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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文学410第6组“王昭君传说与戏剧中的王昭君故事比较研究”

二十世纪20一30年代,由于受到顾颇刚先生《孟姜女故事研究》的巨大影响,国内掀起了民俗学及各种传说研究的热潮。人们开始关注王昭君这一艺术形象,并发表了几篇颇有份量的学术论文,如刘万章的《关于王昭君传说》、霍世林《王昭君故事在中国文学上的演变》、黄鸿祥《昭君故事及关于昭君之文学》、黄启绣《王昭君故事的演变》、郭云奇《王昭君在中国文学中的演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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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些论文仅就诗词而谈昭君故事演变,对小说戏曲材料多不征引,内容单薄,立论偏颇。其中,张寿林先生的《王昭君故事演变之点点滴滴》是这一时期中较为全面而扎实的一篇学术论文,但限于当时材料的匾乏,文章中的许多观点,乖谬而失实。40一50年代,基本上是前时研究的继续,成果不显。60年代前后,学术界发起对马致远《汉宫秋》的大讨论,此时多偏重于马致远生平与剧本思想、艺术的研究,创获丰厚,论著甚多。如胡小石的《古小说漫稿》、王季思的《玉轮轩曲论》等,日本的青木正儿《元杂剧概说》、《中国近代戏曲史》中,对《汉宫秋》也有论及;剪伯赞、徐朔方、吴新雷等学者亦撰文参与讨论,在许多方面取得了可喜成果。剪伯赞先生还著有《王昭君家世》和《王昭君年谱》等,可资可考。但均疏于对昭君故事演变的探讨,因而很多结论不免浮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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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改革开放至今,以杂剧《汉宫秋》和敦煌遗书《王昭君变文》的研究较为兴盛,取得了不少成果。如郑文《王昭君变文创作时间臆测》、高国藩《敦煌本王昭君故事研究》、邻锡芬《昭君故事之衍变》、邝庆欢《现代传说的王昭君》等都从不同的方面对王昭君故事进行梳理和研究。此时,学者们还将关注的重点转移到了诗文,鲁歌等人己整理出版了《历代歌咏昭君诗词选注》,选注本无疑给我们提供了研究便利,但有挂一漏百之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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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昭君故事的保护措施

王昭君传说的濒危状况引起了兴山县委、县政府的高度重视。2003年在中国兴山县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主题报告中明确提出:"积极挖掘整理昭君文化,民俗文化,抢救性保护民间文化资源,培育提高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楹联村、山歌村、读书村、围鼓村等文化示范村。"自2004年以来,该县相继采取了一系列保护措施。先后下发了《关于成立兴山县保护优秀民间文化遗产领导小组的通知》、《兴山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计划的通知》等六种文件,为王昭君传说的抢救保护及其传承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和组织保证;2005年兴山县宣传文化部门以在全县八个乡镇推广创建民间文化协会为抓手,构筑王昭君传说的传承保护体系;2006年9月,兴山县委宣传部、县文化局还联合命名了高阳镇昭君村、陈家湾村,南阳镇百羊寨村为"王昭君传说村",为其传承保护起到了较好的示范带动作用;该县部分民间文学和昭君文化爱好者辛勤笔耕,共收集整理王昭君传说书目13部,形成了有较重分量的拳头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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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论文展示

王昭君故事与戏剧中王昭君故事的比较研究

   王昭君是中国古代的四大美女之一,她出塞和亲的故事可谓家喻户晓,流芳百世。在戏剧作品中,关于王昭君的故事更是不胜枚举,但这些故事与历史中王昭君的故事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此类研究的盲点在于,除了《汉宫秋》之外,人们对有关王昭君的其他小说戏曲缺乏研究,更缺少对王昭君故事的传承演变进行系统研究。再加上中国是多民族国家,所以对王昭君故事进行系统研究和全面梳理就有着特殊的历史意义和深刻的现实意义。
   当然,关于王昭君的戏剧作品数量众多,若是一一详细比较是不太现实的。我们在详细了解历史文献中讲述的王昭君故事后,还搜集和观看了与王昭君有关的戏剧的文本资料和视频,经过筛选后确定了与历史中王昭君故事差异较为显著的八部戏剧作品。它们分别是:马致远的《汉宫秋》 、陈与郊的《昭君出塞》、清朝尤侗的《吊琵琶》、明代传奇《和戎记》、薛旦的《昭君梦》、曹禺的话剧《王昭君》、郭沫若话剧《王昭君》和汉剧《王昭君》。
   对于历史中王昭君故事与戏剧中王昭君故事的差异,我们尝试从人物形象、故事情节和思想意蕴这三方面来详细论述。因为我们研究的戏剧作品有八部之多,而这八部作品中与历史在王昭君故事、八部戏剧之间都有着或大或小的差异,所以我们就对其中差异较大的详细叙述,差异较小的则简略地叙述。
   与此同时,我们还对华师和武大这两所大学的学生进行了相关的问卷调查。我们小组一共分发了120张调查问卷,收回112张。其中有效问卷即所有问题都按照预期要求填写并且无漏填错填的问卷为104张。本次调查问卷一共有9道题,其中客观题为6道。结果显示,大学生对王昭君故事以及相关的戏剧作品有一定了解,但是并不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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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综述-国内外研究现状

一、研究综述

关于王昭君故事的研究,我们主要从国内研究概况、国外研究概况和研究价值与不足这三方面着手,展示课题研究的基础。
1、国内研究历史与现状
1.1  古代中国关于王昭君故事的研究概况
古代关于王昭君故事的研究多以文学创作的形式表现出来。王昭君出塞和亲的历史事实,首见于班固的《汉书》。由于史书记事多简约而乏全貌,魏晋南北朝时期,民间传说中开始衍生出各种各样、异彩纷呈的昭君故事,从此王昭君事迹由史实步入了文学殿堂。其中,葛洪《西京杂记》所载“昭君与画工”的故事,富于传奇性和丰厚的文化底蕴。它既符合普通民众的欣赏趣味,又强烈契合了文人心态,因此获得了永恒的魅力而得以广泛传播,成为王昭君故事发展演变的核心和辐射源,后世的昭君故事多从中取材或生发繁变。
唐宋是昭君故事的繁衍和大发展时期,许多物象得以形成、凝结和升华。唐代《王昭君变文》在昭君故事发展中,起着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元代马致远的杂剧《汉宫秋》是昭君故事演变史上的里程碑,它标志着昭君故事的初步定型。此后的昭君故事大多沿着《汉宫秋》所铺叙的路数,在缓慢地渐变。明代传奇《和戎记》、清代小说《双凤奇缘》,又在承传中孽生许多新变。昭君故事的演进实由《汉书》、《西京杂记》、《王昭君变文》、《汉宫秋》、《和戎记》、《双凤奇缘》所构成,它们递相传承、迭加衍变,共同推进昭君故事雪球般向前滚动。

1.2近代关于王昭君故事的研究概况
20世纪关于王昭君故事的创作如同三大高峰般,引人注目。
1.2.1 20—30年代:故事梳理
20一30年代是发韧期,此期注重昭君故事演变的探索,但限于材料和认识,偏重于梳理诗词中的昭君故事。
如刘万章的《关于王昭君传说》、霍世林《王昭君故事在中国文学上的演变》、黄鸿祥《昭君故事及关于昭君之文学》、黄启绣《王昭君故事的演变》、郭云奇《王昭君在中国文学中的演变》等。但这些论文仅就诗词而谈昭君故事演变,对小说戏曲材料多不征引,内容单薄,立论偏颇。其中,张寿林先生的《王昭君故事演变之点点滴滴》是这一时期中较为全面而扎实的一篇学术论文,但限于当时材料的匾乏,文章中的许多观点,乖谬而失实。

1.2.2  60年代:以《汉宫秋》为研究重点
60年代是发展期,其重点研究对象是《汉宫秋》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以及如何正确评价《汉宫秋》的问题。
如胡小石的《古小说漫稿》、王季思的《玉轮轩曲论》等,日本的青木正儿《元杂剧概说》、《中国近代戏曲史》中,对《汉宫秋》也有论及;剪伯赞、徐朔方、吴新雷等学者亦撰文参与讨论,在许多方面取得了可喜成果。剪伯赞先生还著有《王昭君家世》和《王昭君年谱》等,可资可考。但均疏于对昭君故事演变的探讨,因而很多结论不免浮泛。

1.2.3  80—90年代:全面繁荣
80一90年代至今,是昭君研究的全面繁荣时期,从王昭君的生平、故里到和亲政策的作用、诗文、传说中的昭君形象皆有论列。
自改革开放至今,以杂剧《汉宫秋》和敦煌遗书《王昭君变文》的研究较为兴盛,取得了不少成果。如郑文《王昭君变文创作时间臆测》、高国藩《敦煌本王昭君故事研究》、邻锡芬《昭君故事之衍变》、邝庆欢《现代传说的王昭君》等都从不同的方面对王昭君故事进行梳理和研究。此时,学者们还将关注的重点转移到了诗文,鲁歌等人己整理出版了《历代歌咏昭君诗词选注》,选注本无疑给我们提供了研究便利,但有挂一漏百之憾。在探讨诗文中王昭君故事的演变方面,王晕《在历代吟咏中逐渐偶化的王昭君形象》和吴清河《论唐宋诗人的昭君诗》颇有新意。有关昭君研究的专著主要有王克骏的《王昭君》、吴一虹等《王昭君传说》、吴道周《昭君故里》、刘世义《“昭君出塞”史料辑览》、林干等《昭君与昭君墓》、林干、马骥《民族友好使者王昭君》、法国邝庆欢《王昭君》(法文)、昭君文化研究会《王昭君研究文献资料目录》等,可资借鉴。据说,台湾张高评先生撰有关于“王昭君演变”方面的论著,但经多方努力,仍未获见。这一时期,研究和亲政策的专著,有崔明德的《汉唐和亲研究》、《汉唐和亲史稿》和张正明的《和亲通论》等论文有140多篇,涉及王昭君和亲的文章就有30多篇。此外,随着曹禺五幕话剧《王昭君》的问世,80一90年代学术界又一次掀起了研究王昭君的热潮,论文、论著甚多,成果自是不菲。

