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基督教宗教教育的源起与发展
[ 来源：中国民族宗教网 | 发布日期：2012-0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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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秀蓉
基督教（包括天主教、东正教、新教三大教派）与佛教、伊斯兰教并称为世界三大宗教,它最初起源于公元1世纪的西亚巴勒斯坦和小亚细亚一带，逐渐流传于罗马帝国全境及世界各地。
在中国，基督教通常是指基督新教（俗称耶稣教），本文的“基督教”也专指新教而言。基督教自17世纪初开始接触中国沿海地区，于19世纪初真正传入中国本土。1807年，英国基督教伦敦布道会派遣马礼逊(Robert Morrison)到广州、澳门等地传教，掀开了基督教入华传教的历史序幕。
基督教在云南的传播与发展
据有关史料记载，基督教传入云南的活动，是从十九世纪后期开始的。1877年，内地会英国传教士麦嘉底(John M'Carthy)由上海出发，经过云南到达缅甸八莫，这是最早进入云南的基督教传教士。1880年，英国政府取消了禁止传教士由缅甸进入中国的禁令。次年，内地会英国传教士乔治.克拉克(George Clarke)夫妇经缅甸入滇率先在大理建立了教会。1882年，继大理教会建立之后，内地会传教士又在昆明设立了教堂。此后，基督教各教派及传教团体和自由传道人相继入滇，主要的教派和传教组织有：内地会、循道公会、神召会、五旬节会、安息日会、浸礼会和浸信会、圣公会、长老会、中华基督教会、基督会、滇中伯特利教会、中华国内布道会、青年会、路德会和信义会等等，它们在云南各地设点传教，掀起了外国教会组织的三次入滇浪潮(1911-1918年为第一次浪潮,1919-1945年为第二次浪潮,1946-1950年为第三次浪潮)，同时形成了云南基督教的两次发展高峰（1911-1929年为第一次发展高峰,1930-1950年为第二次发展高峰），并在下述地区形成了相当规模的发展。
滇东滇东北苗族地区
1899年，内地会英国传教士梁廷栋在滇东重镇曲靖建堂传教。1883年，英国传教士索理仁（Thorned）由上海经四川宜宾到滇东北门户昭通传教。1885年，基督教圣道公会（1931年以后改称循道公会）在东川开办教会。1887年，英国传教士柏格理（Samuel Pollard）和台慕廉（Frank Dymond）等人抵昭通传教。随后，圣道公会增派英国传教士美若愚、索道扬等人到昭通传教。1902年，圣道公会在昭通县城建起了大礼拜堂，后陆续建盖了小礼拜堂、福滇医院和女子学校，并派遣英国女传教士苏穆才担任女子学校校长。1904年，柏格理把传教基地由昭通城转移到贵州威宁的石门坎。1905年，柏格理在石门坎建立向苗族传教的中心。1912年，圣道公会西南教区在昭通建立。从此，大批圣道公会传教士相继而来，以昭通和石门坎为中心传教。此外，自1925年以后，大批苗族从贵州陆续迁到云南宣威、沾益和嵩明等地，传教士也随之在当地设堂传教，建立教会组织。除循道公会外，以贵州省赫章县葛布总堂为中心的内地会苗族教会，也先后在云南彝良、镇雄的苗族村寨开办教会。到1950年，这一地区信徒人数大约3万人，教堂达60余所。
滇北苗族彝族地区
1903年，内地会英国传教士党居仁（J.R.Adams）在昆明武成路中和巷建立云南内地会总会计处，统一指挥内地会在云南的传教活动。1906年，英籍澳大利亚传教士郭秀峰（Arthur G Nicholls）在武定县洒普山苗族地区开办教会。1923年，内地会滇北传教区监督郭秀峰在洒普山主持成立了“基督教内地会滇北六族联合会”，并根据当地教会的民族分布情况，设立了武定县洒普山苗族总堂、滔谷傈僳族总堂、老把傣族总堂、阿谷米干彝族总堂和禄劝县撒老坞黑彝族总堂、寻甸县新哨白彝族总堂等六个传教总堂，各总堂下设若干分堂，分堂之下又设立支堂（教堂），教会势力有了很大发展。到1950年，“基督教内地会滇北六族联合会”共在这一地区建立了6个总堂、51个分堂、182个支堂，信徒人数增加到大约2万人。此外，1928年之后，安息日会的传教士也不断深入到滇北地区的苗族村寨活动，先后在富民、武定、禄劝县一些地方开办了教会，势力逐渐扩展到临近的嵩明、寻甸、安宁、禄丰等县。
滇西北傈僳族怒族白族地区
