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流感：最致命瘟疫的史诗
中新网 2009年05月12日 11:15 来源：文汇读书周报
假如全球性大流感再度来袭，我们该如何应对？《大流感——最致命瘟疫的史诗》(约翰·M·巴里著钟扬等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出版)一书中大流感指的是1918-1919年横扫世界的那次，作者多线索展开论述，展现了当年科学家在巨大压力下显示出的勇气或怯懦、信仰、价值观、研究态度和方法……
恐惧
在美国，战争的阴霾多少已经过去了，而流感仍在。
“即使发生过战争，”费城的苏珊娜·特纳回忆，“它不过是同我们擦肩而过，你知道……而另一方面……这恶性的疾病却正站在门外。”
人们害怕并且痛恨这一恶疾，这个突兀地站在他们之间的东西。他们愿意不惜任何代价去铲除它。北卡罗来纳州戈德勃罗市的佟克回忆:“我们甚至害怕呼吸，剧院都关门了，所以你见不到任何聚集的人群……每一步都战战兢兢，甚至连门都不敢出，不能和伙伴、同学、邻居一起玩，不得不呆在家中，处处小心。人们吓得不敢离开家半步，不敢和别人谈话，就像在说，别把气呼到我脸上，别看着我把气呼到我脸上……你根本不知道一天天下来谁会是死亡名单上的下一个……真恐怖，人们死得太快了。”
佟克的父亲开了一家商店，八个女店员已死了四个。“农民停止耕作，商人不再卖货，这个国家停止运转，屏息不动，每个人都在屏住呼吸。”他的叔叔本尼当时19岁，被征召入伍前一直与他同住，但本尼去布拉格堡基地报到时却被遣送回来了，因为军营不再征召任何新兵。佟克记得那时父母都不想让他进屋，“本尼，我们不知道该拿你怎么办。”他们说。他们还是让他进屋了。“我们怕得要死，真的，怕得要死。”
华盛顿的萨尔多说:“它使人们疏远……把你所有的社会生活都搅没了，没有社会生活，没有校园生活，没有教会生活，什么都没有了……它完全破坏了所有家庭和整个社会的生活。人们不敢亲吻别人，不敢与人共餐，不敢同人接触，因为那些都可能让人染上流感。它破坏了那些维系，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害怕的感觉萦绕着你，因为你会眼见身边的很多人死去，被死亡团团包围……每一天的拂晓时分你都不知道自己是否能活到日落西山。可能从早上开始到晚上睡觉这段时间内，所有家庭成员都死了——一家人无一幸免，而且这还不是偶然事件，邻近街区常有这事发生，这实在是一种可怕的体验。说它是瘟疫也无可厚非，它就是那样的……你被隔离了，你所陷入的状态，就是恐惧，它来势迅猛……从早上一睁开眼到晚上睡觉，你就一直生活在一种持续的恐怖氛围之中。”
亚利桑那州普雷斯科特市规定握手是违法的。在肯塔基州佩里郡的山里，那里的人要么依靠挖煤为生，要么在那块表层仅有十几厘米厚土壤的地面上种地糊口。那里的人辛勤劳作，家庭关系非常紧密，男人和女人都很耿直，会为了尊严和荣誉去杀人。红十字会分会主席求助时说:“在山上有数百名患者，我们却接触不到他们。”接触不到是因为该郡几乎没有公路；旱季里本还有河床可以代路，但当河床有水时就无法通行了。而且，人们不是因为食物短缺而被饿死，而是因为健康的人出于害怕而不敢靠近病人；在遭难的家里，死人躺在那儿没人管。”有人愿出100美元请医生出来看一个小时的病，医生也不愿来。
一位历史学家多年之后走访了马萨诸塞州诺伍德当年的幸存者。一位在1918年还是个报童的男子记得，经理“让我把钱放到桌上，喷了遍消毒水才拿起来”。另一名幸存者说:“没有什么客人来访，我们就自己呆着。”有人说:“一个警察，一个大块头的家伙……走到房子跟前，准备钉上一块白色的大告示牌，牌上用红字写着流感，他们把它钉到了门上。”这块告示牌令这家人被大家疏远了。还有幸存者说:“我走在街上，以手掩目不敢多看，门上挂着绸布的人家实在太多了。”另一个人说:“非常可怕，不仅害怕自己也可能病倒，还有看着周围的人死去时那种令人恐怖的感觉。”
科罗拉多州的莫纽门特和伊格纳西奥颁布的禁令远不止禁止所有的公共集会，还禁止顾客进出商店。商店仍然营业，但顾客必须在门口喊订单，然后在外边等商品。
一份美国红十字会内部报告总结道:“对流感的担心和恐慌，像中世纪黑死病的恐怖一样，普遍发生在全国许多地区。”
费城的遭遇是全国的缩影。在这个人口密集的城市里，斯塔尔驾车从家中到市中心，在长达20公里的路上却连第二辆车都没见到。世界的另一端正重复着相同的经历——死亡、恐惧、拒施援手，以及死一般的寂静。