2、国外研究现状
昭君故事在古代日本广为流传,日本诗人们咏唱昭君,如9世纪初期日本君臣的昭君母题诗作等。昭君出塞形成各种故事传说,成为日本文学中为人熟知的悲剧故事,如《中国近代戏曲史》(日)青木正儿著,《中国的宗教与戏剧》(日)田中一成著,《今昔物语集》王昭君的故事,日本谣曲《王昭君》更是脍炙人口。
日本学者阿部泰记的《中日王昭君故事中的通俗文艺思想》记述了日本文学对王昭君故事的借用与改编,如12世纪的《俊赖髓脑》,《平家物语》延庆本(13世纪)《汉王遣苏武道胡国事》,14世纪的《曾我物语》等,并比较了王昭君形象在中日文学史上的差异。Leo Shingchi Yip的《Portrait of a Chinese lady: recasting Wang Zhaojun in noh》, Daphne Pi-Wei的《Wang Zhaojun on the Border: Gender and Intercultural Conflicts in Premodern Chinese Drama》 ,Besio,Kimberly的《Gender, Loyalty, and the Reproduction of the Wang Zhaojun Legend: Some Social Ramifications of Drama in the Late Ming》等也对昭君形象、昭君故事进行了细致深刻的研究。
昭君的故事也流传至西方,19世纪捷克著名的晚期浪漫主义、颓废主义作家尤利乌斯•泽耶尔就曾根据昭君故事创作了他的第一篇东方悲剧故事《汉宫里的背叛》。《今昔物语集》的内容大体与中国《西京杂记》相类,略有不同,《今昔物语集》的昭君故事比《西京杂记》更具悲剧性,其中描写了汉元帝对昭君的恋情,对恋情的描写尽管没有展开,但爱情内容的加入使冲突变得更加突出,悲剧性增强了。谣曲《王昭君》也取材于中国的昭君出塞历史故事,它与中国原本有相当程度的重合,但也有很多内容是中国原本中看不到的。作品以昭君村作为故事发生的地点,主要写了昭君的父母白桃与王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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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综述-研究意义与盲点

3、研究价值与不足
3.1 研究价值
3.1.1 历史意义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出于某种政治原因,汉唐公主或宗室女远嫁异域,以示睦邻亲善,这在史实中并不鲜见。昭君之彪炳史册,亦是因为远嫁匈奴、出塞和亲,正如刘献廷所说:“宫中多少如花女,不嫁单于君不知”’。然而,昭君出塞和亲在中国历史上既不是最早的,也不是唯一的,但却是亘古及今人们争相传颂的话题,这本身就昭示着昭君故事具有迷人的魅力,值得我们去深入研究和探索。

3.1.2 文学价值
昭君故事经历了由史传到民间传说,再到文人创作题咏、踵事增华、蔚为大观的这样一个递擅过程,它反映了中国古代文学繁衍发展的规律性走向—由雅趋俗、雅俗共荣的基本特征。所以,解剖王昭君这一特殊个案,可以为文学主题学研究提供一则实例;同时,也可揭示社会历史的演变同文人心态与民众意识的关系。值得注意的是:昭君形象并非如我们所想象的那样,在递擅过程中变得越来越丰满,越来越完美,而是时有反复波动。考察这一过程,不仅可以使我们对昭君形象有着更为全面的理解,而且通过这一个不断得到改造了的原型,也可折射出特定时代的文人思想和文学观念的演进。同时,对王昭君故事演变的全面描述,有利于探索不同时代或同一时代各种不同文体之间相互影响、交叉离合的运动轨迹。

3.1.3 现实意义
当今国际烽烟四起,民族纷争加剧,昭君出塞不仅加强和巩固了汉匈之间的友好关系,而且还为多民族大家庭的和平共处提供了一种范式。因此,对王昭君故事进行系统研究和全面梳理就有着特殊的历史意义和深刻的现实意义。

3.2 研究盲点
除了《汉宫秋》之外,人们对有关王昭君的其他小说戏曲缺乏研究,更缺少对王昭君故事的传承演变进行系统研究。通过对前贤和时彦的研究状况的考察,不难看出:近百年来,对王昭君故事作全方位、多层次系统研究的极为鲜见,尤其对明传奇《和戎记》、清小说《双凤奇缘》更是无人论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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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历史中的王昭君故事

王昭君是两千多年来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人物,王昭君出塞和亲,为千古诗人所讴歌吟唱,低徊不置;王昭君故事,在历代民众中孽生繁变,盛传不衰。但有关王昭君事迹的史料记载,却仅见于班固《汉书》中的只言片语,而范哗《后汉书·南匈奴传》也多语焉不详,甚或龄龋,我们只能大致勾勒王昭君历史的全貌。
《汉书》是有关王昭君最早的信史,班固去古未远,对王昭君的描述应当说是最接近史实,也最权威,最可信从。所以,如果《后汉书》与前《汉书》有抵触的地方,自当以《汉书》为准,而不应以《后汉书》作为依据。
王昭君出塞和亲的历史事实,首见于班固的《汉书》。《汉书·元帝纪》载:“竟宁元年春正月,匈奴呼韩邪单于来朝。诏曰:匈奴……呼韩邪单于不忘恩德,向慕礼义,复修朝贺之礼,愿保塞传之无穷,边垂长无兵革之事。其改元为竟宁,赐单于待诏掖庭王樯为阏氏。”《汉书·匈奴传》也记载云:“竟宁元年,单于复入朝……自言愿婿汉氏以自亲。元帝以后官良家子王嫱字昭君赐单于……王昭君号宁胡阏氏,生一男伊屠智牙师,为右日逐王。”这是昭君故事的本来面目。王昭君,名墙,字昭君,西汉南部秭归(今属湖北)人。王昭君本是“家良子”,汉元帝时被选入宫中。昭君不是元帝的妃子,而是以后宫良家子的身份,待诏掖庭。竟宁元年(前33年)春正月,匈奴呼韩邪单于第三次入汉朝觑,自言愿做汉室女婿,请求与汉朝和亲,并且保证汉朝疆界将不会再受侵犯,兵戈战争从此停息。汉元帝感其不忘汉朝恩德、仰慕礼义,此次又修朝贺之礼,所以将“待诏掖庭”未被皇帝御见的宫女王昭君赐给呼韩邪单于作为阏氏(匈奴王后的称号)。出塞之后,王昭君在匈奴被封为“宁胡阏氏”,并与呼韩邪单于生有一子,名叫伊屠智牙师,被封为右日逐王;汉成帝建始2年(前31年),即王昭君出塞的第三年,呼韩邪单于死。昭君再嫁呼韩邪长子复株累单于,生二女。大女儿名云,嫁须卜当,为须卜居次;小女儿嫁当于氏,为当于居次。关于昭君的结局,是她最终终老匈奴。在人物形象上,王昭君的个性并不突出,虽然在和亲宁边方面起了一定作用,但毕竟只是一名宫女,没有独立的人格,一切只好随命运摆布而为匈奴生儿育女。
范晔的《后汉书·南匈奴传》丰富了这一故事的内容和悲剧色彩,但基本事迹未变:“昭君字嫱,南郡人也。初,元帝时,以良家子选人掖庭。时呼韩邪来朝,帝敕以宫女五人赐之。昭君入宫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乃请掖庭令求行。呼韩邪临辞大会,帝召五女以示之,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影徘徊,悚动左右。帝见大惊,意欲留之,而难于失信,遂与匈奴。”它与《汉书》的记载相比,增加了对昭君美丽容颜的描写和昭君“积悲怨”而负气“求行”的情节,表明昭君不是被动地被汉元帝赐给呼韩邪单于,而是主动地请求去匈奴和亲,入宫多年而未得皇帝恩幸,直到出塞前才得以与元帝见面,心中积满悲怨是她“求行”的原因,虽说极为简略,却勾勒出了昭君的基本形象和性格,为后人留下了极大的想象空间。此外,《后汉书》又交代呼韩邪死后,前阏氏子代立为单于,想要娶她为妻,王昭君本来“上书求归”,但是“成帝敕令从胡俗,遂复为后单于阏氏焉。”这表明昭君在呼韩邪单于死后,不愿再从胡俗嫁给后单于继续留在匈奴,心中还是想回汉朝,她对故国家园还是不能忘怀的,此时王昭君已经初具悲剧人物的雏形。
昭君的传说自晋代葛洪《西京杂记》开始流传,其中对昭君出塞始末以及其貌美却不能见御的原因作出了阐述:呼韩邪单于亲自到长安请求与汉朝和亲,元帝同意了,决定挑选一个宫女当公主嫁给单于。后宫里有很多从民间选来的宫女,整天被关在皇宫里,很想出宫,但却不愿意嫁到匈奴去,只有昭君一人主动请缨。单于得到了这样年轻美丽的妻子,又高兴又激动。临回匈奴前,王昭君向汉元帝告别的时候,汉元帝看到她又美丽又端庄,可爱极了,很想将她留下,但为时已晚。据说元帝回宫后,越想越懊恼,自己后宫有这样的美女,怎么会没发现呢?他叫人从宫女的画像中再拿出昭君的像来看,才知道画像上的昭君远不如本人可爱。原来宫女进宫时,一般都不是由皇帝直接挑选,而是由画工画了像,送给皇帝看,来决定是否入选。当时的画工毛延寿给宫女画像,宫女们要送给他礼物,这样他就会把人画得很美。王昭君不肯行贿画工,被丑化画像,汉元帝追究画工,杀死毛延寿等人。《西京杂记》所记皆为西汉遗闻轶事,画工索贿的传说,在东晋时已经出现,可能是由于属于民间传说的性质,所以未被正史《后汉书》所采纳。但是,它却成为以后王昭君故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成为王昭君故事发展演变的核心和辐射源,后世的昭君故事多从中取材或生发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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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戏剧中的王昭君故事简介

从元明清到现当代开始,随着杂剧的兴起,马致远的《汉宫秋》引领了昭君故事整体风格的改变。从此以后,昭君戏就日趋完备。此后的昭君戏都以此为原型进行一系列的创新。下面我们简要介绍与王昭君相关的八部重要戏剧。

1、元代马致远的《汉宫秋》
背景:公元 1206 年,成吉思汗建立蒙古汗国,蒙古族迅速完成了统一祖国的大业。1271 年,忽必烈改国号为元,并于次年定都燕京(大都),成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创建的封建王朝。元代是一个激愤的时代,外族入侵,国土沦丧,汉族人被当权者压制,处于社会的最底层。按照真实的历史,汉强胡弱,而《汉宫秋》却改变了胡汉力量的对比,把汉和匈奴的关系写成衰弱的汉王朝被强大的匈奴所压迫。这样的改动更加符合剧作家自己所处的政治背景。

《汉宫秋》改变了历史背景,就使得王昭君作为政治牺牲品的悲剧意义更加突出。以一个弱女子去调和政治冲突这种事成为历史上很多人耻笑的政治悲剧。一方面暴露了封建王朝的腐败无能;另一方面,又有利于激发当时金元之际的汉人,使之回顾南宋灭亡之后的痛苦经历,便于抒发自己的悲痛。《汉宫秋》中所描写的上述形势,与金元之际民族斗争的形势相比,是有许多相似之处的。因而作这样的艺术处理源于元代的民族关系中的强弱定势和由此而产生的民族心理,因而这种艺术的真实最终也是符合历史真实的。

