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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历史5月特刊：创四川

创四川
026 古蜀国  故乡还是他乡？

033 南迁：古蜀人的背影

037 蜀道何曾难

042 秦代蜀地百年移民潮

诗四川 酒四川

046 万古李杜诗

049 千年酒四川

052 苏轼出川——一个四川人和他改写的中国性格

新四川

060 明末清初：死亡与新生

064 上四川去

070 生根：直把他乡作故乡

078 寻访明代移民后裔

080 会馆：移民的精神家园

084 四川菜，中国味

088 谁是四川人？

092 寻根：乡关何处

096 一个人，一条船，一座城

100 出川：一出夔门天地宽

105 移民之子与中国命运——近代四川杰出移民后裔群相


四川与中国

114 绝地图存：从成都到钓鱼城

120 保路：四川人的家与国

126 求生到重生：红军的四川之路

130 四川何以救中国

136 蒋介石与四川的血泪因缘

138 血铸川军

144 赖以“民生”救苍生

149 天下盐，天下粮——危亡时刻的蜀与天下

156 发现李庄

161 “三线”之子

168 四川精神的三层叠合

172 四川精神的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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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四川

震不死的四川精神——汶川5.12大地震周年祭

在汶川大地震中遇难的所有同胞，今天，请允许我们在此默哀、垂泪。默哀，为当日的亡魂徘徊;垂泪，为当日的山川破碎。

默哀之后，请允许我们用另一种方式来将你们纪念——那就是暂停哭泣，露出坚毅，勃发四川精神，致力故土复兴。

你们将在天堂看见这一切：废墟成为田园，悬湖摆脱危险;牧牛重新倘佯乡间，倒塌楼舍再度修建;全新学校平地拔起，朗朗读书声直接天际;区域经济元气正在复苏，城乡淤塞血脉就要打通;有手者皆能自食其力，有力者终将鞺鞳前行。人们将迎来新的生活，美好生活。

你们将在四川看见这一切：活下来的老人，老有所依，他们的笑容，如跨越崖边伸展的青松;活下来的爱人，找到新的温暖，他们的笑容，比春天更明媚;活下来的孩子，在阳光下尽情跳跃，他们的笑容，价值连城。大地上的伤痛渐渐淡去，那些血痕也在时光中隐没踪迹。我们已迎来新的生活，美好生活。

我们正走出伤心，走出阴影，重建被地震破坏的物质家园，也重建被灾难摧残的精神家园。我们无坚不摧且所向披靡，闪闪发光且酣畅淋漓。因为我们是四川人，因为我们有四川精神!——“一个四川人不是生来要给打败的，你尽可以把他消灭掉，但他的四川精神不可战胜!”

或问，四川精神如何形成?孕于山川，育自历史。或问，四川精神内蕴若何?曰雄奇，曰血性，曰敢为天下先，曰自由与人文，曰宽容与坚忍。

四川精神是雄奇。在“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古蜀，素有“四塞之国”之称，居然出现了以三星堆、金沙遗址为代表的，与中原文明截然不同且分庭抗礼的上古文明。不可谓不奇!秦汉后，作为“天府之国”的四川，在唐代数度成为皇帝避难之所，在南宋末年成为抗元最激烈地区，在清初吸纳了数百万移民而浴火重生，在抗战期间成为中国大后方并付出极大牺牲。不可谓不雄!

四川精神是血性。1945年10月，《新华日报》发表社论《感谢四川人民》，说：“四川人民对正面战场尽了最大最重要的责任，直到抗战终止，四川征兵302.5万多人。为完成特种工程，服工役人总数在300万以上……而四川供给的粮食，征粮购粮借粮总额在8000万石以上……占全国征粮总额的三分之一”。据何应钦统计，抗战八年，川军主打的前线战场约占全国五分之一，其伤亡64万余人，惨烈为全国之冠!这就是四川人的血性，每逢救亡图存之际，必锐身赴难，虽万千劫吾往矣!

四川精神是敢为天下先。从数千年前直到今天，这种精神从未动摇。古蜀人开拓的以成都为起点的“南方丝绸之路”，最早将中国的名称“China”传到西方。在近代，四川保路运动成为引发辛亥革命的导火线，孙中山说：“若没有四川保路同志会的起义，武昌起义或者要迟一年半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这里走出了邓小平、朱德、刘伯承、陈毅。在改革开放初期，四川广汉向阳人第一个摘下“人民公社”的牌子，恢复乡村建制，向阳也被称作“中国第一乡”。同在此期，新中国第一家典当商行——华茂典当服务商行在成都开业;新中国第一支股票——“蜀都股份”于四川诞生……这就是四川人的精神，我命在我不在天，一鞭能著天下先!

四川精神是自由与人文。鹤鸣山是道教发祥地，青城山是道教名山，四川人常多道家思想，名士风度，道法自然，人尚自由。四川又处于西南少数民族与汉族的民族文化交融地区，人文风貌更显摇曳多姿。学者段渝称，四川的人文历史呈“水库”特征，即不断向外“流出”高文化人才，又不断从外“流入”高文化人才。一出夔门，四川人总是惊采绝艳，平地崛起，如汉代的司马相如、扬雄，宋代的三苏，近代的郭沫若、巴金;而外省文豪入川后，更成就“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文学伟业，代表当推唐代的杜甫，宋代的陆游。如此自由流动的人文“水库”，使得四川人文精神既保持独立形态，又不断更新、升级，始终是中国人文精神的主要骨干之一。

四川精神是宽容与坚忍。古语云“天下未乱蜀先乱”，即是说四川在历史上常受“非人待遇”，譬如秦惠王灭蜀屠城、魏晋南北朝时川陕之间的战乱、南宋时金、蒙屡攻四川、明末清初张献忠屠川及清军在川之荼毒。然而，四川从未一蹶不振，每每浴血重生，回归天府之国，再成西南重镇。学者葛剑雄认为，这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四川的自然条件。四川地区水源充沛，都江堰的自流灌溉造就四川“水旱从人，不知饥馑”，加上气候温和，物产丰富，在农业生产条件下完全能自给有余。此外，封闭的地形地势也使四川较易防御外来入侵，保持相对安定，或成为稳定后方。二是外来移民。四川历史上有七次显著的移民。长距离的迁移不仅使移民获得新的生产和生活资源，找到生存空间，也使移民群体本身优胜劣汰。最终在迁入地成功定居并繁殖绵延的，都是体力、智力上的强者。而在移民与土著的混合中，宽容、坚忍的精神油然而生——当吸纳外来血脉及文化时，川人表现出相当的宽容;在抵抗强敌时，川人又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坚忍。

凭着四川精神中的血性、人文、宽容与坚忍，我们相信，汶川大地震给灾区人民带来的精神、物质上的舛害，定能修复;那些绽放的伤口，必可愈合;那些悲伤的心，不再结冰;那些为亲人彻夜痛哭的眼，也终将映出圆月。我们终将复兴故土，告慰亡魂——以蜀人之名，凭四川精神!因为我们是四川人，因为我们有震不死的四川精神——血性、人文、宽容与坚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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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蜀国 故乡还是他乡?

古蜀国并不是一个孤独的文明，它的背后，隐藏着古羌人、夏朝贵族、商朝、巴人、杜宇、鳖灵部落的古老背影。不同时期、来自不同地域的部落，带来了多样的文化，而古蜀国正是在一次又一次的迁徙中，完成了它从宝墩文化到三星堆、金沙的转变，走过了长达2000余年的生命历程

1986年夏天的一个黄昏，广汉鸭子河畔鳞次栉比的砖厂冒出一团团黑烟，飘荡在天空中。就在这天，砖厂的挖掘机意外发现了两个埋藏着大量珍贵文物的祭祀坑，坑中出土了青铜大立人、纵目面具、青铜人头像、金杖等大量珍贵文物。一个失落已久的古老王国就此呈现，即为三星堆。

2001年，成都苏坡乡金沙村传来消息，那里又发现了大量象牙、青铜器、金器、玉器。这个遗址被命名为金沙。金沙与三星堆显示出了强烈的联系，他们就如同父与子，一脉相承。

不过，这可能是世界文明史上最奇怪的一对父子了，它们诡异的青铜器不仅在中国找不到原型，就连世界上都找不到同类，有人甚至将其想象为外星人的杰作。

三星堆、金沙的发现，大抵还意味着对历史的颠覆。中国古代政治中心在北方，西南地区则被视为蛮夷之地，《后汉书》中的《西南夷列传》，就是对西南邛人、滇人、夜郎、僰人、叟人等部族的统称，可见当时中原史官的心态;唐代诗人李白面对古蜀，尚有“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的感慨。在这些观点面前，三星堆、金沙就格外引人注目——谁是它的主人?它究竟根植于四川本土，还是从他乡迁徙而来?

近年来的考古发现渐渐揭示，古蜀国并不是一个孤独的文明，它的背后，隐藏着古羌人、夏朝贵族、商朝、巴人、杜宇、鳖灵部落的古老背影。不同时期、来自不同地域的部落，带来了多样的文化，而古蜀国正是在一次又一次的迁徙中，完成了它从宝墩文化到三星堆、金沙的转变，走过了长达2000余年的生命历程。蜀地对于他们而言，自是故乡，但其文化底色上，也一遍遍涂抹着他乡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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羌人南迁：第一缕文明曙光

关于古蜀文明的起源，史书一直语焉不详，惟有一个个上古传说，暗示其皇家血脉。传说炎帝姜姓，为西羌牧羊人。黄帝入蜀，迎娶西陵国国王之女嫘祖，成了蜀人的乘龙快婿，把成都平原先进的养蚕缫丝技术带到了中原，西陵国与黄帝部落，也在婚媾关系的前提下，联合在一起。黄帝与嫘祖的长子玄嚣生在“江水”边，也就是现在的青衣江，次子昌意生在“若水”畔，也就是雅垄江畔。

继三皇五帝之后的，则是大禹，“禹兴于西羌”，出生在北川县禹里乡一块叫“石纽”的巨石中。帝舜时代，一场大洪水肆虐了整个中国，大禹率领部落走出成都平原，治理了滔天洪水，并开创了中国第一王朝——夏朝。

传说时代的古史已经难辨真伪，而考古学上，古蜀第一缕文明之光，并不如后人想象在三星堆或是金沙，它来自一个叫宝墩的古老文化。自1995年以来，考古学家陆续发现了新津宝墩遗址、温江鱼凫城遗址、都江堰芒城遗址、崇州市双河遗址、大邑高山镇遗址和紫竹遗址、郫县古城7座古城。

伴随宝墩文化出现，成都平原也产生了诸多变化。此前的成都平原并未发现古城的痕迹，宝墩文化的几处遗址已经出现城墙，为典型的夯土结构，面积最大的是新津宝墩遗址，城墙周长3200米，宽约25米、高5米，面积有60万平方米，这个面积，甚至远远超过了商朝附属国的都城：盘龙城面积仅有7万平方米，山西夏县东下冯商城还要略小。

宝墩人以狩猎为主，传统农业尚未启蒙，遗址出土了数十件石箭镞;陶器也在此时出现，迄今为止，宝墩共出土了千余陶器，有小平地罐、圈足尊、喇叭口高领罐等等类型。学者段渝认为，宝墩遗址的出现，暗示着成都平原已经进入酋邦社会。

1998年，成都市考古队对郫县古城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古城中央，有一个大型房屋遗址——白色的碎石圈成一个长方形，中间等距离分布着5个用竹编围成的卵石台基，代表5个祭台。这里是宝墩人的神庙，它预示着宝墩人已经有了图腾崇拜与信仰，这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一个重要标志。

宝墩文化是后人能在成都平原寻找到的最古老章节，距今大约4500-3700年，而在此之前，成都平原并未发现文明的痕迹，宝墩文化可能是一个外来部落。

这个猜测数年后即被证实。2000年，四川茂县营盘山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露面，遗址出土陶器与宝墩文化乃至马家窑文化极为相似，如同针线一般把成都平原上的宝墩与长江上游的马家窑串连起来。

在四川羌寨，流传着一首叫《羌戈大战》的古老史诗，史诗出自羌族释比的经文之中，讲述了祖先迁徙的历史：他们(羌人)由西北高原南下，翻过许多大山，终于来到岷江上游。他们决定在这里定居下来。但是，这一带却住着高颧骨、短尾巴、身体健壮的戈基人，他们个头不大性情却很凶猛，互相争夺牧场，双方经常发生战争。

《羌戈大战》是羌人的创世史诗，描述了羌人从西北高原向岷江上游乃至成都平原的迁徙过程，戈基人(可能是一个氐族部落)成了他们最强劲的对手。远古时代，整个中国西部，从甘肃河湟一带一直往南，到四川岷江上游，再到金沙江流域，基本上都是羌人的活动范围。古羌人从甘青草原到岷江，再从岷江迁徙到成都平原，如同一幅卷轴画，随着历史的演进，慢慢拉开。

传说这支羌人的首领，便是古蜀第一位蜀王蚕丛，西汉扬雄《蜀王本纪》记载，蚕丛“其目纵，始称王”，三星堆出土的众多纵目面具，也被看成族人对他的追忆。这也是古蜀历史上第一次大迁徙，这一次迁徙，给成都平原带来了陶器、古城，乃至图腾崇拜，成都平原由混沌迈入了新石器时代，从荒诞不羁的神话传说，回到了人间。

有缗氏逃亡：青铜铸造技术传来

人们常说的三星堆，其实只是一个笼统的称呼，从文化上分析，曾经有过三种文化或文明在三星堆交汇：1期的宝墩文化，年代与中原龙山文化相当;2、3期三星堆文明;4期则已经跟金沙早期接轨。也就是说，宝墩人的最后一次迁徙，来到了三星堆。

