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启福

行走的田野: 民族地域与现实观照

乐　钢

(美国北卡罗莱纳大学亚洲研究系, 美国北卡罗莱纳州)

      摘　要: 本文记载的是笔者考察青藏高原的见闻和思考, 力求以文学的形式表述和探讨对民族区域的人类学观察。作者的笔触凝聚于文本, 眼光却来自和扩展于有人群和生命的田野。
      关键词: 民族区域; 田野考察; 文学人类学
      这篇文本本身的形式是文学人类学写作的一个小小的实验。我将之分成三部分: 第一节更像游记随笔, 写的是车窗外的视界和我的联想。第二节我称之为“故事”, 说的是车窗内的田野。第三节的形式更接近一篇论文, 讲的是语言政治。
      一、河流的文本与想象
      现代中国人关于河流、文明、国族、世界的想象,总是沿着孕育了中华民族的主要河流的流向展开的。像我这种在青海生活了近20 年的汉人, 按理说对差异性的感知与大多数汉族不同, 但在这一取向上却完全一致, 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最终选择离开青海的人, 不管外貌如何, 去哪里栖息, 统称为“孔雀东南飞”。青海对自我身份的定位与展示, 首选的文化符号就是“江河源”。“江”是长江,“河”指黄河。至于那条因流向朝南而进入东南亚的澜沧江, 大概因为方向错误, 未能从一而终, 直到晚近才加入“三江源”的行列。
      澜沧江的入列, 跟国家发展战略的调整、生态保护、旅游开发直接相关, 同时也符合全球化的叙事范式。不过, 澜沧江变成湄公河后毕竟还是汇入了太平洋水系, 总还是无法摆脱关于东方河流的文化想象。
      仔细想想好像跟“进步”也没啥关系: 你看那几条未能汇入太平洋的河流, 如果按GDP 甚至HD I (人类发展指数) 看, 全都流入了比中国更欠发达的国家。几条国际河流的中国段, 是我在国内看到的污染最少、最美丽的江河。河流本身就像文本, 或者说具有叙事特征。它们把高山和海洋连起来, 演绎着两者之间人类的故事。沿着河流的行走, 就是在“大书”和“小书”间建立对话, 展现意义组构的互文性与流动性。
      “主题先行式”的行走也会带来意外的发现, 补充甚至颠覆基于文本的想象。2004 年从康定乘中巴去丹巴, 出发不久司机就接到电话, 得知大渡河边又发生了塌方。开车的藏族司机车都不停, 只是减速打了两个电话, 然后继续全速前行。问司机前面的情况, 他只是撂出一句“到丹巴吃午饭”。赶到塌方处, 前面已有几十辆车延河岸排开, 看不清远处的塌方到底有多严重。司机什么也没说就下了车, 跟迎面走来的人们说着什么; 车上的当地人有着同样的默契, 悄然拿起行李依次下车向塌方处走去。我们几个外地人也不需要什么解释, 恍然间就明白了该做什么, 跟着当地人去塌方处的那一边换车, 一切就像早就预演好了似的。塌方的地段大约有100 米, 共有4 处, 其中最大的一处有30 多米长, 两三层楼高。待我们到达彼处, 在返回丹巴的车上坐定, 我才回过味来。
      我这个老司机出身的人, 年年都要设法接近民间, 而每次都有令人惊奇的体验, 这回对“车到山前必有路”又有了新的认识。要等着把这段塌方清除干净再通车, 少说也得三四天。车走的路本来没有了, 可人走的路就在面前, 在长年奔走在这种路上的客车司机的脑袋里。人换车, 人活车就活; 车换人, 车活路就通。看着那些掉头的小汽车, 还有车里那些官员富翁们或焦躁或沮丧的面孔, 心里出现了对他们少有的同情。我没必要也没资格美化民间社会(尽管我时时会情不自禁地想象民间的美好) , 庶民百姓面对的是我本人再也不可能适应的艰辛与窘迫; 但我们也不能不为他们的生存毅力和生活智慧而感佩。“柳暗花明又一村”是文人面对逆境时的自我激励与愿望, 可庶民们在日常生活中时时都在创造这一境界。
