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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奥运缶”是湖北丧礼乐器？

2009-03-19 06:31:00　来源: 荆楚网-楚天都市报(武汉)

荆楚网消息(楚天都市报)图为：奥运会开幕式上的击缶而歌

　　本报记者范宁

　　1000个在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光芒闪烁的“奥运缶”，在本月8日拍卖出5000万高价，但网络随即盛传“‘奥运缶’是丧器，花钱买是冤大头”的观点，称在湖北还有击缶唱丧歌的习俗，“奥运缶”真有如此不祥之义？记者昨日采访了多位湖北专家，他们表示对此无法确证，网友也不必较真。

　　“奥运缶”有丧器之义？

　　这篇《“奥运缶”是丧器，花钱买是冤大头》的网文来自一位署名“周筱赟”的作者，其个人资料显示为媒体从业者，他在文中引用文化学者、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所长朱大可的观点：缶是丧礼上的乐器，用来表哀伤之情，庄子“鼓盆而歌”就是典故，秦曾流行击缶作乐，属低级乐器，汉之后缶只剩丧器含义，到现在湖北民间还有丧歌队的传统，众人击缶唱丧歌，正在申请文化遗产。

　　“奥运缶”与“鼓盆歌”

　　本报记者昨晚对湖北相关专家进行了采访，但缶的来龙去脉却早已模糊于时光之中。省博物馆老馆长谭维四说，看到奥运会开幕式上用的缶，他立刻想起曾侯乙墓中出土的缶，几无二致，可确定“奥运缶”的灵感来源正是来自湖北，“但出土的缶是青铜做的，是酒器而不是乐器。”

　　华中师大民俗专家刘守华教授告诉记者，在沙市一带至今有丧礼唱“鼓盆歌”的习俗，相传源于庄子“鼓盆而歌”（庄子妻死，惠子吊之，庄子则方箕踞鼓盆而歌），边敲打盆子边唱歌陪伴，但他无法确定缶是否就是那个“盆子”。

　　武汉音乐学院教授李幼平，主攻音乐考古学，他说，缶有可能作为“鼓盆歌”的器具，“它虽是生活器具，但只要能产生有节奏的声音，你能说那不是乐器？”

　　说缶是丧器没有证据

　　在《说文解字》中，“缶”的定义是“缶，瓦器，所以盛酒浆，秦人鼓之以节歌”，击缶就是打击瓦罐，不被认为是正统音乐，在中国文化中多有贬义。刘守华说，奥运之后，有些学者提出，缶不上大雅之堂，在奥运会开幕式上使用很不礼貌。刘守华说，《史记》记载的蔺相如逼秦王为赵王击缶的典故，就是在借击缶羞辱秦王。

　　记者电话联系上朱大可，他认可了网文中关于他的观点，他认为击缶而歌就是礼制上的错误，开幕式导演组需要补充传统文化知识。但也有网友不认同，一网友称，庄子击缶显然不是为了表现悲伤，而且缶最初并无丧器含义，那千年之后，它当然可以被赋予喜庆的含义。也有网友表示，古时盆为大口器皿，缶为小口器皿，朱大可称盆为缶，已经犯了常识错误。

　　李幼平认为，奥运会开幕式使用缶，应该属于艺术创作范畴，与古代的缶已经是两码事，不必为一个艺术创意较真，“如果是博物馆陈列的乐器，要让参观者听到它原本的声音，必须忠实原有含义；但如果是出于艺术需要，就不必过分强调器皿原来的含义了。”

　　 (本文来源：荆楚网-楚天都市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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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运缶"原型为省博藏品曾侯乙铜鉴缶(图)

http://hb.QQ.com　 2009年03月19日07:24 　 武汉晨报

曾侯乙铜鉴缶

奥运缶

去年的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2008人击缶而歌的壮观场面至今仍历历在目。日前，90个特殊编号的“奥运缶”网上拍出千万高价更引起了广泛关注。然而，昨日有媒体发文说，”奥运缶“买主是“冤大头”——因为缶是湖北民间丧器。对此，湖北省博物馆副馆长、考古专家万全文澄清，“这简直是张冠李戴！”


疑惑一：缶是为逝者而敲的乐器？


一篇《“奥运缶”是丧器，花钱买是冤大头》的文章这样写道，“你们买的缶，是古代死了人才敲的东西，是丧器！”