从宝墩文化到三星堆文明的转变，是从一些文物的剧变开始的。1987年一个傍晚，几个砖厂工人在广汉一个叫仓包包的地方，发现了两块镶嵌着绿松石的铜饰牌，同时出土的还有矛、斧、钺等玉石礼器。历史上，铜饰牌是一种地域性极强的文物，在中国，只有二里头出土过类似的铜牌。

自1986年开始，考古队对三星堆遗址展开全面发掘，一种叫盉的陶器屡有出土，似乎怎么也出土不完。陶盉有三只袋形大足作为底座，一侧有柄，中国文明史上，盉的发明，要归到二里头人名下，他们仿制鸡、鸟的形态，创造出这种特殊的陶器。三星堆出土的一件陶豆上，有一个孤零零的符号，这是只正视的眼睛。而这只眼睛的符号，却大量出现在二里头文化中。所谓的二里头遗址，是夏代晚期的一处都邑，二里头文化其实就是夏文化。

从年代上说，二里头在前，三星堆在后，它们的联系是不可能通过交往而相互影响，惟一的途径是传承。而在古代，这种传承又多以部族迁徙为基础。或许可以推断：在夏代的某个时期，有一支人群，从二里头出发，穿越了湖北江汉地区和渝东峡江来到成都平原，成为三星堆王国中占据统治地位的氏族。这个推断可以引出一段远古传说。

夏朝末年，今山东金乡一带，有个部落叫有缗氏。他们与夏朝国君有联姻关系。《左传》记载，夏朝太康失位后，后缗的儿子少康最终复兴夏朝，可见其战功赫赫。

《左传》昭公十一年记载，夏桀为了炫耀威力，命令诸侯率本国军队在有仍氏国盟会。有缗氏国君一向对夏桀的暴政不满，在盟会中途愤然归国。夏桀看竟然有人敢公然违背他的意思，亲率大军征讨有缗氏。有缗氏终于招架不住，四处逃散。《楚辞·天问》和《汉书》中都留下了记载。而有缗氏最终迁徙到何方，悬而未解。

北京大学考古学家孙华认为，二里头与三星堆文明可能与有缗氏有关，有缗氏战败后，先逃亡到河南一带，站稳脚跟后，陆续向陕西、成都平原迁徙。这也是三星堆与二里头具有如此之多相似性的原因——这些逃亡的有缗氏即便是两手空空而来，他们掌握的制作工艺、审美观念、宗教信仰乃至故土情结，必定会在文物中有相似的体现。

夏人其时已经掌握了高超的青铜冶炼技术，而远古时代，部族往往将青铜铸造技术视为珍宝，是断然不会外传的。有缗氏的迁徙，是古蜀历史上第二次大迁徙，这支流亡的夏朝贵族，给蜀地带来了陶盉、铜饰牌，带来了王朝血脉，乃至青铜文明的火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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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人与商：战争与和平

商代的三星堆古国，正处盛年。这个生机勃勃的文明，拥有着庞大的领土与强大的国力，他们为了争夺附属国、水源、土地、矿藏，很快与中原一带的商朝兵戎相见。

关于三星堆与商朝的关系，中国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在《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一书中有如下论断：“三星堆是方国”，“方国已是比较成熟，比较发达、高级的国家，夏商周都是方国之君”。古蜀与商朝，都是各霸一方的方国，相互间并不存在隶属关系。

历史上，商朝人曾经如此布置自己的防御体系：中心是京畿重地殷，最外面是臣服的异族，异族与京畿之间则是诸侯的领土。臣服于商的附属国颇多，有羌方、鬼方、土方、人方、虎方等。让商朝人烦恼的是，成都平原上的蜀国，却独立于他们的防御体系之外。蜀国并非商的附属国，甲骨文中迄今也没有“蜀方”的记载。

商王朝的国家大事由商王与一个叫“贞人”的神职集团共同决定，尔后写在甲骨文上，当作国家机密封存起来。殷墟发现后，商朝的国家机密也在尘封的档案中被发掘出来，学者发现，成都平原上的蜀人，频频出现在甲骨文中，不过，有蜀人的地方，却往往意味着战争。

“登人征蜀”;“丁卯卜，王敦缶于蜀”;这两句甲骨文，记载了蜀与商的两场战役。“登”的意思是征集兵员，商王已纠结兵力准备讨伐蜀人;缶是今山西永济一带的缶人部落，蜀人与缶人曾经联合抗商，缶人不幸战败，故流落至成都平原投靠蜀人，商王对此颇为在意，最后连自己也御驾亲征了。

成都平原距殷都有千里之遥，况且蜀道艰险，商朝人出兵伐蜀，颇为困难。且劳师袭远，乃是兵家大忌。甲骨文中商人伐蜀记载虽多，却少见商朝人炫耀胜利，反倒是深入腹地的他们往往不能全身而退。1959年，四川彭县出土了8件青铜器和13件兵器，青铜器上刻有“覃父癸”和“牧正父”字样。这两个人是商朝的贵族，青铜器是蜀人缴获商朝人的战利品。这两个不幸的贵族可能早已在蜀国丢了性命。

战不能胜，从商朝中期开始，商朝人开始调整外交政策，他们对蜀人的态度缓和了许多。在这样的友好旗帜下，商朝巫师时常“至蜀有事”，到蜀地举行祭祀仪式;蜀人还曾经答应给商朝提供“蜀射三百”，射的意思是弓箭手;商王在宗庙中秘密占卜，也常常帮蜀人算上一卦，有一次，“王占曰蜀其受年”，意思是商王占卜出蜀人将获丰收。

商朝精湛的青铜铸造技术，也在此时影响着古蜀人，三星堆出土文物虽然颇为神秘，不少青铜器与商朝如出一辙，如青铜尊、青铜罍等等，应该是蜀地工匠模仿中原青铜器制作的;而三星堆的玉戈、玉瑗在安阳殷墟都能找到原型，可见三星堆传承着中原地区的玉石祭祀体系。

早在3000多年前，极富探索意识的古蜀人已经走出成都平原，积极与外界交流，建立了与黄河文明的联系，从浩瀚的商文明中吸取了诸多精华，却又自成一体。

与古羌人、有缗氏的迁徙带给成都平原的剧变比起来，殷商文明则在战争与和平的间隙流传到蜀地，给三星堆的青铜器、玉器注入了中原文明的基因。这也使得三星堆古国在保留了它天马行空的幻想的同时，却又加入了殷商文明的大气与磅礴。

金沙：巴人入侵还是杜宇复国?

似乎在一夜之间，三星堆人偏好的小平底罐、高柄豆、陶盉换成了一种全新的风格——尖底陶器，诸如尖底杯、尖底盏、尖底罐大量出土。尖底陶器是早期巴人使用的典型风格，这种陶器的出现往往意味着巴人的到来，历史上的巴人素来以剽悍善战闻名于世，战争与死亡，追寻着这个好战的部落。

商代末年，巴人忽然做出了一个令世人备感意外的举动，他们放弃了鄂西这块生长已久的土地，转而向三峡、川东一带举族西迁，并迅速建立了一个强大的政权。巴人的举动刺痛了古蜀国当权者，然而，三星堆古国的财富被过分堆砌到了神坛之上，孱弱的军队不但未能教训越过国界的巴人，反而吹响了三星堆古国走向衰弱的号角。考古学家猜测，一部分巴人转而向成都平原进发，老态龙钟的三星堆古国再也经不起刀光剑影的洗礼，古蜀国破，古蜀人也踏上了迁徙之路。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三星堆亡国，与赫赫有名的牧野之战有关。商朝末年，商王纣昏聩无能，崇信奸臣，残害忠良，迷恋女色。岐山周原一带的周人最早起事，响应者有八百诸侯，蜀王鱼凫也派兵参战，古蜀国精锐征战在外，国力空虚，被敌人偷袭得手。率兵灭蜀的正是杜宇，在子民拥戴下，杜宇自封为蜀王，是为望帝。金沙遗址发现后，不少学者猜测，金沙就是杜宇的国度，金沙遗址年代在商末周初，这正是杜宇的活动年代。

2007年12月，我曾与云南省昭通市文管所所长游有山到鲁甸县野石村考察这里的古遗址，鲁甸野石遗址出土了大量“鸟头形”陶器，与三星堆鸟头形陶器几乎如出一辙。游有山说，西汉扬雄《蜀王本纪》记载：“后有一男子，名杜宇，从天堕，止朱提”，朱提是昭通古称，古代是濮人地盘，濮在上古，族系繁多，多伴水而居，故又有百濮之称。蜀王杜宇部落，可能正是一个来自昭通的濮人部落。

杜宇最大的功劳，就是带来了农耕文化。按照一些学者的观点，蜀王鱼凫时代，古蜀人尚以渔猎与畜牧为主，农业经济并不占太大比重。《华阳国志》记载，杜宇“教民务农”，而根据一些学者的调查，“三星堆遗址中红烧土里有很多禾本植物茎叶印痕”，可能是粟、皮大麦之类，可见当时的旱作农业已经颇为发达，成都平原就在此时完成了渔猎时代向农耕时代的过渡。

究竟是巴人来到成都平原，还是杜宇以战争取代了鱼凫，传说时代的古史，真伪莫辨，我们唯一可以确定的是，金沙古国继承了三星堆诸多基因，比如青铜雕像、金面具、玉戈等等;而随着巴人或者杜宇部落的进入，古蜀国再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颇具代表性的变化，便是祭坛与宫殿的出现。

成都驷马桥外，曾经有一座边长为140米，高10米的土台，为四方三层型，形制很像一个去顶的金字塔，形制、结构与1983年发现的上海福泉山祭坛大体一致，应该是商周时期成都平原的国家祭坛。学者段渝在《四川通史》中，提出了羊子山土台建筑工程的问题。他认为，羊子山土台“总面积约10733平方米，估计用泥砖130多万块，用土总量在7万平方米以上。若征发2万人修建，至少要3年或4年才能建成。”

成都十二桥遗址曾出土过一些残长5米的木构件和一些残长12米的地梁，从这些巨大的零件看来，这里或许曾经屹立着一所高大宏伟的宫殿。值得一提的是，考古学上，金沙与羊子山、宫殿遗址同属于十二桥文化，也就是说，他们可能是同一古国的产物。

规模宏大的祭坛、宫殿暗示着古国的实力，它们的出现，背后必定有一个强大统一政权的支持。《华阳国志》记载，古蜀国“乃以褒斜为前门，熊耳、灵关为后户，玉垒、峨眉为城郭，江、潜、绵、洛为池泽;以汶山为畜牧，南中为园苑”，褒斜在陕西汉中附近，熊耳、灵关靠近云南。在古代，疆域是衡量一个国家实力的重要砝码。杜宇也好，巴人也罢，三星堆国亡之后，他们的迁徙建立起一个更为恢弘的古蜀国。异域文明与古蜀文明也在不断的交流中碰撞、迸发。

鳖灵治水：楚文化进入成都平原

杜宇晚年，洪水再次肆虐成都平原，《蜀王本纪》记载，三峡一带的鳖灵部落，为了躲避楚人追杀，逃亡到成都平原，被杜宇委任为相，治理洪水，“蜀得陆处”，又成了人民康乐、物产丰饶的天府之国。鳖灵最终取代杜宇，建立开明王朝，是为丛帝。开明王朝传位12代，统治古蜀国300多年，公元前316年，秦军由金牛道入蜀，蜀亡。

随着鳖灵的进入，楚文化也悄然进入成都平原。2000年7月29日，成都商业街发现了一处长30米，宽21米的船棺合葬群，最长的一具18.8米，直径1.7米，由整根楠木雕凿而成，历史上的船棺安葬的风俗，是从荆楚一带发源并流传到全国的。而自春秋以后，水田在成都平原大为盛行，平原的低洼之地此时被大量运用起来，成为旱作农业的必要补充，而荆楚之地，却有着悠久的水田开垦历史。鳖灵的逃亡其实是一个部落的迁徙，楚人的耕作技术、丧葬习俗无疑会随之带到成都平原。

李白有感于古蜀历史的扑朔迷离，三星堆、金沙遗址也往往被视为外星人的文明。而在我看来，古蜀国是不同时期的文明在成都平原的产物，古羌人、夏朝贵族、商朝的巫师与军队、杜宇、鳖灵部落是它流动的基因，迁徙或许带来了短暂的动荡与征战，然而，几乎每一次迁徙，都给成都平原创造了新的契机，成都平原也以其博大的胸怀接纳着来自全国的迁徙者与逃亡者。

如果将眼光触及四川历史，秦灭蜀后，强迁六国豪强入蜀;两晋流民入蜀就食;五代十国，前蜀、后蜀稳固的政权吸引着中原仕子、百姓远道而来;清代“湖广填四川”，两湖、两广、浙江、江苏、陕西等地百姓纷纷入川，以及抗战年间的高校内迁、建国后的三线建设。今天，当我们追溯成都平原历史上波澜壮阔的大迁徙时，那些曾经匆忙的背影，那些曾经给成都平原带来光荣与梦想的背影，那些流淌着四川血液的背影，再次清晰地出现在我们视线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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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迁：古蜀人的背影

公元前316年，秦朝踏灭蜀国，留下金沙、三星堆这样灿烂文明的部族何去何从?大部分蜀人从蜀国的臣民变成了秦国的百姓，这批人的生命、生活、迁徙，已经沉没在历史长河之中，无从追索，但他们在秦、汉、唐、宋、元、明、清一代一代的民族融合和迁徙中，和来自各地的移民一起塑造了如今的川人。而另一支队伍，却在数千里外的南国被发现踪迹

