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与体育以及游戏、竞技
──关于民间“体育”的对话(2)
邓启耀 整理
邓圆也：从字面上看，体育似乎首先应该和身体有关系。体育运动员出场，举重、体操、田径、球类，第一印象就是运动员的身体：要么壮，要么高，要么健美，整整齐齐，和德智体的“体”很容易联系起来。但体育似乎又和身体没有直接的关系：棋类“运动员”出场，七高八低，有的形容枯槁，弱不禁风，怎么看都和“体育运动”不搭界。还有，当我见到“民间体育图片展”里那些随意散漫的游戏时，就在想它们和“体育”到底有什么关系。
邓启耀：我小学时参加过一次象棋比赛，不小心得了个冠军，拿到奖状一看是“运动会”的项目，悄悄郁闷了一阵，觉得那应该是种智力游戏。说“智”还可以，说“体”，怎么都不搭边。坐了一上午身体都没挪一下，还参加“体育运动会”得冠军了！
当然，从“身体”角度看这些民间体育，有和人体运动直接相关的活动，如蒙古族的赛马，朝鲜族的跷跷板，哈尼族的荡秋等；有和人体运动无直接关系的活动，如斗蟋蟀、斗鸡、斗牛等；有和体能没多大关系而和智能或博弈相关的活动，如棋类和牌类等；还有脱离身体接触的活动，比如网络游戏。脱离身体的活动和虚拟身体的行为，已经是现代人的某种生存状态。身体感的消解、隐藏和变形等问题，成为新的议论话题。脱离身体的现代网络游戏是一个值得专门研究的课题，我们暂时留到以后谈。现在我们先说回民间，说回身体。
邓圆也：身体观在人类学研究里面是比较有趣的一个部分。阎云翔的一本新作，名字超级无敌长我忘记了，讲婚嫁礼俗的也提到了身体观的认知问题。人永远不应该对自己的语言满足，语言不等于表达。表达有很多不需要依靠语言。在熟人社会圈，也许语言会得到更多的关注，但是在生人社会圈，身体会是首先被关注和进行判断的元素。身体是最容易被利用的东西。一个舞者可以利用身体来表述，一个诗人可以利用身体来忧伤，一个梦旅人可以利用身体来分化自我，一个黑客可以利用身体来隐藏，一个目击证人可以利用身体来保护，一个极权主义者可以利用身体来控制。。……
邓启耀：现代学者和艺术家拿“身体”说事的很多，关于个体身体（体验身体和医学身体）、社会身体、政治身体、消费身体甚至世界身体等分类角度，都可以和我们现在谈论的东西结合起来，如游戏之于个体身体（体验身体），竞技之于社会身体，体育之于政治身体等等。民俗学人类学家也有一些关于“身体民俗学”、“身体人类学”这样的专门研究（如北爱尔兰学者约翰。布莱金的《身体人类学》；2003年在柏林以“地点。工作。身体：现代欧洲的民俗志”为主题召开的第34届德国民俗学大会，也有多篇论文从象征体系等方面谈及身体[1]）。“游戏”作为“体育”前的行为，影响到现实中的许多方面，反观了人类许多社会文化现象。当游戏中对于输赢、胜负、名誉、利益等的追逐强化为角逐的时候，游戏也就变成了竞技；如果人们把竞技变成对抗，并放到国家民族的高度，将其上升为国家精神象征的时候，竞技可能会演变成一场模拟的战争。而竞技性对抗性“体育”的“身体”也就变成了学者们说的社会身体、政治身体等。
体育首先和“身体”有关，但这些“运动”似乎说明“体育”不完全是以“身体”来界定的。无论从个体还是群体来说，人类的游戏、竞技、体育等并非仅仅是与“身”（身体）相随的偶发戏闹和比试，而是也与“心”相随，与人生相随，与文化和社会相随的复合行为，附着上了种种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的色彩。所以，我们的话题，不仅涉及“身体”，也涉及心理、文化和社会。人类学对此现象有一些很好的解释文本，比如格尔兹在《文化的解释》一书中关于斗鸡的分析。
郭淑娟：格尔兹借用了边沁的“深层游戏（deep play）”概念，讨论巴厘岛的斗鸡，将研究引向入巴厘岛的社会秩序和文化心态层面。他认为斗鸡“作为一种流行的消耗力量的使人着迷的游戏，至少与著名的现象同样重要”，因为“它可以展示出一个巴厘人实际上是什么样的”[2]。巴厘岛斗鸡表面是金钱赌赛，事实上是对地位的暂时和公开的冒险。这种游戏的趣味和深度就来自这种结局的难以预测性，以及与金钱以及社会声望的利害相关。在格尔兹的解释中，斗鸡是对社会关系的戏剧化过程，是当地人对其生活的表达方式。在巴厘乡村，大多数斗鸡都是由乡村小商人在共同的目标之下联合起来组织和资助，斗鸡与贸易的渊源有几个世纪之久，因为斗鸡可以促使财富的流动，对贸易有益。
我的学位论文研究的是中国的斗蟋蟀。在斗蟋蟀玩家那里，蟋蟀可以根据斗性和出战的功绩来划分品级：王、帅、将、先锋等，优秀的蟋蟀可以为拥有者带来优厚的经济利益和圈内的荣誉，还会拥有自己的传记，彪炳虫类史册。蟋蟀复杂的品级制度和价值系统以及争斗比赛的规则程序，都是人类大量实践和互动的产物，我把这些实践称之为游戏。我的研究试图展示斗蟋活动中的人间世相，讨论人们在这样一种游戏中如何进行互动，如何产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权力结构。
邓启耀：很有意思的选题！格尔兹眼中的斗鸡不是一种游戏，郭淑娟眼中的斗蟋蟀也不是一种游戏，而是一种公共性的社交和博弈活动。所以，我们所知的游戏、竞技和民间体育，在某种程度上说，也常常是一种和财富、名望等联系在一起的社会性活动。
刘秀丽：它们有某种象征意义，有时候是一种权力和身份的象征。。……
郭淑娟：事实上游戏从来没有超脱人世，游戏的目的、游戏的准入、游戏规则的制定、人们在游戏中扮演的角色和得到的收获，都离不开既有的社会现实。
刘秀丽：格尔兹向我们展示了“深描”的真谛：看似一种无关紧要的简单游戏，在他眼中却发现了更为深层的社会心理、人际关系以及伦理道德、禁忌等等各个层面的文化含义。解释人类学的确扩展了民族志的书写范畴，但是否存在过度解释的弊端？
兰维：现在还没有一种包括所有游戏和竞技的分类和解释。不过，这种分类真的存在吗？抑或这分类本身就不存在，另外的角度在哪里呢，分类和解释是必须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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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见周星主编：《民俗学的历史、理论与方法》897－90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2] 格尔茨：《文化的解释》，韩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99，第490页。
2008年02月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