      两年后我又一次来到这一地区, 不过这回是从马尔康北上, 去看看位于川、青、甘交界处的黄河第一湾,沿着当年红军北上的路线进入甘南, 然后再经古河州(临夏) 沿黄河去兰州、银川。当时刚在成都开过会, 会议主题包括费孝通先生最早提出的“藏彝走廊”研究。以我出国前近20 年在西北生活的背景, 参加西南民族学人类学的会, 可以说是双重客串。但我总觉得研究多民族走廊不能没有西北, 不能没有河西走廊还有河湟走廊的视野。所以此行就是想自己走通分属长江黄河两大水系的多民族通道。其实, 汉文文献中讲的属于氐羌等古代人类族群, 很早就走通了两大水系。后来在宁夏, 当地研究西夏的学者告诉我, 西夏被蒙古灭国后,也有一部分人沿着这条走廊南下, 最远的可能到了云南。晚近的还有祖先来自波斯高原或阿拉伯世界的穆斯林。两年前第一次川西行, 在平武和松潘我就遇到过在当地已定居五代的回族, 还在小金县城外见到过乾隆年间就到此的回民, 据说祖先是打大小金川时陕甘总督属下的回回军。而在云南的大理、保山一带, 回族的历史更为久远, 可以追溯到随蒙元大军南下的色目人——云南的回族更因当地一位后来汉名叫郑和的穆斯林而自豪。所以若讲多民族走廊与中国西部的人类迁徙, 其走向更多是从北向南的流动, 就跟川西和藏东那几条大江的流向一样。
      说起来我从马尔康北上最初的冲动还是来自于阿来的《大地的阶梯》, 他攀援最后一个阶梯后, 从嘉绒藏区北端遥望另一个语言风俗不同的藏区, 呼吸着那里清新的空气。他的书就在遥望与呼吸中结束了, 给人留下了一片想象的空间。就是读了《大地的阶梯》, 我这个自认还算了解藏区地理人文的汉人, 才第一次知道在卫藏、康区和安多之外, 还有一个特征鲜明、人口数万的嘉绒藏区。这次在马尔康, 经两位专修藏语言文化的学者指点, 才知道嘉绒藏语保留了大量古藏语的特征,甚至可以说是古藏语的活化石。这让我联想到另外的一些文明边地和那里的语言文化。仅仅算我近年在国内去过的地方, 就包括闽南的泉州, 云南的丽江, 还有新疆的伊犁(锡伯族) 那样的语言文化飞地。
      河流、走廊、飞地, 它们的共同点就是不属于周边任何一个单一的、固定的板块, 可同时又将不同的板块连接起来, 使板块有了疆界从而富于意义。这也是结构主义出现以来我们对语法及叙事结构的理解。
      二、流动中的田野
      车窗内亦有一片天地。从火车软卧包厢里的官员、老板、白领到中巴上的土著、打工仔、背包客, 大家此时都是萍水相逢的乘客, 起码这段旅途的目标一致。地上的旅客反正有时间, 再急也上不了天, 何不聊聊? 你再加上点所谓谈话技巧, 聊天式的访谈顺其自然, 访谈对象的随机性则无需强求,“问卷”的内容说起来肯定驳杂无序, 就像经验世界中的生活一样。
      软卧包厢里的情况要麻烦些。跟商人挑话不可从商场开始, 跟官员更不可能聊官场腐败, 而小资们常常要么一上车就开始补觉, 要么就打开笔记本电脑忙活, 没工夫理你。问他们一些鸡毛蒜皮的家常事也不行, 毕竟他们想的都是些各自圈子里的大事, 而且弄不好还会令人生疑, 觉得你这么低水平跟他们套近乎, 肯定另有企图。同样麻烦的是, 你以什么身份与人交谈? 肯定不能说你是搞田野调查的。田野? 你是说种地的? 是不是搞错对象了! 调查? 你是什么人, 什么目的? 有时要想打破包厢里的沉寂, 不妨试试角色对换, 学学姜太公钓鱼。以下是几个“路人”的故事。说是“故事”当然就不是严谨的民族志案例, 尽管讲的是真人真事。文学人类学到底是什么, 也不妨从写作方面探索实践一下。
      女麦客
      2003 年7 月初, 在河西走廊张掖去山丹的中巴上。车驶离城边车管部门的验票处不久, 又挤上来七八位农村妇女。半路搭车可以为她们省几块钱, 车主跟司机自然也能创收。车厢里已经坐满了, 她们便在发动机和车门周围放下包袱, 挤成一堆。一位大嫂面对我占据了引擎盖的一角, 怀里搂着一旧式人造革皮包。颠簸中她的膝盖几次碰到我, 每次疲倦的目光都会闪过一丝歉意。我以微笑表示没关系, 谈话就这样开始了。
      她们都是出来割麦子的, 手背上布满了麦芒割刺的痕迹, 脸上也略显浮肿, 应是劳动强度大而睡眠不足的特征。甘肃农民很久以来就有外出割麦打短工的传统, 20 世纪80 年代邵振国的小说《麦客》曾轰动一时, 还拍了电视剧。后来好像快被人们遗忘时, 侯登科的去逝和他的摄影集《麦客》又一次把这些边陲地带的边缘人类带回文化中心的视野, 不仅惊动了学界的汪晖、秦晖二位, 甚至引起了出身天水的潘石屹的瞩目。对此我并不陌生, 但我还是十分震惊: 面前的这些麦客都是妇女!