公元前316年，秦灭蜀，开明王朝遂亡，蜀王、太子、相国、太傅相继被杀。秦人伐蜀的目的在于将其作为大后方，为逐鹿中原提供充足的粮草与兵源。战争一结束，秦军即进驻成都，蜀人群龙无首，从蜀国的臣民变成了秦国的百姓。只有蜀王子安阳王带领一支残部辗转南迁，最后到达交趾，也就是今越南北部，建立瓯雒国，一延续就是大半个世纪。

2004年9月，一批越南考古学家走进三星堆“寻根”，他们此行的目的是比较越南长睛遗址与三星堆遗址的相似性。三星堆遗址精美的出土文物，让越南考古学家惊异不已，他们认为，从文物上分析，三星堆与越南无疑颇有渊源，史前蜀人的南迁，可能由来非虚。

交趾：蜀人南迁路线

从成都南下云南，乃至越南交趾，南方丝绸之路是最为便捷的古道，其路线是出成都至雅安，越大相岭至汉源，再逾小相岭至泸沽、会理，经云南昆明、楚雄，从晋宁至通海，循盘龙江(清水河)直抵交趾。古道早在商周年间便已开通，成为沟通中国与异域一条重要通道。2007年11月，我参加“探秘三星堆 寻访南丝路”科考活动，一路上，安阳王的背影几乎如影随行，出人意料的是，远迁越南前，安阳王与秦朝可能还有过一次大决战。

上世纪70年代，荥经严道古城附近发现了一批军事墓葬，墓中出土了大量巴蜀式兵器与一种奇怪的铜质印章。兵器是典型的巴蜀式铜戈、铜矛、铜剑，上面雕刻着虎的头颅、蛇的尾巴;印章上则雕刻着令人费解的图案：手持利刃的武士，张开的手，鲜红的心脏。

在四川考古发掘中，这种印章屡有出土，考古学上称为“巴蜀印章”，迄今四川出土的“巴蜀印章”总共有百方，单荥经一地就出土有70余方。有学者提出，这些印章其实是臣服于蜀的各部族首领的徽记，是安阳王分发给各部族的信物。古蜀国破后，蜀人停留在荥经俟机复国，各部族亦在荥经汇合，准备与秦人的决战。

荥经北接成都平原，东、南、西三面被海拔达三、四千米的牦牛山、瓦屋山和邛崃山环绕，南下便是邛人、笮人等部落地盘，安阳王选择在这里决战，应该是一个颇为合理的决定。不过，秦人的强大已超出了古蜀人的想象，决战以惨败告终，安阳王继续南迁，那些部族首领也在这场大决战中，或降或亡。

于是，公元前316年，灵关道出现了一支行色匆匆的迁徙队伍，他们之中，有丢盔弃甲的士兵，有惊惶失措的官吏，还有尚未来得及脱下巫袍的巫师，衣衫褴褛、扶老携幼的百姓尾随其后。他们身后，隐约还能听到刀剑碰撞的声响以及悠长的号角声。《交州外域记》记载下了这次壮观的迁徙，“后，蜀王子将兵三万，来讨雒王雒候，服诸雒将。蜀王子因称为安阳王。”

汉源小堡乡团结村发现过一批战国土坑墓，墓中出土了柳叶剑、刀等巴蜀式青铜器;而在南丝路沿途的越西、西昌、盐源、昭觉、会理等地，都有蜀式器物与巴蜀土坑墓发现。大、小相岭以南历来是“西南夷”部落地盘，并非蜀人势力范围，数目众多的文物似乎暗示着安阳王极有可能顺着南方丝绸之路进入交趾，沿途的墓葬与青铜器，令安阳王的迁徙路线，逐渐清晰起来。

瓯雒国：异国故乡

长晴遗址位于越南北部，长期以来一直被考古界认定是瓯雒国都城。在这座被认为是古蜀文明延续的遗址中，又一个三星堆彷佛降临了。长晴遗址出土了一些的牙璋，这是古人的祭祀用品，同样的牙璋在三星堆都能找到原型。这种联系在越南东山文化遗址中得到更为充分的体现，东山文化的陶器盖、玉璧、玉璋、陶豆、玉戈、铜瑗，都显示了与三星堆强烈的联系。

2005年2月与12月，受越南国家历史博物馆邀请，四川考古研究院先后派遣两个考古队到越南进行考古发掘，以考察古蜀文明与越南东山文化的联系，考古发掘出土的大量珍贵文物，其中不少在四川都能找到“娘家”。历史上的开明王朝盛行船棺葬，成都十二桥船棺葬一度被认为是蜀王的家族墓葬，而在越南海防、朱芹、朱山、越溪等地却屡有船棺出土，只不过年代稍晚，大约相当于中国的秦汉之际，墓中出土的铜斤、环首铜削、铜拍在四川都能找到原型。而这里正是史前瓯雒国的疆域。

从年代上说，古蜀文明在前，越南冯元、东山文化在后，它们的关系自然不会是相互交流而产生的，唯一的途径便是传承。一个民族不会使用其他民族的陶器、青铜器，除非他们有某种传承关系，也就是说，越南东山文化可能继承了古蜀文明的一些传统。考古学家发现，在瓯雒国，祭祀仍然是一项重要内容，虽然赶不上古蜀国的奢华与繁荣，却拥有着相同的模式。

显而易见，安阳王的迁徙队伍除了3万军队外，几乎囊括了古蜀文明的各个方面，在这支队伍中，有专司祭祀的巫师，有负责筑城的工人，有制造青铜器的工人，他们带来了古蜀文明最精华的部分，与其说是蜀人的迁徙，还不如说是古蜀文明的一次有去无回的出访，交趾的面目由此改变。

历史上的瓯雒国定都螺城，螺城筑于越裳，广千丈盘旋如螺形，又名思龙城。裸国在交趾附近，“男女裸体，不以为羞”，可能是当时一个土著部落，裸国曾经与瓯雒国相邻，除此之外，瓯雒国旁边还有文朗国和南越王赵佗的割据势力。史载交趾先属雒人，后属瓯雒国，最后归赵佗所有。安阳王其时已经占据了交趾和邻近的九真，人口约20万，却一直试图扩大疆域。

神弩：离乡的战士

三万蜀人把他们的生命毫无保留地投入到战争中，人生却不曾厚待他们，历史也永远的遗忘了他们，甚至连他们为之奋斗的国家，也在若干年后，重新灭亡。

有关瓯雒国的战争，一直跟神弩联系在一起，传说有只神龟在瓯雒国居住了三年，临行时，神龟脱其爪化为神弩。《越史略》则采用了另一个说法：皋通造柳弩一张，“十放，教军万人。”著名历史学家徐中舒认为，安阳王来自蜀地，跟雒人作战，可能暂时处于优势。千弩齐发，一放杀三百人或有可能，皋通也只不过是瓯雒国一个善于治弩的大臣。

相反，雒人经济文化长期处于射猎采集阶段，“射生为活，吞噬昆虫”，在强大的蜀人军队面前，雒人很块丧失了他们赖以生存的领土，不得不迁徙到更加荒凉的地区。神弩也让南越王赵佗吃尽了苦头，“一发杀三百人”，越军闻之丧胆;到了宋初，《太平广记》、《太平寰宇记》更把神弩的威力夸大，“一放杀越军万人，三放杀三万人”。

攻占交趾不久，安阳王又吞并文朗国，这场战争同样没有花费古蜀人太多的时间，从那以后，雄伟的都城，先进的文明，锐不可当的军队，一个新的古蜀王国在交趾冉冉升起。考古学家更倾向于把战争看成文明之间的碰撞，在早期蜀人刚到达交趾时，这种文明的碰撞引发的战争优势表现得更为明显。

安阳王和南越王之间的战争则一直持续到瓯雒国灭。早期占据优势的情况终究短暂，在与中原文明的对抗中，蜀人遇到了强劲的对手，始皇三十七年，赵佗率大军侵瓯雒国，安阳王以灵弩防御，击退佗军。赵佗见以武力胜不了安阳王，使了个心计，派遣儿子赵仲向安阳王之女媚珠求婚。赵仲婚后引诱媚珠偷看神弩，趁机毁坏，失去了神弩的安阳王再无招架之力，秦二世二年，赵佗再次来攻，瓯雒国遂灭。

这把决定了瓯雒国命运的神弩，终究只是一个传说而已。自商鞅变法以后，秦国迅速完成了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公元前316年，秦人的坚兵利甲让蜀人尝到了亡国的苦楚，尔后，中原文明的发展速度超乎了蜀人的想象，在南越王赵佗势如潮水的进攻面前，古蜀人再次完败。

安阳王灭国后，有关古蜀的历史归于平静，只有它的传说被纳入历史。我们现在已经不能触摸它，仅仅可以从它的故事和传说中看到古老和荒凉之美，从某种程度上说，安阳王和瓯雒国就像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秦国军队锋利的刀剑割断了它的动脉，此后，它一直苟言残喘，直至灭亡。

有学者认为，瓯雒国还不是蜀国的终点，国破以后，他们迁徙的脚步就没有停过，在比交趾还要遥远的西卷和西屠，蜀人又相继建立起他们的国度，一直延续到几百年后的唐朝。究竟什么地方，才是蜀人南迁的终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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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酒四川

蜀中的酒不但让蜀人陶醉，更令外人解愁，因为酒，他乡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了故乡。固守西南的川人，精神中的那一份放旷，正是在酒里浸泡出来的

蜀人好酒，造就了性格中的豪侠之气。而在中国文化中，诗酒文章往往相提并论。“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杜甫为李白所“画”的这幅肖像画，固然可以挑剔出这位诗人纵饮不羁和游戏人生的意味，但若没有酒，便没有了天马行空的浪漫，李白便死了。

诗人们的描述，千载之下，仍然令人如入醉乡。诗人张籍描写了酒肆林立的成都：“锦江近西烟水绿，新雨山头荔枝熟。万里桥边多酒家，游人爱向谁家宿。”在成都流连的李白一定也在那些酒店里喝得酩酊入梦，梦中还有一位当垆的美女出没。诗人李商隐干脆就说：“美酒成都堪送老，当垆仍是卓文君”，为成都的享乐主义盖上了千年不褪的印章。

东坡先生就说：“吾饮酒至少，尝以把盏为乐，往往颓然坐睡，人见其醉，而吾心了然。……在扬州时，饮酒过午辄罢，客去，解衣盘礴终日，欢不足而近有余。”所谓“书到读透处，酒于微醺时”，这才是真正会喝之人。

北宋的苏子美，和唐初的陈子昂一样都是梓州人，他年轻时住在老丈人家，常常夜间豪饮，老丈人有些吃不消，也很奇怪，派了一个佣人悄悄观察。一晚，看苏姑爷在书房里，取出一册《汉书》，翻到《张良传》，一旁放着酒。读到张良狙击秦始皇不中，便激动地用力在桌上一拍，大声说道：“击之不中，可惜!可惜!”说完，斟酒一碗，一饮而尽。一会读到张良对刘邦说：“臣始起下邳，与上会于留，此天以臣授陛下”时，苏子美双手抚摸桌子，自言自语道：“君臣相遇，其难如此。”于是又斟酒一碗，一饮而尽。老丈人听了佣人的汇报，高兴地说：“有这样的下酒菜，每日斗酒，不多不多。”以《汉书》下酒，直通蜀人狂傲的精神深处。

蜀人不但好酒，而且善酿。《华阳国志》中说，“川崖惟平，其稼多黍，旨酒嘉谷，可以养父。野惟阜丘，彼稷多有，嘉谷旨酒，可以养母。”其意即为：好米酿好酒啊，可以奉养我的爹娘!看着美酒汩汩流出，酒香飘散于湿润的空气之中。

蜀中美酒，连皇帝也难以抵御，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的一天，唐德宗李适专门召开一次特别的廷议。郑重其事地面谕朝臣，要他们讨论是否要将剑南道绵竹的“剑南烧春”上贡。

绵竹在四川盆地西北部，是历史上有名的川酒发祥地之一，2003年4月到2004年11月，考古学家对剑南春“天益老号”酒坊遗址的发掘，证实了绵竹酿酒业的千年历史延续。在发掘现场，考古学家不仅发现了规模宏大、生产要素齐全的清代至民国时期酿酒作坊群，而且还发现了宋代堆积层。

绵竹在宋代生产的酒名“蜜酒”或“鹅黄”。苏轼被贬官到黄州之时，一位老相识、绵竹武都山道士杨世昌到黄州看望苏轼，与他同游赤壁，饮酒赋诗。杨世昌将蜜酒的酿造法送与苏轼，苏轼十分高兴，作了《蜜酒歌》回赠。在诗前小序中他写道：“西蜀道人杨世昌善作蜜酒，绝醇酽。余既得方，作此歌以遗之。”他赞美蜜酒：“三日开瓮香满城”。我们从他的诗词中，经常可以看到这位政治失意、家人离散的词人“欢饮达旦”以至于要“把酒问青天”。他还写过一篇《酒经》从制饼曲到酿造，无不备述。固守西南边陲的川人，精神中的那一份放旷，正是在酒里浸泡出来的。

元人陶宗仪《说郛》引《成都古今记》云，成都有“正月灯市，二月花市，三月蚕市，四月锦市，五月扇市，六月香市，七月七宝市，八月桂市，九月药市，十月酒市，十一月梅市，十二月桃符市”。当然，每月的专业市集都离不开酒，而十月举行的酒市，大概就是一年一度的酒的交易会和评酒会。据费著《岁月纪丽谱》载：“成都游赏之盛，甲于西蜀”。游乐免不了要饮酒助兴，史载宋代成都每年仅游宴一项增加的榷酤(酒税)之利应达“千万贯有奇”。

