、支付给待客者的工资以及一些其他的相关费用，随着近几年物价水平的上涨，这笔费用在本地颇高;另一方面是因为酒席普遍比较丰盛，一般一桌酒席的花费在100—200元之间，而一次大预备一般在60—80桌左右。这样在本地办一次酒席的费用普遍在1万元以上。而一般的家庭收礼在2万—3万元之间，用2万—3万元的礼金收入减去1万多元的酒席费用，很明显不能全部还清所欠下的人情债。

　　这样看来“人情是无息贷款”不成立，其实这个“利息”比银行借款利息还高，办酒席的费用就构成了村民通过人情互相借款的交易成本。这个交易成本极大，该自然村400多户，一年就有60多次酒席，一次酒席花费1万多元，60次就是60多万元，而平均一户办酒席的人家能够借2万—3万元，很明显不划算。很多村民反映，每年要将一半以上的收入用于“赶人情”，这是一个很大的负担，很多村民希望政府能够出台有关规定取消这个“人情债”。

　　辽宁农民在人情问题上明显存在矛盾：一方面人情在乡村如火如荼，另一方面村民不堪重负、希望取消人情;一方面反映人情负担很重，另一方面认为取消不了，即便政府出台相关规定也很难。村民在人情上的这种矛盾心态与人情在乡土社会的功能以及当前农村金融的有效供给不足有关。

　　其实，人情有“资金募集”的功能，而且往往是在村民生命历程中经历重大事件时进行，这时农民往往手头资金不够用，人情能有效缓解经济压力，然后以细水长流的方式予以返还。这很类似于先向银行借一笔贷款，然后以分期付款的方式还款。比如说建房子，现在村里建一栋房子可能要10多万元，一般的家庭可能会欠下几万元的债务，这个时候还债要紧，收上来的人情钱就可以缓解一下这个债务。也就是说，人情是一种乡土智慧，是对广泛存在于“熟人社会”信用关系的一种合理运用。不过随着市场化对乡土社会的冲击，人情这种“无息贷款”因成本越来越高而难以维系。

　　问题的另一面是当前农村金融的有效供给不足。很多农民在应对婚丧嫁娶以及突发事件时往往资金不足，所以“高利贷”就大行其道，而很多农民借不起这个“高利贷”。在当前要解决农民在重大生活事件上的资金短缺问题，就是乡村金融的发展问题。只有符合乡土社会特征、实现商业可持续的小额贷款满足了农村金融需求之后，通过传统人情实现的这种高成本的“融资”方式才可能退出历史舞台。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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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工、雇工与人情

　　贾西稳

赶礼记账

　　“帮工”是传统小农社会中村民之间的互助形式，而打工经济兴盛以来，农民之间的人情交往开始弱化，人情交往方式也逐渐单一，传统的人情交往模式不能适应需要，村庄的流动性过大也增加了人情往来的风险，人情交往预期缩短，人们对人情的认识也发生变化，雇工的出现则顺应了这一过程。

　　在皖中农村调查中，我们发现村庄中大量出现“雇工”现象——农民在生产、生活中雇佣他人从事农业劳动。这大约是在2000年左右伴随着农民外出打工、农田“抛荒”等出现的。由于农业生产已经不是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大量青壮年农民外出务工，农业生产中出现不均衡的劳动力缺口，雇工就在这种背景下产生并日益规范化。李庄村最时兴的是“雇人”插秧，种粮大户或者没有青壮年劳力的家庭都必须雇工插秧才能完成正常的农业生产。而在此之前，村庄内部普遍存在的是互助性“换工”与“帮工”。这种“帮工”形式多发生在“近份”亲之间。村庄中存在稳定的交往预期，无论是“帮工”还是“换工”都能完成持续的社会交换过程。由于建房等工作必须依靠密集的劳动力才能完成，村民之间互助性帮工必然产生，人们之间的人情交往以先予劳动力为载体完成交换过程。

　　朱庭新老人的大儿子在北京修地铁，二儿子和三儿子在上海打工，朱庭新和老伴在家耕种9亩稻田，由于农时误不得，老俩口因此每年都雇人插秧。雇人插秧的劳动力价格是每亩100元，他们一般首先找到中间人，由中间人安排雇工插秧，从事雇工劳动的也多是当地农民，他们有的无田产，有的田产太少，有的是因为插秧用水期较晚而有空闲劳动力，这些雇工和雇主间大多不相熟。一般中间人也不会安排雇工给自己的熟人插秧，但调查中也发现熟人之间雇工的存在。有意思的是，朱庭新不再愿意像以前那样请近份亲来帮忙插秧，或者和别人“换工”，因为近份亲大多要外出打工，即使不外出打工而到县城做工一天也能拿到几十块钱，他觉得请近份亲帮忙插秧，“会耽误人家挣钱”。其次这些近份亲也不愿意来帮忙，“100块钱的雇工费收不收都很为难”，于是使得老人家更愿意掏钱雇工，100元给后一切“省事了事”，不用“欠人情，也不用张罗招待”。