      侯登科那幅《女麦客》之所以引人注目, 就是因为自古以来男人的行列中竟有一位妇女。而今男人去口外(新疆) 打工了, 眼前这位大嫂的丈夫和大儿子就在新疆的包工队里干活。家里还有一个小儿子在县城一家餐馆当学徒, 学成后想自己开个小饭馆。女儿刚初中毕业, 留在家里陪伴爷爷奶奶, 干些屋前房后的活。地里的活主要靠大嫂, 家在祁连山里, 比张掖冷, 麦收要晚几个礼拜, 所以就下山给人割麦子。问她是否下过(陕西) 关中, 说没去, 家里有老人孩子, 男人又远在新疆, 不敢走得太远。村里的男人以前有人去过, 现在也不去了, 去新疆修路挣得更多。算起来全家一年也能攒上1 万多元, 不过在家反正也是闲着, 出来能挣一点算一点。毕竟往后几年开销很大, 大儿子要娶媳妇, 小儿子开饭馆也得要不少。问现在娶个媳妇要多少, 说最少也得5 万, 但是好点的女子还是宁愿嫁到山下去。小儿子早早明白了这道理, 干脆进县城学点手艺。学成了给他开饭馆的钱跟娶个媳妇差不多,将来生意好了在县城站住脚, 搞好了还能娶个当地人。可大儿子不行, 家里有那些地, 还有老人。补充一点: 麦客作为季节性帮工的现象差不多该作古了。原因包括机耕面积的扩大, 加入W TO 后小麦生产的成本收益变化等因素。但甘肃农民仍然像候鸟一样在田野里收获, 只是沿着相反的方向往西走, 到新疆摘棉花。新一代的“棉客”以妇女为主; 男性去口外, 多数从事非季节性的农民工的工作。甘肃省各级政府的作用也改变了出门打工的自发性, 通过“保姆工程”以及组织摘棉大军等方式, 提高农村妇女参与现代薪酬性劳动的比例, 对解决甘肃的生态性贫困找到了又一出路。妇女不断走出去, 观念也会发生变化, 对传统婚嫁习俗的影响有待进一步研究。
      康巴商人
      2003 年8 月初, 从拉萨去林芝, 路况很好, 面巴跑起来又比中巴快, 窗外的变化让人应接不暇, 就顾不上找人聊天了。翻米拉山时雨点先是变成了冰粒,快到山口时外面已是雪国了。在海拔5020 米的山口小憩, 风大, 同车的藏人就势将风马顺风抛出去, 在雪野中斑驳多彩(只是希望能有人早点发明一种可溶性纸张, 老百姓又能买得起)。下山, 车里变成了另一个世界, 热闹非凡。后座的藏人唱了起来。我对藏族民间音乐没什么研究, 但连蒙带猜估计应是康区的, 就对邻座的藏人说, 这么好听的歌, 只有青海安多藏区才能听到。邻座笑说: 别说安多了, 就是卫藏也不可能有这么好听的民歌, 只有我们康巴才会唱, 而康区要数我们昌都的最好。跟豪爽的藏民聊天, 开端常常就这么简单, 只要挑起话头就直奔主题。