蜀中的另一名酒是郫县的郫筒甜酒，用天然竹筒代替酒器，甜美清冽，从唐代一直流传到清代。陆游在四川为官八年，回到故乡绍兴之后，念念不忘喝郫筒酒那种沁入深心的感觉：“未死旧游如可继，典衣犹拟醉郫筒”。直到清代，袁枚《随园食单》里的美酒座次里，郫筒甜酒仍位列第三。数千里之外的袁枚，写下了他喝了一筒郫筒酒之后的感受：“郫筒酒清冽彻底，饮之如梨汁蔗浆，不知其为酒也。”

“衣上征尘杂酒痕，远游无处不消魂。此身合是诗人味?细雨骑驴入剑门。”诗人陆游写下了这首《剑门道中遇雨》，和自己开了一个玩笑，从军的豪情壮志消磨在了酒肆和歌院之中，难道只是为了骑着驴子，踱进剑门，做一个消闲的诗人吗?“锦江烟火，卓女烧春浓美”，成都的老百姓只要养家，过安稳的生活：杨柳青青酒店门，阿郎吹火妾开樽。千金卖得文章去，不记当年犊鼻褌。

蜀中的酒不但让蜀人陶醉，更令外人解愁，因为酒，他乡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了故乡。唐代宗宝应元年(762年)，寄居四川的诗圣杜甫，连呼“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其豪饮之状，竟也不在李白之下。这位谨严的诗人，不知道是不是在蜀中成为了一个饮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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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出川
一个四川人和他改写的中国性格

北宋嘉祐元年(1056年)春天，未满20周岁的苏轼和弟弟苏辙在父亲陪伴下，离开家乡，踏上了进京赶考的路程。一路上，他们走出剑门、翻越秦岭、经过关中后，继续向着东京汴梁跋涉而来。在苏轼的一生沉浮中，这实在是一件无关紧要的小事。但它却属于一个伟大时代渐渐开始时的紧密一环。

北宋嘉祐元年(1056年)春天，未满20周岁的苏轼和弟弟苏辙在父亲陪伴下，离开家乡，踏上了进京赶考的路程。一路上，他们走出剑门、翻越秦岭、经过关中后，继续向着东京汴梁跋涉而来。

时节虽然已是四五月份，但在北方的崤山地区，偶尔还会有寒冷如冬的景象。这一天，父子三人在路过陕县二陵道的时候，寒风冷峭，纷纷洒落的白雪覆盖了崎岖不平的山道，使得路径难辨。他们乘坐的大马，被盖在雪下的乱石绊倒在地，折断了蹄脖，痛苦地呻吟着，不久死去。苏氏父子只好徒步在雪地里艰难地前行。向晚时分，他们投宿在渑池山间一家寺院。那一晚给初出远门的苏氏兄弟留下美好的回忆，寺里的老和尚不仅盛情款待了这三位远道而来的过客，而且在客人临走之时，还将寺内仅有的毛驴赠送给他们。苏氏兄弟感动之余，便做诗题写在寺院的墙壁上。然后，父子三人乘着毛驴在融化的雪地里离开渑池，向东而来。

在苏轼的一生沉浮中，这实在是一件无关紧要的小事。但它却属于一个伟大时代渐渐开始时紧密的一环。

唯蜀有才

即便不论苏家的诗书传统，历史上司马相如、扬雄、陈子昂、李白等这些“奇瑰磊落”的人物，也都是从那块隐藏于西南一隅的神奇土地上走出去的。这些走出四川的学人，所取得的成就，在每一个时代都是最顶尖的：司马相如是汉赋写得最好的，扬雄是汉代最为博学多才的作家学者，慷慨高蹈的陈子昂唤醒了唐诗的风骨，李白是唐诗作得最好的两人之一，而另一人晚年也入川了。于是，早在东汉，班固就已在感叹四川“文章冠天下”了。

而孕育出这些人才的四川，却悬隔四海、远离中原，也从来都不是中华文化的中心。地理上天然内向，而通往外界的水路、陆路都是那么凶险，极易造成四川的封闭与独守，我们却又看到它在文化上竟是那么开放。这是一些颇为费解的问题。

或许可以这样解释，四川地理的内向，客观上为川人出川带来重重阻隔，但在心理上却激发了川人“走出夔门”的强烈愿望。这是一种激烈的反弹，一种义无返顾的跨越。古蜀先民为了开拓视野，从未停息过蜀道的开辟，这一传统，也为后世川人在更广阔的天地里闯荡提供了不竭的动力。

四川从不畏惧与外界的交流，但在古代，往往是中原王朝最为强大的时候，它们的影响才能波及西蜀。因而当历史上最为强盛的王朝，打通入川的蜀道时，四川所吸收到的也往往是最为浩荡充沛的元气。这样在一个封闭的环境里，中原最优秀的文化往往浩然长存，并与当地的血统不断交汇融合。这也许是为什么四川的人才常以气象“大”而著称的原因吧。

李白出川之后，四川再次选择了沉寂，仿佛故意以漫长的积蓄，而等待下一次的爆发。果然，北宋1037年，四川倾其厚积300年的元气开始了又一次造化，而这一次它选择了眉州，选择了苏轼。

眉山钟秀

中国人的观念中，一个人若诞生在山清水秀的地方，那么他往往能得益于天地间丰沛的灵秀之气的滋养。

宋仁宗景佑三年(1036年)年底，当苏轼诞生的时候，他所降临的人间，便是这样一个清秀美丽的地方。当时，眉州虽然不大、但依然舒适别致。镇上街道整洁，五六月间，路旁的荷花盛开，香气弥漫。像四川其它很多地方一样，这里山川秀美、景色迷人。

林语堂在《苏东坡传》中曾这样描写苏轼的故乡眉州：“在千年万古为阴云封闭的峨眉山的阴影中，在乐山以北大约四十英里之外，便是眉州的眉山城。”“幸亏战国时代李冰的治水天才，当地才有完整的水利灌溉沟渠，千余年来始终功能完好，使川西地区千年来沃野千里，永无水患。蟆颐山的小山丘下，稻田、果园、菜圃，构成广漠的一带平原，竹林与矮小的棕树则点缀处处。”这样的山水足够滋养出元气十足的性灵了吧。

当苏轼长到八九岁时，眉州的山间水上已经留下了他弱小的身影。他都是带着更小的弟弟苏辙一起玩耍，有山可登，有水可游，哥哥总是提着衣服先到。碰上不能过去的地方，小苏轼先是怅然很久，等到“翩然独往”时，则“逍遥泉石之上”，采撷林花，摘拾涧中的野果，渴了就喝一口溪水，见到的还以为是个神仙。

以后，在天庆观、在连鳌山栖云寺、在三峰山、在实相寺、在青神山唤鱼池上，苏轼登山临水、诵诗读书，他慢慢长大了。

清秀山水很容易使得年轻的苏轼陶冶出诗意的情操，而父亲也开始亲自教诲两个儿子，此外，苏家本有家学渊源。根据其家后来所修的族谱，眉山苏氏的始祖乃是初唐“文章四友”之一苏味道，而与其并名的另一位诗人杜审言则是后来诗圣杜甫的祖父。唐之后，中原动乱，蜀中相对安定，大姓家族仍保持了士族旧习，虽政治特权不再，“但文化上的优越性、经术传家的传统以及在民间的影响力，还不衰息。”

随着两兄弟年龄的不断增长，苏轼、苏辙也日益展现出卓异不凡的才学天分。于是，嘉佑元年(1056年)，苏洵带上苏轼、苏辙两个儿子，拿着朋友张方平写给韩琦、欧阳修等人的介绍信，就上京赶考去了。

佛老情缘

如果说雄奇灵秀的山水赋予了苏轼诗人的性灵，那么古代四川浓郁的宗教气息则在另外一些方面影响到这个眉州人的气质。蜀地独特的地理环境使她成为各种宗教扎根繁盛的理想之地，正如晋代葛洪《神仙传》中所言：张陵“闻蜀民朴素可教化，且多名山，乃将弟子入蜀于鹤鸣山隐居。……依法修炼。”川人李白也曾在诗中感叹：“蜀国多仙山，峨眉邈难匹。”

与中原文化重礼、荆楚文化重巫不同，巴人重鬼，而古蜀则是重仙。“仙国”正是古蜀的特色“魂为心灵，魄为体灵”，蜀人对灵魂的思考开始得很早，但它不是悲观、厌世的，而是乐观、幻化而浪漫的。在蜀人早期的浪漫想象里，蚕丛鱼凫的传说，望帝魂化杜鹃的梦幻都反映出这种“仙国”色彩。因而在汉代，道教在形式上最早从四川发源;唐代，四川的道士更是因“能以精诚致魂魄”而天下闻名。

在苏轼的家乡，佛家的影响也同样显著。在离眉山不远处，便是佛教圣地峨眉山，及世界最大的石刻佛像——乐山大佛，可见当地敬佛之盛。而佛学界素有“言禅者不可不知蜀”的说法，又可见四川佛教水平之高。

这样的环境，使得苏轼从小便跟佛老结下了情缘。时人惠洪《冷斋夜话》引了苏轼一句话讲：母亲在怀孕的时候曾梦到一个身体颀长且一只眼睛失明的僧人，前来投宿，于是第二天便产下了苏轼。

如果说用这样的记载来解释苏轼的佛缘不免有些夸诞的话，那么苏轼从小与道家的接触则是具体实在的。苏轼八岁的时候入小学，便是在天庆观跟随张易简道士学习三年，在道观内跟随一个道士完成童子业也是很有意思的事情。当年同学中，还有一位叫陈太初的道童，常与苏轼一起讨论周易，后来学成得道，在元祐末年尸解飞升了。

后来，大概不能学习做诗的缘故，苏轼离开了天庆观。十三岁时，兄弟两人便跟着父亲学起了圣人经济的文章，终没有进一步被仙山佛国所诱惑。但我们知道，几十年后，苏轼被贬黄州时，正是借以佛老思想才实现了自我生命的一次超越，也使得儒、释、道第一次如此奇妙地融合在一起。当我们考察中国文化史上这一成就时，除了宋代文化的成熟，它的实现是不是也应该与苏轼很小就已被古蜀的佛道气息所启蒙出的慧根有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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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出剑阁

第一次出川的时候，苏轼还未满20周岁，而苏辙也仅仅是个18岁的少年。但父亲似乎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让两兄弟出川进京以“骋其逸力”了，这固然与二人年纪轻轻就展示出天才的禀赋有关。另一方面，熟知蜀地风物的苏洵，也曾不止一次地谈到，虽然“天下之地，险固沃美无如蜀者”，但安逸的环境又极易使得“人性骄侈”、“嗜利而好荡”。父亲也不愿让那紧紧包裹着巴蜀大地的崇山峻岭再禁锢儿子们的前程了。

出川的道路自古都是凶险的。从蜀中到京城的道路，有两条：一条陆路，一条水路。陆路北上出汉中，穿越秦岭的一些山谷，到达汉中，然后东折;水路即沿长江出三峡，到荆州一带后换陆路北上。

1056年，苏氏父子三人经由成都北上、西出剑门，走的便是陆路。几百年前，这条路的艰险被另一位走出四川的天才诗人这样描写道：“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一路上山高回日，深渊万仞，古木藤蔓遮天蔽日，不但黄鹤飞不过去，猿猴也没法攀援……其实走水路，要经过举世闻名的三峡，其艰难程度一点也不逊色。

四川之地本身的地理特征，也形成蜀中相对独立的文化风貌。对此，王水照先生《苏轼评传》中写道：“五代前蜀、后蜀统治期间，蜀中人士率洁身自好，隐遁野处，不奉迎割据政权;而当《花间》词风盛行于后蜀的宫廷内外，直至宋真宗时代西昆体诗文风行之时，蜀中野处的文士依然坚持着古老的传统，‘通经学古，以西汉文词为宗。’这自是很可贵的风气。”

此时，遥远的京师正在发生着一件大事——“庆历新政”。在宋初名臣范仲淹、欧阳修等人的努力下，力排靡丽空洞的西昆之气，一种新的风尚正在逐渐形成。它“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纳说为忠”，“而这恰恰是与苏洵的学识、文章、性气相符合的。”(《苏轼评传》)于是，这就不难想像苏氏父子名动京师的景象了。

此次进京赶考，眉山三苏声名鹊起，但母亲突然在家乡去世，父子三人急忙赶回故乡奔丧。按照朝廷律令，苏东坡和弟弟须为亡母居丧守礼两年零三月，在此期间，他和妻子王弗过着寻幽青山、读书绿水的生活。

此后，1066年4月，苏东坡还回过一次四川，他的父亲去世了，于是他和弟弟辞去官职全身缟素护送灵柩回乡。这次苏东坡在峨眉山外的故里再次服孝两年零三个月，他在父母的墓旁盖了一座小庙，种了三千棵松树。服孝期满后不久，苏氏兄弟北上剑门从陆路返回汴梁，从此再没有回过故里。

黄州突围

元丰二年(1079年)，声名显赫、又屡屡指摘新政弊端的苏轼，终于让那些借新法谋己利的当权者无法忍受了。于是当年七月，御史中丞李定、御使舒亶、何正臣等弹劾苏轼诗语讥讽朝廷，神宗随即下令将苏轼下御史台审理。7月28日，刚刚上任知州不久的苏轼就被逮捕系往京城去了，时人这样形容当日的情景：“顷刻之间，拉一太守，如驱犬鸡。”

12月底，“乌台诗案”结案，苏轼被贬到黄州。出狱后，他被人押着，远离了家眷，经过长途跋涉，来到长江边上的一个荒凉的小镇，临时寓居在一座残破的寺庙定慧院内。每日三餐，随僧人一同吃一些粗淡饭菜，“惊魂未定，心境孤寂”。白天的时候，苏轼多数会闭着房门，很少见客，偶尔做一些打扫的差事。到了晚上，每每从梦中惊醒的时候，他辄乘着月光，逍遥散步在江边、竹林或海棠树下。