1901年，内地会英国传教士马锡龄夫妇到大理传教，住朝阳巷福音堂。1904年，英国传教士安选三等人来大理传教，马锡龄夫妇被派到顺宁（今凤庆）传教。从1904-1906年，内地会先后有安选三、盖吉士和加拿大医生赖宏恩到大理传教。1907年，安选三购得大理北门金箔街房产作为内地会会所及福音堂（后改为福音医院）。从1913年开始，缅甸内地会和浸礼会传教士曾多次到怒江流域的傈僳族地区活动。同时，云南内地会总会计处滇西教区的传教士也不断向这一地区扩张，并于1929年以后深入到怒江峡谷的傈僳族和怒族地区。1929年，内地会英国传教士杨思慧（A.B.Cooke）夫妇率先在碧江县开办了教会，内地会美籍加拿大传教士杨志英夫妇也于次年在泸水县建立了教会。1930年，泸水县“麻栗坪基督教会”宣告成立，成为怒江地区基督教活动的中心。除内地会之外，1929年，美国神召会的美籍加拿大传教士马导民在福贡县开办了教会。1933年，美国传教士莫尔斯（J.R.Morse）在贡山县和福贡县的一些村寨开办了教会。此外，瑞典神召会、五旬节会、路德会以及滇藏基督教会等也先后在这一地区开办教会，积极扩张。至1950年，共建立大小教堂200余所，发展教徒近2万人，使该地区成为基督教在云南活动的重点地区之一。
滇西景颇族地区
1907年，缅甸浸礼会传入瑞丽。1916年，盈江县苏典大寨教会开办，后逐渐扩展到临近景颇族村寨。1920年，陇川县拱山教会建立，逐步发展到临近村寨。1950年前后，浸礼会缅甸八莫总会将拱山教会确立为其下属的七个分会之一，统辖瑞丽、陇川、盈江、潞西各县的景颇族地区教务活动。至1950年，建立教堂21所，发展教徒5千余人。
滇西南拉祜族佤族地区
从1900年起，便不断有缅甸浸信会传教士入境活动，向拉祜族、佤族地区传教。1905年，美国浸信会传教士永伟理（Willian Young）到双江县帕结寨传教，发展了第一批教徒。1919年，双江帕结寨设立第一所教堂。1921年，永伟理在澜沧县拉祜族聚居的糯福寨开办教会，为取得更好的传教效果，永伟理把教会分为拉祜山部和佤山部，分别由其长子永文利（又名永亨乐）和次子永文生负责在拉祜族和佤族地区的传教活动。截止1950年，设教堂200余所，发展教徒1.3万人，并培养拉祜族和佤族传教士近千人。
滇南哈尼族彝族傣族地区
1912年前后，美国长老会（北美长老会）传教士从泰国进入西双版纳傣族地区，在景洪县的曼允、橄榄坝建起了教堂，因在当地难于发展，教会便于1920以后向内地深入，扩展到新平、元江县的傣族地区。1914年，英国传教士富力敦在江城县三家村开办教会，此后逐步发展到墨江等地的哈尼族地区。1924年至1947年，先后有丹麦神召会、滇南教会（又译作“南云南会”，后并入丹麦神召会）、安息日会等教派及传教组织在这一地区的哈尼族和彝族聚居区开办教会设立教堂。到1950年，以江城县和墨江县为中心，各教会在这一地区共建立近百所教堂，发展教徒1万余人。
综上所述，到20世纪50年代初期，云南省教堂数量约900余所，信徒人数11万余人，从而使云南由基督教发展的“落后”地区一跃而成为全国基督教活动的“先进”地区之一，并奠定了基督教在云南活动及分布的基本格局。
此外，在滇基督教联合组织、教会自立运动以及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等也对云南基督教的传播与发展产生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滇教会的联合组织
20世纪初，由于各种各样的教派和组织不断到云南寻找立足之地，相互争夺教会势力范围，引起了各教会组织之间的尖锐矛盾。于是，几个势力较大的教会组织为垄断在云南的传教活动，便联合抵制其他教会组织的传教活动。1921年，内地会、圣道公会、圣公会、五旬节会、青年会等五个教派组织联合成立了“昆明基督教联合会”，规定“凡不属联合会成员的教会，不得随便在昆明建堂传教”，并对五个教会组织的传教范围作了划分：滇中、滇西为内地会传教范围；滇东各县为圣道公会传教范围；昆明、大理、曲靖为圣公会传教范围；滇越铁路沿线为五旬节会传教范围；青年会可在全省范围内活动，但只能把信教者介绍给其他四个教会，并由他们协助其吸收会员和进行募捐活动。