      车上另外的七八个乘客多是康巴汉子, 在昌都、林芝、拉萨间做生意。康巴经商古已有之, 以前的茶马古道主要就是靠他们经营的贸易通道。现在康巴商人的足迹已遍布全国, 我知道的在内地大城市经营藏文化产业和餐饮业的多数藏人也都来自康区。海外的藏人情况也近似, 我2002 年秋在云南迪庆就遇到过两位跨国经商的康巴, 能说相当不错的英语。康区在语言文化风俗上一致, 却分布在四个不同的省区: 西藏的昌都地区、四川的甘孜州、青海的玉树州和云南的迪庆州。语言文化的同一与行政区域的分割可能进一步强化了他们的现代商业网络和商业意识, 就像许多跨界民族一样, 对世界的种种变化与信息有着众多收集分布渠道。在藏区游走, 见到了太多的内地游客和打工者, 而藏族更多的是朝圣的, 置身于康巴商人间,令人感觉异样而新鲜。
      令我更感兴趣的是在快速变迁时代的“小传统”问题, 也就是他们的个人生活和观念。得知身后的歌手在昌都、林芝和拉萨各有一个妻子时, 我可能露出了些许怀疑。藏人豪爽大度, 康巴尤为如此。但就像一些汉人一样, 他们说的话有时难免有水分, 这些康巴汉子不是要有意撒谎, 只是一种无害的习惯性夸张。
      邻座见我不信, 就为朋友作证。原来老家的家庭实行的是传统的一妻多夫制, 哥哥在家种地放牧, 弟弟出来经商, 共有4 个孩子。林芝的是出来经商后娶的, 生了一男一女。拉萨这个有点复杂, 以前的男人跑到印度去了, 自己得拉扯两个孩子。这位康巴汉子到拉萨后先是寄宿在她家, 后来看着大人孩子挺可怜的, 就经常帮凑点, 慢慢孩子就叫他阿爸了。一共8 个孩子,负担真不轻, 便问他: 老家反正有哥哥管, 你还用寄钱吗? 他说当然要寄, 挣了钱8 个孩子一人一份, 女人自己管自己。问跟拉萨的这个要不要自己的孩子, 他先是没听懂我的意思, 明白后摇着头说, 那是你们汉人的说法, 什么你的我的。要说明一点: 藏文化中同样存在“生身父亲”这一父系血亲社会的核心概念, 只是在一些普通民众中比较淡漠。对传统的一妻多夫家庭而言, 这一观念当然无法成立①。（① 就此问题的表述我曾征求过从事藏学人类学研究的陈波先生的意见。他的表述专业而全面, 只是在我这篇随笔式的文章正文里直接引用有失严肃, 故立此注解以飨专家类的读者。陈波的原文是: 尽管藏文化中同样存在“生身父亲”这一父系血亲社会的核心概念, 但它在藏文化亲属制度总体格局中的意义则相当不同, 且不说普通民众对此观念比较淡漠, 在藏人二元通婚禁忌和双系继嗣的亲属观念中,“生身父亲”观念对社会的影响更是有限。）
      去拉萨还是北京?