如果说20年前雪泥鸿爪的比喻，是认为身世飘渺不定，人生“皆为偶值，无处可以长守”， 苏轼深深感到身随朝廷差遣而不能自主、不能安定的通苦。那么，这里孤怀寂寞、不被理解、而又“拣尽寒枝不肯栖”的“孤鸿”，虽然依旧没有找到栖息的场所，但却多了几分主体的意识，毕竟开始自己主动地寻找栖息的场所了。

林语堂在《苏东坡传》中说：“苏东坡幸而死里逃生，至少是个惊心动魄的经验，他开始深思人生的意义。在六月他写的别弟诗里，他说他的生命犹如爬在旋转中磨盘上的线蚁，又如旋风中的羽毛。他开始沉思自己的个性，进而考虑如何才能得到心情的真正安宁。”他首先“由情势所迫，要一变而为农夫”，开始像当地的百姓一样亲自耕田。由于这块荒地在州城旧营的东边，因而取名“东坡”，他也由此自号“东坡居士”。

“苏东坡这种解脱自由的生活，引起他精神上的变化。”反映在写作上，他之前的尖锐、紧张与愤怒，全都消失了，“代之而出现的，则是一种光辉温暖、亲切宽和的诙谐，醇甜而成熟，透彻而深入。”《苏东坡传》说：“在苏东坡完全松弛下来而精神安然自在之时，他所写的随笔杂记，就具有此种醇甜的诙谐美。”

在这人生的低谷时期，他常常在一棵山楂树下散步，境界大进。他在一个春水共长天一色的山坡上修筑了著名的雪堂，写下了《前赤壁赋》、《后赤壁赋》、《记承天寺夜游》等作品。一天，他给友人写信说：“下十数步，便是大江。其半是峨眉雪水。吾饮食沐浴皆取也。何必回乡哉?江山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他不必害乡愁之苦了，因为故乡已被他化入到本性之中。

从此，在大地上吟啸徐行的东坡居士，便成了苏轼最广为人知的形象。它也标志着我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处世哲学达到了一个新高度。正因此，《苏轼评传》说：“在后世中国文化人的心灵世界里，无不有一个苏东坡在。即此而言，苏轼的意义可以与我们民族的文化性格的铸造者孔子和庄子相匹敌，而且，由于苏轼的出现，才基本完成了民族文化性格的铸造：用更超拔的人生领悟，将孔、庄两种人生态度统一于一种人生模式。毫无疑问，苏轼的人生模式是体现我们民族文化性格的最典型之模式。”

天涯归来

在黄州四年后，苏轼又离开了。此后十几年，宦途上依旧是波诡云谲，不管是高居庙堂，还是外任地方，他都积极地创造着自己的人生，虽“无求于君”，但也尽心尽力、“实无负吏民”。

61岁那年，苏东坡被贬居海南，仍然坦然自处，他自己酿酒、种菜，“认为其味胜过粱肉”;在菜园里还种上药草，不仅自己调理，还施与别人治病。那时候，苏东坡常以圣人自比，因为他确信领悟了人的生存价值。正是这次贬窜，为中国历史留下了一位思想和文学都进入炉火纯青境界的文化巨人。

北宋元符三年(1100年)五月，在遥远的海南岛，已准备终老天涯的苏轼，接到了朝廷恩准其内迁廉州(今广西合浦)的告命。于是，六月初，苏轼离开了已居住三年的儋州，并在二十日的夜晚渡过琼州海峡，踏上了北还的路途。渡海之后，他先是在雷州半岛盘桓一月，然后奉命继续北上。这是苏轼生命的最后时光，他就像是一只春天归来的大雁，从南到北，一路奔波，不遑起居。每到一处，他寻访旧友、凭吊故人，然后又要起身到下一个地方。1101年7月28日，苏东坡在常州病逝，当时朝廷已任命他为四川一家寺庙的管理者，让他回老家养老。但他最终与他走出的故乡失之交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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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清初：死亡与新生

曾创造了三星堆、金沙等可与中原文明分庭抗礼的上古文明的四川，曾孕育出李白、苏轼等一代墨客骚人的中古四川，在明末清初迎来其历史上最黑暗与惨淡的一页。古老的四川在乱世中奄奄一息，新的四川就在这废墟上，在外来移民的输血中重焕生机

自史前文明到秦汉，历隋唐、五代而至两宋的漫长岁月里，古代四川曾书写下许多辉煌的篇章。“二十四城芙蓉花，锦官自昔称繁花。”然而，这世外桃源般红尘之地，却在元灭宋时江河日下。昔日繁荣风光不复再现，长达五十年的宋元战争，毁灭了四川的生机，“土著之姓十亡七八”。饱受摧残的昔日天府还来不及休养生息，元气初复，历史的指针已指向明末清初。钟灵毓秀、人文荟萃的四川，处在历史上最黑暗与惨淡的图景中。曾经娇艳丰腴的天府之国，到此翻成满目疮痍，枯骨对泣。

人祸

明末战乱四起，永宁(今叙永一带)土司围攻成都，张献忠五次入川，清军入川与农民军、残明军展开混战，后又有吴三桂从滇攻蜀。各种武装势力为争夺成都、争夺四川进行反复生死拼杀。为后人记述最多，争议也最大的则是“张献忠屠川”。诸多血腥、残忍的野史记载恕不多引，我们先看正史。《清史稿·食货志》称“四川经张献忠之乱，孑遗者百无一二”，《明史·张献忠传》则称，张献忠入川，“坑成都民于中园。杀各卫籍军九十八万。又遣四将军分屠各府县，名‘草杀’。伪官朝会拜伏，呼獒数十下殿，獒所嗅者，引出斩之，名‘天杀’。又创生剥皮法，皮未去而先绝者，刑者抵死。将卒以杀人多少叙功次，共杀男女六万万有奇”。说张献忠杀戮川人达6亿这个数字，来自毛奇龄的《后鉴录》，显然并不靠谱——当时四川人最多不过600万人而已，即使全中国的人口，也远不达6亿。有后人称“六万万”是“六百万”之误，仍说不通，杀6百万即是将当时的四川人全部杀光，这是不可能的。

张献忠究竟杀了多少四川人?现在已经无法考证具体数字。但他并非清初四川人口锐减的唯一罪魁，更不可能将四川人几乎全杀光。一个有力证据是，张献忠在1646年11月就战死，此后清军用了近20年时间始击败各抗清势力而平定四川。据《四川通史》，1647年清将张德胜攻入成都被杀后，相继攻伐四川的清军有高民瞻、吴三桂、李化龙等部。直到1660年，清廷任命的四川巡抚佟凤彩始在成都建立官署;直到1663年，清军才真正拿下重庆;直到1665年，下川东战事结束，全蜀才完全归于清廷统治。如果张献忠在1646年11月前，就已将四川人几乎杀光，或杀到只剩野史传说的8万人，清军不可能耗费如此多的时间平川。

在我看来，张献忠屠戮川人的史实并非完全虚构，但一定有夸大。清政府对明末清初历史文献的删存或捏造，是造成“张献忠屠川神话”的最大原因。“七杀碑”便是上佳例子。清廷删存的野史中，有记载张献忠曾在屠杀之地立一杀气腾腾的“七杀碑”，上书：“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善以报天，杀!杀!杀!杀!杀!杀!杀!”然而，后来在广汉出土了张献忠的“圣谕碑”，碑文却是：“天生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根本没有传说中那么“重口味”。

造成清初四川人口锐减的推手，清初张烺的《烬余录》说了一大半实话，他在“顺治五年”一项下记载，“蜀民至是殆尽矣。今统以十分而计之，其死于献贼之屠戮者三，死于姚黄之掳掠者二，因乱而自相残杀者又二，饥而死者又二，其一则死于病矣”。“献贼”即张献忠，“姚黄”是另一支农民武装势力——姚天动、黄龙的部队，“因乱而自相残杀者”，则是指四川地方土豪之间的攻伐。当然，由于这本书是献给康熙皇帝看的，作者不敢指认清军残害川民的状况。

事实上，不论清军或残明军队，都是荼毒百姓之好手。富顺人杨洪基所作《蜀难纪实》说，残明军队“闻贼北去，相与倡言恢复，牵率而西。凡贼杀戮之余，恣其掳掠……故民虽免于兵刃,而死于拷掠者十常八九也”，“而诸兵搜劫无已，民不能出而求食，故不死于兵则死于饿”。在张献忠殁后，杨展据嘉定，马应试据泸州，曾英部将余大海、李占春据涪州，都是贪乱乐祸之辈，川内生民“孑遗落落，值其蹂躏，呼天罔应，入地无门。”而受招安入杨展营的合州土豪李调燮，绰号“万人坟”。他每当军粮匮乏，就发兵捕百姓，谓之人粮。凡拿到人口，选肥少者付厨下，余者瘠瘦，乃付士兵，烹宰俱按整猪羊法。真是触目惊心，史所骇闻。

残明军队灭后，四川迎来短暂休养生息，但吴三桂之乱旋起，四川再受荼毒。传教士古洛东《圣教入川记》说：“迨至一千六百六十年(顺治十七年)间，川省稍定，始行设官，此时四川己有复生的景象，不幸又值云南吴三桂之乱，连年刀兵不息。自一千六百六十七年至一千六百八十一年，一连十五载，川民各处被掳，不遭兵人之劫，即遇盗寇之害。四川际此兵燹之后……所有地土无人耕种，不啻荒郊旷野，一望无际。”

由上述可见，造成清初四川人口锐减之“人祸”，实是张献忠、姚黄等农民武装势力、残明军队、清军、地方土豪、吴三桂叛军等共同肆虐之结果。张献忠是其中“贡献”卓著的一股恶势力，但不是唯一罪魁。

天灾

在明末清初，绞杀四川人民的除了战乱之人祸外，还有天灾——瘟疫、饥馑与虎患。顺治初年，瘟疫等灾害席卷大半个四川，川北苍溪、达县等地“大旱、大饥、大疫，人自相食，存者万分之一”。虎患也大扰蜀土，“有耕田行路，被老虎白昼吞食者，有乡居散处，被老虎夤夜入食者;及各州县，城垣倒塌，虎亦有径行阑食者”。康熙初年，由广元入蜀赴任的四川巡抚张德地，在川境内行数十里，绝无炊烟，又“舟行数日，寂无人声，仅存空山芜麓”，到了成都，则“举城尽为瓦砾，藩司公署久已鞠为茂草矣”。康熙《成都府志》也说，其时“城郭鞠为荒莽，庐舍荡若丘墟;百里断炊烟，第闻青磷叫月;四郊枯茂草，唯看白骨崇山”。

多年战乱与自然灾害横行，最终造成四川人口锐减。据《中国人口通史》估计，明末四川人口有600余万，到清初“湖广填四川”之前，只有60余万，十口仅存其一，创下有史以来四川人口最低记录。

社会既被大幅破坏，经济也难存元气。明末清初的四川，以农业、盐业为主要经济支柱。经过多年丧乱，人口锐减，农业也被深度破坏，许多地方有可耕之地，而无耕地之民。加上大旱、瘟疫等自然灾害，不少侥幸草间独活的“可耕之民”也无力耕种，使本就衰败的农业雪上加霜。盐业方面，也是一片残破气象。顺治初年，四川巡按赵班玺入蜀受事，亲见“一切盐场政务荒废已极”，“井圮灶废”，“百不存一”。顺治十七年，四川巡按、御史张所志视察自流井发现，战乱前大小盐井共计492眼，经过数十年丧乱后，各盐井共坍塞458眼，占原盐井数的93.09%，遭到毁灭性破坏。

要言之，明末清初的四川，人口、社会、经济、文化均遭到极大破坏，需要休养生息，百废待兴。然而，仅仅依靠本土残存人口，要恢复天府之国的风貌，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恰在此时，湖广间的冗余人口正在溢出，他们亟需一方肥沃的土地来耕种开拓，繁衍生息。于是，剩水残山、奄奄一息的四川，就要吸纳那些规模空前的新鲜血液，因之重焕生机，也从此拐入奇异而美妙的历史新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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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四川去

两三百年前，一个谋求生存、改变命运的强烈呼声，流传于广东、福建、湖南、湖北、江西等地——“上四川”，这改变的不仅仅是移民们个人或家族的命运，更有整个四川的命运

1720年，广东嘉应州长乐县，一个叫钟宏予的农民，面临一生最重要的抉择。

他的祖父是个仗义疏财的乡绅，“应酬日繁”，“仁者不富”，家资消耗很快。

在“地狭人稠”的闽粤，有限的田产是不会生长的蛋糕，子孙越多，能分得的块头越小。到了钟宏予这一辈，有三个弟弟的他，不到四十岁就生了四个儿子，并且，又赶上“时粤大饥”，钟家日渐萧条。

在年迈的母亲看来，坐在屋子里解决不了吃饭问题，得走出去。身为长子，钟宏予理应承担更多的家庭责任;族人公认他“志洁行方”;比之弟弟们，他家里的人多——也就意味着，他家有外出谋生的富余人丁，以及更强的抗风险能力。于是，这一年，母亲三次命令他：上四川去!