新西兰威灵顿的霍利斯说:“我被派往亚伯史密斯街的一家急救医院，那是个礼堂……工作人员都是女性志愿者。”他们有60个床位。“我们那儿的死亡率真的是骇人听闻——差不多每天12个吧——不久，那些女志愿者就不辞而别，再不露面……某个工作日的下午两点，我站在威灵顿市中心，连个鬼影都看不到——没有电车来往、没有商店营业，路上只有一辆有篷货车，车一侧系着一块白布，上面印着一个巨大的红十字，用以充作救护车或灵车。那可真是一座死亡之城啊！”
这一幕天天上演，仿佛永无休止。
勇气
一战前，由韦尔奇引领的美国医学革命已经高奏凯歌。那场革命从根本上转变了美国医学，医学的教育、研究、技术以及执业都经由科学筛选而得以促进。
美国具备优秀科研能力的人始终就只有那么一点，他们彼此相识，并且几乎都与霍普金斯、洛克菲勒研究所、哈佛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密歇根大学或哥伦比亚大学或多或少有些渊源。这群人很少，包括第一代的改革者如韦尔奇、沃恩、西奥博尔德等。然后就是他们的第一批学生。要到下一代、再下一代人，真正的研究者的数量才开始大规模增加，遍布全美。
联结这些人的纽带并不是友谊。不过，这些人也认识到，无论彼此有些怎样的缺点，他们每个人都各有长处，非凡的长处。他们的工作非常出色，即使是个谬误也能让人们从中有新的发现、重要的发现、实质性的发现。
从疾病爆发的第一天起，所有这些科学家就开始在实验室中狂热地工作，没有一个人停下来。在只能孤注一掷的绝境下——这是他们所经历过的最为绝望的境况，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放低接受证据的标准，怀着希望，积极对待。正如德乌纳穆诺所说，人越感到绝望，就会有越多希冀。然而，无论研究活动有多狂热，他们仍然不会乱作一团，总是从基础扎实的假说开始展开。他们没有因为奎宁和伤寒疫苗对疟疾和伤寒有效就异想天开地希望它们能治愈流感，而去给流感患者服用奎宁或注射伤寒疫苗。
他们也认识到了自己的不足。他们已不再抱有幻想。尽管20世纪的前十几年他们还自信地认为，科学的成就即便有限，最后也会大获全胜。
但是，他们并未放弃。现在，这个科学兄弟会又开始了它的搜索，所花费的时间将出乎他们的意料。
迄今为止，每个实验室都在独立工作，相互之间很少沟通。研究者们不得不组织聚会，交流想法，分享实验技术，讨论尚未发表的发现或是那些有人认为不重要却有可能启发他人的东西。他们必须以某种方式凑在一起来取得对抗瘟疫的具体进展。他们必须从失败的碎砾中筛选成功的线索。
1918年10月30日，随着东海岸的流行病逐步减弱到可控制的程度，比格斯组织了一个由优秀科学家组成的流感委员会。
与沃恩不同的是，比格斯表现出的是愤懑，宣称他们的失败“反映了公共卫生管理工作及医学科学所存在的问题，正是这些问题导致我们落到今天这步田地”。他们眼看着大流感肆虐了数月，而公共卫生官员和科学家却毫无防范措施。“我们必须获取目前为止或自兹日起六个月内能得到的所有科学资料，不能坐以待毙”。
他下定决心要提出这个问题并且解决它。
但这并非易事。甚至在第一次会议时，他们就遇到了问题。他们对这种疾病近乎一无所知。他们甚至对疾病本质都无法达成共识。疾病的病理学机制是一团乱麻，症状也同样令人不解。
事已至此，科尔仍然还在揣度这种疾病到底是不是流感。
一名海军的科学家观察到，“在某些地方这种疾病的症状与鼠疫有相似之处”。
哈佛的一名研究人员则反驳了他们的观察结果:“这就是同一种古老的疾病，而且特性毫无变化。”
但它确实变了，一直在变，从患者能很快康复的温和型流感的病例变成了症状奇异的病例，那些症状从未在流感中出现过；从急性病毒性肺炎或成人呼吸窘迫综合征变成了继发性感染造成的细菌性肺炎。所有这些情况一直在出现。科尔在霍普金斯的导师巴克记录道:“不同地区的肺炎标本差别很大。德文斯的标本与巴尔的摩的全然不同，与其他几个军营的也不相同。不同地点的病理损伤差异很大。”
他们对疾病未能达成共识，便开始转而讨论可能的病原体。他们还是没有取得一致的看法，甚至连个推测性的结论都没有。研究者们已经发现菲佛的流感杆菌，这点没错，但科尔报告说，埃弗里发现洛克菲勒研究所内30%的健康人身上都有流感嗜血杆菌。这说明不了什么。由于流感流行，这种细菌现在随处可见，而在非疫情流行时期出现才算异常。此外，如他们所知，许多健康人的口中也会携带肺炎双球菌，但他们不会患上肺炎。在流感患者的肺内他们也发现了肺炎球菌、链球菌、葡萄球菌以及其他病原菌。