      2006 年6 月, 从四川阿坝州府马尔康去诺尔盖。西部大开发以来变化最大的就是道路交通了, 去诺尔盖这样偏远的小县城也坐上了宇通大巴。车上多是四川汉族打工客, 间杂其间的藏人也多着“汉装” (其实是各类源于西方的现代洋装) , 要不是半路上来几个牧民, 车上没有多少身在藏区的感觉。我靠车窗, 身旁是个瘦小的姑娘, 要不是她手里捧着一本藏文书, 一眼看去很难判断她的族别。她间或抬起头往窗外望望, 目光要越过我中年发福的身躯, 显得有点尴尬。我提出换座, 她不好意思地说只是想让眼睛休息休息, 就这么聊了起来。姑娘来自阿坝牧区, 从马尔康民族师范毕业不久, 目前在乡上的小学代课。这次在马尔康刚参加教师资格考试, 如果通过了就等指标转正。转正后月薪有1000 多元, 还有劳保福利。
      代课教师只有五六百, 而且寒暑假期间什么都没有。问乡里缺不缺教师, 说其实挺缺的, 雇了不少代课的。听说国家很重视藏区的义务教育, 拨了不少钱,可指标到了乡上就没几个了, 还不知道要等多久才能轮到自己。问她喜欢不喜欢教书, 她精神一下又好了起来, 说从小就想当老师, 当小学语文老师。问为什么, 答不为什么, 就是喜欢和小孩子在一起。又问,教什么? 说教汉语。她见我在注意她手上的藏文书,就解释道: 小学是在县城上的汉语学校, 到了初中才学藏文, 底子不好。现在要求藏区的老师懂两种文字, 教师考试汉藏文都得考, 虽然考试已经结束了,可心里没底。
      就这么随便谈着, 我意识到话题已经进入一个更重要的领域。我问她, 更喜欢读藏文还是汉文? 她回答说汉文, 从小学就学汉文, 读起来更容易, 更有感情。她用“有感情”这个词组使我有点诧异, 但以她的汉语文水平, 我知道不是误用。进一步交谈使我了解到, 这一情况在她的同学中相当有代表性。马尔康民师是州一级的民族师范学校, 以阿坝州的藏族学生为主。她的藏族同学中, 只要是汉藏两种文字都学过的, 基本上是先学哪种文字的就更喜欢阅读哪种文字的书刊。我觉得是时候了, 就问她去过北京和拉萨没有。她说都没去过, 将来有机会都想去。我说,如果你只能选择先去一个地方, 是拉萨还是北京?她稍稍犹豫了一下, 选择了北京。
      三、多元一体的语言版图: 为“中国语文”正名
      这位藏族姑娘的故事本来就这样结束了, 而且我不是在写民族志, 没必要在案例之后再讨论评议。但是她的故事却对我极有启发, 所以引出下面的议论。
      她说读起汉文来“容易”, 从实用的角度解释很简单。但“有感情”的陈述分析起来就复杂了, 用现有的理论不好解释。过去20 多年来, 西方学术界对现代民族国家与民族主义的形成发展的研究讨论中,语言与国家认同始终是一个关键的课题, 现代中国的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也是以语言差异为出发点的。
      具体到藏族地区的藏语文教育, 各地的情况差异很大。自“十年动乱”结束后恢复藏语文教育以来, 西藏自治区通过一系列行政措施以至立法, 建立了藏语文母语教育体系。青海省由于其藏族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仅次于西藏, 加上各级领导的重视, 所以藏语文母语教育也比较成功。
      其他省份的藏族地区就差些。在藏区边缘地带的多民族地区, 出现了以丧失母语为特征的同化现象。同时, 由于西藏问题在国际上的极端政治化, 使得国内学术界对相关问题的研究多有顾虑。我多年来在国外, 深知这一问题对国家统一的重要, 一直想深入了解有关情况, 但是问题的高度敏感性又使我不能贸然去搞系统的调查。但以我近年来在藏区的走访了解, 在藏族中对藏语文母语教育大体有下面这样几种看法。第一种看法是, 藏民族掌握自己的语言文字就行了。持这种看法的人不多, 主要集中在青藏高原腹地的纯藏区, 其前提是汉语文没用处。而普通民众想到子女教育, 首先还是让家里有一两个儿子当喇嘛。加上这些地方基本是牧区, 派遣能通藏汉双语的合格教师有困难, 即使推行汉语文教育, 质量也难以保证。当然, 随着西部大开发, 特别是交通和旅游业的发展, 情况正在发生变化。
      第二种看法是, 藏族学生在正规的学校教育中应该和汉族学生一样, 以学汉语文为主, 如果要学习另一种语文, 还不如学英语或其他外语。持这种看法的人也不多, 集中在城市和教育程度较高的藏族中,其前提同样是语文的实用性。