文中重点引用了文化学者、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所长朱大可的观点：所谓的缶，从先秦以来就是专用的丧器，人死了之后，敲它一敲，表示人们的哀伤之情。秦国也流行过击缶作乐，那是因为它虽然军事上很强大，音乐和文学却很低级，六国都瞧不起它。汉灭秦之后，缶就只剩下丧器的含义了。


解答：缶是一种容器、酒器


万全文告诉记者：“这种说法肯定是错误的！这简直是张冠李戴！”他说，现在说缶是乐器的，多来自庄子“击缶而歌”的典故。有一种说法是，庄周死了妻子，“鼓盆而歌”，敲的就是缶，证明其中的鼓“缶”是丧礼的内容。《庄子·至乐》中载：“庄子妻死，惠子吊之，庄子则方箕踞鼓盆而歌。”


万全文说：“这里的缶是指瓦罐，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里‘秦王为赵王击缶’，也是敲的瓦盆。蔺相如当时也不伤心啊，只是和秦王‘抖狠’嘛，缶从来都不是乐器，就像我们今天，敲敲碗也可以发出声音，但碗并不是乐器。”


万全文说，缶并不是乐器，实际上是作酒器用。省博有一件馆藏文物——出土于襄樊的“蔡侯朱子缶”，这件青铜器上刻有铭文，证明缶是酒器不是乐器。


疑惑二：湖北丧歌击缶？


上海著名文化学者朱大可表示，庄子所在的楚国，一直有这样的丧葬传统，并一直延续至今天，成为湖北民间的丧歌队传统。


解答：土家族“跳丧”乐器有多种


万全文说，湖北土家族确实现在还存在着“跳丧”的传统，但是跳丧时的乐器也有多种，“吹拉弹唱都有，有弦乐，也有打击乐，并没有一定要敲瓦盆。”


疑惑三：奥运缶的原型是什么？


解答：曾侯乙铜鉴缶


去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气势恢宏的2008人的“缶阵”，这种乐器的造型其实来源于湖北省博物馆馆藏文物、1978年随州曾侯乙墓中出土的“铜鉴缶”。


曾侯乙铜鉴缶是由青铜鉴和青铜缶套合而成的青铜酒器，具有冰镇和加温酒浆的双重功能，被称为我国最早的“冰箱”。曾侯乙铜鉴缶原本出土一模一样的两件，上世纪90年代初，其中一件被调到北京的中国历史博物馆、即现在的国家博物馆，另外一件为现在省博所藏。万全文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的缶，外形上借鉴了曾侯乙铜鉴缶，同时也借用了“缶”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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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缶阵”之否