内容:《汉宫秋》以民族矛盾为背景细腻地描写了汉元帝和王昭君的爱情悲剧。王昭君出身农家,被征选入宫时因无钱应付毛延寿的索贿,被点破画像,打入冷宫。一个偶然的机会被汉元帝发现,封为明妃,恩宠有加。不料曾经陷害她的毛延寿畏罪叛国,把她的真像献给匈奴单于。单于遣使赴汉,并以大兵随后,指名索要王昭君,当时满朝文武,束手无策。在这国难当头的时刻,昭君挺身而出,自愿和番。元帝虽然不忍割爱,怎奈宰相无能,朝臣怕死,兵微将寡,国防空虚,只好一边埋怨:“太平时、卖你宰相功劳,有事处、把俺佳人递流”。一边哀叹:“满朝文武都做了毛延寿”,忍痛送别。昭君北行至国境,毅然投江自尽。全剧以长空孤雁伴元帝在深宫中的凄切哀思作结。

2、明代陈与郊的《昭君出塞》
背景:陈与郊所处的明代,反对民族压迫已经不是时代的强音,尊重普遍人性的平等和宽容的思想成为这一时期的进步思潮"因此,陈与郊创作《昭君出塞》,既没有照搬《汉宫秋》中“明妃”和“毛延寿投敌”等情节,也没有以汉元帝为主角将内容定位在帝王与后妃间悲欢离合的故事上,更没有把剧情放入广阔的历史背景下来展示朝政、军事及外交的关系,而是以王昭君为故事的抒情主人公,以精简的一折来描写昭君出塞前后的心情,突出表现了昭君出塞时离别故国、投身异域的凄清与悲凉,颇有余味悠长的意境。

内容:陈与郊的《昭君出塞》剧作以汉元帝宣召昭君上殿遣嫁匈奴单于始,以昭君出塞终。剧作很短,只有17支曲调,情节也比较简单。情节基本上重复以往的模式,故事一开始就是汉元帝遣嫁王昭君让宫女通告,王昭君仍是宫廷的一个待诏,没有什么身份地位,她所期望的只是君王的临幸。剧中的王昭君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皇上遣嫁匈奴的,她和汉元帝之间并没有什么恋情,汉元帝只是在看到她的美貌时有些后悔不该把她遣嫁匈奴,剧中陈与郊也没有交代王昭君最终的结局,到她出塞和番就结束了,给人留下了悬念。

3、明代传奇《和戎记》

背景:明代初期,明太祖朱元璋为了建立精神上的统治,大兴文字狱。明代文人大都颠沛流离,不敢大声疾呼,不敢当众言论,生怕自己不小心的一句话而丢了脑袋。这时期文人只得把自己的创作重心放在借古讽今上,撰写历史题材的剧作,用以抒发自己受到政策影响之痛。

内容: 一至九折介绍了昭君入汉宫前的一系列事件。十至十七折写昭君受到元帝宠幸,毛延寿出逃投奔番王的整个过程。十八至至二十二折写昭君排除磨难与帝共度三年。二十三至二十九折写假昭君被识破,昭君自请出塞。三十至三十六折,写昭君杀毛延寿后投乌江。

4、清代尤侗《吊琵琶》
背景:《吊琵琶》作于尤侗四十四岁时,即顺治十八年(1661)此前,尤侗上京自陈开复未成,落魄还乡,后得知顺治帝的屡次垂询与赞赏,心中感激不已。顺治十八年正月间顺治帝驾崩,尤侗“不胜乌号之痛焉”,赋挽诗曰:“平生知己犹惆怅,况感恩私在至尊”。尽管尤侗因小人陷害而罢官,对满族地方官吏势力极其不满,但他对顺治帝还是非常感恩的。《吊琵琶》剧情也正与此相似,主人公昭君最贬斥的主要是文武群臣,而非汉天子,对于汉天子,昭君仅慨叹埋怨其怯懦与软弱。《吊琵琶》是尤侗的抒愤之作。尤侗自撰《年谱》记此事云:“六月,梦王昭君,作《吊琵琶》北剧。”其事本于马致远的《汉宫秋》杂剧而成。

内容:尤侗的《吊琵琶》由于大量借用了历史题材,虽然有所加工和改编,但仍然是抒情化的情节。如《吊琵琶》共四折一个楔子,讲述王昭君因为不肯贿赂画工毛延寿,被点破美人图,居住在永巷,后来偶遇汉天子而得封妃子。不料,毛延寿逃往匈奴,献昭君美人图于呼韩邪单于,单于按图索亲。汉天子软弱无能,只能答应单于要求。昭君在迎亲队伍行至交河时,投河自尽,她的魂魄前来汉宫与天子相会,并托以后事。剧末蔡琰往青冢祭奠昭君,为之弹奏《胡茄十八拍》,昭君显灵。

5、薛旦的《昭君梦》

背景:薛旦生活创作的明清易代之际,其境遇和思想自然深深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并使之体现在昭君梦的创造中。番汉之间常年的战争是导致昭君爱情悲剧的直接原因。作品也把昭君和番的原因放在更加广阔的社会背景之中。这一悲剧无法用个人的微弱力量去承载,去改变。这是一个悲怆的社会问题,所以昭君只能在梦中假托实现自己的梦想。

内容:此剧不是从昭君入汉宫开始,而是选择了昭君入胡地数年依然心系汉宫“忠心不死,每日里悬念皇朝”。梦中由氤氲大使指引,逃入玉门关,重回汉宫。此剧共四折,第一折昭君并没有登场,只有睡魔出场;第二折,昭君上场,自述身世;第三折,氤氲大使首先上场,氤氲大使奉天帝之命主掌婚籍的神仙。第四折,昭君经过千辛万苦终于进入汉宫,与元帝相见。

6、现当代汉剧《王昭君》
背景:世纪之交,郑怀兴编剧、赵景勃和高秉江导演了一部新汉剧《王昭君》。这是一部视角独到、文词婉约的“情”昭君。全剧以女性生存体验为主线,讲述了昭君出塞和番的真切话语,既写出封建时代女性生命意义上的沧桑,又裸露出传统文化环境里女性心理流程的自我认同。是剧作家在回望与反思历史后的重构,为同类题材洞开了另一道风景,从而使该剧具有了自己的审美个性。

内容: 西汉元帝时,南郡秭归女子王昭君被选入宫。这位楚文化熏陶出来的姑娘不仅有倾国之貌,而且象她所敬仰的先贤屈原一样正直清高。她不肯随波逐流贿赂画工毛延寿,毛延寿便在她的画图上枉点一颗什么主刑克的“白虎痣”,致使元帝不敢召幸之。后来,匈奴呼韩邪单于入朝求亲,在宫中备受压抑的王昭君毅然自请远嫁。临别之际,元帝才知上了毛延寿的当,悔恨不已,想要留下昭君。昭君不肯失信,执意出宫。到了边塞,王昭君登上了烽火台,面对那一望无际的阵亡将士之坟,心灵受到极大的震撼,顿悟了自己此行肩负的重任。于是她义无反顾地骑骏马,抱琵琶,出塞和亲去了……斯人去矣,青冢犹在;芳草连天碧,佳话传千载。

7、郭沫若的话剧《王昭君》
背景:1923年,郭沫若写作了历史剧《卓文君》、《王昭君》。1925年他又继续写作了《聂嫈》,这三部剧作合集成《三个叛逆的女性》,于1926年出版。这三部作品就时代而言,中国正处在批判封建礼教,否定封建道德的五四时期。当时,戏剧在中国依然延续了古代大众的传统观点,被人们视为文学之下的艺术形态。但是,郭沫若的戏剧,不仅在舞台上深受大众追捧,在现实生活中其文本也备受读者的关爱。郭沫若筛选历史中著名女性形象,创造出了三位新时代的历史女性,即卓文君、王昭君、聂嫈。这三位虽然都是历史人物,却能够按照作者的创新观念,踏着五四时代个性解放的鼓点,为中国的妇女解放写下了新的篇章。郭沫若对自己的剧作有着这样的看法:“我做这篇剧的主要动机,也可以说我主要的假想,是王昭君反抗元帝的意旨自愿去下嫁匈奴……王昭君这个女性使我十分表示同情的,就是她倔强的性格……这点是我对她表示绝对同情的地方。我从她这种倔强的性格,幻想出她倔强地反抗元帝的一幕来……但这样一来我就把王昭君写成了一个女叛徒,她是彻底反抗王权,正是这样一个‘出嫁不必从夫’的标本了。”这三部作品都具有浓厚的时代精神,三个主角以不同的方式猛烈地抨击了封建旧道德礼教,鼓舞了当时妇女运动的反压迫斗争,演绎了五四时代新女性一步步由家到国的自我解放之路。其中“‘王昭君’这个历史人物,本是素来受尽了人的赞美和同情的。她的琵琶的哀怨,青冢的黄昏,至今还使人留恋不置。”这个特殊的时代背景,创造了历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昭君形象。

内容:该话剧一共有两幕,分别是《毛延寿之画室》与《王昭君所居之掖庭》,从时代背景来说,当时也是属于西汉晚期,但是剧本并没有过多对时代做介绍,而是开篇就以毛延寿与其女儿毛淑姬的争论为重点,用《楚辞》引出争论,并刻画了一个典型的尖酸刻薄的父亲,父女二人关于对王昭君的态度持两种不同的态度,“钱”是这其中的关键点,王昭君及其老母亲被召进宫中却因没有给毛延寿钱而被“欺负”,毛延寿却以王昭君将他的“艺术”看得太贱为理由,对其进行迫害。在父女二人争执不休的时候龚宽出现并告知毛延寿王昭君已经被选为(注意这里是被挑选为)下嫁的人选,引出龚宽的不安与毛延寿的故作镇定,为了安抚心中的不安,他决定去掖庭威胁王昭君,以软硬兼施的方法,让她留下来。而这一切都被汉元帝偷听得清清楚楚,汉元帝在看了王昭君的真实画像之后非常惊讶,忽而舍不得王昭君下嫁匈奴,于是带着毛淑姬与龚宽到掖庭见王昭君,却撞见毛延寿威胁王昭君,并且这里出现了对王昭君故事最具颠覆性的情节,毛延寿竟然大方地说自己深爱着王昭君!汉元帝在非常气愤的情况下命人将毛延寿砍头,毛延寿也在这时对汉元帝进行了一顿唾骂,王母因为汉元帝决定不让王昭君去匈奴而高兴得死过去,最后昭君在斥责汉元帝草菅天下男女命运之后执意决定要出塞,留下汉元帝与毛延寿的头颅在掖庭剧终。

8、曹禺的话剧《王昭君》
背景:20世纪初的中国处于王纲解纽、众声喧哗的时期,又历经了五四时期,人们呼唤反封建枷锁,启蒙民众。曹禺的《王昭君》恰恰是构思于这样一个呼唤自由却又思想混乱的年代。据史料记载,《王昭君》是曹禺先生于1962年8月,在北戴河度假期间开始创作。文革期间曹禺先生曾先后被纠斗、在北京人艺剧团和宿舍看守传达室。1973年经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亲自过问,被安排在北京话剧团工作。1975年参加第四届人大。1978年北京话剧团恢复原名"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再次任院长。同年8月,为创作《王昭君》去新疆,并完成初稿,载《人民文学》当年第11期。
而《王昭君》创作的最直接的动力是来源于周恩来总理的“要提倡汉族妇女嫁给少数民族,不要大汉族主义”的政治要求。曹禺将周恩来的意思理解为“用这个题材歌颂民族的团结和民族间的文化交流”。

