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青2012213481

六渡桥位于汉口中山大道与三民路相交的地带，原有一桥，名六渡桥，又有六度桥、绿豆桥、六道桥、六斗桥、陆渡桥等多种称呼。名源亦不止一说。一般认为是三百多年以前成河的玉带河上的三十多座渡桥中的一座。当时的汉口四面临水，居民常有水灾之度。明崇桢八年(公元1635年)，汉阳府通判袁昌在今长堤街一线筑堤防水，取土处凹陷成河，环绕如带。为便交通，多处建桥。但也有人考证其名源于附近原有大度庵，故名六度桥。此桥随河在清末湮没，但其名作为这一带的泛称留传至今。现在，三民路南段的西侧有条长仅54米的小街，原为桥头通道，仍叫六渡桥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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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关和水厂都是汉口汉水铁桥至江汉三桥一带的泛称，几乎是同意语，但又名有自己的来历、所指。
宗关俗称上关，与下关汉口汉关对称，和武昌关，汉阳朝关一起，同属旧江汉关监督署，是过去的征税机构。名源"江汉朝宗"的"宗"字。清代在这一带没关收税。民国以后，征税作用渐小，三十年代以后仅为码头、渡口。
水厂即宗关水厂。清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汉口巨商宋伟臣等筹办既济水电公司(取"水火既济"之意)，在宗关兴建水厂，是武汉市最早的自来水厂。水厂建成后，四周多为农田菜地或荒地，只有水厂较为显著，人们便以水厂作为这一带的泛称，相沿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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姑嫂树是汉口新华下路与京广铁路相交处以北至张公堤一带的泛称。这一带是汉口后湖地区的高地，附近有陈家河。1521年，明兴献王世子朱厚璁从钟祥赴京继承帝位时，曾乘船经过此河，后人便将此河改称为接驾河(后又谐音改名捷径河)。有个姓刘的船民在接驾河上以撑船为生，他和他的妻子、妹妹在此筑墩建屋居住，称为刘家墩。刘家姑嫂在家，除种地外，还在农闲时到墩西的余家塘埂上摆摊卖茶、卖稀饭。为了便于过往行人歇息，她们在塘埂上种了一棵棠梨树。此树长大后，枝繁叶茂，粗壮高耸，不仅可为行人歇息时遮荫，而且成为这一带水陆通道的显著标志。从此，人们称这一带为姑嫂树，而不再称刘家墩。
哈哈  这名字很好玩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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舵落口地处桥口区与东西湖区的接壤线上，在解放大道西端汉水堤脚内，面积约一平方公里，一名拖落口，古时为水陆交通码头，明清之际属汉阳县凤栖里，同治年间(公元1862——1874年)，在此驻防兵四名。1920年出版的《夏口县志》说，"舵落口在桥口上十六里。东带汉水，为西通德安府(今安陆市)之大路，铺面数十户。现设有警察，以资保卫。"舵落口正街仍有部分麻石路面和市瓦板房等集镇旧貌保留至今。
舵落口之名源于当地流传的一则神话:数百年前，这里原有一湖，湖边有一仙翁，一日伫立船头，从一只葫芦里放出一股黑气，霎时一声雷鸣，其船沉于湖底，仙翁腾空而去。当地渔民捞起沉船，不见其舵。一年大早，湖水干涸，渔民在沉船处的泥沙下发现脱落的船舵，忽然变成一条红龙，腾空降雨。人们感念仙翁脱落于湖中的船舵化龙降雨的大恩，便称这一带为舵落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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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家咀泛指汉口沿河大道与民族路相交的一带。
明正德十六年(公元1521年)，封于钟祥的兴献王朱佑杭的世子朱厚璁按"兄终弟及"旧例到北京去继承皇位，曾经路过汉水入江处的两岸渡口，后人即称这两个渡口为"接驾咀"。为加区别，汉阳岸称为南岸接驾咀，简称南岸咀。汉口岸的接驾咀后来讹传为集家咀。清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建为码头，为汉口"二十里长街八码头"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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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861年，一个叫巴夏里的英国人在汉口圈地：自江边花楼街往东八丈起，至甘露寺江边卡东角止，作为大英帝国在汉口的“租界”。
1898年，英国人把租界向北扩展，直抵今中山大道，还在租界与华界之间筑起一道围墙。
1923年，汉口地皮大王刘歆生会同汉口商人集资收购今黄石路、保成路一带地皮，意欲与租界势力抗衡。后几经周折，于1930年将围墙拆除。为纪念这段历史，将沿墙边这段零落参差的路段命名为“保华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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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堤街，长4000米，在“街龄”相若的街道里，没有比它更长的。它早先是一道长堤，公元1635年（明崇祯8年），汉口通判袁火昌主持修筑，东止今江汉区东堤街直至长江边，是为后湖堤，或称长堤———为纪念袁通判，也叫袁公堤。有了袁公堤，才有了堤内汉正街的成长、发展和繁荣。最后才是街：清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汉口筑城堡，就在袁公堤外筑城开壕，一为防“寇”，二为防洪。汉口有了城堡之后，袁公堤即失去防洪作用，就有居民在堤两边建屋起楼，逐渐形成以堤身为轴线的几乎与汉正街平行的街市。
长堤街，用了近230年的时间，完成了从无到有、从堤到街的嬗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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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1年英国开辟租界，当时临近英租界的现武汉关至花楼街口仅有一条土路，称太平路，自此以北至铁路还是一片荒地。