作者：王纪潮

　　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以宏大的“缶阵”引起轰动，其创意和效果都非同凡响，事后张艺谋在答《南方周末》记者问时说，“缶”是引经据典查出来的（《南方周末》二○○八年八月十四日）。
　　事实上，开幕式“缶阵”所演奏的“缶”，无论是据经典还是出土实物，都不是缶。开幕式当晚，当听到电视传播解说“缶阵”时，我并不在意，那种方形打击乐器只是根据一九七八年湖北随州曾侯乙墓的“青铜鉴缶”外形制作，与缶多少沾点边，一个娱乐活动，大家乐乐就是了。
　　这个“缶阵”的确使大家兴奋，第二天的报纸和网络就有热烈反映，说这个突如其来的“缶阵”如何如何地把国人和老外给震了。当天大概只有北京的学者章立凡写了《“缶阵”硬伤：错把“鉴缶”当乐器》的文章对之进行简单地批评。文章的基本论点是：鉴缶不是“缶”；击奏之“缶”是瓦器不是青铜器。但到目前为止，章文没有引起重视，各种媒体报道仍然把张艺谋团队自创的“缶”认为是中国古代乐器中的缶，是真国粹，这里有必要加以订正。
　　章立凡在文章中指出，“缶阵”之缶是依据曾侯乙墓之青铜鉴缶仿制，所以不是“缶”。曾侯乙墓“鉴缶”由内外两件组成，外面为方鉴，方缶置于鉴内。缶是先秦礼器中的酒器，鉴为水器。《周礼·天宫·凌人》有“祭祀共冰鉴”的记载。鉴缶组合后，之间的空隙正好可用来盛冰。这件器物文献无定名，“鉴缶”只是考古学的定名，因其功能我们也称之为“冰鉴”。因此，鉴缶的器物形态不是缶，其功能类似现代冰箱而不是乐器，其用途主要是在丧礼场合保证祭祀用酒的醇正（曾侯乙墓还出土一件有同样功能的尊、盘组合，尊盛酒，盘盛冰。《周礼·天宫·凌人》有“大丧共夷盘冰”的记载），而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乐器之“缶”为瓦器而不是青铜器。从以上四个方面来看，以曾侯乙墓的鉴缶作为“缶阵”的依据显然失当。
　　在同期《南方周末》有关“缶阵”的报道中，称有关“缶阵”请教了不少专家，其中包括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的王子初。我想张艺谋团队在请教音乐史专家后，继续把鉴缶作为乐器肯定误读了专家意见。鉴缶中有缶，缶在先秦是乐器，这都没有错。问题是缶在什么状态下才是乐器，了解先秦礼器和乐器的人，如王先生等恐怕都不会主张青铜缶是乐器。
　　中国先秦的乐器分类是按照乐器的质地，即所谓金、石、土、革、丝、竹、匏、木等“八音”。“金”是青铜钟、铎之属，“石”是磬，“土”是埙、缶一类，“革”是鼓之属，“丝”为琴、瑟，“竹”为篪、箫管，“匏”指笙、竽，“木”为、。按这个分类，以蒙皮发音的“缶阵”之缶，是为“革”属之鼓，而不是“土”属之缶，治中国乐器史的人都不会弄错。进而言之，不仅在中国传统的乐器分类法中“缶阵”之“缶”不属于乐器之缶，在现代乐器分类法中，它与乐器之缶也有本质的差异。
　　现代乐器分类法（萨克斯——霍恩博斯特尔分类法）是根据乐器的声学振动体特性分成“弦鸣乐器”（Chordophones）、“气鸣乐器”（Aerophones）、“体鸣乐器”（Idiophones）、“膜鸣乐器”（Membranophones）和“电鸣乐器”（Electronphones）五类，完全覆盖了世界上任何乐器种类。乐器之缶和青铜钟的发音原理都属于体鸣乐器，“缶阵”之“缶”和鼓一样显然属于膜鸣乐器。
　　最后说一下缶的演奏场合。先秦时期乐器的定型有漫长的过程。新石器时代早期的陶缶、陶罐、陶盆因烧制温度低，打击时声音沉闷容易破损，只有在新石器时代后期硬陶和原始瓷出现之后，才有可能出现陶缶一类打击乐器。击缶而歌目的是节奏，而不在于缶音。随着体鸣乐器的钟、膜鸣乐器的鼓出现，音响、音质始终有问题的缶就不可能像丝竹、金石、木匏类乐器那样成为主流乐器，进入中原的礼乐序列。陶器本为生活用品的大路货，饭饱酒酣之余击缶而歌多是率性而为，就像在食堂敲盘子打碗发泄情绪一样，上不了台面，其仪态雅俗、器物完损、声音好坏都是无所谓的事情。因此，先秦时期的缶只是偶然作为乐器，不用于礼乐场合。如较早提到“击缶”的《诗经·陈风·宛丘》（“坎其击缶，宛丘之道”）乃是刺幽公“威仪无法”；而《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记载蔺相如挟持秦王击缶，更是明显的羞辱。汉代以后击缶或有之，但上层社会终是不屑。《淮南子》云：“夫穷乡之社，扣瓮、鼓缶，相和而歌,自以为乐,常试为之击建鼓、撞巨钟乃始知夫瓮缶之足羞也。”
　　人类学家早已发现在传统文化的继承上“濡化”（enculturation）有局限性，它可以延续文化却不能导致文化的演化（创新）。对张艺谋团队以自创之“缶”称为传统之缶，可以有几种假设：一、他们无意间误读，确信这是古代传统的待客之道；二、他们有意地误读；三、演出噱头、忽悠大众。前两种的结果都可以强化古代传统的延续和社会认同，对传承文化产生正面意义。而第三种需要透彻了解礼乐文化之后才能做局，可能性较低，张艺谋团队既无可能也不需要。我倾向于他们是有意误读，其效果已如人们所见。我感兴趣的是它引申出一个很好玩的问题：误读导致文化的演化（创新）。一般而言，在无外来文化干预的情况下，传统文化的演化和突变很难发生，而误读却很容易造成文化的传承出现差异性和多元化，是对文化濡化之局限性的很好补充。无知无畏。知识、文献、专家或权威在文化创新和制度创新上往往是桎梏。有哪一种方式介绍中国古代的礼乐文化比这种误读更有力呢？又有哪一种方式比误读给传统文化带来如此新的活力呢？
　　我们只是在文献意义上讨论“缶阵”之“缶”是对古代乐器之缶的错用，是希望借以反思今天人们继承传统文化的路径和图景。在文化的演化上，“误读”无所谓对错。在对古典乐器的诠释上，张艺谋团队唯一的错误就是所奏之器不能称为“缶”。那叫什么比较恰当？对前所未见之物，我们仍可依照考古学的定名方法，称之为“鉴缶状电子发光鼓”（Drum in Jianfou-Shaped with LED），或简称“LED鼓”。