内容:该剧共五幕。主要讲述王昭君在汉宫内侍招,不甘自己的青春为森森宫墙所困,自愿请行远嫁匈奴,为民族和好而献身。剧中特意强调了王昭君的家庭背景,即父亲新婚不久去守边关而死在边关,母亲因父亡上吊而死。同时还强调王昭君熟读屈原、庄子的作品。到了塞外,面对汉朝国舅送亲候王龙大汉族主义要求昭君要向匈奴摆出汉家朝廷的威仪、言行举止要符合汉家的礼节,王昭君融入匈奴文化,骑马、喝奶茶;面对以温敦我为代表的匈奴贵族势力,极力挑拨汉匈的关系和自己与呼韩邪的关系,王昭君深明大义。当面对叛匪作乱时,王昭君不顾一切危险冲向战场,与呼韩邪共患难,同生死,以自己的赤诚之心赢得了呼韩邪的爱情,和匈奴黎民的爱戴。

9、小结
元明清三代包括晚清和近代,我国社会总体上处于“封建末世”。封建末世的专制和黑暗往往与异族侵略者的野蛮残暴交织在一起,使知识分子包括昭君戏的作者们处境十分艰难。怀才不遇、宦海沉浮的身世感受,使他们很容易将自己的命运和遭遇与“红颜薄命”、被迫以色事敌、受尽屈辱和痛苦的王昭君联系起来,从而产生“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强烈共鸣。于是,利用昭君和番这一理想题材进行戏剧创作以便“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心中之块垒”,所以数百年来各代作家才对这一历史题材产生历久不衰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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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王昭君故事中主要人物形象比较分析

元 马致远《汉宫秋》  一往情深的汉元帝与放射民族节烈光辉的王昭君
无论是《汉书》还是《后汉书》中对于昭君出塞的史实的记载,并未过多地写到汉元帝,唯一有对汉元帝有文学性的描写是《后汉书》中写道昭君因未得皇帝恩幸,愤而求行远嫁匈奴,汉元帝见到昭君的反映:“帝见大惊,意欲留之,而难于失信,遂与匈奴。”
王昭君的传说流传到了魏晋时期,《西京杂记》中的汉元帝形象较为复杂,增加了毛延寿这一角色,并且还增加了汉元帝怒 杀画工的情节。一方面他是个在政治上守信用的君主,另一个面他为了私人泄愤,却残忍地诛杀所有为他画美人图的画工。可不管怎么说,王昭君依旧是传说的主角。
但到了《汉宫秋》,剧中别出心裁地把汉元帝作为全剧的主人公,并把发生这场爱情悲剧的根源,也归结到他的身上来。作为一个昏庸君王,元帝一直是“历史叙事”中被嘲讽的对象,而《汉宫秋》却以他真挚动人的爱情故事,深深赢得了观众对他的同情和怜悯。他对昭君的温柔多情与他在治理国家社稷上的平庸无能,构成了复杂而又和谐的整体,显示出鲜明的个性特征。他在国家政治上无所用心,只是为“后宫寂寞”而发愁,但他对昭君的爱又是刻骨铭心的,这更突出了全剧的悲剧性。
汉元帝是个不符合纲常伦理下君主形象但极符合人性。这一方面表现在汉元帝宠爱王昭君露骨的描写上。如写元帝偷偷走到昭君背后去看她化妆:
〔做望见科,云〕且不要惊着他,待朕悄地看咱。〔唱〕【隔尾】恁的般长门前抱怨的宫娥旧,怎知我西宫下偏心儿梦境熟。爱他晚妆罢,描不成,画不就,尚对菱花自羞。〔做到旦背后看科〕〔唱〕我来到这妆台背后,元来广寒殿嫦娥,在这月明里有。
皇帝偷看妃子化妆,这是市民阶层乐于接受的旖旎场面。这些不能见容于正统思想的心理剖白,却能很好地表现一个“情”字。
另一方面还表现在匈奴索要昭君的大祸发生后汉元帝的态度。如汉元帝面对群臣要求皇帝送走昭君以保国家平安,汉元帝悲愤至极,居然把历来被定性为汉朝一大祸患的高祖皇后吕雉举出来与昭君作对比。他认为昭君是太软弱了才会遭到群臣的欺负,要是像吕皇后那样,大臣哪一个敢想出让她去和亲的主意呢?这些大臣“只会文武班头,山呼万岁,舞蹈扬尘,道那声诚惶顿首”这样表面文章的事,到头来却要靠欺负一个弱女子来苟活,不仅没用,并且恶劣。元帝甚至希望有个吕锥那样的铁腕女人出来治治他们才解气。这显然是精神错乱之中才说得出的话,思维正常的君主谁也不会想娶个吕皇后放在身边的。这样的写法生动地刻画了元帝的焦虑和愤慨,有着相当高的艺术水平。
在传说中,昭君多为忧愁的,为个人的未卜人生而哀怨。而《汉宫秋》中的王昭君则与众不同,她是相貌美丽、品质高洁、独具卓识、能为国家的安危和民族的尊严而牺牲自己爱情和生命的巾帼英雄。昭君虽然出身农家,但却来历不凡,是其母梦月而生,是高洁的月的化身。她明知画师毛延寿是贪鄙之人,但她拒不行贿,表现了一个绝代佳丽的纯真本性。在庸众小人的包围中,她洁身自处,表现一种出污泥而不染的高洁品格。在匈奴“百万雄兵,刻日南侵”相威胁以索要美女王昭君的国难之时,这位色可倾国的女子,在危难关头,挺身而出,为国家不顾己身:“妾既蒙陛下厚恩,当效一死,以报陛下。妾情愿和蕃,得息刀兵,亦可留名青史。”在辞别汉宫赴胡之时,王昭君眷恋故土,怀念祖国,她说:“妾这一去,再何时得见陛下?把我汉家衣服都留下者。[诗云]正是:‘今日汉宫人,明朝胡地妾;忍着主衣裳,为人作春色!’”在汉、胡两国的边界,这位深明大义的绝代佳丽说:“大王,借一杯酒,望南浇奠,辞了汉家,长行去罢。(做奠酒科,云)汉朝皇帝,妾身今生已矣,尚待来生也(做跳江科)。”为人正直,深明大义,为国和蕃,表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死得忠烈,其意义重于泰山,这便是马致远笔下的王昭君形象,她燃烧着激情,喷发着烈焰,表现着节烈,洋溢着刚强。马致远进而再一次改写了历史叙事,增写了昭君不肯入番,投江而死的情节,这更突出了昭君的悲剧形象。
灰暗的王昭君

明 《和戎记》
《琴操》和《西京杂记》中关于王昭君的记载可以看出王昭君的故事流传到魏晋时期受建安时期开始的文学自觉氛围的影响,王昭君的形象具有反抗性,是一位非常有个性的女子。《琴操》中的王昭君遭到汉元帝的冷落后,她敢于“伪不饰形容”,说明她已决心拒绝汉元帝,她自愿远嫁匈奴是一种抗争,是为了保卫个人尊严。
但明代《和戎记》中王昭君却是一个符合封建道德礼教的形象。她是在听到单于一定要向汉元帝索要自己时主动请求出塞的,理由是“宁别夫妻之情,不可失君臣之礼”,“与王分忧,妾死无怨”。她的自杀,是为了要保留贞洁:“身体发肤难保全,伤风败俗乱纲常。奴家不把清名朽,将身一命丧长江”。

明 陈与郊 《昭君出塞》   
《昭君出塞》是个以昭君为主要人物的旦本戏,其中对于汉元帝的刻画只有两段,“绕池游”与“啭林莺”,这中的汉元帝只是在宣昭君上殿遣嫁匈奴时惊觉昭君的美貌时,后悔把她嫁给单于,但又发现已经答应了单于不可失信于人,只好作罢,仍是传统的元帝形象。而剧作中的昭君也仍是一个得不到君王宠幸而悲怨的女子,在女官来诏时以为是得到了皇帝的宠幸,却不想竟是让她远嫁匈奴和番,她的感情是“压翻他杀气三千丈,那里管啼痕一万行”的哀怨,是对美女和番政策的万般无奈,是对家乡的思念。

清 尤侗《吊琵琶》 复活了“人性”的王昭君
清朝《吊琵琶》中的王昭君最大的特点依旧是反抗,而且不再哭哭啼啼。这一点可以说是对于魏晋时期王昭君形象的复归。但同中有异,魏晋流传的王昭君对于汉元帝的反抗是通过她主动出塞来表现的,而《吊琵琶》中还通过王昭君对皇帝与群臣的责骂来表现。
元帝在饯行时对昭君说:“妃子,不是寡人割舍得你,只因匈奴强大,汉室衰微,借你千金之躯,可保百年社稷,休得埋怨寡人薄幸也!”这话说得很冠冕堂皇,昭君却抢白道:“陛下,你堂堂天子,不能庇一妇人,今日作儿女子涕泣何益?”堂堂皇帝连妻子都保护不了,哭哭啼啼又有什么用?她并且指责元帝是“无愁天子,小胆官家,薄幸儿曹”,这种指责的大胆程度,几乎就是平民百姓家妻子骂丈夫的声口,这也可见清初戏剧受市民意识影响的程度"而元帝的回答却是:“妃子,你岂不知嫁女和亲是先朝旧例?”面对昭君的责难,元帝的这一回答近乎无耻,这自然招来了昭君的进一步抢白:
【紫花儿序】先朝金屋曾经藏阿娇,到如今长门难保。只拼取玉拜珠环,权告免铁马金刀
——如果要讲先朝旧例,那金屋藏娇才是皇帝保护宠爱后妃的旧例,到现在怎么反而要把妻子送出去作讨好敌人的牺牲品呢?这种针锋相对的话,此前任何一个昭君形象都不曾有。与元帝之软弱无耻相应和的,是文武百官的态度。这些宫员纷纷向昭君祝贺,还呈献恭贺昭君和番的应制诗。送皇帝的妃子去和亲,明明是国耻,有什么可贺?昭君于是痛骂群臣,叫他们都闭嘴:“嚓声!亏杀你诗篇应诏,贺君王枕席平辽”,大臣们继续谄媚说,昭君去和亲能保护汉家天下,功劳不小,这本来是一种被历代普遍接受的牺牲少数保全多数的观念,昭君却作出了站在个人立场的强烈反驳:
【金蕉叶】【旦】你靠着笃钗凤翘,抵多少龙攘虎韬。不念我立北方汉宫玉搔,生扭做醉西施吴宫水沼"
牺牲掉昭君一个人,固然是保全了汉室,但她的切身痛苦又有谁理解?这种个人在面对集体的迫害时所发出的悲鸣,完全是在个人意识的基础上才可能有的。
面对昭君的种种责难,君臣都没什么话可说了,元帝只得为她奉上最后一杯酒。看到这杯酒,昭君实无法强颜欢笑,她难抑悲哀,唱了一支《调笑令》:
【调笑令】【旦】多谢你夜光杯,酌葡萄。这时节不是帘外春寒赐锦袍,难道醉卧沙场君莫笑。敢要我倚新妆脸晕红潮,做个飞燕轻盈上马娇,则怕酒醒时记不起何处今宵。
最后,汉家的君臣扔下昭君不顾而去,昭君投入交河自尽"她的死,并不是为了名节,而是女子经受不得冰天雪窖。她觉得自己不可能适应匈奴的生活,与其受那种活罪,不如死了。这种剥掉节烈大义,纯粹从人的角度所作的选择,也是符合市民意识的。

