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一的冲突理论：产生的前提和发展的前景
В.А.谢苗诺夫
潘鸿雁 译
研究社会科学中的冲突学的发展历史表明，对被研究客体的理论解释过程本身，显然是具有一定的规律性，呈现出研究方法上的彼此竞争，有时是相互排斥的情形。在某些最具代表性的情景下，因其研究方法表现出的一种本质性的发展趋势特点及冲突现象研究的理论模式问题，这种局面会合理地中止。
20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是现代冲突学的形成时期。冲突的积极作用得到了明确：冲突是社会进步的源泉，促进了社会结构、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的现代化;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冲突对于社会群体、社会制度和整个社会系统的运行起到了稳定性的作用。当然，冲突学的一种研究偏好是去控制和解决具体的冲突问题。在随后的1980-1990年间，解决和预防冲突问题就成了冲突学研究的核心问题。
与此同时，在以上述问题为主题的专业文学作品中，经常存在因缺乏不断发展的、能够满足具有不同学术目标的研究者的需求的冲突理论而引起的某种不适。
对于大多数研究者来说，对于冲突作用想当然的理解，是导致对建立统一的冲突理论的兴趣减弱的原因之一。的确，冲突是什么?冲突实质上就是碰撞和斗争。这就是一种想当然的理解。从这个定义出发，我们常常会得出另一个想当然的结论，即冲突的本性是破坏性的。而和平与和谐被赋予崇高的价值，对和平与和谐的追求也就成为社会政治活动的主要目标。类似的对冲突的否定性的定位，不可避免地会导致人们的研究兴趣发生不合理的转向，转而研究对冲突的解决、控制和预防等。毫无疑问，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也是必要和重要的，但只有在已发展的统一的冲突理论的指导下，研究才可能会更加富有成效，更加具有创新性。
相互冲突的冲突模式，一方面，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看清每一种模式发展的可能性及存在的缺点，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我们形成这样的认识：必须深入完善和探索能够相互调适的理论方法。
对冲突作用的认识是在功能主义(代表有斯宾塞、帕森斯、默顿、穆尔、齐美尔、科塞等)的框架内形成的，这就不能不带有一种批判的态度。以达伦多夫的观点为例，他区分了两种研究社会结构问题的方法论立场：一种是均衡的，一种是冲突的。均衡论的代表是结构功能主义，作为一种研究立场它遭到了否定，并引起大量的指责和批评。达伦多夫认为，对于解释社会学问题来说，“社会冲突模式同社会均衡模式一样，都是必要的。依照哲学的分析观点，人类社会对于同样的社会现实总是具有两副面孔：一副是稳定的、和谐的、整合的，另一副是变化的、冲突的、强制的。”补充一下，“从哲学的观点来看，很难看出社会模式是怎样的，它们既不属于均衡类型，也不属于冲突类型。”[ii]冲突模式实质上是一种开放社会的模式。
在达伦多夫看来，冲突并不总是控制与被控制的。存在于国内战争、议会的辩论、罢工、同盟歇业及国际谈判中的分歧也是显而易见的。在介绍了自己的社会冲突模式后，达伦多夫还提供了研究模式的方法，其中包含了变迁、冲突和强制的思想。根据他所提出的观点，社会维持在一起“不是通过协商的方式，而是借助于强制手段;不是通过大体上达成一致的方式，而是通过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控制实现。”[iii]在社会冲突模式中适当地提到，什么样的“稀缺资源在特定的条件下是被控制的，而不是普遍存在的;是凭借力量获得的，而不是普遍拥有的”。[iv]同样地，“可以这样认为，冲突加快了社会变迁的步伐，控制又加剧了冲突…在形式主义的思想里，在社会冲突中，总是包含了强制的话语”。[v]
达伦多夫倾向于把冲突看作是一种综合的社会现象，是任何社会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甚至科塞也在他的《冲突的社会功能》一书中，得出这样的结论：冲突不仅具有反功能，也具有正功能。他没有摒弃功能主义立场，因为这个原因，在社会学的这个问题上他无论如何也不愿意承认最后的话语权。他认为，应当合理地区分社会学理论与社会功能主义系统模式，应当探索新的着眼点。