《读书》2008年第10期

英古阿格

这样也太陈腐吧，似乎闻到棺材里的腐臭味了。
古为今用罢了。不然，我们这些“孝子贤孙”连路都不合古制了呵。邯郸学步是这样子才不会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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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缶阵之否》一文的补充

作者：徐则文

　　二○○八年，北京的奥运会开幕式展现了两千零八名演员击缶而歌的盛大场面，当我听到电视转播说明“缶阵”时，就产生疑问，自己问自己：“哪里有过方形的缶？”“哪里有过蒙皮的缶？”“哪里有过迎客的缶？”
　　过不多天，读《南方周末》（八月十四日）《张艺谋解密开幕式》一文，恍然大悟，所谓“缶阵”乃是张氏团队“创意”之作，是最新产品，是摆样子，露一手罢了。
　　现在，读《读书》二○○八年十期王纪潮先生的文章《缶阵之否》，认为王先生写得有根有据，清清楚楚，很好很好。认为这样的“订正”是很及时的，也是完全必要的。
　　王文提到北京学者章立凡先生的“批评”没有被重视，我也没有机会拜读，真是憾事。
　　这里，请允我嗦几句：
　　 （一）“缶”，古作（音同），从字形上就知道它是陶土烧制而成的瓦器。各种字典上都说是小口大腹，用以盛酒浆的容器。最好的说明是李商隐《行次西郊作》诗中一句：“浊酒盈瓦缶。”
　　（二）因为是盛酒用的，所以饭饱酒酣之余，正如王先生所说：“率性而为”，拿缶当乐器使用了。《汉书·杨恽传》上说：“酒后耳热，仰天拊缶，而呼乌乌。”
　　拊缶而歌，不是“雅乐”，也就是说不是标准音乐。在朝会宴享的正式场面上是看不见的。
　　（三）陶制的缶，很早就有了。用作乐器，最早见于《吕氏春秋·古乐》的记载：“帝尧立，乃命质为乐，质乃效山林溪谷之音以歌，乃以麋置缶而鼓之，乃拊石击石，以象上帝玉磬之音，以致舞百兽。瞽叟乃拌五弦之瑟，作以为十五弦之瑟，命之曰《大章》，以祭上帝。”
　　《大章》是尧部族的图腾乐舞，缶是伴奏乐器，不是主乐。“百兽起舞”是古人夸大之辞，不可引为经典。
　　（四）“缶乐”在秦以前用于祭祀神灵，不用于迎宾。
　　《礼记·乐记》引《诗经》云：“肃雍和鸣，先祖是明。”
　　《史记·乐书》云：“夫上古明王举乐者，非以娱心自乐，快意恣欲，将欲为治也。”
　　《周易·豫·象》云：“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
　　史书告诉我们，古乐不是为了人自己的娱乐，而是感召祖考，和悦神灵，所以不适用于体育盛会。
　　（五）《张艺谋解密开幕式》长文中，讲了团队人马对打击乐器“缶”，该怎么打，该怎么击，都下了功夫，收到成效。可事实上，古乐“缶”是不打不击的，而是用手掌抚，用手指叩的。更重要的是：“缶”不论是瓦是青铜，只要蒙上“皮”，就不是“缶”。八音有别，岂可混同？
　　（六）作为乐器的“缶”，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也不知道为什么原因，慢慢地演变成礼仪上用的祭器了！不但改变了制作原料，也改变了功能性质，失去了“乐”的作用。据猜测，是周末，礼与乐分家，歌与舞独立，新石器时代的产品随着社会的进步，就慢慢地变成青铜器时代的产品，体态模型都变了。
　　《辞海》语词分册（下）2023页上的图是“青铜缶”，不是“”。
　　《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上说：“公元前二七九年，秦昭襄王与赵惠文王会于渑池。秦王请赵王弹瑟，蔺相如乃请秦王‘击缶’，秦王不悦，但最后还是勉强地一击了事，那时用的是瓦缶。”
　　李斯《谏逐客书》上说：“夫击瓮叩缶，弹筝搏髀，而歌呼呜呜快耳目者，真秦之声也。《郑》、《卫》、《桑间》，《韶虞》、《武象》者，异国之乐也，今弃击瓮叩缶而就《郑》、《卫》，退弹筝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
　　这段文章充分说明，就是在秦政之初，击缶已经不吃香了，缶乐已在淘汰消失之中。
　　（七）在三百零五篇的《诗经》中，写到“缶乐”的只有《陈风·宛丘》一篇。这说明在周朝中叶，缶乐还有存在，可它不用于“迎客”之时。《宛丘》有三段：第一段讲跳舞，第二段讲击鼓，第三段讲击缶。鼓在先，缶在后。鼓声迎客，缶声节歌止乐，要送客上路了。（《说文解字》有注：“瓦缶，秦人鼓之以节歌。”）所以《诗》云：“坎其击缶，宛丘之道。”
　　这样看来，“击缶”是不适用于开幕式的。这样看来，“缶阵”不就是“缶乐”之否吗？
　　综上所述，我认为：“击缶”并不是大国风范，也不宜于作为优秀文化介绍给外国朋友，更何况用的是“假缶”。
　　王先生很厚道，最后评说：“这是误读。”
　　如果我们能细读《解密》全文，或许你会发现，王先生所说的第三种“假设”比“第二种假使”更为恰当。
　　历史文化不是电影技术。濡化（enculturation）不是我们追求的。真实的幻觉（illusion of reality）也不是我们希望的。而“作伪”却是文化的污蔑，艺术的悲哀。