清 薛旦《昭君梦》思归不得的王昭君
《昭君梦》中的昭君形象相较于传说中的形象没有很大的突破,依然可以用一个“愁”概况。只不过传说中的昭君愁的是因没有得到皇帝的恩幸而远嫁匈奴,人生悲惨。而《昭君梦》中的王昭君却是远嫁匈奴后,在胡地因思念汉宫与皇帝而幽怨哀愁。因过于思乡终于一夜在氤氲大使的帮助下在梦中归乡。
《昭君梦》中旦唱(白)“琵琶犹写当年恨,雁足何曾有字招?香汗不堪膻气杂,玉容偏受朔霜凋”。这里,很显然是对《和戎记》的反驳。又有云:“奴家王嫱,小字昭君,汉宫人也。……自分国色无双,那晓入宫见妒……因毛延寿误写真容,致汉皇远嫁绝域”。“自和亲到此,已是数年。只道是芙蓉如面柳如腰,那知我冰雪为心玉为骨。所以,奴家忠心不死,
每日里悬念皇朝。”到第 4 折,这种怨恨发展到对汉臣抨击:“我想偌大汉朝,更无一人主张边事也。(唱)【二郎神前腔】皇朝谋臣雨集,雄兵云绕,束手齐称和议好,不思量龙争虎斗,却和那莽单于凤友鸾交。……(唱)可怜我折柳河梁惊画角,拨琵琶声声别调。粉香飘,似横秋一雁嘹嘹。”甚至怨恨到最后感叹道还是做一个普通妇人好,“就是裙布荆钗,也了却一生之事,又何须珠围翠绕”

汉剧《王昭君》  深明大义、 正直的王昭君
以往的《王昭君》大都写民族团结, 而汉剧《王昭君》开掘角度则不同, 将着力点放在了人物的个性上, 层层深入, 步步展开,通过人物内心活动的展示, 重塑了一个全新的昭君形象。在此基础之上, 发挥剧种以抒情性见长的优势, 小情柔到自怜自叹, 大情可抵忧国忧民, 既在表现形式上达到了恢弘的气势, 也因围绕一个“情”字做文章, 赋予了古代美女王昭君以可感其气息的人性美光芒。

郭沫若《王昭君》  反抗封建礼教的王昭君
在郭沫若笔下,这位绝代佳丽耿直、正直如故,但在耿直、正直的性格下更为重要的与传说中王昭君的不同之处在于具备了“五四”时期人的觉醒,表现了一种维护人的尊严的个性主义,为此,她扇了无耻画师毛延寿的耳光,她也拒绝了最高统治者的恩宠:“你可以强索天下的良家女子来姿你的奸淫!你为保全你的宗室,你可以逼迫天下的良家子弟去填豺狼的欲壑!如今男子不够填,要用到我们女子了,要用到我们不足供你淫弄的女子了。你也知道穷荒极北是受苦的地域么?你的权力可以生人,可以杀人,你今天不喜欢我,你可以把我拿去投荒,你明天喜欢了我,你又可以把我来供你的淫乐,把不足你淫乐的女子又拿去投荒。投荒是苦事,你算知道,但是你可知道,受你淫弄的女子又不自以为苦吗?你究竟有何异于人,你独能姿肆威虐于万众之上呢?”王昭君痛斥九五之尊的皇帝,把一般人认为得到皇帝的宠爱是最高的荣华而她独当作是对自己的欺凌与淫弄。这种清醒的认识所达到的高度,只有在“五四”思想解放时期才有可能。这里的王昭君比古代的王昭君有更强的主体意识,她知道自己的悲剧命运是男子压迫的结果,自己的人生被男子所操控。传说中的王昭君因得不到皇帝的宠爱而郁郁寡欢,这里的王昭君当皇帝要册封她为皇后时,却认识到这也是一种痛苦,因为人生无法由自己掌控。郭沫若通过王昭君的形象替女性要求人权、要求解放、男女平等,王昭君是一个反抗封建礼教的叛逆女性形象。

曹禺《王昭君》   沦为维护“民族团结”的工具的王昭君?
    一些评论家肯定了曹禺对于王昭君的塑造,认为曹禺笔下的王昭君另开生面,独树一帜,“王昭君是一个笑嘻嘻而不是哭哭啼啼的王昭君”。
剧中的主人公王昭君是作者着力塑造的艺术形象,她聪明美丽,有胆有识,心胸开阔,自愿请行嫁与匈奴单于,是一个为民族团结作出重要贡献的汉家姑娘。作者对这一人物倾注了极大的热情,通过出塞前和出塞后的描写,层层深入地刻画了她优美的思想性格和高尚的内心世界,赋予了她浓郁的诗意和浪漫主义的色彩。
    首先她不是一个贪富贵和安逸、甘心在死水中生活的宫女,而是要为实现自己的理想阔苍夸中翱翔的不平凡的女性。这首先表现,剧本对王昭君去塞外和亲的思想基础,作了多方面的揭示。她父亲新婚不久去守边关而死在边关,母亲因父亡上吊而死,家庭的悲剧激发她去做一番为民族和好的事业;她读过屈原、庄子的作品,开拓了思想境界,鼓励她要有大鹏之举,“一飞就是九千里”;姜夫人喋喋不休的封建礼教的说教,孙美人的白发和被殉葬的悲剧,都从反面和
正面鼓励着王昭君冲出汉宫高墙的决心,强烈地激发着她为命运抗争的勇气。基于上述思
想,王昭君在“接封”和“接旨”的选择中,毅然拒绝了“王美人”的封旨,而跪接了“为单
于阔氏备选”的奉诏。
    其次王昭君拥有敢作勇为的叛逆性格, 这在觑见皇帝和单于时得到了进一步刻画。“燕婉动听的宫乐在大殿里飘荡。宫娥仪仗迄通摆开。”王昭君丰容靓饰,光彩照人,款款而行,她来
到金殿。在这决定昭君命运的时刻,作者并不一般地急于展开剧情,而是让时间停顿下来,
以“独白”的形式,让人物道出内心激荡的波涛:朝朝暮暮等待皇帝召见而一生也未被召见
的孙美人,被殉葬的惨景还萦绕在心头;可眼前,自己在一天内就要见到一般宫人等待一辈子
也难于见到的皇上和一位单于,前途吉凶难测。正是在这严峻时刻,显示了人物的坚强性格。
我淡淡装,
天然样,
就是这样一个汉家姑娘。
我款款地行,我从容地走,
把定前程,我一人敢承当。
怕什么!
难道皇帝不也是要百姓们供养。
    深入开掘人物的精神世界,着力刻画人物独有的个性,是塑造人物形象的根底。‘这段富有深意的独白,象打开人物内心世界的窗子,把昭君敢于承担命运风险的意志,和她那纯真号倔强、勇于走自己选择的道路的决心,让观众看得一清二楚。接着,作者调转笔锋,通过其他人物的反映,巧妙地运用“旁白”这一戏曲上的传统手法,描写昭君外在的动人风采。单于的老奴苦伶仃说:“满朝上下,变成了庙里的泥胎。皇帝和单于发了呆。听不见一声咳嗽,只有一个女人的眼睛,在发着光彩。”单于的老臣乌禅幕感叹地说:“看见这样的女人,不说好看的,是瞎子。”“不爱上她的,是傻子。”汉元帝说:“这不就是春光?她照亮了我的六宫。”并为失去“这样一块未曾雕琢的美玉”而惋惜。呼韩邪单于的旁白是:“仿佛暗夜的草原,陡然升起了月亮。。”而怀有篡位野心的匈奴贵族温敦,却在这位美丽惊人的汉家姑娘面前,预感到对自己的不利。各种人物,各种心情,以王昭君为焦点,犹如水面投入石子,激起了层层波澜。这种侧面烘托的笔法,可以极大地调动人们的想象力,比从正面刻画,更具有强烈的艺术效果。然后,再深入一步,从“对白”和行动去揭示人物的性格与精神面貌。汉元帝为欢祝单于,要让王昭君唱自度的“鹿鸣”之曲,而王昭君却要唱一支比“鹿鸣”还要尽意的“长相知”。违抗圣旨,这已经是够大胆的了,更何况要唱“侮慢圣听”的儿女情歌呢!难怪“举朝震惊”,相顾失色。果然,一曲终了,皇帝怪罪下来要对她问罪。王昭君却“意态自若”,侃侃而谈,出人意料地陈述了她对“长相知”新颖、独到的见解:“于今,汉匈一家,情同兄弟,弟兜之间,不就要长命相知,天地长久吗?长相知,才能不相疑;不相疑,才能长相知。一民相知,长不断,难道陛下和单于不想‘长相知”吗?难道单于和陛下不要‘长不断”吗?长相知啊!长相知!这岂是区区的男女之情,碌碌的儿之意哉!”一席话,使元帝连连点头说好,呼韩邪也忍不住地说:“啊,陛下,这真是说得,好极
了。”通过人物的言行,写出了昭君对“汉匈和好”的精深见解,展现出昭君.的远大抱负和她那美丽的心灵。
    最后王昭君是个刚毅而又温柔贤明的女子。主要表现在温敦指使同伙毒害小王子婴鹿、打碎玉人石像而嫁祸于她,致使再度受到呼韩邪单于的猜疑和疏远,甚至延迟早已决定的晋庙册封大典的日期,她也能以坚定的信心和“水清石自出”的坦然胸怀,积极地去迎接这一切挑战。王昭君正象送亲正使萧育所开导她的,“为了国家的安宁,为了天下苍生、各民族百姓的康乐,忍得住个人的委屈。”同时,这种信念给她带来了力量,使她能够在平定叛匪作乱中不顾一切危险冲向战场,“我要找我在危难中的夫君”,与呼韩邪共患难,同生死。王昭君就是以她的赤诚之心,终于赢得了呼韩邪单于的爱情,赢得了匈奴黎民百姓的爱戴,用具体行动谱写了一曲新的“长相知”。同时剧中还有呼韩邪与王昭君在草原月下叙情抒怀的桥段,来表现他们之间爱情的升华。