总体上来说，19-20世纪的绝大多数社会学概念都充斥着这样的字眼：冲突-适应、紧张-稳定、冲突-协商、偏执-宽容、震荡-和谐等。
某些学者(如柯林斯)将冲突理论理解成像是一种社会学的分层理论或者是社会学的组织理论。柯林斯把“冲突的分层理论和组织理论”看作是理论交流的成功基础，不少已发展起来的涉及到社会流动、财富与资源分配等问题的知识领域，都需要进行理论交流。
Дж. Бертон 和Д. Сэндол记述了20世纪60年代行为研究领域所取得的基础性进展，包括生物学研究。上述进展表明关于冲突的研究趋于达成某种一致，这促进了分析和解决冲突问题的方法的产生。与之相联系，在国际关系的研究理论中，不再把权力理解成冲突的源头。人类天生就具有侵略性，正是在这一认识框架内确定了人类行为的唯一模式。制度的建立就是对由富有侵略性的人组成的难以驾驭的世界进行有效控制。常常会出现这样的局面：尽管国家政权借助于大规模的暴力手段来控制人们、建立秩序，但人们总是在不断地寻找机会无视政权，甚至做他们认为是需要做的事。这就带来了一些基本问题：“为什么恐吓不能够承担维护秩序的功能?用什么保障政权的有效性?为了提防擅自行动的人们需要做些什么?” “解决冲突”这个概念就证明了这一进程。要回答上述问题，就需要做出假设：冲突起源于人们的需求无法得到满足，而人们为了满足需求随时准备做一切事。还需假定：人们的需求可以在社会系统里得到满足。[vi]
Дж. Бертон 和 Д. Сэндол所倡导的立场具有批判性。Кевин Аврух 和 Петер Блэк对已提出的一些基本观点的概念发起攻击，并不仅仅局限于指出在对一些原则性问题的解释上存在分歧。他们申明，在已提出的解决冲突的立场中，没有发现任何革命的东西。他们认为，这种立场，确切地说，表现出了对19世纪末研究人类行为立场的回归。Аврух 和 Блэк甚至向那些认为诸如人类需求这样的东西是不存在的人类学者和社会学者呼吁，要坚信：人类学和社会学在一些问题上发挥着特殊的、关键性的作用，如检验冲突学的发展前景和有效性等。[vii]
在行为科学研究中出现的这种情形，其特点是按照不同知识领域来划分。人类的行为是从生物学、人类学及社会学的角度来解释的，这给人的感觉是：人类行为研究具有不同的学科来源：心理学、生物学、文化学等。考虑到这点，在行为科学的发展中就需要有某种概念，能够加强其研究方法的整体性。
上文已经提到，就社会冲突问题而言，达伦多夫对社会功能主义持批判的态度。他认为，心理学对解决社会冲突的努力变成了自我对立，也就是说反而加剧了冲突。[viii]
与此同时，没有任何一种立场能够担当起全面而详细地解释冲突和解决冲突的责任，而且也没有任何一种尝试能够对已提出的问题进行完整而有意义地解释。
围绕研究这些问题，统一的冲突理论开始确立和发展起来，这种局面引来了相互冲突的评价。比如Е.И.Степанов认为，“无论如何不赞同某些学者所提出的论断，即本国的冲突学还没有形成大家都可以接受的统一的理论”。[ix]下列立场和和认识可以说是被普遍接受，而且有利于促进本国冲突学，甚至是现代冲突学的方法论和一般理论的形成：
冲突是任何社会系统中存在的一种正常现象;
社会冲突被看作是一定阶段需要现实解决的一种社会矛盾;
任何一种社会冲突不单单会引发矛盾，还会被社会主体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意识到及做出评价;
社会冲突被认为是一种积极的矛盾，是自我认定的主体所做出的反抗;
社会冲突被认为可以解决社会矛盾，相应地，冲突学也被看作是解决社会矛盾的理论。[x]
Е.И.Степанов把自己的研究方法界定为是对行为主体的研究，它是有效分析冲突学的方法论、概念和技术问题的一般方法论基础。[xi]
遗憾的是，完全赞同其观点中所表现出来的乐观主义也是不可能的。[xii]
需要指出的是，除了行为主体的研究方法(很大程度上是在心理学领域发展起来的)外，在俄罗斯还发展起了行为组织的研究方法[xiii]和结构行为的研究方法[xiv]，包括了冲突的组织结构成分及冲突的主体构成。
行为主体的研究方法，首先是作为研究人类意识和个性发展的基础方法，不过，根据一些研究者的发现，这类方法在心理学研究领域遇到了很大的困难。В.В.Давыдова认为，这些困难的产生是与缺乏充分开展和详细描述行为的心理学理论有关。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形成对行为结构的准确认识;缺乏对方法的统一理解，本可以借助于这些方法开展对行为的积极有效的研究。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在运用行为主体方法研究冲突的过程中，还存在一些基础性的困难。[xv]