　　这种由“帮工”到“雇工”的人情交往的变化，其实是村庄性质发生变化的一个具体体现。“帮工”是传统小农社会中村民之间的互助形式，它以预期性强的劳力交换为基础，而村庄本身的强稳定性也固化了这种人情交往方式，村民之间可以通过帮工的方式实现人情互换。打工经济兴盛以来，农民之间的人情交往开始弱化，人情交往方式也逐渐单一，传统的人情交往模式不能适应需要，村庄的流动性过大也增加了人情往来的风险，人情交往预期缩短，人们对人情的认识也发生变化，雇工的出现则顺应了这一过程。

　　雇工其实是给村庄内部的劳动力定价，是资本衡量村民之间社会关系的开始，得到了李庄村大多数村民认同。它降低了村民的人情生活强度，村民甚至大多不会再请求近亲邻帮忙从事插秧等农业生产劳动。人情交往的模式主要以“人情钱”的形式表现出来，钱越多说明人情越大，反之则小。“礼金”成为衡量人情的唯一标准，市场逻辑逐渐植入人情交往中。有学者将人情分为“日常性人情”和“仪式性人情”，并认为“当人们越来越考虑人情中的机会成本时，人情就越发淡化，人们的来往就越来越稀少”。而雇工现象正体现了“日常性人情”的淡化，并且为人情变化作了一个注释，人情的内容越发转向金钱。同时，人情也由最初更强调互助转化为更强调自利。可以说，从帮工到雇工，是市场逻辑消解熟人社会人情逻辑的结果。

　　雇工的出现使农村传统人情陷入了困境，人们越来越理性算计——农民说“人情薄了，金钱重了”。帮工和换工正在消失，互助逐渐没有了市场，也没有了正当性，熟人社会越发陌生化，人情交换的社会基础也在逐渐消逝。

　　(作者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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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外农村的赶礼与人情

　　袁明宝

　　

赶礼宴席

　　关外农村人情圈范围非常广泛，赶礼圈子不是选择性地局限于一定人群，而是无选择地覆盖到整个村庄，同时又扩散到有姻亲关系的亲属。在这一村庄秩序下，村民赶礼、走人情就不会单独地脱离出来。

　　在关外村庄调查时，经常听到村民提及赶礼。赶礼就是村民之间的人情往来，普通村民平均一年要赶二十几场的礼，比如红白喜事、建新房子等，村民都要去赶礼。对岔沟村村民来说，村子里总共260多户人家，一户一般要赶至少200户的礼。当地村民一般家庭的年收入可以达到2万—3万元左右，用于赶礼的支出则达到1万元之多，赶礼的费用成为家庭开支的重中之重。赶礼已经成为村民日常生活中固定的一项任务，有村民说“现在除了种地、打工就是赶礼”。赶礼成为村民额外的一个职业——至少有职业化趋势;同时，赶礼也成为村庄中蔚为壮观的集体事件。

　　赶礼不只成为村民日常生活消费开支上的要目，而且在村民的生活空间和时间上也占据了主体性地位。它表面上呈现出村民之间的礼尚往来，其实凸现的是村民间人情交往，用当地村民的话来说就是“人情往份”。赶礼、人情能在这里成为生活规范，原因在于关外农村的移民历史。不长的村庄历史建构不起牢固的村民间关联纽带，村庄里没有厚重的关系体系可以依赖，宗族、小亲族、户族等认同与行动单位在这里都没有稳固的基石。在这样的条件下，关外农村自发酝酿出符合当地民情的规范体系：村民要想在村庄中获得生活的意义和价值，就需要自己建构关系网络，积攒新的社会资本。而赶礼、人情就是这样一种手段，通过彼此之间的赶礼就有了礼尚往来，有了村民之间相互帮助的基础，只要有人情在里面，村民在村庄生活中就不会显得孤独或者无意义。

　　相对于有些地方，我们所调查的岔沟村的赶礼还不是最重的，因为这里赶礼只有不多的几件事必须办。而在湖北、山东等地，像生小孩、考大学、过生日等都要去赶礼。岔沟村虽然没有这种整齐划一的要求，赶礼仍然成为村民生活中的最大负担，原因在哪呢?通过进一步的调查我们发现，这里的赶礼实质上是没有选择的：只要有村民办事情，其他村民基本上都要去赶礼。