昆明基督教联合会的成立，形成了“五派分滇”的格局，确立了当时在云南以英国势力为主导的教会分布及活动状况，并对各教派蜂涌入滇的局面起到了一定的遏制作用，但仍然无法完全阻止其他教派入滇，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英国势力衰弱和美国势力的急剧膨胀，越来越多的美国系统的教会组织进入云南，受英国支持的昆明基督教联合会的垄断作用日趋削弱。抗日战争爆发后，亲美的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西南地区完全由美国势力控制，“五派分滇”的局面也就被完全打破了。不仅如此，许多原属英国系统的教会组织，如内地会、圣公会、圣经公会、五旬节会等均不同程度由英国系统转入美国系统，造成了美国势力在云南一统教会天下的局面，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教会的社会形象，提高了教会的社会影响。同时，由于得到了较多的物质支持，教会经济状况有所改善，对这一时期教会的较快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教会自立运动
1919年爆发的“五四”反帝爱国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获得了广泛的响应，中国基督教各教会随之而兴起的以摆脱外国势力为核心的教会自立运动也日益受到社会各界的支持和关注。受其影响，云南基督教各教会也在一定范围内开始了教会自立的进程。这一运动是由内地会率先开展起来的。鉴于内地会本身所具有的多派别性以及致力于开发内地和少数民族地区的传统特点，它最早接受了教会的地方化和本色化要求，从而也最早开始了教会的自立进程。
1925年，由昆明部分教徒自发组织的“云南基督教自立会”在昆明宣告成立。1927年，在大理负责教会工作的美国传教士韩纯中、赫禄德等人因故离开大理，大理信徒就自行成立了“大理基督教教务临时执行委员会”，自理教会事务；次年，大理教会与内地会达成协议，将大理基督教内地会改名为“大理基督教公会”，并议定到1933年不再接受内地会的经济帮助。自1929年起，云南内地会滇北传教区各教会的教务也逐渐由当地教会自理，内地会提供的经费逐年减少。1940年，峨山、玉溪、新平等地的德国内地会教徒以杨光灵、赵兴宋等9人为首，提出“各地教会事务由中国人民负责”的自立口号，宣布脱离德国内地会而成立“中华基督教云南奋进会”。与此同时，在安宁等地活动的德国内地会也受其影响而宣布自立，更名为“基督教云南布道会”。除内地会以外，在云南活动的其他教会组织，也逐步开始了教会自立的进程，如在寻甸和武定等地活动的中华基督教会，自1940年起逐渐开始以“自立会”自称；下关的下村教会也于1939年与中华国内布道会及其他一些教会合并，组建了“下关自立会”；临沧等地的五旬节会由李克三等人更名为“自立会”；在墨江地区活动的丹麦神召会，因部分教徒不满外国传教士的行径，宣告脱离神召会而另行成立了“同心会”。
即使如此，云南基督教各教会的自立步伐也是极其缓慢而不彻底的，例如，开云南基督教各教会自立活动之先河的“云南基督教自立会”，虽然早在1925年即宣告成立，但长期以来不得不依附于内地会“三一圣堂”，直到1948年才有了属于自己的教堂。而以“各地教会事务由中国人民负责”为自立口号的“中华基督教云南奋进会”，也由于暗中与德国传教士来往而遭到政府明令取缔。其他各地以“自立”为名的教会，都不同程度地接受着外国势力在经济上、人事上和政治上的制约和控制。尽管如此，云南基督教的自立运动，还是在教会的各项活动中、在教会的组织形式上以及教会人员的思想意识中注入了一种新的观念和新的气息，在教会地方化、本色化和自立自养方面迈出了可喜的一步，特别是由自立运动而激发的爱国主义热情和民族自主意识，在自立运动中涌现出来的一批爱国爱教的教会领袖，都成为云南基督教宝贵的思想财富和人才资源，成为后来三自爱国运动的基础和前提。
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使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50年7月，以吴耀宗为首的上海基督教界爱国人士发表了《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的革新宣言，提出了摆脱帝国主义势力控制、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主张，此后，以反帝爱国为宗旨的教会自治、自养、自传的“三自”爱国运动便在全国各地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这一运动割断了教会与外国势力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联系，培养了一大批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的教职人员，彻底改变了传统教会所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社会环境，给基督教活动带来了崭新的内容和形式，并对其发展和演变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受全国形势的影响，1951年1月18日，昆明市基督教、天主教界人士举行革新座谈会，一致表示要割断与帝国主义的联系。