他们知之甚少，非常之少。他们所知的只是隔离会有效果。
但他们最后还是达成了共识。在采用何种方法、需要完成什么工作上取得了一致。只在这点上——事实上是在他们对此病多么无知这点上——达成了一致。
他们打算沿两条路线进行:一是探究疾病的流行病学，二是在实验室里追踪线索。两条战线上的第一个任务都是要拨开扑面而来的数据迷雾。
他们设计了精确的流行病学调查:将公共卫生措施和死亡率进行关联分析；在选定区域内进行缜密详尽的研究，比如隔绝出小块地区，便于他们了解每个流感患者发病前72小时的情况，记录患者和未患病者详细的个人历史纪录；寻找与其他疾病、早期流感侵袭及饮食之间的关联。
这些流行病学研究将取得一个额外收获，它将刺激和转化医学的另一个新兴领域。1918年11月，美国公共卫生协会创办了一个流感大流行统计学研究委员会。
戈加斯曾有一个目标:使这次战争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场士兵阵亡人数大于病亡人数的战争。即便这次战争中每67名士兵中就有一人死于流感，他离成功也仅是一步之遥——将海军阵亡人数及因流感而病亡的人数统计到总数中后，病亡人数还是超过了阵亡人数。
戈加斯击退了大部分疾病。美国士兵几乎完全避开了它的侵袭。
现在，有200万人正在从欧洲返回的归途中。戈加斯最终的举措之一就是制定行动计划以避免这次重蹈覆辙。在士兵们登船回家前实行七天的隔离，并在上船前进行除虱。这样士兵们才不会携带疾病回国。
与此同时，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科学调查正在成形。
美国所有的大实验室继续聚焦于该疾病。陆军肺炎委员会的每个成员回到民用研究之后，仍继续研究流感。大都会人寿保险公司为大学里的科学家提供资金，而且还资助着纽约市和联邦政府，为帕克和威廉斯在纽约实验室进行的研究以及麦科伊在公共卫生部卫生学实验室进行的研究提供基金。
陆军也“尽其所能去收集……能体现当前大流感所造成的肺部损伤的标本”，不仅从军营，也从平民资源进行搜集。这些标本无与伦比的重要性将在3/4个世纪之后见分晓——陶本伯格将从其中提取出1918年的流感病毒，并且成功测出其基因组序列。
在洛克菲勒研究所，科尔投入“所有人力”去攻克它。当布莱克上校在圣诞节造访他在研究所的老同事时，他发现每个人都“为了研究流感全力以赴，用猴子和一切可用之物做着实验”。
不久后，他就被流感完全缠住了。
慢慢地，经过几个月的时间，一个知识体系开始形成。研究者们开始深入了解这场曾在全球咆哮并且仍在继续郁积能量的大爆发。首先，他们确定了之前的猜测:秋季那场致命的流行是春季侵袭过的同一种疾病的第二波。他们得出此结论的根据是，那些经历过春季流行的人对第二波来袭具备了充足的免疫力。陆军有最完善的记录。谢尔比军营是从3月至秋季始终留在美国的唯一一个师的大本营。1918年4月，流感使26000人中的2000人病重到需要治疗，而更多人可能有轻度或者症状不明显的感染，所有26000人都接触到了流感。夏天期间，11645名新兵入营。10月，流感“几乎不碰”老兵，但是却令一成的新兵病亡。
统计学也确认了每个医生都已了解的情况。在平民人口中年轻人的死亡率也是出奇地高，令人生畏。老年人通常是最易感染流感的人群，却在流感攻击中挺了过来。这个现象全世界范围都有出现。最有可能的解释是一次早期的流行病非常温和，没人注意到它的存在，它与1918年的病毒非常相似，于是提供了保护。
在几个城市中进行的挨家挨户的调查也确认了一些事实:居住条件最为拥挤的人，染病的概率高于居住空间较大的人。看起来那些最早住院、待在病床上时间最久、并且得到最好照护的人在死亡率高的大环境下最能幸免于难。这些发现自然意味着穷人的死亡数要比富人高很多。
在实验室中，迷雾依然浓厚，病原体还是未知。
流感的第二波曾突然在全世界爆发，有成千上万的科学家曾挑战过这个问题。但随着1919年过去，1920年接踵而至，随着疾病向温和转变，这几千个人一个一个开始退出。
几百名研究者仍在探究这个问题。在他们中间，埃弗里将作出最具深远影响力的发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