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谣俗蠡测·
十一
刘三姐乃歌圩风俗之“女儿”[1]
钟敬文
前代若干刘三姐传说之记述者，皆云刘三姐乃南方少数民族之喜爱唱歌及歌圩[2]之创始人，认为关于彼女之传说，乃一种真实之人物传记。解放前有些学者基本赞同此说。近年来部分研究者虽有较明达之见解，然缺乏详尽之论证，因此，问题尚未比较充分阐明。吾人今日实有给以稍加辩明之必要。
认刘三姐为广西一带地区唱歌风俗始祖之说法，其由来颇久。明末清初文人学者之著述中，曾经一再涉及。《广东新语》之著者云：“新兴女子有三妹者，相传为始造歌之人。”
又如《峒溪纤志》之著者云：“诸溪峒初不知歌，善歌自三妹始也。”此后，私人著作，地方志书，多有沿袭此说者。盖本为民间口头传述，并非记录者之臆造也。
当代著述，亦尚有记及此说者。如关于歌圩之起源，广西各地虽有各种不同说法，然谓其创始于刘三姐之善歌与倡导之说，仍占相当大势力，如蓝鸿恩《歌圩》中举述四种来源说法，其最后一种即云：“壮族古代有一歌仙刘三姐，发明山歌，众往学之，人多聚成圩市，因此，就有‘歌圩’。”[3]在若干地方，刘三姐被尊为歌唱之神，对彼举行祀典。有些地区如上节所提及之贵县，唱歌之初与唱毕，要举行迎三姐、送三姐之仪式。又某地区，传说当地某著名歌者之出众才能，乃歌仙刘三姐神灵所授予。此种种情形观之，刘三姐为唱歌及歌圩之倡导者之说，今日民间固仍甚流传也。
再观全国解放前学者对历史上果否真有刘三姐其人，歌圩风俗果否真为彼女所倡导等问题，究持何种看法？关于此点，吾人且先举《岭表纪蛮》著者刘锡蕃之意见以为例。彼于该书中称刘三姐为“蛮歌之鼻祖”，并引上文所述陆次云“蛮人之善歌始于此”之语。刘氏虽不赞同传说中之神话部分，却认为“刘三妹（姐）或许有其人”。彼申述其看法云：“与张（伟望）唱歌三日（知为敌手）相慕之甚，乃托言登山唱歌，因而相偕私奔。”又解释《浔州府志》所谓三姐化石后，其未婚夫往视之，亦化为石之情节云：“大约其未婚夫寻其未婚妻，以致失踪，所谓化为顽石，乃当时戏言嘲笑，久而讹为事实耳。”[4]此在神话、传说学上，乃一种《论衡》式之合理主义之解释，非近代科学神话学之理论也。又如《粤江流域人民史》著者徐松石，亦在其著作中，称“刘三姐乃两粤山歌之祖”[5]在引用古代文献及现代口头传说之后，感叹三姐以一女子而为两广民谣、粤讴、木鱼歌、龙舟歌、采茶歌之远祖，然其历史竟如此不明实为可惜。
如上文所提及，近年来，对刘三姐是否实有其人及歌圩是否为彼所创始等问题，在理论上有所进展。如蓝鸿恩认为：歌圩归功于刘三姐，乃后人对赛歌之作用发生兴趣，因考其根源，于头脑中出现歌仙形象，从而产生刘三姐之传说[6]。最近农学冠在《壮族歌圩之源流》一文中，对刘三姐倡始唱歌（又曰“传歌”）之传说，采取否定态度。彼认为一种社会流行之风俗，决不出于某人所组织或倡导，实乃由其深刻社会原因所产生者。彼又认为壮族歌圩发展到唐代，己臻完善，并已造就众多“刘三姐式”之民间歌手。刘三姐传歌之传说，其实，乃体现当日歌圩发展潮流之情形[7]。此种看法，大体可谓正确；惜论述未畅耳[8]。
记得２０年代未（１９２８），我草写《歌仙刘三妹故事》小文时，已明确指出刘三姐传说之产生，乃后人根据当地流行之唱歌风俗，加以想象（如化石情节），所造成者。文中虽然略引证粤俗好歌之文献，但对自己所提论点，并未作深入之探索与陈述。近年重检阅此传说之古代文献及现代记录，对此等问题，有进一步之了解与看法。１９７８年冬，在兰州民族文学学术讨论会上，作关于刘三姐传说之讲演时，对此等问题曾予以适当论述。今在此重新提起，然限于种种条件，亦只能作大体之论述而已。兹将我之意见分三点言之。