随着租界的开辟和建设，当时在法国立兴洋行当买办而名噪一时的地皮大王刘歆生成立了填土公司，专门从现解放大道以北地带取土，回填现江汉路一带，以垫高地基建房谋利。后来，刘在英租界西北边缘回填的一片洼地被纳入英租界，使英租界扩展到了西至现中山大道，南至现江汉路。为褒奖刘歆生，英租界当局呈准英女王将花楼街口至循礼门的新马路命名歆生路。1927年中国人民经过斗争收回英租界后，歆生路与太平路合并，改称江汉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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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扯扯汉口啊）
南北朝时期，汉口作为地名在史籍上出现。今天的汉口其实只有500余年历史，始于明代成化年间的汉水改道。汉水原来从龟山南边注入长江，成化年间其主流则从龟山北的集家嘴注入长江。汉水改道后的低洼荒洲地带，至清嘉庆年间发展成为与河南朱仙、江西景德 、广东佛山并称四大名镇之盛誉的汉口。鸦片战争后汉口开埠通商，发展更趋快速。
以上只是部分  最终修改后会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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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觉得只有旅游和商业这两点还对现在有作用。现在我感觉选题想着想着就和武汉地名没什么关系了。我觉得有些地名可以对当地的特色文化有影响。比如原来的租界，通商码头和商业中心，直到现在仍发挥当时的作用，这些地方敢于冒险创新，处于时代先锋，人们思维活络且思想开放，那么这些地名多少也能体现一定的文化内涵和居民性格。同时这些地方的名字在历史演变中发生变化，也能体现出当时的历史特征，打上了时代的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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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有城市便有地名，地名产生于人类文明的曙光时期。它连接着城市的文化源头，是城市从孕育到生长全过程的历史见证。地名不但记录着城市山川地理等自然元素的历史变迁，也反映城市功能的变化轨迹。它记录城市风物，也反映乡风民情。地名既是城市的标识，她也能向你诉说这座城的沧桑之变。 本世纪80年代，当把武昌县、汉阳县、新洲县、黄陂县四个毗邻武汉市区的郊县划归武汉市以后，这座城市的版图一下子就变成了一支由西向东飞去的蝴蝶形。美丽的蝴蝶是千百年来"修炼"而成的，很久很久以前，她还是一个"点"而已。正如世界上许多名城都诞生在两条江的交汇处那样，古老的汉水和长江是武汉的母亲河。在汉水女神让她的漫漫清流注入长江的地方，注定了会有座名城诞生，这就是华中重镇武汉。武汉的城名当然是总武昌、汉阳、汉口三镇首字而得名，这体现了精练概括的命名原则。但武汉这个名词却最早见于明代初叶姚宏模的《重修晴川阁记》一文之中。而武汉作为行政区划的城市名称正式使用，是1927年1月由武汉国民政府宣布定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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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的首脑机关座落在武昌东湖、水果湖侧畔，靠近古老的放鹰台文化遗址。这个在1956年发现的古文化遗址是目前武汉地区发现的一百多处文化遗址中年代最久远的一处，呈现出早期屈家岭文化的特点。这说明早在五六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武汉这块土地上便有人类聚居生息了。武汉市政府在隔江相对的江畔，那里有一座防汛纪念碑。这块碑以及陆续发现的历代的防洪碑记，都意味着"水"与这个城市有着不解之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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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是城市的细部标识，要亲近一座城市，首先要从地名开始。请你试想一下那些问路的陌生人。而每个人的大脑里都储存有一个地名信息系统；请你观察一下那些答问的人，他们对于自己土生土长的地方多么熟悉，那便是我们通过地名保存着的关于家乡的最古老的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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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也是城市的档案馆，地名越多越复杂，说明城市规模越大；地名变更越快，说明城市发展的节奏越快。1986年，武汉市政府组织了规模最大的一次地名普查，出版了《武汉地名志》。该志记载了武汉城区有大小街道里巷1994条，其中大道17条，路378条，街368条，里巷1231条。这些街巷各有名称，极少重复，此外还有地片名数百条，其它地名数据千条。这部地名志总计收录了武汉城区现实地名8666条，历史地名3596条，共提供地名信息12262条。而在这以后大约每年以几十上百条的数量在不断增加着新地名，可见这座城市的规模。在1990年的现实地名中，自然实体地名有山、峰、河、湖、港、海、矶、口、汊、塘及其它共10类255条；聚落地名有城、道、路、街、里、巷、村、湾、墩、嘴、坊、岭、台、桥、山、口、湖、店、区、宿舍、杂等21类4905条。另外就是一些文史地名和经济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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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地名中的许多聚落地都是由自然地名演变而来的，像山、洲、岭等，而且它们的数量也大大超过了路、街、里、巷这些人文地名。这就说明了自然因素在地名中占有重要成分。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首先勾勒了武汉三镇的基本面貌，而古往今来的武汉人在其中开山筑路，修堤建桥，盖屋建房，才密密匝匝地织出了五彩四溢的街道蛛网，于是才有了一张密集的城市交通图和地名图，才有了我们今天的家园。武汉三镇鼎立的大体格局，便是由长江、汉水所定。公元14世纪60年代以前，汉口都是一片芦洲，与汉阳相连，那时以前的武汉都是双城并立之形。直到明代成化年间，汉水忽从今郭茨口冲出一道，从原由龟山南麓入江改为由龟山北麓入江，将汉阳一分为二，三足鼎立之势形成，以后才有了汉口的迅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