举例来说，试图建立冲突模式的过程代表了在社会科学的冲突学框架内发生的一系列研究进程，我们是这一进程的直接的历史见证者。首先，上述冲突见证了冲突学制度化水平的提高，冲突学在俄罗斯已成为社会科学的专业研究领域。上述情况同时也要求相应地考虑学校、流派及学术团体的竞争因素，以及方法论的目标和定位。第二，方法论的多元化问题以及运用不同方法研究社会现象的学者们之间的学术交流的质量问题，也是客观存在。研究冲突模式中的每一种具体情景、其理论的发展趋势、局限性，以及为了提高理论的解释力而进行的理论拓展的可能性，这些都可能是向真理迈进及丰富我们感兴趣的知识的唯一路径。用不同语言研究冲突的学术团队的出现，一方面令人感到欣慰，另一方面也产生了一些问题，如他们只希望“培育自己喜欢的小苗” 。最后，模式的解释能力、基础工具的运用水平、对不断产生的新问题的应答能力(这些新问题是与分析各种我们感兴趣课题现象的需求相联系的)，当然，还包括已获得研究成果的专业化学术团体的发展程度等，都将是检验冲突模式是否具有生命力的重要标准。
现代冲突学不符合学术理论提出的要求，这是激发我们研究统一的冲突理论的主要原因。现代冲突学被划分成许多不同的领域(政治的、经济的、法律的，等等)，它们除了具有共同的名称外，彼此之间互不联系;现代冲突学也不具有综合的准则、清晰的研究范畴和专业化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它的结论都是思辨的，而且很多都没有什么意义。现代冲突学把自己封闭在对谈判及其手段的研究上，对这类行为的研究没有使其获得真正的理论创新。现代冲突学忽略了社会心理学的一些概念术语，如Ф. Хайдера的认识平衡理论、 Л. Фестингера的认识不平衡理论，以及Ф. Харари的结构不平衡理论中都运用自己的专业术语来分析冲突;现代冲突学还忽视了这些理论的转向，即它们趋于走向统一的“社会网络分析”。最后，现代冲突学不仅没有重视结论的数学技术的革新，也忽视了大多数已运用的方法及设计和分析冲突的计算机程序的改进，还忽视了关于游戏与变迁的古典理论、К. Хайпеля和他的学术团队的冲突分析理论、Н. Ховарда和他的助手的拟剧论等。[xvi]
统一的冲突理论(ЕТК)代表了分析和解决冲突的理论发展趋势，它是在本世纪初在圣彼得堡学者В. А. Светловым的推动下迅猛发展的。[xvii]
统一的冲突理论的数学基础来源于一些理论的概念、方法和原理，这些理论对于建立和分析冲突模式是必要的。首先，是概率论、逻辑理论以及上述提到的游戏理论等的概念、方法和原理。对统一的冲突理论运用范围的拓展，也就是对其数学基础的拓展。
综合的冲突模式构成了统一的冲突理论的理论基础，它概括了各种各样的非逻辑矛盾的冲突概念，以及许多关于冲突的性质、协作与对抗的矛盾属性的原理。把综合的冲突模式同数学基础结合起来，就产生了统一的冲突理论，即统一的冲突理论=数学基础+综合的冲突模式。
与其研究的目标相适应，统一的冲突理论允许选择和建立必要的冲突研究模式，并借助于这一模式，来解释和评价其结构的、网络的、发展的特性，以及冲突产生、发展和解决的其他特性。在这一阶段，统一的冲突理论的主要功能在于：为研究者提供积极有效的帮助，无论是在构建冲突模式方面，还是在评价模式的发展、阐明模式的解释和预言能力、制定解决冲突的策略，以及用事实检验所获得的理论结论等方面。
同现有的冲突学观点的重要不同之一是，统一的冲突理论认为应当创新和运用许多所谓综合冲突模式的理论论断，并把冲突界定为一种综合的发展机制，会不定期地转变其发展系统：从协作的轨道转向对抗的轨道，然后再周而复始，这是该模式的核心，保证了所有了关于冲突性质，协作和对抗的矛盾属性的理论论断的综合统一。而必然发生不定期转变的原因在于：无论是协作还是对抗，都不可能保证系统持久稳定的发展。此外，它们自身也是不可能互相转换的。冲突天然地承担了社会触发器的功能。
在现代国内和国外的冲突学研究中，冲突被看作是公式化的东西，是冲突主体之间的不同目标、利益、观点、思想等的相互碰撞，或者是解决矛盾的最极端的方式。不难发现，这两种界定从逻辑上和理论上来说，都是不确切的。第一，“碰撞”的特征是不显著(是无法识别的)，因为其特性既可以是冲突的，也可以是非冲突的。正如А. А. Богданов所指出的，没有碰撞就不可能有任何形式的相互作用。第二，如果说冲突是对各种非逻辑矛盾的概括，那么它就不可能是对有意义的矛盾的发展和解决。冲突的结束，就是对原有冲突的解决，也就是说，从对抗的状态转向了非冲突的状态。类似的界定不确切的共同原因就在于公开或者不公开地把冲突和对抗混为一谈，从综合的冲突模式的角度来说这就犯了一个非常草率的逻辑和理论错误。