但也有评论者认为曹禺笔下的王昭君自身价值匮乏,并非是真实可感的。
曹禺曾说“过去王昭君哭哭啼啼,现在笑嘻嘻了,有什么不好!?”之后又意识到这一形象塑造的缺陷,说:“王昭君我没有写好,老是乐呵呵的,没有矛盾,你们要改一改。”但作品写人物远嫁胡地而缺乏对其内心矛盾的必要描写,这种现象只是表层的缺陷;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剧作家无视主人公自身价值的建构,仅仅将人物看作维护“民族团结”的手段或工具。在剧本中,王昭君确实只是一个工具:不仅汉元帝在众人面前“开宝”,将她作为礼品赠人,将她看作执行“和亲”政策的工具;就是王昭君自己也将自己看作这样一种工具。剧本中,昭君自请出宫、远嫁匈奴的动机有两个方面:一是哀怨宫女生活浪费青春,使人生变得没有意义。剧中孙美人的悲剧就是一面镜子。孙美人一生企盼皇帝宠幸,却因被封美人,大喜过望,气绝身亡。这切合《后汉书》“昭君入宫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乃请掖庭令求行”的记载。二是对于维护民族团结使命的向往。从剧情看,这是更重要的方面:第一幕,昭君弹唱《长相知》表露心迹,并告知盈盈姑娘自己父亲的和平遗愿,赞颂了北飞的大雁。到第二幕,昭君更是在汉元帝面前唱这支曲子,并将其寓意解释为汉、匈之间的兄弟情谊。曹禺尽力表现昭君胸襟的宽阔,人格的高尚。然而,一位生活在古代深宫大院里的少女,何来如此胸怀,这又是令人质疑的。况且,昭君远嫁既是作为“和亲”政策的工具,作为物品赠人,这就连人格的尊严都无从谈起,“高尚”更是建筑在沙滩上的海市蜃楼。马致远的杂剧《汉宫秋》也有昭君主动请行和番、之后自杀殉节的情节,但那是在单于一再进逼、民族危亡的关头迫不得已的举动。这样的高尚在特定的悲剧情境中是可信的。

结语
从我们比较的八部戏剧作品中可以看出,关于王昭君戏剧中的昭君形象与当时中国文学的人性觉醒的程度有很大的关系。马致远的《汉宫秋》是我们研究最早关注的对象。 金、元乱世,中原文人在异族的统治下受到压迫,个人对群体的强烈疏离感被激发。同时由于经济的发展,个人所受到的关注也大异于前。因而元代出现了马致远《汉宫秋》这样一部对爱情遭到摧残表示极大的无奈与同情的杂剧。《汉宫秋》的主角不是王昭君而是汉元帝,他作为一个君主,却完全无法保护自己心爱的人。即使处于社会的最高层也无法自由,即使身为皇帝也要受到迫害,马致远揭示了人生的普遍悲哀。但遗憾的是,这个剧本中王昭君一作为配角的形象并不鲜明,就这个人物本身来说,与前代那些忠贞的形象没有本质区别。因而我们不得不偏离主题来分析汉元帝这一形象。
到了明代,朱元璋的严酷统治之下,昭君怨怒的声音基本上就听不见了。作家吟咏昭君,普遍着眼于她肯牺牲个人,或者说她本来命不佳云云。戏剧中的王昭君是灰暗的。陈与郊的剧本《昭君出塞》亦毫无新意,可以说昭君的形象悲得很苍白忠得很奇怪。而《和戎记》中的王昭君则完全符合封建礼教道德的,元代时期的人性光辉荡然无存。
而清代的王昭君的形象表现了人性的复归。尤侗《吊琵琶》中的王昭君可谓泼辣,她敢于责骂皇帝、大臣,无所畏惧。
而到了当代,郭沫若笔下的昭君,有着倔强和叛逆的性格,以及反封建的大无畏精神,这个形象在当时具有典型意义,闪耀着新时代女性的光芒。而曹禺,则让昭君成为在现实中找到价值和意义的奇女子。曹禺笔下,她美丽、自信、刚毅、聪慧,通过不懈的努力,终于使汉匈真正做到了“长相知,不相疑”,在这里,她是一个民族友好的使者形象,但却成为了维护民族团结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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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历史与戏剧中王昭君故事的情节对比

《汉书》奠定了昭君故事的基本情节框架,《后汉书》、《琴操》、《西京杂记》等的相关记载进一步丰富了故事情节。之后的有关王昭君的戏剧作品基本以此开展,但各戏剧在情节上较原本昭君的故事又存在许多不同。下面,笔者分别阐述几部重要戏剧中,昭君故事情节上的变异和发展。

根据《汉书》记载,匈奴呼韩邪单于入汉朝觑,主动请求做做汉室女婿,并且保证兵戈战争从此停息。汉元帝感其不忘汉朝恩德、仰慕礼义,将“待诏掖庭”未被皇帝御见的宫女王昭君赐给了呼韩邪单于。《后汉书》中,又增添了昭君不是被动地被汉元帝赐给呼韩邪单于,而是主动地请求去匈奴和亲,入宫多年而未得皇帝恩幸,直到出塞前才得以与元帝见面,心中积满悲怨的情节。故事大致还是差不多。


元代昭君戏至少有 4 部,然只有马致远的《汉宫秋》得以保存并流传至今,且有幸成为昭君戏中的经典之作。王昭君故事在《汉宫秋》中有了不少改动。作者在根据自己的创作需要对史实进行了大量的艺术加工。首先,关于杂剧中和亲的背景,把历史上当时汉强番弱的形势改为汉弱番强、匈奴大兵压境的背景,这样就改变了昭君和亲的原始意义。其次,作者在戏剧中加入了有关画工、画像的情节。他虚构了一个贪贿的中大夫兼画师毛延寿的人物。毛延寿是一个“大块黄金任意挝”的贪官,因向王昭君索要百两黄金未得而点破美人图,使昭君十年不得见御。当汉元帝发现昭君的美貌要向毛延寿兴师问罪时,毛延寿又携带昭君图叛逃,把图像献给匈奴王。匈奴王按图指名,强行求索王昭君。另外,杂剧中,两人在昭君出塞前已相遇且成为了一见钟情的爱侣,作者虚构了他们从相遇、热恋到生死离别的爱情悲剧,读之令人动容。关于王昭君的结局也发生了变化。史书中王昭君出塞后,结局是生儿育女,终老匈奴。但是杂剧《汉宫秋》中,昭君嫁后,没有成为阔氏,也没有在匈奴生劳育女,而是到番汉交界处一一黑江,投江殉国。《汉宫秋》中最后以匈奴将毛延寿绑送汉庭,明正典刑,和汉朝修好作为结尾。
明代昭君戏共有 4 部,其中,以陈与郊《昭君出塞》和无名氏的《和戎记》成就最高,影响也最大。明朝陈与郊的《昭君出塞》只是截取了昭君奉命和番及出塞路上的这一横断面,没有完整地交代王昭君的结局,写到昭君被护送到玉门关时,全剧就到这里戛然而止。

明代传奇《和戎记》对王昭君的故事又有了新的情节上的改动。
首先,昭君的出身有了很大提高,她的父亲由原来的 “务农”升为 “越州太守”。该情节的改动被以后昭君题材的很多作品传承。昭君的出身也决定了她在汉宫里的地位。在 《和戎记》 里,昭君摇身成为众人仰慕的 “皇后”。这样的社会地位,在王昭君史实故事和之前的戏剧中都是不曾出现的,但是这一改动也正因为让一个朝代的皇后去和番不太可能接受,所以之后的作品中,类似改变少与之相同。
情节变化上,非常重要的一处是,《和戎记》中增添了找昭君的替身者“宫人萧善音假扮昭君,出塞议和”的环节。只是好景并不长,三年后,毛延寿识破了假昭君,唆使匈奴要真正的昭君,迫不得已,昭君才踏上了和番之路。这一改动,是与史实记载和流传的昭君故事最大的不同之处。另外,《和戎记》第 33 折,有“告雁传书”一节,系据苏武故事增入。这也是王昭君史实故事和之前戏剧中没有的情节。
关于王昭君的结局,依旧和史实故事不同,仍是投江自尽,与《汉宫秋》一样。但是该剧又在最后增添了“太白金星命土地变为白雁,为昭君传书元帝。”的情节。王昭君托梦给汉元帝,令其娶了昭君的妹妹王秀真。这一新的情节的植入,最终有了大家普遍容易接受的一个大团圆的结局。

清代的昭君戏是相当丰富而繁盛的。然而得以保全的仅有 3 部:尤侗《吊琵琶》、薛旦《昭君梦》和周乐清《琵琶语》。
清朝尤侗的《吊琵琶》的剧情基本上和《汉宫秋》相似,只是最后加上了蔡文姬由于同情昭君和自己的遭遇相似,于月夜里祭币王昭君的情节。

《昭君梦》的情节则改动相对大。它主要写的是,昭君自嫁入胡地以来,由于“嫁了一个状貌可憎语言无味的”单于,“失身绝域”,月夜思念汉元帝,忧愁烦闷,日夜思归,终在神仙帮助下,得以梦回汉宫,重见元帝。昭君见了汉元帝,诉说了离情别意。最后当昭君醒来时,原来是一场梦,尽管如此,还是盼望“夜夜南柯归帝截”。该剧对昭君梦境大加铺陈,实则也是表达作者“人生如梦”的感慨吧。
现当代,王昭君的故事仍是作家学者一直关注的主题,“五四”以来直到今天,昭君戏的创作依旧方兴未艾。


郭沫若的话剧《王昭君》作于1923年,是郭沫若早期的作品之一。该话剧一共有两幕,分别是《毛延寿之画室》与《王昭君所居之掖庭》。话剧开篇就以毛延寿与其女儿毛淑姬的争论为重点,用《楚辞》引出争论。父女二人关于对王昭君的态度持两种不同的态度,“钱”是这其中的关键点,王昭君及其老母亲被召进宫中却因没有给毛延寿钱而被“欺负”,毛延寿却以王昭君将他的“艺术”看得太贱为理由,对其进行迫害。在父女二人争执不休的时候龚宽出现并告知毛延寿王昭君已经被选为下嫁的人选,引出龚宽的不安与毛延寿的故作镇定,为了安抚心中的不安,他决定去掖庭威胁王昭君,以软硬兼施的方法,让她留下来。而这一切都被汉元帝偷听得清清楚楚,汉元帝在看了王昭君的真实画像之后非常惊讶,忽而舍不得王昭君下嫁匈奴,于是带着毛淑姬与龚宽到掖庭见王昭君,却撞见毛延寿威胁王昭君,并且这里出现了对王昭君故事最具颠覆性的情节,毛延寿竟然大方地说自己深爱着王昭君。汉元帝在非常气愤的情况下命人将毛延寿砍头,毛延寿也在这时对汉元帝进行了一顿唾骂,王母因为汉元帝决定不让王昭君去匈奴而高兴得死过去,最后昭君在斥责汉元帝草菅天下男女命运之后执意决定要出塞,留下汉元帝与毛延寿的头颅在掖庭剧终。

