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池子

文章来源于：《前沿》2010年第11期

摘  要：我们所生活的时代正在经历一种社会医学化现象，先前的非医学生活领域已逐渐被医学“殖民”了。包括制药公司、医药研发机构、疾病医疗部门在内的现代医学工业和现代大众传媒，成了医学化的积极推动者和受益者，民众也通过自我实现的预言促成了医学化。健康人担心得要命，成了现代医学最大的荒谬，也成为当代社会人的一种生存状态。除了要坚持适当的医学化，防止过度的医学化，要求人们自己冷静地面对生活中的“问题”。
关键词：日常生活；医学化；适度医学化；疾病贩卖

医学化及其内涵
我们当今所生活的时代正在经历一种社会医学化（Medicalization of Society）或者说医学化社会（Medicalizing Society）现象。先前的非医学生活领域已逐渐被医学“殖民”了，换言之，越来越多的生活领域被医学渗透进去，或成为医疗机构及其成员掌控的领域。医疗也不再局限于诊所、医院之类的专业医疗机构中，而是广泛渗透于人们的日常生活。

20世纪70 年代，北美就率先提出了“医学化”概念。尽管社会医学化现象在中国晚近几年才发生，但却来势汹涌。很多属于“自然的”或“正常的”（natural）事情，如多汗、抑郁、悠闲、老化、无聊、秃头、雀斑、招风耳、灰发或白发、生育、飞行时差、不快乐、寂寞、阴茎短小等等，原本不属于医学领域的现象，现如今都被纳入医学的范畴，变成医学研究和实践的问题。莫尼汉和卡塞尔以“疾病贩卖”（disease mongering）归纳了日常生活医学化的几种典型情况：[1](13-17)“把生命正常过程当成医学问题”，如随着年龄增长而自然的脱发现象；“把个人问题和社交问题当成医学问题”，如社交焦虑障碍；“把疾病风险当成疾病”，如可能的骨质酥松症；“把罕见症状当作四处蔓延的流行病”，如性功能障碍；“把轻微症状当成重病前兆”，如肠易激综合症。[2]

在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台湾学者叶严肃科总结了医学化的四层涵义：[3](8)（1）医学诠释范围持续扩展：医学从健康与疾病角度诠释人类的某些行为与心理状态，进而以医学标准衡量个人身心状态；（2）大众自我决定权力日益受到破坏：由于医学愈来愈介入各种社会生活领域，致使一般民众也丧失自我决定的权利；（3）大众决定权直接让渡给医学技术专家：在医学语言与大众语言隔阂的情况下，非专家的一般民众并无能力讨论医学问题，只能将决定权交给医学专家；（4）医学取向逐渐成为社会控制的工具：为了维持社会规范或减轻违反社会规范的困扰，医学化逐渐脱颖而出，并成为监控或遏制问题恶化的一种社会控制工具和手段。

日常生活的医学化何以能够形成，换言之，是哪些原因导致我们今天的生活被医学化呢？它对我们所生活的社会、对我们的医疗和保健体系、对我们每个人可能会产生哪些影响呢？我们又该如何避免呢？


疾病的发明
那么医学化如何能够产生，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1）医学帝国主义（medical imperialism）的结果：现代医学为巩固其利益与权力而逐渐扩张势力范围，侵入许多非医学的生活领域。（2）专业发展的必然结果：医学领域扩张必须先说服大众相信各类问题在本质上是医学问题，并需要医疗咨询和医疗处理，才能有效提升医学专业地位，拓展医疗疆域；（3）传染病控制成效与医疗服务垄断：这不仅使得医学成为主要（甚至唯一）的疾病医治模式，也让医学取得当前的优势专业地位与医疗宰制权力；（4）医学话语与大众语言的隔阂：藉由医疗问题需要保护的名义，使许多社会问题因无法获得充分与适当的对话和讨论，而完全由医疗方式来处理；（5）医学问题转移社会大众注意力：当社会问题被归因于生物或人格缺陷时，社会大众的注意力往往被转移，社会问题成因及其可能的社会冲击也会被模糊掉。[3](9)

那么，日常生活中一些自然现象是如何被发明、被制造、被传播、被界定为疾病的，即谁是日常生活医学化的幕后推手？循着这一思路，我们可以首先看看哪些人是医学化的受益者。因为只有受益者才会积极推动医学向日常生活领域进军。在我们看来，疾病的发现与发明，相关的受益者是那些制药公司、医药研发机构、疾病（医疗）研究部门和医生。因此，它们被称为“疾病的发明者”。
一般来说，制药公司的责任是确保每种病都有药可治（有病就有药）。但现在，它们甚至能够做到在没有“病”的情况下，生产出药（有药才有病）。例如，发明于19世纪的利斯特（Listerine），最初被当成一种效果奇强的外科抗菌剂，后来被一些商家进行提炼，当作地板清洁剂和淋病药物出售。可直到20世纪20年代，当它被标榜为治疗“慢性口臭”（当时被认为是一种健康不良的标志）特效药的时候，这种药物最获得了成功。在利斯特的新广告中，有一对神情沮丧、郁郁寡欢的男女，他们一方面很想结婚，另一方面却又为对方的口臭而苦恼不已。“我能忍受他的口臭吗？”广告中的女性自言自语道。在此之前，人们一直没有把口臭当成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可利斯特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切。就这样，在短短7年的时间里，生产利斯特的公司收入从11.5万美元上升到800万美元。“它让人们感觉口臭甚至比淋病还要严重。”[4](91)