随后，昆明、昭通、大理等地还举行了革新游行，并发表宣言拥护“三自革新运动”。1952年，云南省全部驱逐了在境内活动的外国传教士，三自爱国运动进一步深入，并在全省各地纷纷开展“自治、自养、自传”的工作。随着基督教三自革新运动的发展，云南许多地区建立了新型的教会组织－－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1952年9月，昆明市召开教徒代表会议，成立了“昆明市基督教抗美援朝三自革新筹备委员会”；1955年召开第二次教徒代表会议，正式成立“昆明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之后，大理、陇川、澜沧等地分别成立了名称不一的三自爱国组织。1958年，在全省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取得较大进展的情况下，昆明基督教摒弃了门派之见和教派之争，实现了“联合礼拜”，完成了教会合并工作，合并后只剩下金碧路锡安圣堂、武成路三一圣堂、长春路福音堂这三个教堂。
1963年7月，成立了“云南省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由孙守信担任主席，宗崩（景颇族）、吴忠烈（苗族）、张现洲、约秀（傈僳族）担任副主席，吴忠烈兼任秘书长。1987年6月，省基督教第二届代表会议在昆明召开，选举张现洲为主席，约秀（傈僳族）、谷怀空、龙约翰（苗族）、滚汤干（景颇族）为副主席，黄文斌为秘书长。同时，会议决定成立以教牧人员为主体的全省性教务机构“云南省基督教协会”，谷怀空当选为会长，张现洲、约秀（傈僳族）、李发献（苗族）、王正学当选为副会长，王正学兼任总干事。
从1951年至今，60年的云南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取得了巨大的成绩，改变了基督教的“洋教”面貌，激发了信徒爱国爱教的热情，在教会合一的道路上迈出了新的步伐；同时，三自爱国组织坚持独立自主自办教会方针，协助政府贯彻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保护基督教界的合法权益，做了大量切实有效的工作。
当代云南基督教状况
1950年前后，云南基督教活动特别是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教会活动，曾一度出现混乱局面。这一时期，外国传教士及其人除在各地制造混乱外，还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制造了一系列民族分裂活动乃至武装叛乱。如外国传教士成立的“四大民族同盟”和“中国山头族办事处”都曾进行过分裂活动，从事不利于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活动。1952年之后的一段时期内，随着土地改革运动的开展和深入，云南基督教的许多内地教会如昆明、昭通等地的教会为了配合土改运动，均自动停止了宗教活动。土改结束后，许多地区的宗教活动又相继恢复，但规模和人数已有所减少。另一方面，德宏、怒江等少数民族地区的教会活动十分活跃，信教人数也有了较快增长。这一时期，云南各地的基督教人数虽各有消长，但总的来说保持了基本稳定并略有增加。据1954年的统计，云南全省共有基督教徒133357人，有教堂967所（包括部分布道所）。1958年以后，由于“左倾”思想的影响以及“大跃进”运动的冲击，云南基督教开始走向衰落。在内地，大多数地区的宗教活动或者被迫停止，或者转为零星的半公开活动；而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则出现了信徒大量外流的现象。1966年开始的“十年动乱”，宗教活动被取缔，宗教组织陷于瘫痪。