该剧很大程度地颠覆了原本王昭君的故事情节。昭君出塞的缘由,汉元帝如何得知王昭君的美貌等等都进行了改动。在昭君出塞的故事基础上,作者设置了毛延寿妇女争执;汉元帝偷听;毛延寿爱上王昭君,并因此被汉元帝砍头;王昭君控诉汉元帝的草菅人命,执意出塞等情节,与史书记载和最初流传以及先前戏剧的王昭君故事差异巨大。整部剧洋溢着五四的时代精神。


话剧 《王昭君》是曹禺先生晚年创作的历史剧之一,共有五幕。
在话剧中,王昭君的身世被处理成父亲戌守边关战死沙场,母亲得到消息后自缢寻夫,父亲临终留下遗言,希望后代完成汉匈和好的大任,王昭君是被在宫中做女官的姑姑抚养成人的,并且是由姑姑在天子选美时亲自送进宫的。作者从这个“良家子”的身世中,历史地揭示了她请行的动因。把完成父亲的遗愿叙述成了王昭君主动请行的最显层的动力,该情节显然与历史事实有违。话剧中较王昭君先前的故事最大的不同和亮点在于增添了王昭君与孙美人相遇并由此发生思想转变这一情节。王昭君因为孙美人的悲剧命运毅然坚定信念,决心出塞和亲,自愿请行远嫁匈奴,为民族和好而献身。话剧后三幕,主要写的是王昭君远嫁匈奴后的生活故事。王昭君牢记汉族使者和匈奴阏氏的双层身份克己忍让,宽以待人,访贫问苦,在龙廷的权力之争中从容镇定,识大体、顾大局,融入匈奴文化,骑马、喝奶茶;面对以温敦我为代表的匈奴贵族势力,极力挑拨汉匈的关系和自己与呼韩邪的关系,如温敦指使同伙毒害小王子婴鹿、打碎玉人石像而嫁祸于她,致使再度受到呼韩邪单于的猜疑和疏远,甚至延迟早已决定的晋庙册封大典的日期,她也能以坚定的信心和“水清石自出”的坦然胸怀,积极地去迎接这一切挑战。王昭君深明大义。当面对叛匪作乱时,她不顾一切危险冲向战场,与呼韩邪共患难,同生死,以自己的赤诚之心赢得了呼韩邪的爱情,和匈奴黎民的爱戴。

后三幕的情节是史书和传说的王昭君的故事中都没有的,是作者为了达到创作的目的和要求自行想象创作的。由此可见,曹禺的话剧《王昭君》其实是在昭君出塞的故事基础上,借用了王昭君这一人物,重新创作了一个有关汉族女子远嫁少数民族,促进民族团结交流的故事。曹禺创作该剧的直接动力就源于周恩来总理的“要提倡汉族妇女嫁给少数民族,不要大汉族主义”的政治要求。
汉剧《王昭君》的情节则注重突显正直清高的昭君由于受宫中压迫而依然自请远嫁。当汉元帝得知上了毛延寿的当,悔恨不已,想要留下昭君。昭君不肯失信,执意出宫。到了边塞,王昭君登上了烽火台,面对那一望无际的阵亡将士之坟,心灵受到极大的震撼,顿悟了自己此行肩负的重任。于是她义无反顾地骑骏马,抱琵琶,出塞和亲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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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关于王昭君故事的思想意蕴比较

昭君故事之所以被后人争相传诵,主要的倒不是因为王昭君长得美,而是因为王昭君的故事具有丰富的思想意蕴和极强的艺术魅力。

首先,昭君和亲的故事实际上是人们期盼汉民族与匈奴友好亲善愿望的一种象征,而且还为各民族之间的友好关系提供了一种范式,具有深刻的政治、文化内涵。


其次,昭君故事经历了由史传到民间传说,再到文人创作的发展演变过程,反映了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基本轨迹,昭示了民间与文人不同的审美趣味和文化心理。而且解剖昭君故事这一特殊个案,就可以从整体上把握不同时代文学的嬗变。

再次,昭君故事的发展、演变是文学史上一个令人瞩目的现象,对以王昭君故事为题材的文学作品进行系统的梳理与研究,以小见大,可以理清不同时代或同一时代各种文体交互作用的关系,从而揭示出文学发展的内在规律。


王昭君出塞和亲的历史事实,首见于班固的《汉书》。其中王昭君没有独立的人格,一切只好随命运摆布而为匈奴生儿育女。范晔的《后汉书·南匈奴传》丰富了《汉书》的内容和悲剧色彩。昭君在呼韩邪单于死后,不愿再从胡俗嫁给后单于继续留在匈奴,心中还是想回汉朝,她对故国家园还是不能忘怀的,此时王昭君已经初具悲剧人物的雏形。昭君的传说自晋代葛洪《西京杂记》开始流传。《西京杂记》所记皆为西汉遗闻轶事,画工索贿的传说。但它却成为以后王昭君故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成为王昭君故事发展演变的核心和辐射源,后世的昭君故事多从中取材或生发繁变。
马致远的《汉宫秋》不是对昭君故事的简单重复,而是根据自己的创作需要对史实进行了大量的艺术加工。元代蒙古少数民族先后灭了金、宋,建立起新政权。元统治者在政治上实行种族歧视政策,将人分为四个等级,汉人被压在最低层。为了防止反抗,元统治者还制定了许多严厉的政策。当时,民族矛盾十分尖锐。马致远生活在异族统治下的元朝,他借昭君故事创作《汉宫秋》表现一代人的亡国之恨和对现实生活的感受。《汉宫秋》的戏剧矛盾是建立在尖锐的民族矛盾——匈奴的侵略威胁与汉室的无力抵御的矛盾基础之上的,作品极力描写汉朝的软弱可欺和匈奴的恃强凌弱,有意将“番”与“汉”对立起来,旨在影射当时的政治形势。显然民族压迫成为作品表现的重要内容,而且作家没有拘泥史实,虚构了昭君投江的情节,表现她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民族气节。对这一情节的艺术处理,反映了广大汉族人民对异族统治者的仇恨以及与之抗争到底的坚强意志。另外,《汉宫秋》借毛延寿这个人物鞭挞了那些贪污受贿、卖国求荣的佞臣,总结了宋金王朝灭亡的原因。作品借古喻今,时代特征尤为突出。 《汉宫秋》是一部悲剧意蕴非常深厚的作品。 在中国封建社会,皇帝便是江山社稷的象征,是权力的象征,是国家统治核心的具体体现。爱妃被夺,就不仅仅是汉元帝个人家庭的支离破碎,而深深地隐喻着国破家亡,江山改易之含义。身为君主,不能保全姬妾爱妃,无异于不能保全江山社稷和黎民百姓,究其原因,当是政治统治上的惨痛失败。昭君和汉元帝的爱情悲剧同时也是一个国家的悲剧,是汉民族的悲剧。

陈与郊的《昭君出塞》,其悲剧意味要相差很远,其中的悲剧只是王昭君的悲剧,是一个不能得到君王宠幸的女子的悲怨,是属于个人的悲剧,和一个国家的兴衰存亡联系并不紧密,也不能深刻表现出一个帝王的无能和无奈。

尤侗的杂剧《吊琵琶》大部分情节取材于《汉宫秋》,但其立意在某种程度上却是与《汉宫秋》反其道而行之,《汉宫秋》的主角是汉元帝,全剧主要表现的是元帝在失去昭君时悲痛的心情,《吊琵琶》的主角则是王昭君,剧本要表现的则是昭君对自身不幸的悲痛,最后一折更借蔡文姬吊青家来表现受屈辱女性的普遍不幸。尤侗塑造的昭君,不是历来那种只知悲悲戚戚哭到塞外的柔弱女子。她作为本来受到元帝宠爱的妃子,当被元帝送往匈奴时,昭君对元帝和满朝文武表现了极大的蔑视,发出了凌厉的指责。这也可见清初戏剧受市民意识影响的程度"。

《和戎记》与《汉宫秋》在创作思想上一脉相通。

薛旦的《昭君梦》主要写昭君自嫁胡地以来,忧愁烦闷,日夜思归,终于在神仙帮助下,得以梦回汉宫,重见汉元帝。表达“人生如梦”的感概。整体剧情设计上如此,语言上也有体现:“人生何处非梦,梦境未必非真。算来日食万钟,不若黄粱高枕,尽他位登八座,无处蚁穴乘车。”“只为天地间有许多憾事。女娲炼石,补不了离恨天;莫邪铸剑,斩不断相思网。多幽怨之语,抒怀才不遇之情。“谁说汉宫人未老,几年朔漠颜凋”,“琵琶尤写当年恨,雁足何曾有字招?香汗不堪膻气杂,玉容偏受朔霜凋。”抨击君臣的孱弱:第三折,大使唱[混江龙]“可怜一个堂堂汉天子,庇不得一个楚楚女娇娃。满朝文武,禁不住滴几点怜香泪;六宫桃李,蓦然间开几树断肠花。”

五四文学革命运动中,诞生了中国新文学。和古代文学相比,五四新文学由于受到思想解放运动的影响,具有鲜明的现代文化色彩。以昭君题材的作品而言,其思想内容有全新的改变。在五四思想解放运动中,妇女解放是其中一个重要内容。五四时期,郭沫若站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高度认识妇女解放问题。他说:“女权主义只可以作为社会主义的别动队,女性的彻底解放须得在全人类的彻底解放之后才能办到……如今是该女性觉醒的时候了!”他于这个时期创作的话剧《王昭君》就是借历史题材反映女性觉醒的问题。作品中的王昭君以女性的觉醒意识,揭穿了元帝荒淫无耻的丑恶本质,以“人”的尊严,反对“帝王”权威,以个性解放,反对封建专制制度,可以说郭沫若的《王昭君》所表现的内容是五四社会思潮的集中体现,奏出了五四时代的最强音,其主题十分新颖、深刻。

新中国成立后,中华民族步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在这个新的历史时期,历史上长期存在的民族压迫、民族歧视得以根本消除,各民族在中国领导下,团结成为一个友爱和睦的大家庭。特别是经过民主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我国民族关系进一步发生变化,全国56个民族形成了血浓于水的不可分离的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共同繁荣,共同发展。20世纪70年代,曹禺站在这一新的历史高度,重新审视、反思昭君出塞这一历史题材,为这一古老故事灌注进新的思想与艺术生命。曹禺认为历史上所谓“和番”之说,本身是一种大汉族主义思想的表现,也是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观念。显然,有这种思想的人,没有把匈奴看作中国的一个民族,而把匈奴当作异国番邦。事实上,中华民族是由汉族与众多少数民族逐渐融合而成,汉族与匈奴应为一家。这样,昭君出塞,不应是屈辱,不应是悲剧。为此,曹禺根据新的认识,把一个怀抱琵琶满腹幽怨的昭君写为满面春风、欢欢喜喜、主动请行的汉家姑娘,表现了民族之间和睦相处的时代主题。