      需要指出的是, 在同一人口中有一部分已经在语言上同化了的藏族知识分子, 对自身丧失了母语和以母语为载体的文化传统十分痛心。这部分有知识的青年藏族中, 有极少数人也会成为世俗意义上的极端民族主义者。与之相比, 我认识的不少兼通藏汉语文的藏族知识分子, 他们在民族感情与国家认同间并无冲突, 更趋于健康理性。
      第三种意见介乎于以上两极之间, 代表多数人的看法。他们认为藏汉两种语文都应该学, 差别在于孰先孰后, 孰轻孰重。但就是这一差别反映了问题的复杂性。首先, 就实用性而言差别并不大, 也就是说多数人在理性层面都承认学好汉语文的重要性。同时, 就民族情感而言差别也不大, 多数人也认为作为藏族人就应该学习藏语文, 以承续藏民族的文化传统。问题的关键在于理性与情感间度的平衡: 实用理性占上风时, 就会强调汉语文更重要; 民族情感占上风时, 就会认为藏语文更重要。实际生活中大多数人倒不会为此而整日烦恼, 但这种两难境地与冲突却在知识分子的精神层面造成了深深的隐痛。对此, 我抱有深切的理解与同情。作为长期侨居海外的中国学者, 我一直在思索怎样才能在藏区语文教育问题上找到一条现实可行的道路, 既能保证国家认同, 又能尊重藏族的民族情感和保留自己民族文化传统的合理愿望, 同时又能使藏族学生在教育及就业领域中尽可能接近平等的机会起点。
      从国际上的经验和现有的学术成果看, 最理想的出路就是推行双语教育。在实践中双语教学要想真正达到预期目标, 需要具备几个最基本的条件。首先要有足够的合格的双语师资。目前除了少数城市外, 大部分藏区不具备这一条件, 主要问题是在任的汉族教师不可能也无意愿学习掌握藏语文。目前以援藏干部身份入藏的教师基本上都是短期性的, 而在藏区长大的第二代汉族, 即使他们中间有人会说藏语, 但一旦接受了较高的教育, 回藏区工作的人数本身就有限, 愿意当老师的就更少。这样又回到了问题的出发点: 只能在藏族学生中培养合格的双语教师, 并通过政策杠杆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 保证他们从事教育工作。
      另外, 推行高质量的双语教育是需要大量投入的。目前在藏区九年制义务教育都尚未完成的情况下, 期待政府在这方面加大投入是不现实的。民间办学的能力同样有限, 看看大城市那些贵族双语学校就知道了。我不是说各种小范围的实验没什么意义,只是它们无法解决最根本的问题: 国家认同、民族自尊、机会均等, 三者常常互为因果, 缺一不可。面对种种理论与实际的困境, 与那位藏族姑娘的交谈启发了我: 也许我们在思路甚至概念上就错了, 从而导致我们面对复杂的现实问题束手无策。首要任务还是基于现实情况, 把几个关键概念搞清楚, 进而提供某种可行的新思路。
      我想, 是不是首先将口语和书面语分开来谈, 把母语仅仅界定为口语呢?从理论上讲(其实是从西方引进的现代语言学) , 这是成立的, 甚至“母语”(“mother tongue”) 这个外来词指的就是作为自然语言的口语。这是“母语”的狭义定义。现代西方语言学将作为第二符号系统的书面语包括在广义的“母语”范畴内, 自然也有其道理, 毕竟欧洲的书面语基本上都是表音文字。可是把西方对母语的定义搬到中国来就出现了问题, 而且问题在面对汉族人口时就已经出现了。语言学对自然语言的定义是, 只要操两种自然语的人之间无法正常沟通交流, 他们的母语就分属两种不同的语言。汉族中有将近半数的人口其母语连“北方话”都不归属, 何来统一的“母语”之说?因此, 汉族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母语”, 这才有了讲“官话”、“国语”或“普通话”之必要。以粤语、闽南语等等所谓“方言”为母语的汉族人, 他们学说普通话或另一“方言”实际上就是学另一语言。之所以冠之以“方言”, 除了硬套西方语言学对广义母语的规范外, 也与“书同文”后汉族精英社会的历史演进相关。不仿借用费孝通先生关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说法来描述当今中国大陆的语言使用现状:“多元”指存在于普通话之外的其他自然语言, 包括粤语、闽南语等所谓汉语方言, 也包括藏语、维吾尔语等少数民族语言;“一体”指的是普通话和汉文。
      “多元”描述的是母语社区的口语使用现状,“一体”则指国家的法律、政策及其经过正规学校教育和媒体传播的体制化结果。“多元”存在于民间, 是自然形成的;“一体”存在于国家公共领域, 是习成的。