1978年以后，随着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逐步落实，教会活动逐步恢复，但在最初的几年时间里，由于缺乏必要的活动场所和教牧人员，其活动主要表现为半公开的家庭聚会的形式。1982年以后，云南基督教的活动基本公开化，并有了较快的恢复和发展，信教人数也快速增加。在这一时期，宗教活动表现出不稳定的状况，一些地区特别是边远山区，宗教活动比较混乱，自封传道人以及流动传教、任意曲解教规教义的现象十分严重，“末日说”、“升天说”等传言和活动相继出现，一些非正常的宗教组织和宗教活动如“小众教”、“恒尼”、“斯令匹”等也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1990年以后，随着教会组织和管理的逐步完善，宗教狂热现象已逐渐由正常的宗教活动所取代，基督教活动逐步趋于正常。据2009年底统计，全省基督教信教群众40.5万人，教堂和固定活动处所2417所，教职人员3061人。总之，这一时期，由于贯彻落实了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信教群众的思想觉悟和爱国热情极大提高，独立自主自办教会原则也得到了信教群众的接受和支持，宗教活动正常有序。
云南基督教宗教教育
为消除基督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隔阂和差异，在中国营造基督教文明的氛围，外国传教士在华传教之初就广泛开办了各类宗教学校和西式学校。至1920年，全国基督教各教派办有神学院和神学专科学校13所，男子圣经学校48所，妇女圣经学校52所；至1929年，开办了14所教会大学（当时中国国立大学和私立大学总共只有8所，数量上远不如教会大学）；至1937年，在华教会学校的总数已超过13000所，在校学生总数达到100万人。这些学校不仅为教会培养了大批神学研究和宗教事工人才，也为中国近代社会培养出许多知名人士，包括中国近代历史上的改良思想家、第一批海外留学生以及科学领域中的一些学科创始人等等；更为重要的是，基督教宗教学校和西式学校的创办，改变了传统上以读经和作八股文为主的中式教育体系，促进了中国现代教育观念的根本转变，奠定了中国现代教育体制的基础。由此，中国开始创办现代学校，提倡新学，培育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综合人才，迈出了现代教育发展的第一步。
在全国基督教宗教教育发展的历史上，云南的情况与内地有所不同，有其独特的表现，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下面，从几个方面来谈谈云南基督教宗教教育的情况：创制和普及少数民族文字、创办宗教学校和宗教培训班、创办普通学校和其他专门学校、创建云南基督教神学院。
创制和普及少数民族文字
1950年以前，云南的少数民族，除了少数几个有本民族文字的以外，大多数仍处于借用其他民族文字或刻木结绳记事、代代口传历史的阶段。基督教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播过程中，采用得最广泛的方式和手段，就是积极创制少数民族文字，借办学施教、普及文字之机推行宗教教育，培养少数民族传教人员，这是云南基督教宗教教育的开始。创制少数民族文字，是基督教各教会自20世纪以来兴起并不断发展的一股热潮，传教士们借推广使用少数民族文字之机，开办培训班、翻译出版宗教书刊，在少数民族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从而也使基督教得到了较快的发展。传教士们在云南先后创制和推广使用了苗文、景颇文、载瓦文等11种文字。
苗文
1904年，英国传教士柏格理从昭通到贵州威宁石门坎地区传教，在那里结识了苗族知识分子，并互相交换了关于苗族语言文字的情况和构想，随后就开始创制苗文。1907年之前，柏格理以苗语滇东北次方言发音为基础，用拉丁大写字母以及参照苗族服饰花纹图案形成的变体形式制定了苗语拼音文字方案，在滇东北和滇北地区的苗族信徒中推广使用，并于1917年出版《新约全书》译本，1921年出版了苗文《圣经》，1936年又出版《新约全书》1917年版的修订本。这种苗文被教会命名为“柏格理苗字”（Pollard Script，又称为“柏格理注音字母”）。它的出现和推广，对传教士们起到了很大的鼓舞作用，其创制方法也被用到其他一些少数民族文字的创制中。
傈僳文