汉剧王昭君通过完整、连续、曲折的故事情节将中国古典故事以戏剧手法展现给观众。幽默的语言、诙谐的对白、缠绵的唱词、展现了中华民族醇厚的文化底蕴。故事完整,紧张细腻,观赏过程伴随着悠扬的汉调锣鼓,具有高度的传播价值。该剧围绕王昭君为国、为民而牺牲自我,勇敢自荐和番的英雄气概,也即昭君精神,集土家族、汉族和匈奴族的民族特征为一体,具有极强的代表性。全剧将昭君精神与民族精神融为一体,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核心内容和人本精神的本质特征,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这是一部关于权力、情感和女性题材的古典戏剧。服从甚至自动请缨的表现,皆表现出她忠贞、温驯和勇于献身的精神。王昭君美好的外表、能辅助男性保有权力与国土的举动,加上她忠贞、柔中有刚的性格,正符合“天使”形象的定义,具有高度人类学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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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王昭君故事的传承与保护现状

随着生产生活方式的逐步改变、社会制度的日益变革、民间艺人的相继谢世、外来文化的猛烈冲击以及移民搬迁的影响,昭君传说的生态环境和生存空间受到破坏,正逐步走向衰亡。好在昭君传说的濒危状况引起了兴山县委、县政府的高度重视。2003年在中国兴山县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主题报告中明确提出:"积极挖掘整理昭君文化,民俗文化,抢救性保护民间文化资源,培育提高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楹联村、山歌村、读书村、围鼓村等文化示范村。"自2004年以来,该县相继采取了一系列保护措施。先后下发了《关于成立兴山县保护优秀民间文化遗产领导小组的通知》、《兴山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计划的通知》等六种文件,为王昭君传说的抢救保护及其传承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和组织保证;2005年兴山县宣传文化部门以在全县八个乡镇推广创建民间文化协会为抓手,构筑王昭君传说的传承保护体系;2006年9月,兴山县委宣传部、县文化局还联合命名了高阳镇昭君村、陈家湾村,南阳镇百羊寨村为"王昭君传说村",为其传承保护起到了较好的示范带动作用;该县部分民间文学和昭君文化爱好者辛勤笔耕,共收集整理王昭君传说书目13部,形成了有较重分量的拳头产品。

湖北省兴山县以申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为契机,该县非物质文化遗产民间文学类“王昭君传说”开展了系列严格的调查、挖掘、整理。这标志着王昭君传说的抢救保护正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在这次申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工作中,兴山县文化部门申遗专班再度对王昭君传说的历史沿革、分布区域、传承谱系、表现形式、文化内涵等情况进行了自八十年代以来规模最大的调查、摸底、挖掘和整理工作,共普查民间艺人300多人,走访王昭君传说传人40多位,采录传讲重点艺人的影像声音资料20多个小时10多盒录像带,整理出文字资料200多万字,拍摄艺人照片500多幅,获取了大量珍贵详实的第一手资料。

兴山县委、县政府及宣传文化部门又出台了今后五年的保护计划,制定了建立王昭君传说资源数据库及文献资料与实物陈列室、建立王昭君传说文化生态保护区、编写一套王昭君传说地方课程教材等八项保护措施以确保这一珍贵的民间文化得以传承和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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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王昭君故事的问卷调查结果


    此部分内容是在《民间文学》课程的指导下进行的调查问卷结果分析。我们小组选取的是以“王昭君故事及其戏剧中王昭君故事的比较研究”为研究方向,从正史、戏剧、诗歌等几个方面进行研究,在探究故事发展演变的过程中我们也采取了问卷法和谈话法的现代调查手段加以辅助,在十一月上旬我们在全校进行了问卷调查。鉴于此次课题的特殊性,我们的调查对象不限于本学院,而是以华师学生为主,对华师和武大的大学生进行调查,以求获得更加真实的结果。
我们小组一共分发了120张调查问卷,收回112张。其中有效问卷即所有问题都按照预期要求填写并且无漏填错填的问卷为104张。本次调查问卷一共有9道题,其中客观题为6道,题号分别为1、2、3、6、7和8,主观题题号为4、5和第9题。结果显示,大学生对王昭君故事以及相关的戏剧作品有一定了解,但是了解地不深入。以下是我们详细的调查结果及相关分析。
1、选择题结果分析
第一题考查的是王昭君出塞的朝代,大部分人对昭君出塞的时代把握的比较准确,有76.75%都选择了西汉,其他选项的结果为23.23%。


第二题,最早记录昭君出塞的文学作品应该是《汉书》,65%的人回答正确。30%的人选择的是《汉宫秋》,很可能是因为对王昭君故事本身的了解较少,因此误选《汉宫秋》。

   
    第三题,我们想要知道的是学生是通过何种渠道(诗歌、影视艺术作品、戏剧及其他)了解王昭君故事的。在各个选项中,选择诗歌的占总人数的44.37%,这与我们受过的中学语文教育有着密切关系;其次比较多的是影视艺术渠道,所占比重约为37.31%,这也表现出当今影视渠道对大学生的影响较为普遍;戏剧对大学生的影响仅占3.3%,与其它两个选项比重相当。
   
    就第六题而言,我们想要了解到的是学生关于对王昭君出塞前和汉元帝的联系,这是一个涉及史实的问题,通过我们统计的结果,绝大部分同学都选择了汉元帝其实已经见过昭君的画像,其实在我看来,这道题的缺陷是蛮大的,因为我们设计的标准答案是A,但是选项A也是不完善的,因为汉元帝见到的昭君画像是毛延寿丑化之后的作品,因此这不能反映真实的昭君形象,其余选项中认为两人已见面和前两项都对的均占12%,仅有极少数人选择了其他。
   
    第七题的考查是对王昭君和亲的结局,选项A中王昭君投河自尽其实是《汉宫秋》里面设计的情节,这其实是马致远特立独断的笔触,选择A项的仅仅只有三个,一方面显示了大多数人对这个答案持否定态度,另一方面,可以看出我们大多数人对马致远的 《汉宫秋》并无较多涉猎;选择结果为“顺利和亲,传播文明”的占了82%,可以看出,绝大多数人对“昭君出塞”这一情节还是比较熟悉的;而对这二者持都具有的态度的(其实这是一个自相矛盾的选项)竟然有13票,这是完全不符合逻辑的,而其他选项为无。

第八题与“昭君出塞”的历史价值和文化意义”有关,属于比较开放的多项选择,对王昭君出塞持褒扬态度的占了多数,有一半多的人选择出塞的结果是安定了边疆;选项B的支持率也达到了15%,说明当今我们的学生对个人幸福的追求增强,不应该以牺牲个人幸福来完成统治者的期望;同样,认为昭君找到了一个好的归宿的支持人数也有31个,他们认为与其老死宫中受尽折磨还不如找一个爱自己的丈夫嫁了,这也表达了现代比较成熟的女性观。


   2、主观题结果分析
    主观题一共三题,其中第四题考查的是有关学生了解的王昭君的戏剧作品,包括话剧、历史剧和戏曲作品,给出戏剧作品的有88人。戏剧作品在大学生中的影响力由大到小依次为:《昭君出塞》、《王昭君》、《汉宫秋》。另外有15.4%的大学生回答不知道,仅13人给出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戏剧作品名,约占总的有效问卷数的1.3%。可以看出,大多数人对于《昭君出塞》虽不是耳熟能详,但也是经常听说,王昭君故事在大学生中也有比较广泛的群众基础。

    第五题是基于第四题作出的提问,我们想要知道的是大学生对戏剧作品的爱好及原因,要求从故事情节,人物和思想方面进行简要说明。这一题是明显区别学生的文学常识和艺术欣赏能力的关键,因为大多数人就算不知道故事情节也能随口说出一句《昭君出塞》和《王昭君》,但当涉及到故事情节和人物思想的时候答题难度就增大了。因此,本题的区分度较为明显。回答为不知道的有25人,不喜欢和没有的也有10人。其他的答案中,《王昭君》的提及率最高,其中大多数答案是对王昭君的正面评价,以风险、无私和自我牺牲为主要点,其次是《昭君出塞》,主要表现昭君的大爱无私,对故事情节也做了跌宕起伏的描述;最后是马致远的《汉宫秋》,令人惊讶的是有同学认为《汉宫秋》是故事正统,并且说明艺术手法相当成熟(其实《汉宫秋》只是马致远的一家之言)。(见下图)


最后一题是调查大学生对于王昭君的形象评价的。所有评价中属于外貌气质类的词语中,美丽大方、漂亮端庄、超凡脱俗、典雅等词汇使用的次数多大46,说明当代大学生比较认可王昭君的美丽和气质;在品性和性格类中,有智慧,爱国奉献等属于高频词汇,分别达到了20、26、19次,善良和隐忍也达到了15次,仅有极少数人觉得她的命运悲惨,这一点也说明,大学生对昭君出塞的历史价值持肯定态度,看到了和亲的积极意义,以及对民族文化的促进作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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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对本次调查活动的反思

本次调查报告采用的是随机调查,并且排除了本院系的学生以力求达到客观公正的效果,但是在调查过程中仍然出现了一些不足之处,就我们小组而言主要有一下几点:
第一,调查范围不够广泛,尽管是属于大学生调查但是我们仅在武大和华师做了调查,因此只能反映一两个学校的学生对于王昭君故事的认知情况。
第二,调查量过小,我们一共发了120份问卷,平均每个人分到的问卷数为12,基于两个学校的总人数为几万,因此这个比例是在是太小,不能反映绝大多数人的真实水平。
第三,从问卷调查对象搜集到的答案分析可以看出,众多大学生其实都听说过昭君出塞这个历史史事,但是并不能对昭君人物形象以及思想感情把握得准确,因此,我们看到的评价较多是以美丽漂亮等字眼为代表。
就本次调查的感悟来讲,我们只能通过极少的一百多份问卷看到当代大学生存在的一些问题,我们认为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大多数人并对文学戏剧作品缺乏较深的阅读和研究,这也反映了当今大多数学生普遍存在的问题就是知识水平不够踏实,没有花太多功夫在文学常识的积累和阅读上,这也是大学生比较浮躁的原因和表现之一,对于稍微涉及到专业性常识的时候就显得无可奈何,因此,通过本次王昭君故事调查,我们应该反省到这一点。
其次,对于民间文化传承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出民间文学所具备的集体性和变异性得到了体现,在几千年的中国文化历史中,“昭君出塞”这个故事能够得到传承,不得说这与民间传承有着密切关系,但是也应该看到文化的变异性的存在,不然为什么会有马致远《汉宫秋》昭君投河自尽的一家之言,因此,一个民间故事体现的民间文学特性是比较明显的。
值得我们深刻反思的是,我们对于民间文化的保护力度依旧不足,从问卷中各种答案可以看出,民间文化在现代受到的影视艺术文化的冲击越来越强烈,很多大学生对于中国古代著名人物的了解还处于很肤浅的层面,很多人对于名人的了解局限于影视艺术而不是史书以及文学作品,但由于影视艺术作品对于原著的改编较大,因此我们很多人不能接受正确的史实情节,民间文化的保护在今天依然受到多种冲击,在这一点上,我们应提高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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