医学研究人员（主要是专家）是最为重要的疾病的发现（名）者和界定者，他们中既有人就职于独立研究机构（不受相关利益者左右）、国家机构，也有人受雇于医药（疗）机构。独立机构的研究者和大部分国家机构的工作者在疾病的界定和发现上，往往较为客观。而受雇于医药机构的研究人员往往就成了新病的发明者和鼓吹者，甚至包括一些知名的教授、专家，也常常为一些药品代言，在学术研讨会上或者公开在媒体上为特定疾病和药品做广告。

医生直接面对“病人”，因救死扶伤，常被人们誉为“白衣天使”。但在《疾病的发明者》一书中，布勒希也提到一些“穿白袍的黑心人”，他们与制药厂商联系在一起，担任制药商的顾问，在临床研究中为制药商做成分测试。医生与厂商之间的经济关系会影响到医生的工作和判断，为了从药商那里获得回扣，他们可能会开医药代表推荐的药物，即便看病者没病或者没有某种病，他们也会想办法给其多开药或开其他可有可无的药。

疾病的发明也少不了大众传媒。在当代社会，大众传媒已是无孔不入了。媒体俨然成为制药工业最重要的工具。受众最广的电视媒体，广告最多的可能就是药品和护肤品了。一接触媒体，准保人感觉身上有些不大对劲。看看媒体的报道：高血压、社交恐惧症、飞行时差、网瘾、胆固醇过高、隐匿性抑郁症、肥胖、更年期、纤维肌痛、肠易激综合征或性功能障碍等等，总会有一种，让受众感觉自己是不是哪儿出了什么毛病。当然，有夸张倾向是很多记者的职业病，为了让自己的报道看起来够分量、够重要，他们经常夸大某些疾病的传播扩散程度和潜在威胁。尤其是那些被药商、医疗机构“收买”的记者，往往最为卖力。

此外，一些制药公司或医疗机构，还会请那些名人，尤其是影视明星来为其产品代言。明星代言尤其大大推动了美容医学的发展。这些明星都是些帅哥靓妹，其潇洒的外表，风度翩翩的举止，让有些“丑”的人产生了自卑心理，本不是病的“丑”，可能也会变成“病”，最后因自卑而致“自我矮化”，致使很多人产生自我想象中的美容问题。

可以说，日常生活的医学化的背后是医学的产业化。布勒希一针见血地指出，被鼓吹出来的新的疾病威胁或传奇疗法，很多是建立在所谓现代医学的进步上。各种或真或假的消息，从临床研究一路传到医学门外汉耳朵里，中途还有许多以协助造假或扭曲健康信息为职业的人，借此牟取巨大利益。其中的利益诱惑，很多人都难以抗拒。[5](25)因此，在利润至上的资本逻辑驱使下，人们生命中许多正常的及自然的变化过程（如生老病死）被医学化，社会大众生活在疾病的恐慌氛围下。

当然，仅仅由上述利益主体的推动可能还不够，还需要医学化的对象或客体的配合。事实上，面对众多具有恐吓性和蛊惑性的宣传与报道，民众往往会迷失方向和自我。绝大部分民众由于缺乏相应的知识，加之对专家权威的信赖和传媒的诱惑性报导，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自我对号入座，逐渐陷入了“自我实现的预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中，成为日常生活医学化重要的拥护者和贯彻者。一份颇具代表性的调查问卷显示，受访的25182名美国成年人中，看了药品广告而与医生接触者达20%。

日常生活医学化的后果
科技的不断进步，给人类带来了许多好处。尤其在疾病的发现、医治及预防方面，科技的作用不可估量。最显著的一点是，人的寿命越来越长了。在科技的帮助下，一些以往没有被发现的疾病，现在被发现并被界定为疾病，减轻了人们的痛苦，提高了其健康水平，延长了其寿命。我们可以视这种情况为正常的医学化，或者说适度的医学化。当然，对此，我们应该持欢迎的态度。这里所说的医学化，是负面的医学化、过度医学化。即“把生命中的自然变化和正常的行为方式被有系统地扭曲成病态”，[5](6)把诸如生老病死和不快乐这些生命中许多正常的过程，都被拿来医学化的行为。日常生活医学化的后果，颇类似赫胥黎所说的，我们这个社会“再没有人是健康的了。”

当然，对整个医学产业而言，包括制药公司、医学专家和科研人员、医生，以及其他相关机构，可藉日常生活的医学化，赚个盆满钵溢。多了一种疾病，制药公司就可以生产更多的治疗药物，医学专家和科研人员可以申请更多的经费进行研究、发表能获得收益的“成果”，医生也就可以更忙乎了。对这些机构与人员而言，日常生活医学化有利可图。