统一的冲突理论证实，冲突存在的显著特征是系统中产生了积极因素的自我压制，换而言之，如果系统中的积极因素具有自我压制的特点，那么系统就是冲突的系统。系统冲突的程度与自我压制的程度是成比例的，这种自我压制会带来一系列变化：对行为的必要的校正(使冲突稳定化)、制止或完全阻止发展(冲突-封锁)、系统转向另一个极端，直到完全自我消灭(冲突-灾难)。
统一的冲突理论坚信，如果任何行为能够加强系统固有的积极性，则系统是非冲突的。
自我支持的结果发生在系统内具有两种对立的状态下：协作和对抗。在协作的状态下，系统内所有的要素彼此形成积极的关联，构成同质的一极。而在对抗状态下，系统内的所有要素被分成两大同质体，形成彼此敌对的两级。正如所示，协作与对抗是极其稳固的状态，尽管它们会引导系统发生不同的变化。
协作的规则证明，协作系统的所有要素同时会要么繁荣，要么衰落。显然，由于不同的原因它们或早或晚会失去稳定性并出现冲突，即系统内显现出自我压制，但无论哪一种趋势都不可能长久地持续下去。
对抗的规则表明，对抗系统内的所有要素被划分成敌对的两极，它们当中只有一极是繁荣的，而另一极必定是衰落的。这甚至可以解释，为什么对抗系统或早或晚会遇到自我压制的结果，即会产生冲突，其中的一极将直接或间接地消失了，系统自然也就失去了稳定性。
尽管存在分歧，但协作系统和对抗系统之间是无冲突的，因为它们的各要素形成了这样的关联，即加强了系统内固有的积极性。冲突系统和非冲突系统之间的原则性的分歧在于，系统是否具有自我压制或者是自我支持的结果。
毋庸置疑，统一的冲突理论的优势之一就是它的综合性特点。综合的冲突模式概括和统一了所有著名的分析和解决冲突的理论、平衡和不平衡的理论以及非逻辑对抗的概念等。此外，它还赋予所有这些理论以方法论和逻辑上的创新，如果没有这一点，那些理论还只是些不成功的猜想和经验主义的研究方法。
作者简介：В.А.谢苗诺夫：俄罗斯圣彼得堡西北公共学院政治学教研室教授，社会学博士
译者简介：潘鸿雁(1972—)：上海行政学院社会学教研部副教授，社会学博士
达伦多夫：《走出乌托邦》，莫斯科：普拉格斯出版社，2002，358页
[ii] 同上，358页
[iii] 同上，357页
[iv] 同上
[v] 同上
[vi] 约翰.波顿和丹尼斯.夏冬：《一般理论：解决冲突的基础》，《谈判》(J)，1986.2(4).p.333-344
[vii] 阿瑞奇.卡文和彼得.布莱克：《解决冲突的一般理论：一种批判性的分析》，《谈判》(J)，1987.2(1).p.87-100
[viii] 达伦多夫：《走出乌托邦》，363页
[ix] 斯捷潘：《方法论指导下的冲突学中的现实问题研究》//《现代冲突学：促进世界民主、文化发展与和谐的路径与手段》，圣彼得堡：科学出版社，2004，16页
[x] 同上，16-19页
[xi] 同上，17页
[xii] 对上述观点的批判分析参见此书：谢苗诺夫：《冲突学：历史、理论与方法论》，圣彼得堡：圣彼得堡西北公共行政学院出版社，2008，184-190页
[xiii] 希德拉维斯基. Г.П：《优秀成果》，莫斯科：文化政治学校出版社，1995，115-142页
[xiv] 扎依采夫. А.К：《社会冲突》，莫斯科：学术界出版社，2000，65-66页
[xv] 达维多夫.В.В：《新教育思维中的教育保障》//《新教育思维》，А.В.彼得罗夫，莫斯科，1990，87页
[xvi] 下列作品中包含了对建立统一的社会冲突理论的必要性、前提条件及基础的理论方法论的分析，如谢苗诺夫的《冲突现象》，圣彼得堡：矿业出版社，2005;谢苗诺夫的《冲突学：历史、理论与方法论》，圣彼得堡：圣彼得堡西北公共行政学院出版社，2008;杜林和谢苗诺夫的《作为社会矛盾的冲突》，哈巴罗夫斯克：国立远东大学出版社，2008
[xvii] 斯维德洛夫В. А.：《冲突分析》，圣彼得堡：萌芽出版社，2001;斯维德洛夫В. А：《控制冲突》，圣彼得堡：萌芽出版社，2003;斯维德洛夫В. А：《建立统一的分析和解决冲突的理论》，莫斯科：立波拉卡姆出版社，2009
文章链接：
社会学视野http://www.sociologyol.org/yanji ... 009-09-19/8739.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