      我希望以上只是对客观现状的描述——这是我的初衷。如果这一描述还大体接近现实的话, 普通话就是中国的国语, 汉文就是中文, 统称为“中国语文”。我无法判断中国政府将普通话和汉文“正名”的政治可行性, 但我深知其必要性。
      藏族的情况当然没这么简单, 但以上的讨论可能提供了一条新思路, 可以对此思路作进一步修订增补。仍以阿坝州那位藏族姑娘为例。由于一直生活在藏区, 她的母语是安多藏语。生活在自己的母语社区, 日常生活中用自己的母语, 民族身份是稳定健康的。“国语”是她的第二语言, 是正规学校教育的主要语言。由于从上小学起就一直使用, 所以其流利程度不亚于当地的汉族学生, 使她在受教育及择业方面处于同一起点——因为她的择业地点就在藏区,所以她更有优势。与自然语言的排列不同的是,“中文”是她的第一书面语, 习得过程与她学习“国语”是同步的; 藏文是上中学才开始学的, 而且是上专门的藏文课(即不是作为工作文字) 习得的, 所以阅读“中文”对她来讲更“容易”更“有感情”。保持母语解决的是民族身份与情感方面的问题; 以“国语”和“中文”为正规学校教育的第一语文, 为她提供了作为中国公民参与就业和公共事务的基本前提, 两方面的合理结合为她奠定了国家认同的语言基础。
      毫无疑问, 她相对有限的藏文读写能力是作为第二书面语而习得的, 作为藏族人这的确是个缺憾。理想的解决办法是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就推行双语教学。在现有条件下, 这一缺憾对她个人却无伤大雅。首先, 她保持了自己的母语, 同时作为一名小学“中国语文”教师, 在工作中她并不需要掌握深奥的藏文。目前国内除了那些确实需要外语的职业以外, 在少数民族地区使用本民族书面语替代外语, 既是一个公平问题, 也更有实际意义。据我了解, 就像阿坝州招聘藏区教师要考藏文一样, 在其他一些藏区这一替代性考核正在走向制度化。同理, 除了一些特定专业领域(如藏学研究) , 对本民族书面语的考核标准不必过高, 与一般的外语考核水平相同就可以了。就如汉学研究一样, 藏学研究对人才质的要求很高, 而量的需求不大, 办好现有的藏文精英教育才是关键。况且藏族社会僧侣人口比例很高, 寺院教育也为藏学的承传提供着人才。海外那些耸人听闻的说法, 编造什么藏语文甚至藏文化濒临灭绝的谣言, 完全无视历史与现实。不妨进一步将少数民族中类似的语言状况放在当代中国“多元一体”的语言版图上对比。在电视等大众传媒工具普及之前,“方言”地区农村的孩子一般要到上小学才开始正式接触“国语”。特别是偏远山区的孩子, 由于缺乏合格的师资, 他们所习得的“国语”甚至还不如一些少数民族地区, 有时老师干脆放弃, 用当地社区的母语上课。这些地区的学童习得“国语”的难度, 也不会比同属汉藏语系的少数民族低很多。“中文”书面语的学习与“国语”一样, 因为“中文”的非表音特征, 汉族学生与少数民族学生面对同样的问题, 学“中文”实际上就是学习一个完全陌生的符号系统。
      综上所述, 就“中国语文”教学而言, 少数民族学生与“方言”区的汉族学生(主要是农村地区的学生)都面对同一问题, 即在正规学校教育中学习一种陌生语言和一种纯属第二符号系统的书面语, 他们在技术层面的差别只是量的差别。如果要讲质的差别,只能从丧失母语的后果讲: 丧失了母语的闽南汉人只是变成以“国语”为母语的汉人(尽管这种同化也造成一种重要文化资源的流失) , 而丧失了母语的藏人则失去了与自己母语族群间的语言连接纽带, 造成身份认同的困惑与民族情感的缺憾。因此, 打破西方现代语言学不适应于中国国情的僵硬规范, 将自然语言与书面语分割开来, 以口语界定母语并保持其多元, 承认“国语”和“中文”已成为中国作为统一国家的语言文字, 早已不是汉人的专利, 进而保证多元基础上的一体。保持本民族母语, 坚持以“中国语文”为正规学校教育的第一语文, 并根据条件与需要将本民族文字作为第二书面语学习, 这可能是在藏区目前无力推广双语教育情况下的最佳选择, 也是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多元一体的必要条件。

来源：中南民族大学学报

文章链接：中国民族报http://www.mzb.com.cn/onews.asp?id=304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