但是对整个社会和大众而言，却要付出更多更大的代价。通过医学化，人们生命的每一个阶段——怀孕、生产、哺育、性交、疾病、痛苦、衰老、死亡等——均置于职业化和官僚化中心的处置之下。伊万•伊里奇（Ivan Illich）认为在西方工业化社会里，身体的医学化已经到达了几近流行病的程度了。生活的医学化是广义的工业化的一部分；它使得所有普通人的好奇心、求知欲、冲突、放松、休闲以及创造性都变得“有问题”，从而迫使人们四处求助“建议忠告”。[6](128)医学化的最大后果，可能是让人们认为健康是可以出售的商品。

不必要的医疗干预，也可能会造成不必要的伤害或副作用，并浪费大量的医疗资源。据美国新英格兰健康保健研究所的估计，美国24000亿美元的医疗费用中，有三分之一是被浪费掉，而这些可以完全避免而不至于影响医疗保健的质量。其中过度医疗和错误用药，不听从医嘱所占比例很高。据我国有关部门认可的数据，由于滥开药、滥检查造成医疗资源浪费的在20-30%。

让医学确定人们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的行为准则，还会模糊医学管辖和社会控制的界限，特别是对某些社会行为的认定变为医学诊断。需要强调的是，将社会问题予以医学化，也就意味着社会问题的医学化操控，因而，问题处理时可能忽略应顾及的其它层面。一些政治、经济问题如果用医学诊断去代替，就会掩盖问题的实质，无助于问题的解决。“从患者的角度来看，医学化把个人问题转化成了社会问题。当医生处理越轨行为时，患者成为用医学方法进行社会控制的受害者，包括使用麻醉药。这种方法实际上是用药丸或注射来制止非遵从行为。”[7](372)

如何活得更好？
健康人担心得要命，这成了现代医学最大的荒谬，也成为当代社会人的一种生存状态。以至于很多现代人担心自己得了所谓的“身体畸形恐惧症”、“疾病妄想症”。的确，生活在当代风险社会之中，人们有理由担心自己是不是“病”了。但我们也应看到，在当今社会，医疗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了健康的主要威胁。现在由于医疗而引起的忧郁、传染、残疾和机能失调等给人们带来的痛苦，超过了交通和工业事故。除此之外，“现代医学还通过与一个病态的社会合谋而人为地制造出多种疾病来，而这一个病态社会所做的不仅是通过工业来维持其病态性，而且还通过网络化形式大量培养出治疗者所需的病人。”[6](122-123)事实上，生命中的过程和困难，例如出生、性爱、老化、挫折、倦怠、寂寞、外表难看，将会被医学化得越来越严重。医学不但解决不了这些问题，反倒只会毁掉人类正视疼痛、疾病甚至死亡的能力。

那么我们如何才能生活的更好，换言之，如何不被卷入现代医学工业之中呢？伊利希曾在《医疗刽子手》中提出“政治反抗策略”，即除了倡导“消费者运动”外，民众只有夺回“健康权”，抵制医疗组织的控制，才能打破医疗垄断、揭开“科学神话”的面纱。[8](68)对于如何对付疾病的发明者，布勒希给了五条建议：[5](179-180)（1）设立一个独立的公益监督组织，以监督控制故意施加于一般民众的医学化；（2）要求制药厂商集资成立专款，专门用于药品的临床研究；（3）医生远离药商举办的活动；（4）让制药业和医生之间的财务关系透明化；（5）引进循证医学，接受科学的严格检验。

为了纠正过度医学化，还有人提倡“非医学化”（de-medicalization）。这种观点把有些一度认为是疾病的行为，如同性恋、酗酒、吸毒，重新排除在医学之外，提倡通过自我保健、互助等非医疗途径的社会服务，来改善人们健康，并呼吁将病人改称为“当事人”、“消费者”。非医学化认为所有的病都不是病，而是来自不健康的心理状态、生活方式以及社会制度。同过度的医学化一样，非医学化也矫枉过正了。正确的态度应该是，适当而不过度的医学化是有益的。

当然，想活得好最主要的还是要靠我们自己，要冷静地面对生活中的“问题”，别轻易上了疾病发明者的当。最重要的是要认识到，“生命本身就是一种保证致死、经由性病传播的疾病，人们可以尽情享受它，它则需要在可接受和不可接受的风险之间找到平衡。”[5](181)一句话，就是要正视生死。


参考文献
[1] 雷•莫尼汉、阿兰•卡塞尔，《药祸》，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2] 五十岚靖彦，医疗化社会的伦理思考，《中国医学伦理学》，2002年第6期。
[3] 叶肃科，《健康、疾病与医疗：医疗社会学新论》，台北：三民书局，2008年版。
[4] 史蒂芬•列维特、史蒂芬•都伯纳著，《魔鬼经济学》，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2006年版。
[5] 耶尔格•布勒希，《疾病发明者》，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6年版。
[6] 约翰·奥尼尔，《身体形态：现代社会的五种身体》，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7] 戴维•波普诺，《社会学》（第十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8] 胡幼慧，《新医疗社会学：批判与另类视角》，台北：心理出版社，2001年版。
（作者系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