㈠社会风俗为集体创造之产物 每一社会中所流行之风俗、习惯，乃至其大部分制度、文物，大抵由该社会之民众，迫于共同之需要，凭借现实所能提供之条件（物质的、精神的）而创成。在流行过程中又不断受到广大群众之补充或修订，一世代又一世代，一地域又一地域，流传与扩布，直到原来之社会需要及所凭借之各种条件已经变迁、消失，此种社会文化产物亦逐渐或迅速成为一种“残余物”，或终沦于消亡。此乃其一般社会文化现象发生、发展之规律。而对此规律之发见与阐明，主要却为近代社会科学之功绩。在科学尚未发达，或虽发达而未能被其光耀之广大群众对传统风俗、习惯等往往不免采取一种“前科学”之解释，并世代沿袭之。彼等因为一方面对于周围存在之事实，产生寻源问底之历史要求，另一方面实际智力等又不能与要求相副，于是，产生一种空想或半空想之解释。彼等凭借局限之经验、知识与较少之推理能力等以解释某事物之起源。在此种思想活动中，幻想起极大作用。其结果即为各民族大量存在之“推原论的”神话、传说。刘三姐及其传歌之传说，乃此种解释传说之一个显例。此种传说，作为人民文艺创作看，固不失为一种有价值之作品，作为社会史、文化史及民族心理学等之科学研究资料看，亦有其相当价值。但作为风俗、习惯起源之科学的解释，则不足取也。
论此种思想产物之一种特点，乃将集体创造之社会事象之起源，归功于一二杰出人物。此种人物，可能为见于历史文献之有名人物，亦可能为民间杜撰之人物。我国古代风俗、习惯中之起源神话、传说，如寒食节禁火之推源于介子推之被焚；端午竞渡与吃粽于推源于屈原之溺水及保证彼能安全获得祭品；全国各地优秀之建筑物，皆被谓为鲁班之巧艺，……此类事例，俯拾即是。此等解释性传说，充分说明过去群众对社会文化事象（风俗、习惯等）作解释时，其所遵循思想途径与表现形式之一种共有特点。
此种特点，不仅过去民众惯用，我国古代历史家亦常用之以推断远古历史人物及事物。大家熟悉之古史人物如伏羲、黄帝等，皆被说成许多社会文物、制度之创制者；而许多文化事物如弓箭、农具，以及渔猎、耕种、养蚕、织布等生活技术，皆莫不各有其有名有姓之创始人物。我国此种神话、传说式之古史观，流行两三千年，一直到近代历史科学之知识发达后，方使之根本改变。刘三姐被当作南方歌圩风俗之创始人，乃此种传统的历史、文化解释法在风俗问题上之一种表现。
我国地域广阔，民族繁多，以汉族为首，各民族皆有唱歌风俗存在及流传，因而亦各有其关于唱歌起源之传说，如河南罗山地区汉族民众，说始传歌者为秦始皇时代之一女子（或云太白金星所变之老人），彼女可怜辛苦筑造长城之工役，因唱歌以消除其疲乏。后人遂沿袭成风[9]。又吴地汉人认张良为山歌创始人[10]。甘肃地方流传关于花儿（当地汉、回、藏等民族所喜唱之民歌）起源之故事，谓河州昔有一牧童，歌唱从道士所传授之花儿，见悦于一女子，两人遂结成伴侣。此种歌曲被传唱至今[11]。广西地区，壮族民间流行之唱歌起源传说，约有数种，故事中之主人公有名有姓者，如邕宁所传陆葛姐、周哥美郎之类[12]，多数虽无主人公姓名，但皆个人，并非集体。此正说明用刘三姐传歌以解释歌圩之起源，乃民众文化事物解释法之一种惯例。歌圩起源之科学的解释，不能以此为据也。然此种传说对歌圩起源问题之研究，亦并非全无用处，但看何运用之耳。
总之，从文化史之角度观之，广西等省少数民族喜欢唱歌及赛歌风俗，起初并非某个人所发起、创造；反之，乃居住其他地之民族，开始由为满足众人之生活需要，而集体创造之，又经过各时期民众之传袭、丰富及改变而成今日之状态者。此关于此种社会现象之科学的说明也。