《读书》2009年第2期

collector

奥运缶与鼓盆歌

徐红恩

《 人民日报海外版 》（ 2009年4月21日   第 07 版）

　　2008年8月8日举世瞩目的北京奥运会，伴随着千人击缶的方阵，以“击缶倒计时”揭开了序幕。热情欢快的“击缶而歌”向全世界展示了璀璨的华夏文明，彰显了当今中国的豪情自信。“击缶”这一古老形式得以气势磅礴地再现全球亿万观众面前，无疑在世人的记忆中留下深深的烙印。

　　但古代的击缶究竟如何，我们也不得而知。在湖北荆州有一种鼓盆歌，却与“击缶而歌”有些渊源。它称得上是荆楚文化的“活化石”，它可以远溯到三千多年前的《诗经》与《周易》，那时候鼓盆歌以娱乐为主，古代亦称之为“鼓盆·击缶”。荆州市非遗保护专家、鼓盆歌的研究者谢志华曾这样描述：上下五千年的历史精魂在荆楚文化的负重前行中辗转相传，楚人对生命的留恋在楚韵的奇葩上大放光彩。

　　鼓盆歌流传至今已不再是原来简单的器物与形态的流传，而是千百年来人们口传心授、世代相传、活态流变的文化遗产传承，是楚人特殊的生活方式、民族个性与文化多样性的审美习惯活的显现，它蕴涵了人们对待生命的精神意义。可以说，鼓盆歌是祖先留给我们的一件历史瑰宝、民间埋藏的一朵文化奇葩，不仅具有历史学、社会学、民俗学、承传学的研究价值，更连接着中华民族的过去、现在和将来。

　　然而，在现代化进程日益加快的今天，人们要面对数以万计的信息冲击，所谓的“快餐文化”正不断地影响人们的文化观念。以非遗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在与现代文化的冲撞中正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

　　保护非遗，首先要从了解开始，怎样才能让更多的非遗文化逐渐为人知晓。

　　在笔者看来，以荆州鼓盆歌为例，似可以借奥运击缶之势，在相似的艺术形态上，组织民间艺人把鼓盆歌欢娱的一面与地方节庆文化相结合，策划激昂的艺术形式来进行演绎；把已收集到的500多篇艺术化的鼓盆歌歌词、民间原生态的脚本内容，整理集辑出版发行，将荆州鼓盆歌的文学作品推向图书市场；在器物形态上，借鉴荆楚文化元素与地方旅游产品相结合，创新打造独具特色的旅游产品。把荆州非遗文化可持续地推介给中外游客。

英古阿格

炒作之嫌。

oyjy

据说奥运之缶标了高价等人收藏呢，呵呵。当时看开幕式时，我觉得有点替导演难为情。

whensee

不过表演得确实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