此前22年，也就是1698年，湖南宝庆府武冈州，一个叫汤万景的农民面临着同样的抉择。后人描述，汤“读过书，却以种田为主要职业。但他失掉了土地，不能生活了。”他将求生的目光投向了四川。

四川——时间再往前，康熙九年(1670年)，什邡知县李若璋到任时，看见“人民稀少，景物荒凉，蜀中止草屋数椽，城窟存虎豹之迹”;康熙十九年(1680年)，乐至知县王大贵任职时仍“无官舍，寄居城西关外报国寺”;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南溪知县王大骐就任时，“目击凋残，心焉凄恻”……类似记载在四川地方志里俯拾皆是。这些从京师来的官员很难相信，诗书中的天府之国，现实里竟如此残败。

其实，早从元朝灭宋的战争开始，四川的繁荣就开始衰萎。明末清初，永宁土司、张献忠、清军、“摇黄”、吴三桂等势力，为争夺成都、争夺四川拼死砍杀，直杀得巴蜀之地“靡有孑遗”，加之自然灾害和瘟疫，许多州县“十室九空”，耕地大量荒芜，不仅有“虎食人”的现象，更有“人相食”的记录。顺治十八年(1661年)的户籍清理结果表明，四川总人口仅约8万人，而纳税的人丁额仅1.6万，与东南省区的一个县相当，以至于需要从外省拨银支持四川地方财政。

战乱还未平定，清政府就招徕本籍逃散人口回四川垦荒，但收效微乎其微。康熙七年(1668年)九月，巡抚张德地请求朝廷扩大招垦范围，鼓励湖广等外省农民入川。此后，政府陆续推出了一系列鼓励政策，除了宣布“凡流寓愿垦荒居住者，将地亩给为永业”之外，还准许移民子弟以平等资格参加科考。

广袤土地以及强大的政策引力，与外省困苦百姓谋生的冲动交织，清朝规模最大的移民运动开始了。由于入川的人口中，毗邻巴蜀的湖广(湖南、湖北)人占大多数，后来的历史学者将这场延续一百余年的省际大迁徙称为“湖广填四川”。

处于长江上游、雄踞西部的四川，对于广东、福建、湖南、湖北、江西等地的移民来说，自然需要“上”去。如同钟宏予和汤万景面临的抉择那样，两三百年前，流传这些地方的谋求生存、改变命运的最强呼声之一，便是“上四川去!”

启程之前

长乐县有一个周氏家族，其12世祖遵公，曾经在明朝万历年间做四川大竹知县，卸任回到家乡后，“面传佳话于梓里”，大肆宣传四川的肥美。受这一信息的影响，周家族人“无不闻而羡慕之”，清朝康熙、雍正、乾隆年间，周家28个成员先后上川，分别定居四川27个府州县。

不知道钟母是否也听过这段“佳话”。事实上，像周遵公一样，因从政、经商、从军或者逃荒，不少外省人到过四川。到了清初，当人们谋求生存往外拓展的时候，先辈们的经历成了可靠的抉择依据。

雍正六年(1728年)的一则谕旨分析了移民上川的原因，一是风传四川“矿土本宽，米多贱价”;其二，又有一些“包揽棍徒”，“极言川省易于度日，一去入籍，便可富饶”。

无论是先辈的启发，还是掮客的鼓动，都只是间接信息。一些家庭为求稳妥甚至派人亲往四川考察。福建人魏成美就是其中一个。康熙年间，他带着弟弟游遍了川西平原上富饶的温江、新繁、什邡等地，看见那里“田肥美、民殷富”，“心志不觉大悦”，而在内江县的治地汉安，他参观了三百多个手工作坊之后，“心志尤觉怦怦有动”。于是，“遂不惮艰险，仍与弟回闽，携家来川”。

美好的前景似乎就在眼前，可是，让一个安土重迁的农民，下定决心离开亲友和故土并非易事。一首客家情歌表达了情人的悲欢：“情郎一心上四川，坐上盐船去建安。宁舍金银千千万，怎舍情郎离开我。”

母亲三次命令钟宏予上川，但他“哭泣不忍别”，母亲只好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母命你上川不去，倘我儿孙都像邻家饥饿涂地，我纵饿不倒，亦会气倒，你若不放心，留你第四子■服劳，遗一角田土，又有三个胞弟照料。为何我多活几年?你都不去?”说到这个份上，钟宏予只好答应马上准备。

上四川去，不是说走就走的，移民需要提供已入川亲戚的姓名、田产等信息，经核实后，当地官府才发给“路票”。很多移民在四川并无亲戚，再则“路票”办理过程又很长。一位官员在一份奏折中叹息道：申请路票者，不过“百之一二”而已。

一旦上路，就意味着可能终生与亲友诀别，所以闽粤移民尤其是客家人，往往会在行囊里装进一些“特殊物品”：族谱，祖骸和画像。长乐县东门外南门田桂花树下，一个叫曾顺裔的人，就背着祖母朱氏的骨骸入川。

远距离迁移最重要的准备，是凑齐路费。有的召集族人集资，有的变卖田地房产，而钟家“无从储备”。儿子怯怯地问，没有盘缠，怎么办?钟宏予回答说，“走在丰熟地方，自可积钱。”

1698年，汤万景经过抉择之后，“强抑着悲哀，怀抱着雄图，带着妻子儿女，远离了自己家乡和亲人，来到战乱之后人烟绝迹的四川西部”。 1720年，钟宏予携带三个儿子，和堂兄弟一行15人，拜别祖宗、母亲和其他族人，踏上了入川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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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蛋和扁担

漫漫旅途，最理想最便捷的交通工具，当然是骑马乘车，但这样的入川方式只有极少人能享受。对于大多数没有马匹的移民，要想徒步将家庭成员中的老弱病残携带入川，只有靠肩挑背驮了。农家常用的翘扁担，以及竹箩筐、竹椅子，就成了不可缺少的运载工具。

钟宏予的老乡，广东长乐县的李文元和妻子张氏，带着双亲和两个幼子上川，“行路维艰”，两个幼子由张氏的胞兄挑着走，他对路人开玩笑说，“我肩日月矣”。这样肩挑日月的景象，在川流不息的人群中经常可见。

扁担最主要还是用来挑运行李。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长乐的另一个老乡，年仅20岁的戴焕祥，每日肩挑80多斤的行李，走了整整两个月才入川。

“被薄衣单盐一两，半袋干粮半袋糠”，这是从麻城入川的郑家家谱上的记载的实例，事实上，这也是移民路途饮食的普遍写照。

从湖南上川的农民汤万景，其后人说他，“沿途没有什么好吃的东西，同时也缺乏盐，一块泡得很久业已黄白不分的盐蛋，每顿饭取出来，拿筷子尖沾点咸味尝尝，就这么样一块咸蛋在路上吃了一个多月。”其实，关于“盐蛋的传说”的四川民间广为流传。

清代有个叫严如■的人，在陕西汉中府任知府和陕西兵备道期间，经常深入川鄂陕边界的深山老林踏访，他看见移民往往“取石支锅，拾柴做饭”，三块石头支一口锅，便能填饱肚皮。晚上住宿也舍不得住客栈，碰到寺庙、岩洞、密林，便胡乱应付一夜，有时就在人家的屋檐下借宿，第二天天不亮又要挑着行李上路。几个月来日日如此，夜夜皆然，风餐露宿，苦不堪言。

著名四川作家李■人，祖籍湖北黄陂县，其八世祖先李述明于清初上川，沿途靠贩卖布匹兼行医赚路费。而对于没有特殊技能，仅靠一身力气过日子的普通农民来说，只有帮助别人肩挑背驮，打工干活，维持路上生计。

有的移民身无分文、进退两难，甚至不得不将幼子、胞弟卖掉。雍正四年(1726年)，广东人余汝彰与三个弟弟一同入川，行至重庆府永川县，“行囊告罄”，无奈，余彰汝只有将幼弟汝常“出嗣”给同姓，换得几十两银子，走到荣昌县城附近的峰高铺，环视身边可卖之物，只剩下一把破伞了。

钟宏予一行人走到湖南浏阳时，他的路费便用完了。有人提议，大伙都停下来，等他筹款。“切勿切勿”，钟宏予咬牙说，“自有主意，可积钱，上川不过迟来三四年耳!各位前行，不必为我忧。”

事实上，除了少量的商贾大族之外，大多数的移民，与困窘的钟宏予并无两样。对于移民途中的艰辛，雍正六年(1728年)的一则谕旨作了推测性的描述：“扶老挈幼，跋涉山川，安有余资以供路费?中途困厄，求救无门，不相率而为匪类，势必为沟中之瘠矣。”

钟宏予没有跟随大队伍前行。他有一个舅舅，早年移居浏阳，见面后，舅舅提出借他路费。可钟宏予说，“甥上川万里迢遥，顺则回粤省母，可还舅钱;不顺则不知下落。舅虽慷慨，甥恐无还，冥中受害，万不敢用。”他看出当地的人“皆游手好闲”，“若果能出力，无有不挣钱者”。

面临各种艰难险阻，移民们的进取欲望让人惊叹。雍正十一年(1733年)九月九日，广东龙川县一批结队而行的移民，遭到官府阻拦，他们在一份《往川人民告贴》中称，“我等前去四川耕种纳粮，都想成家立业，发迹兴旺，各带盘缠，携带妻子地下兄弟安分前行，实非匪类，并无生事之处……近来不知和故，官府要把绝我们生路，不许前去。……但是我等进生退死，一出家门，一心只在四川。阻拦得我们的身，阻拦不得我们的心肠。……若到江西隔省拦阻我们，我等腰拼死齐拌一死。……总之，我等众人都是一样心肠，进得退不得。”

晚年的钟宏予没有说自己的“心肠”，只是淡淡地交代，住在舅舅家的两间空房里，他“遂奋力斩荆披棘”，当了三年樵夫，“珠积寸累”，才凑够途中所需的盘缠，于雍正元年(1723)年，带着家人从浏阳继续西行。

上川之路

钟宏予是怎样从广东长乐到湖南浏阳的，从浏阳上川的路线如何，总共走了多长的路，后人已无从得知确切数据。在钟氏族谱中，有的地方说他“苦经驿路三千”，有说“以七千里之遥，迁居蜀简”，还有说“八千道路迢迢”。

事实上，由于上川的始发地、目的地不同，行进路线也各有差别。但历史学者们研究分析，南方各省移民上川，普遍走水路和陆地两条主要途径：水路出鄱阳湖入长江，溯江而上到夔门;陆路由闽粤入江西，取道湖北、湖南或贵州入川。

从宋代开始，长江水路正式设水驿，历元、明两代，长江水路驿站的设置和管理日趋完善。早在元末明初，就发生过一次大规模的迁移浪潮，移民大多出自于湖北，尤其是鄂东北的黄州府和麻城县一带地方，他们过荆门至宜昌入三峡，溯江到夔门。到了清初，两湖移民，包括部分江西移民，入川时也多取这条传统的水路，如清人所说，“楚人入川者，必由二水(长江、汉江)溯流而上”。

由鄂西进入四川，是传统的川鄂交通路线。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小道，是从湖北房县、竹山顺着堵水西行，越大巴山，沿大宁河南下而入夔州。清人严如■，在川鄂陕边界的深山老林见到的“流民”，就是从条道入川的移民。

移民到了湘西之后，或者取道与之接壤的鄂湘黔结合部的各种路径，向川东迁移;或者经沅州这个枢纽，进入贵州西部，由遵义北上，进入川黔大道。到遵义后又有两个选择：一条直接北上，经过桐梓、綦江进入永川一带，另一条路线是经过习水、赤水到泸州。

虽然关于钟宏予的上川之路的记载非常粗略，不过，他的长乐老乡，一个叫曾顺裔的人，于乾隆十八年(1753年)举家迁徙到四川资州后，其6世孙曾建章撰写《广东省长乐县至四川资州程途记》，比较详细地记载了曾顺裔的上川路线：

长乐县——嘉应州(150里)——平远县(150里)——筠门岭(150里)(江西界)——会昌县(150水程)——赣州府(240里)——泰和县(160里)——吉安府(140里起旱)——分宜县(180里)——袁州府(80里)——萍乡里(100里水程)——湘潭(240里)(湖南界)——长沙(120里)——沅江(180里)——常德府(180里起旱)——慈利县(280里)——永定县(180里)——来凤县(360里)(湖北界)——黔江县(180里四川界)——玉山镇(180里)——彭水县(300里水程)——羊角嘴(300里)——涪州(300里起旱)——永川县(150里)——荣昌县(120里)——隆昌县(120里)——内江县(120里)——资州(现资中县，90里)

曾顺裔沿途共跨越6省，是名副其实的跨省大迁徙，途中经过的主要州县地名共29个，其中水站14个、陆站15个。诚如《程途记》的末尾声明，“以上程途共五千三百余里，皆我始祖自粤地举家入蜀时，栉风沐雨，步履治所经者也。今(悉)数而出之，以见山川悠远，祖步艰难云。”许多移民的族谱证明，这条路线，正是闽、粤、赣、湘等南方移民上川的主要通道之一。

从浏阳出发后，钟宏予经过40多天的长途跋涉，终于在四川简阳县踏水桥安家落户，抵达当夜，只能借宿在碾坊石墩上。三年的艰辛旅途终于熬过去了，这一年除夕，钟宏予特地蒸了一笼广东老家的点心——黄■，并郑重地穿上完婚时父亲送他的衣帽，祭祀祖先。

据载，康熙二十四年，四川仅有9万人口，到了乾隆五十四年，已达到948.9万，饱受战争荼毒的巴蜀之地上出现了一个个垦荒的背影，集镇游走着一批批操着异乡口音的商贾，一些新的物种、工具也被带来了四川，五方杂处的社会与融合造就了新四川人。持续一百多年的移民潮，后来由于四川人口与土地的平衡，以及政府的控制，乾隆中期之后便开始消退了。

到了乾隆中期，迁居简州的钟宏予通过“三次买业”，逐渐繁衍为拥有六房子孙的“巨族”。为了“追宗荐祖”，这个家族在钟本人的带领下，先后三次开展口述家史的活动，后人将其整理成《入川履历》存入家谱。