㈡刘三姐为歌圩风俗之女儿 前人，乃至某些近人，谓刘三姐为至今尚广泛流行之壮族民族艺术节日歌坛之创始人，或“第一领袖”。其实恰好相反，彼女乃此艺术节日之女儿。彼之哀丽传说，乃此种民族风俗活动之倒影。歌圩产生之时代及其原因，前人与近人，已有种种说法（部分亦见上文所提及）。此种问题本身相当复杂，关联之处又颇多，须作比较深入之探索，方能充分阐明，此处暂不详论，仅拟简单一触及之。此种风俗之产生时代，恐当在较遥远之部落生活时期，并非如过去一般记录者所说，始于唐代或明代。至其产生原因，现在民间所说，除刘三姐故事外，尚有种种说法，如娱神说、择偶说、老歌手选女婿说、纪念殉情者说……此种种说法中，颇有值得注意研究者（如前两说）。总之，从一般社会学、文化史之观点看，社会风俗、习惯之形成，必由于特定社会生活之需要，其发展与衰颓，亦必与其社会生活密切相关。如歌圩此种源远流长、且广泛扩布之民族节日，其起源甚古，当时无疑作为一种社会文化机能而存在者。在流播过程中当有增益、修改，产生一定之变化状态。不管如何，歌圩在产生与流传过程中，必然与当地群众生活、文化及集体思想有极其密切之关系，并不断起各种现实作用（实际的或心理的）。此种风俗具有一定强度之生命力，从远古到现代，仍兀立于其地民众社会生活之原野中，如一株常绿不调之大树。
此种具有坚强之生命力之民间风俗，在其长期发展过程中必然将产生许多杰出之民间诗人、歌手，彼等之诗才、歌艺及种种逸事，必然要广受群众注意，因而在民间流传。当流传过程中，不断被喜爱诗才歌艺之群众，尤其是民间艺人，当作创作素材，加以剪裁、熔铸，逐渐使之成为一种传说，一种民间散文艺术作品。此种过程，往往跨越时代，江河长流。同时作品亦不断受到增益、改变。一般说，愈至后来，情节愈丰富，当然亦可能有情节脱落，甚至性质改变者。传至今日，形态繁复、流布广阔之刘三姐传说，极可能依据此种文化条件与创造过程所产生与发展者。传说中若干显著之景况、情节，如男女对唱、唱歌时之背景（山野间）、对唱往往连亘数昼夜、观者之众多以及上层阶级之敌视等，皆明显从现实唱歌风俗中所取材者也。在现代中国南部流行之民间传说中，如刘三姐一类之女歌唱家并不少见。仅就以盛产山歌著名之广东东江一带，其所传之民间女诗人、女歌手，除刘三姐（妹）外尚有山歌仙子张六满、捷才歌手黄小妹等[13]。彼等大抵皆沿如此途径中所产生传说中之女诗人与歌手也。在刘三姐传说流行之主要地区广西，亦不少此种传说，现在试举流传该自治区南部横县之四仙女赛歌传说为例，其故事略云：
“横县陶圩一带壮人极喜唱歌，因而以此著名。一日，天公想授彼等以唱歌本领，因 使四仙女下凡。仙女至其地后，发见彼等之唱歌才能。四个壮族青年即与彼女等对唱于山上。经四昼夜仙女等渐感不支。天公知之，即令返回天上。奈彼女等不甘服输，仍继续对唱，唱至第五夜，其歌声遂断绝。盖已化为四块石头矣。其山，后称四仙岭，至今尚有四仙女所化之石头在焉。”[14]
此传说情节，有与刘三姐故事差异之处，如女歌手共四人且为天公所派来人间者，又化石者仅为女歌手（刘三姐传说中间亦有如此说者）等；但基本情节，却极相似。倘非同一传说之歧传，即同一社会文化土壤上所生长之花卉也。彼表明在同一唱歌风俗中，必然会产生此类歌手故事。
总之，歌圩风俗与刘三姐及传说之关系依据传统之说法，后者（刘三姐）为母亲，前者（歌圩风俗）为女儿。但事实正相反，后者乃女儿，而前者却为母亲也。然则，前代学者之记载及现代某些学者所肯定者，实为倒果为因之说法。而此种说法，乃一种“前科学”之理论也。
㈢传说与历史事实问题 从一般情况说，民间传说，大抵为一种群众之文艺创作，虽然彼不能不取材于社会事实（往往并涉及某种自然现象）。我国民间实有恒河沙数之传说，在形成上自然有种种不同情况，但大略可分为三种：（1）幻想或想象成分较多或简直占压倒优势之作；（2）现实成分较多，幻想只限于局部者；（3）基本上依据“真人真事”作成者。第一种不必说，乃一种道地的文艺创作，即主要乃取材各种资料，由创作者以高度之想象结构而成者。即第三种（此于数量上恐属少数），除彼本身具有之“传奇性”以外，在社会流传过程中，不能不受种种不同身份、经历、趣味之传述者，特别特殊之故事讲述家或民间艺人之剪裁、陶炼、藻饰、改动，因而必然具有一定之“创作性”，与原有故事中之人物、事件不能再完全相同，甚至可能有相当大之差异。此种情况，从现代口头流传之若干古代历史名人传说中，固可以探知其消息；而现在吾人所知悉之某些人物、事件，在社会流传中所起种种变异事实，亦大足供参证也。