　　岔沟村村民对于赶礼都有自己的安排，而且村庄中也有明确的关于赶礼约定俗成的分类，如小礼、中礼、大礼，平常礼、中礼、重礼。村民对赶礼的这种划分是根据亲疏远近、关系好坏来判断的。因此，亲戚、邻居、普通村民都有了等级划分。一般来说，自家关系亲、距离近的亲戚都是要赶重礼的;对于关系较远、距离也较远的亲戚或者是邻里乡亲就要赶中礼;而对于村里有普通关系的村民就可以赶平常礼，就是用最基本的礼金作为维持情感的底线。有了这种分类和区分，村民们赶礼就有了一个大致框架。这就造成了村庄中人情圈的广泛性——基本可以覆盖整个村庄。这么大的一个圈子对普通村民来说确实成了很大负担。

　　人情圈的扩大不仅表现在村民普通关系之间，也表现在亲属关系中。岔沟村村民基本上每家都有几份礼单，记录了自家办事时来赶礼的村民姓名和礼金数。从礼单上可以看出礼金数额差异：亲戚礼金最多，少则几百多则上千元;其余基本是平常礼，50元、100元不等。对礼单上的亲戚礼进行细化还会发现，来主家赶礼的亲戚范围也特别广，不只是男方一边亲戚，如男方兄弟姐妹等以男性为中心的血亲网络;另一方面，主家女方亲属也要来赶礼，即有姻亲关系的亲戚。这样，主家如果要办事情就会出现两个亲属网，一个是以男方为中心的有血缘关系的亲戚，一个是以女方为中心的血缘关系网络的亲戚，这对男方来说就是有姻亲关系的亲戚。比如说主家要去赶兄弟媳妇那边有直系亲属关系的礼，这在很多地方是不存在的。因此关外农村赶礼中有两个亲属圈同时存在，必然导致赶礼过程中亲戚礼的高份额，总体上提高了赶礼负担。

　　关外农村的赶礼是一种建构人际关系的有效手段，特别是在关外这种个体独立性很强的村庄区域，很少有别的手段把村民统合起来;村民寻求建立自己意义世界的努力正是在这种机制下得以实行的。正因为赶礼有如此重要的意义，它才成为村庄生活的主体之一，成为村民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甚至有村民借钱赶礼，有的还赶礼致贫。这就是赶礼所带来的强大压力，每个村民如不想被抛弃在这个人情圈外就必须赶礼，借以维系自己在村庄中的位置和生活意义。赶礼实质上已经内化为村民生活中约定俗成的规则，成为一个“潜规则”。每个人都要遵守这个规则才能把人情延续下去，保证自己家庭在村庄中得到村民的认同和信任。

　　关外农村人情圈范围非常广泛，赶礼圈子不是选择性地局限于一定人群，而是无选择地覆盖到整个村庄，同时又扩散到有姻亲关系的亲属。在这一村庄秩序下，村民赶礼、走人情就不会单独地脱离出来，只要生活在村庄，就永远走不出去这一“迷魂阵”。另外，通过这里的赶礼与人情可以很好地探讨关外农村亲属制度是一种怎样的运作逻辑。

　　(作者单位：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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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2009-11-5 来源链接：http://sspress.cass.cn/newspaper/

马知遥

　关外农村的赶礼是一种建构人际关系的有效手段，特别是在关外这种个体独立性很强的村庄区域，很少有别的手段把村民统合起来;村民寻求建立自己意义世界的努力正是在这种机制下得以实行的。正因为赶礼有如此重要的意义，它才成为村庄生活的主体之一，成为村民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甚至有村民借钱赶礼，有的还赶礼致贫。这就是赶礼所带来的强大压力，每个村民如不想被抛弃在这个人情圈外就必须赶礼，借以维系自己在村庄中的位置和生活意义。赶礼实质上已经内化为村民生活中约定俗成的规则，成为一个“潜规则”。每个人都要遵守这个规则才能把人情延续下去，保证自己家庭在村庄中得到村民的认同和信任。


不好评价其优劣？！不同的风俗在不同的地方总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同类声响

现在关里和关外是不是变成了历史的划分，好像没有人这么说了！

英古阿格

一方水土所致，也是时代产物。

同类声响

现在的这种礼俗开始走调了！

gaoyan541

人情世故啊，哪个时代都少不了

小猫咪

最近在湖北恩施搞的禁止乱整酒的行政制度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老百姓都很欢迎。这说明什么？

同类声响

引用:

原帖由 小猫咪 于 2012-3-20 13:15 发表
最近在湖北恩施搞的禁止乱整酒的行政制度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老百姓都很欢迎。这说明什么？

乱整酒是什么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