“靠着水沟，割下芦草，造起茅篷，将自己一家人安顿下来，又把自己力气能够开垦的土地，用树枝插起，作为占有者的标记……”汤万景的一个后人，在1947年，曾如此描写先祖入川后的垦荒情形。他的名字叫汤道耕，笔名艾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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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菜 中国味

古典川菜在宋末式微，并在明末战乱中灰飞烟灭。移民的到来，给宛如废墟的四川大地注入了新鲜血脉。川菜，也随之浴火重生

“告诉我你吃的是什么菜，我就可以说出你是什么人，或至少你想做什么人。” 莫里哀笔下的一个小人物的这句话颇有决定论的意味。在一般人的印象里，似乎四川人和辣椒天生就该捆绑在一起——没有辣椒，怎么能称为“川菜呢”?事实上，很难说李白苏轼吃到的川菜跟今日川菜有什么一致之处。李苏时代的川菜早已消失在一场场战乱里，而今天人们看到的川菜，形成于“湖广填四川”大移民时期。

古典川菜

说起来，川菜有两千多年的历史。虽然战国以前，巴蜀地区就曾经有过灿烂的文明，近几十年，四川出土了大量用于生活饮宴的食器，其中青铜礼器的工艺水平相当高，但在历史的长河中，川菜的面貌几经变化，人们已经难以从史料中辨析出它最初的模样。

即便我们知道川菜中很早便使用食用茱萸、花椒、姜等辛辣调料，却无法想象《吕氏春秋·本味篇》中所载古四川“臭恶犹美”是怎样一种奇特的口味。魏文帝曹丕《与朝臣诏》中说“蜀人作食，喜着饴蜜”，今天的四川恐怕也难以接受。

我们只知道，东汉时巴蜀烹饪已成较为成熟。1981年5月，四川忠县出土的东汉墓葬中，就出现了“庖厨俑”。他头戴配花高帽，一手执刀，一手拿肉，身前摆满了牛头、猪头、鸡、鸭、龟、鱼、腊肠、蔬菜、瓜果、饺子等。对古代四川人来说，吃饭无疑是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之一，生前享受了美食，死后也不忘带一个好厨子到地下陪伴自己。晋人常璩《华阳国志》里总结出川菜的六字箴言：“尚滋味、好辛香”。说明当时四川菜肴在重视强烈味感调料的同时，也十分注重带有刺激性的辛辣香味。

研究者愚人在《川菜发展史的断裂及其背景》中判断：“古典川菜肇始于东汉末与魏晋之交时期，定型同时达到高峰是在北宋时期，定型过程几乎花费了一千年时间。”饮食是一个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程度的表征。四川地区从两汉到两宋，经济文化水平一直居于全国前列，饮食文化也随之发达起来。

杜甫曾由衷赞美：“蜀酒浓无敌，江鱼美可求”。业余烹调爱好者，浙江人陆游长期在四川为官，唐安的薏米，新津的韭黄，彭山的烧鳖，成都的蒸鸡，新都的蔬菜，让他多年后还念念不忘。“东来坐阅七寒暑，未尝举箸忘吾蜀”。陆游的《剑南诗稿》谈到四川饮食的竟达50多首，可见川菜给他留下的印象之深刻。

断裂与移民

然而，由于南宋末蒙古军队对四川的入侵，四川的经济、文化遭到严重摧残，人口从南宋中期的淳熙二年(1175 年)的1290万减少到元初至元二十七年(1290 年)的16.5万，大批人民和世族逃亡到长江中下游地区。到明后期的万历六年(1578 年)，四川人口才恢复到310万。经济可以在战后迅速复兴，而文化却无法快速复原。

四川元气未恢，又遭明末清初战乱。杀戳，灭绝了人口，也切断了文化乃至习性的传承。灭绝性的屠杀之后，谁还有可能传承那些精细复杂的菜谱呢?以成都为中心的川菜文化在这一过程中遭到灭顶之灾。历千年繁育始达到鼎峰的古典川菜就这样在战乱中断裂了。

清初以后，清政府组织了对四川地区的大规模移民，史称“湖广填四川”。这场历时百年的人口大迁徙，不仅为满目疮痍的四川输送来新鲜的血脉和勃勃生机，也为新川菜的孕育带来了契机。

辣椒

据说，在清初“湖广填四川”的移民大军中，有一位来自福建省汀州永定县姓陈的小伙子，在随移民大军的入蜀途中，他赖以充饥的胡豆进川后受到盆地潮气的侵蚀，很快发霉，不能食用。这点豆子是他仅剩的口粮了。他思来想去，把生了霉的胡豆置于田埂晾晒，后又以鲜海椒拌而食之，竟发现它色鲜味美。这个偶然的举动催生了川菜中最有名的调料：豆瓣。

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已不可考。但其中涉及了对川菜来说至关重要的调料：辣椒。

16世纪下半叶，辣椒以观赏植物的身份进入中国。在1591成书的《遵生八笺》中，称之为“番椒”

浙江是中国最早引入辣椒的省份。不过江浙人似乎并没有喜欢上辣椒刺激口腔的火热味道。在富庶繁华的江南水乡，人们更喜欢细腻鲜甜的滋味。辣椒进入湖南后才适逢其会，据说“海椒”一词便出自湖南，意思是它由海路进入中国。相比之下，贵州或许是中国最先普遍食辣的省份，贵州自古缺盐，当地人以辣代咸，田霁的《黔书》中对此有刻薄地描述，“当其(盐)匮也，代之以狗椒(辣椒)。椒之性辛，辛以代咸，只诳夫舌耳，非正味也。”辣椒就这样悄无声息地于各地流传繁衍。

而对于当初的四川移民们来说，无论是蜀中道路的艰难，还是开垦荒地的劳苦，还有拉纤过滩的凶险，都需要一种更加有效的东西保证精神的旺足，于是顺理成章，带着天时地利人和，辣椒入川了。

乾隆14年(1749)在成都郊区大邑县的县志中，第一次出现了有关辣椒的记载：“荤菜类：秦椒，又名海椒。”这种结实鲜红的植物不择地力，到嘉庆年间，在四川金堂、华阳、温江、崇宁、射洪、洪雅、成都、江安、南溪、郫县、夹江、犍为等县志及汉州、资州州志中都有了辣椒记载，证明它在川人的饮食中地位日重。

辣椒进入四川，是饮食史上一次惊艳的相遇。当辣椒的辣味第一次刺激了四川人味蕾、嘴的神经末梢时，心跳开始加速、唾液或汗液分泌增加、肠胃加倍“工作”，内啡肽大量释放。这种让四川人倍感兴奋，有如古巴蜀人的灵魂附体，“辣椒”很快成为了四川人的最爱。

道光、咸丰、同治以后，四川食用辣椒开始普遍起来。徐心余《蜀游闻见录》记载：“惟川人食椒，须择其极辣者，且每饭每菜，非辣不可。”辣椒从此就成为川菜最主要的材料和最鲜明的印记。

流行味道

2005年，香港著名演员、导演午马在四川省罗江县拍了一部名叫《天下第一宴》的电影。电影里讲了一个关于川菜的绝世秘方，记载在一本叫《醒园录》的奇书里，这个秘方使满汉全席相形见绌。虽然这部电影票房惨败，那个名叫“回锅宴”的秘方也纯属子虚乌有，但《醒园录》这本书却真的存在。

四川罗江人李化楠在宦游浙江时，细心收集了浙江家厨与主妇的烹调经验，后来他的儿子李调元将之整理刻版，这就是《醒园录》。它详细记载了烹调的原料选择和烹调的各个程序，有38种烹调方法，对后世川菜的技艺提高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但总体来说，这本书面对的是中下层，高端川菜则是由另外一批人补充完善的。

这批人也是外省入川的，他们走南闯北见多识广，味蕾久经训练。和入川求生、烹饪技艺简单粗糙的移民不同，他们不会因为入川而让自己的生活的品质有所下降。外地入川官员大多带着自己的家厨。家厨为川菜最有名的贡献，莫过于清同治时期四川总督丁宝桢的家厨创造的“宫保鸡丁”。

对川菜影响颇大还有两位地方官。一位是四川首位警察总办周善培，另一位1905年任四川警察总办的贺伦夔。他们两人都钟爱成都一家名为“正兴园”的饭店。咸丰十一年(1861年)，满人关正兴在成都开了“正兴园”，拉开了现代川菜崛起的序幕。它主要从事高档北方味菜肴，如烧烤、鱼翅、海参，也兼做满汉全席。周善培祖籍江浙，他喜爱江浙名菜，在他的指导下，“正兴园”创制出浙式风格蕴含川式味道的名肴，如芋头丸子、酿大青椒、茄皮鳝鱼、鳝黄银杏、八宝锅蒸等。其中的酿大青椒，是用大灯笼海椒挖空内瓤，填入掺绍兴黄酒的鲜虾肉馅，江浙鲜甜口味中略带辣味。这些菜肴被业内称作“周派”。贺伦夔人称“贺油大”，他推介入园的是北方名菜，与周善培的南方风味交相辉映。

“正兴园”对川菜最大的贡献是培养了出了像蓝光鉴这样在近现代川菜发展过程中举足轻重的大师。在半个多世纪里，名厨辈出，先有戚乐斋、贵宝书、周志成、游炳全，继这里有蓝光鉴、谢海全、张海清、李春廷等。清宣统三年正兴园歇业后，他们各自开设饭店，昔日的名菜随之开枝散叶。

而川菜与外地菜肴的融合还在继续。上个世纪30年代，各地达官贵人、平民百姓纷纷涌入成都，外省馆子陆续在成都出现，当时成都可谓名店如云。枕江楼、味之腴、静宁饭店、颐之时、小雅、努力餐、朵颐等，各具特色;名菜更是层出不穷：醉虾、大蒜鲢鱼、东坡肘子、葱烧鱼、红烧舌掌、蒜泥肥肠、豆泥汤……川菜一跃而居四大菜系之首。

而草根川菜的发展也恰如其时：1909年回锅肉出现在傅崇矩编撰的《成都通览》里，川式火锅不再是苦力的食物，躲避战火的达官贵人们一边抹汗一边从锅里夹毛肚。而那些著名四川小吃：肥肠粉、夫妻肺片、川北凉粉大街小巷随处可见。

越过长长的时间轴，古老的川菜奇迹一般地复苏重生了，它从每一道菜、每一道工艺到每一种佐料都有迹可遁，交织着时间积淀的厚重和灵光一闪的轻逸。我们在1983年的菜单上发现了水煮鱼，2000年出现了香辣蟹。同样我们无法预料川菜会有怎样的发展，因为它总是不断变化着的，四川人在这方面总会给你惊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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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四川人?

四川盆地是他们共同的生存空间，共同的血缘和文化将他们粘合在一起，由此形成一个独特的群体——四川人

谁是四川人?要回答这个问题，先得从“四川人”的概念说起。从概念上来讲，四川人有两种含义：其一是作为群体概念，由若干不同的四川人所构成的特殊社会群体，是具有地域文化精神的文化共同体;其二是作为具象概念，有具有自然生命特征、社会习俗和文化意识的独立的文化个体。

作为群体概念的四川人，是以共同的居住地域、经济生活、语言和文化心理素质为纽带而形成的稳定的人群集合体。共同的居住地域——四川盆地为人们提供了共同的生存空间，而要使他们彼此粘合在一起，还得有两个因素：共同的血缘、共同的文化。如果把四川盆地比作是“物质”的“黏合剂”的话，那么，共同的血缘、共同的文化就是“精神”的“化合物”。

纵观四川历史，四川人群体概念的演变大致经历了秦汉、宋明、清代三个不同的阶段。

秦汉：巴蜀同俗

秦汉时期，中原移民大举进入四川盆地，为巴蜀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面貌巨变带来强大的推动力。巴蜀本土文化与中原文化相融汇，使巴蜀地域文化纳入中华文化圈，呈现出基本涵化于中原文化的格局。生活在四川盆地的众多民族，以一定地缘、血缘和文化为纽带，逐渐融合成为一个具有共同地域文化精神的群体——巴蜀。

东汉史家班固敏锐地观察到，巴蜀风俗习惯大体相同，进而在《汉书》中第一次用“与巴蜀同俗”五个字来加以概括。这表明生活在四川盆地的巴人和蜀人，已经以其共同的生活方式、社会习俗和文化心理，有别于其他地域的人，一个文化共同体已经在四川盆地初步形成，从而宣告了中国南北“一方人”已经独立于中原舞台之上。

虽然当时还没有出现以“四川”命名的行政建置，因而它还不是以“四川人”名号登场的，但这并不妨碍它对这一地域独特文化心理和居民群体性格的塑造。当然，要改变以巴蜀作为这一文化共同体代号的习惯称谓，还必须等到一个完整、清晰的四川人的概念产生以后。而完整、清晰的四川人概念的问世，则是以四川行政区划作为前提的。

宋明：“他是四川人”

众所周知，上古时巴蜀先民共同居住的那个地域，在秦时被设置为巴郡、蜀郡，汉代叫益州，唐代改为剑南道，后分为剑南西川道和剑南东川道。在唐玄宗以前的行政区划，只有东、西两川，故简称“两川”。 唐玄宗时对此区划作了调整，有了剑南西川道、剑南东川道和山南西道的设置(山南西道辖今陕南、川北地区，治所在今陕西汉中)。这样，便有了“三川”的简称。到了公元1001年宋真宗即位后，又在益(成都)、梓(三台)、利(汉中)州三州之外，新置了夔州(今重庆奉节)，于是，这一行政区划在宋代便被称为“川峡四路”，后来就简称为“四川”。这就是“四川”的来源。