刘三姐传说之形成，究属上述三种中之何种，一时不易判断。属于第一、二种，当然有颇大可能性。即使属于第三种，即其始有如传说中所云之杰出民间女诗人、女歌手及其与某男子对歌，结果两不相下之真人真事；而其终变为石头之情节（此乃故事形态上相当重要之部分），已属于虚构。至其后，故事不断丰富，乃至某些基本情节之改变（如对歌者变为三秀才，收梢已无化石之事等），更无须多说矣。由此观之，刘三姐传说，实与韩凭妻、孟姜女、山伯英台、白蛇娘子及望夫石等我国著名传说，同属于取材广泛社会生活而经过一定虚构之民间口头创作。其历史性，乃广义的，并非狭义的也。 过去学者信任民间相传之说法，固属非是。对此种民间创作，企图探本寻源，究明刘三姐之确为真人真实之想法，毋论不可能实现，即使真正成功，意义并非甚大也。
[1] 此为论文《刘三姐传说试论》中的一节，原载《钟敬文民间文学论集》（上），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出版。另参见《刘三姐传说试论﹡绪言》，《新的驿程》，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年10月。
[2] 歌圩，为群众定期对唱民歌之一种民族节日，为广西境内甚流行。前人记述云：“四月间，乡村男女，指地为场，赛歌为戏，名曰歌圩。”（《龙州县志》“风俗”条）约略等于日本古代之歌垣、tiao歌会之类。
[3] 《歌圩》，原刊于一九六二年二十四日《南宁晚报》，此据广西壮族自治州群众文化资料编辑室编印《广西歌圩资料》所述。
[4] 《岭表纪蛮》第十八章《歌谣》，商务印书馆，一九三四年。
[5] 《粤江流域人民史》第二十六章《杂论·刘三姐出处》，中华书局，一九三九年。
[6] 《歌圩》，原刊于一九六二年二十四日《南宁晚报》，此据广西壮族自治州群众文化资料编辑室编印《广西歌圩资料》所述。
[7] 《广西民间文学丛刊》，一九八一年第一期，广西民间文学研究会。
[8] 在抗日战争期间，《广西特种部族歌谣集》（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１９４２），编著者陈志良在该书上册《歌谣之研究》第三章已说出比较明达之见解，大约谓该地人民对民族流行之唱歌风俗，推源思本，要个善歌者作开始人。刘三姐故事，就在此种情况下产生者。然陈氏亦未作较多之论述。
[9] 尚钺《歌谣的原始传说》（通讯），《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第七期。
[10] 《新刻姑苏花锦城赵盛兰山歌刻传》，此处据张亚雄编著《花儿集》第120页转引。
[11] 据《广西特种部族歌谣集》上册所述。
[12] 《多采的邕宁壮族歌圩》，《广西歌圩资料》，一九三六年。
[13] 《山歌故事》，《粤东客家山歌》，梅县民间文艺研究会（筹备），一九八一年。
[14] 《四仙女赛歌》，《壮族民间故事资料》第一集，壮族文学史编辑室，一九五九年。
(来源：钟敬文著：《谣俗蠡测──钟敬文民俗随笔》，
巴莫曲布嫫、康丽编选，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