稳定的四川政区的形成，为长期生活居住在这一地域、并已经形成为一个共同文化体的正式得名创造了条件。据个人目前所及，“四川人”一词最早出现在北宋末年。据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81记载，靖康二年(1127年)二月，金军攻占北宋京城汴京(今河南开封)，俘虏了三十多名“博通经术者”的太学生，“其乡贯多系四川、两河、福建”。为了区分他们，书中将其称呼为“四川人”及“两河人”。北宋合称河北、河东地区为“两河”，相当今山西与河北中、南部一带，它与“四川”都是属于地域概念。《三朝北盟会编》根据其所在地域，将他们分别称为“四川人”和“两河人”，这大概是沿用当时习惯的称谓。所不同的是，“四川人”所居住的行政区划不仅是一个独立的地理单元，而且区域内早已存在一个独特的文化共同体;所以，当“四川人”冠在它头上的时候，预示着一个稳定的地域群体犹如瓜熟蒂落般诞生了。而“两河人”却成为历史的匆匆过客，此后不再以地域群体现身。

对于居住在四川盆地的这一文化共同体来说，四川人既是自称，同时也是他称。根据《三朝北盟会编》将“四川人”与“两河人”并列的行文判断，这里的“四川人”属于他称。后来到了明代，在文献资料中“四川人”既有自称的含义，也有他称的含义。例如《明宪宗实录》卷11记载，明英宗天顺八年十一月丁巳(1464年12月6日)那天，有一位名叫孙敬的兵部给事中官员在朝堂之上启奏道：“臣等俱四川人，见本处地(方)盗贼生发，攻掠州县，民居惊惶，不(能)安事业。”此处的“四川人”当系自称。而在《徐霞客游记》中，这位旅行家在贵阳远郊的水车坝发现，有许多“川人结茅场侧，为居停焉”。他于是“饭于川人旅肆”。此处的“川人”即“四川人”。因为，他随即提到在贵州当官的川人就有：巡按君冯士晋、普安游击李芳先，他们均为“四川人”。这里的“四川人” 显然又是作为他称出现的。

秦汉之后的巴蜀地区，因为战乱曾经多次发生大规模的移民活动。如在从东汉末到西晋，从唐末五代到南宋初年的这两个历史时期，均有大批北方人迁居巴蜀。而元末明初则开启了江淮移民的入川潮流，尤其是大批湖广移民迁居巴蜀。

迁川移民不仅将各自原乡的文化带进巴蜀，进一步丰富了巴蜀文化的内涵;同时又发挥了移民文化的创造精神，进一步加深了巴蜀地区的文化积淀，从根本上遏阻了自秦汉以来以秦陇文化为代表的中原文化对巴蜀的影响，改变了巴蜀地区的文化结构，从而融铸成一种移民文化与土著文化相结合的新文化。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四川人的他称与自称出现了。这正好代表了当时人们对于这样一种新的共同地域文化精神的认同，宣告中国地域文化中一个名实相副的稳定的社会群体——四川人正式形成。

清代：川人的自我认同

经过明末清初长期战乱以后，四川社会基本处于瘫痪状态。在清前期，围绕巴蜀地区发生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规模的“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在湖广移民源源不断进入四川的基础上，长江流域的湖南、江西以及岭南的广东、福建等省人民也随之加入进来。由于这一时期巴蜀“土著稀少”，所剩无几，各省移民的陆续涌入，使得四川各州县人口数量、省籍构成与社会形态及社会组织结构均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随着外省移民在四川定居，并成为四川社会主体成分，于是，一个“五方杂处，未免各俗其俗”(嘉庆《达县志》卷19)的移民社会揭开了序幕。

外省移民定居日久，不断被融入当地社会之中，移民社会逐渐为土著社会所取代。这是一个复杂而漫长的过程。整个四川社会结构和组织，如基于血缘的宗族组织、基于地缘的会馆组织等都处在重建之中。在四川地域社会重建的过程中，无论是土著还是移民，彼此将都面临着一个重新调整关系，建构共同地域文化精神的任务。经过若干代人的融合，地方社会中以祖籍地缘关系为基础的结合逐渐削弱，移民与原籍地的关系逐渐淡化;居民认同当地，自认为是当地人;“客居日久，婚媾互通”(民国《大足县志》卷3);“五方杂处，习尚不同，久之而默化潜移，服其教不异其俗”(民国《三台县志》卷25)。

共同文化要素的形成是四川地域认同在移民中得以成立的基础和表现。四川地理差异较大，各地认同的情况不尽相同，难以一概而论。一般说来，移民后裔文化趋同的步伐大致在清嘉庆以后明显加快。例如在达县，“咸、同以前，语言尚异，后渐混而为土音矣”(民国《达县志》卷9)。从语音混同的指标上也可反映出，咸丰、同治以后，在一些地方移民的文化认同已近完成。这样，经过长时期的文化交流、碰撞与吸纳，以清初湖广为主体的移民与四川的土著居民，到这时都被通通投进一个由四川自然、人文生态环境混合打制而成的大熔炉里，再加上因“血浆粘合剂”和“文化化合物”的“揉合”“粘连”，于是，他们便构成为被那个时代称之为“四川人”的人了。有的专家估计，这一过程据恐怕到了20世纪初，大部分清初移民才正式认同于“四川人”的身份。这应该就是经历多次演变之后四川人群体概念的最后定型版本。因此，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见证，“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实在是从最近的源头认识现当代社会的生动教材。

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礼仪篇中，曾经以北朝的胡汉之分为例指出：“北朝胡汉之分，不在种族，而在文化，其事彰彰甚明，实为论史之要。”本文据此对四川人群体概念所作的上述解构，其意图也正在强调，不应仅仅以血统或基因作为依据，而应将文化因素，即包括文化认同、文化心理等因素一并加进去考虑。只有这样，“谁是四川人”的问题才有可能找到正确的求解之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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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地图存：从成都到钓鱼城

四川就像一块巨大的海绵，在治世，挤出的是茶叶，是丝绸，是财富，是人才，是诗情画意。在乱世，这块海绵输送的是一个王朝最后的血脉，是对异族最坚决的抵抗。蒙古人没有想到，他们的铁骑横扫亚欧，覆灭各国，最多只需二十余年，征服这个盆地却用了将近半个世纪，甚至在1276年南宋朝廷投降后，这里的人们依然在坚决抵抗。农历10月18日，四川制置司驻地成都。虽已秋意渐浓，却丝毫不减这座“繁盛与京师同”的“西南大都会”的热闹与繁华。虽然南宋与蒙古人的战争已全面爆发，但过惯了富足安乐生活的成都人却丝毫没有觉察到危险的临近。

事情一开始显得有些荒诞。当一支约三百人的骑兵部队出现在城北驷马桥时，没有人对他们的出现表示惊讶——成都承平日久，不知兵革。尽管这些骑兵的服装迥异于大宋官军，官吏们“犹晏然”地处理着日常的事务，“居民皆纵观”。他们就这样大摇大摆地进了城。突然，有人惊叫：“蒙古人!他们是蒙古人”。街市顿时大乱，市民如梦方醒，四散奔逃，有人自发地抓起身边的长棍短棒，追打起那些察觉不妙后开始驰突起来的蒙古骑兵，更有一些居民搬出自家的桌椅板凳，设置路障，试图围堵敌人。蒙古铁骑虽然素以凶悍著称，但面对“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这支区区三百人的队伍只有仓皇逃窜。这是成都人第一次与蒙古军队短兵相接。

兵祸

对四川安抚制置副使兼知成都府丁黼来说，蒙古人在成都出现的消息无异晴天霹雳。因为17日他才接到蒙军攻破阆中的密报，谁知刚过一天，蒙军先头部队竟已抵达成都。照此速度，其主力到达，就在旦夕之间，而他的手中只有区区七百名维持治安的牌手、衙兵。早在宋蒙开战不久，丁黼就多次上疏告急，又遣子赴京求援，然而援军却迟迟不见。

在此前一年，朝廷和蒙古人终于撕破了脸。窝阔台调集各路蒙古大军，远征四方。一路西征，进攻东欧，一路攻高丽，另一路，便是剑指南宋。而四川，则成为窝阔台首要必得之地。位于长江上游的四川，江山险固：北有秦岭屏障，威逼咸阳，可堪东征北讨;东有三峡天险，控扼长江，实为吴楚门户。这种独特的地理环境，使其江山险固，退可凭险据守，进能高屋建瓴，筑席卷东南之势。“是故从来有取天下之略者，莫不切切于用蜀。”历史上的秦灭楚，西晋吞东吴，隋灭陈，无不先取四川，借长江之水东下。

对中原王朝来说，北方的游牧民族始终是一把高悬在头顶上的利剑。鸦片战争后，中华民族亡国灭种的威胁，又多了自东而来。西南，便成为天然的大后方。同时，中国西南边陲没有特别强劲的敌手。从两汉到两宋，除东晋南北朝那一段兵连祸结的岁月外，四川一直是中国经济、文化最发达繁荣的地区之一，在战乱时能接收大量难民，并具备作为稳固后方，长期支持战争的实力。唐时，每当中原王朝遭到战乱威胁，中央政权首选逃亡之地便是四川。玄宗“幸蜀”后，又有德宗、僖宗“幸蜀”(唐德宗逃亡山南西道首府梁州，当时属蜀)。唐僖宗为躲避黄巢进逼而逃离京师，跑到四川后转忧为喜，因为蜀中繁华，“可资赏赐不绝”。凭借川中的富庶和各地进献，僖宗组织起对黄巢的反扑，四年后重返京师。在宋元战争爆发前，巴蜀地区的人口占整个南宋的23.2%，却贡献了南宋三分之一的财税和军粮。

现在，南宋是否也能如唐时绝地逢生呢?宋室南渡偏安东南后，由于北方尽失，整个西面防务唯有仰赖川陕四路居于上游，依托秦岭拱卫。丢掉四川，于南宋而言，不仅顿失府库，而且门户洞开，长江天险也将变得毫无价值。一句话，蜀在则国存，蜀亡则国灭。

蒙古人自然也知道四川的重要战略地位。同时，从四川进军，也是当时唯一可行的选择。金国覆灭后，河、淮之间形成了大片无人区。蒙古不善水战，也不敢冒给养困难的危险南下。1234年，李实献策窝阔台，“劝其先谋犯蜀、顺流而下窥江南”(《后村先生大全集》卷168《真德秀行状》)。

其实，四川并非全无准备、束手待毙。此前一个世纪，宋、金对峙，为了扼阻金兵以关中为后盾，越过秦岭，南宋把四川边防重心放在大散关(今陕西宝鸡西南)深入蜀边的三个险关上，即武休关、仙人关和七方关。为固守三关，南宋又设5州，作为外围防线。这道蜀边防线，在宋、金战争之初曾有效保障了四川内郡的安全，然而，经过1206年吴曦叛宋投金以及1219年金军再次攻破大散诸关后，蜀边关隘摧毁殆尽。真值“关隘疏鲁，旧来备御去处未暇尽修，而损之又损”(魏了翁《鹤山集》卷37《黄制置壬辰书》)时，蒙古人来了，来得比金人更加凶悍狂暴。

窝阔台先一个个拔除南宋分布在蜀边的据点，然后于1236年8月率50万大军攻蜀。宋军在阳平关与蒙军展开大战，大败，蜀地门户顿开。四川安抚制置使赵彦吶率残军逃向四川内郡，一些守将纷纷弃官逃跑。一时间，潼(今三台)、遂(今遂宁)、顺庆(今南充)“皆无守臣”。蒙古人剑指四川首府——成都。

成都两百多年未经兵火，“师少堞怀”，无险可守，俨然蒙军盘中餐点。丁黼望穿秋水也没有盼来朝廷的援军，更雪上加霜的是，赵彦吶与丁黼素来不睦，蒙古挥兵成都时，他早率军退往夔门(今奉节)，成都遂成孤城。

城破

当时的四川，是个多么让人骄傲的地方。这里有全国最好的茶叶和丝织品，有世界最早的纸质货币，有全国最多的书院，出全国最好的文人，保存全国最多的古籍善本……“九天开出一成都，万户千门入画图。草树云山如锦绣，秦川得及此间无。”谪仙人的赞歌言犹在耳，蒙古的铁骑已至城下。

19日夜，蒙军西路统帅阔端率领的十万大军进抵城下。丁黼的心里一定悲凉而绝望。他谢绝了幕僚让他效仿其他官吏出逃的建议，决心与城市共存亡。是夜，丁黼亲帅将士，乘夜出城劫营。无奈众寡太过悬殊——劫营不成，丁黼阵亡于激战之中。丁黼死后，制置司参议王翊继续组织抵抗，但由于城防年久失修，百姓缺乏军事素养，24日，成都城破，王翊自杀殉国。

面对惊恐的百姓，无穷的财富，阔端的命令只有两个字：“火杀”。蒙军驱赶城中居民，以五十人为一批，集中杀戮，为保证杀死，又对尸体逐一补刺。蒙军将成都在两个半世纪的和平中积累起来的财富焚掠一空，并很快撤出这座已沦为地狱的死城。后来，宋将贺靖“权成都，录城中骸骨一百四十万，城外者不计”(赵■《史母程氏传》，载《全蜀艺文志》卷51下)。

这一年，攻陷成都后，阔端分兵四出，深入四川内部郡县大肆抄掠。四川“五十四州俱陷破，独夔州一路，及泸、果、合数州仅存。”经过这次蹂躏，四川满目疮痍，残破不堪。然而，这仅仅是一出历史大悲剧的序幕。此后的四十余年里，蒙(元)军队不断在这片土地上进行野蛮的杀戮、掠夺和破坏。四川也在此进入历史的拐点，由此急转直下，再不复“繁华盛丽天下无”的荣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