由传教士创制的傈僳文有两种。一种是与苗文字母形式相仿的格框式拼音文字，由澳大利亚传教士王怀仁根据武定、禄劝等地的方言创制，也称为东傈僳文，创制年代可能稍晚于苗文，1912-1936年间出版了《马太福音》、《路加福音》等单卷译本4种，1951年又出版了《新约全书》译本。东部傈僳文使用范围较窄，影响也较小。另一种傈僳文是拉丁大写字母及其变体形式的拼音文字，1913年以后由英国传教士傅能仁（J.O.Fraser）和缅甸克伦族传教士巴叔（Rev. Bathow，或译作巴托）主持创制，俗称西傈僳文，主要在滇西北傈僳族地区使用，1921-1932年间共出版了《圣经》单卷本4种，1938年出版《新约全书》译本，1950年又出版《新约附诗篇》一部，至今仍有较大的影响。
彝文
1917年，英籍澳大利亚传教士张尔昌在“柏格理苗字”基础上，在禄劝县撒老坞彝族地区创制了一种彝族拼音文字，在当地教会中推广使用，曾翻译了《颂主圣歌》、《新约全书》等。
景颇文
最早由美国传教士库森（Cushang）于1876年开始在缅甸创制。他企图用缅文形式的拼音合成景颇文，但因语音的差异而失败了。1890年，美国传教士欧汉逊（O.Hanson）在缅甸八莫等地收集了大量景颇语词汇，采用拉丁字母拼音方式于1892年编写一本教学课本，1895年以后开始在八莫等地的教会学校中使用，同时还编写了《英景词典》。1915年，英国人英若（Imram）在欧汉逊的教学课本基础上编写了教学课本1-4册，次年在缅甸克钦族（中国称为景颇族）地区正式推广应用。1936年以后，随着基督教势力在云南景颇族地区的加强，景颇文也通过教会学校在教徒中推广开来。
载瓦文
载瓦是景颇族的一个较大的支系。由于载瓦方言和景颇方言的差异较大，景颇文在载瓦方言区不能使用，为此，法国传教士威廉于1889年前后在缅甸载瓦人地区用拉丁大写字母及其变体对载瓦词汇拼音，创制了载瓦文。1927年，缅甸载瓦人春雷弄拉编写了一套教学课本，并翻译了《圣经》等宗教书刊，在缅甸教会学校中广泛使用。此后，曾在云南潞西县东山教会学校中教授载瓦文，但未能普及。
拉祜文
由缅甸克伦族传教士巴叔在缅甸景栋拉祜族地区参照景颇文的方式创制，并于1907年翻译出版《马可福音》单卷本。1920年以后，随着教会势力的扩展，开始在云南的拉祜族地区使用。
佤文
为了方便在云南佤族地区传教，美国传教士永伟理等人于1912年前后依照拉祜文创制了佤文，但由于忽视了各地佤语的差异，匆匆创制的佤文只在澜沧县的一些地方使用，未能推广到西盟和孟连佤族聚居地区。
独龙文
1917年前后，缅甸独龙族白吉斗.蒂其吉曾创制了一种拉丁拼音文字，并以其所在的日旺氏族命名为“日旺文”，后由美国传教士莫尔斯父子主持大力推广，印刷了大量《圣经》译本和宗教读本，曾在云南的独龙族地区推广使用，但由于语音的差异，未能普及。
纳西文
1932年以前由荷兰传教士采用拉丁字母及其变体形式创制的拼音文字，曾在丽江等地的纳西族地区试行推广，1932年出版《马可福音》译本1卷，但由于基督教在纳西族地区未能广泛传播，因而仅在很有限的范围内使用过。
花腰傣文
1949年前后，德国传教士贝理泰等人在新平县漠沙等地的傣族（花腰傣）地区传教时，贝理泰的夫人贝理德与新平傣族知识分子刀丕训，采用汉语注音字母方式创制了一种傣族文字（新平傣文，又称“花腰傣文”），在当地教会中使用，曾翻译过《路加福音》和一些赞美诗，编写了《由仆至主》等宗教书籍。
卡多文
卡多为哈尼族支系，主要分布在墨江等地。卡多文的创制情况不详，1939年出版《路加福音》译本。
在云南，为推广和普及少数民族文字并促进传教活动的开展，传教士们先后开办了百余所小学和中学，并开办了教会学校、宗教培训班以及大量的各种形式的短训班，利用文字媒介强化人们的宗教意识和宗教感情，培养了一大批少数民族传教士和信教骨干。尽管各教会对兴办学校开展教育的态度不尽相同，但在借助文字宣讲《圣经》和学校教育传播宗教这一点上是一致的。这不仅在普通学校教育中较为明显，而且在各种宗教培训和教育中更为突出。
创办宗教学校和宗教培训班
1、滇光圣经学院。由中华国内布道会于1937年在禄丰县开办，1939年停办。
2、滇北神学院。由英美内地会于1942年在武定县滔谷圣经学校基础上开办，后于1947年停办。
3、西南神学院。由英美内地会于1945年在禄劝县撒老坞圣经学校的基础上筹备建立，1947年2月正式开学，由甄开源担任院长，首批学生39人（正科班14人、预科班25人），1950年底停办。
4、灵光神学院。由美国神召会传教士贝光灵于1948年在昆明龙井街开办，后来迁到吴井桥，1950年停办。
5、圣道学院。由瑞典神召会于1929年前后在腾冲开办，余文生担任院长，1941年以后因滇西抗日战事紧张，外国传教士撤离而停办。
6、泸水县麻栗坪圣经学习会。由英美内地会美籍传教士杨志英于1934年开办，每年1期，每期3个月，主要目的是培养教会骨干和初级教牧人员，到1950年底，共培养教牧人员数百人。
7、澜沧县糯福圣经训练班。由浸信会美国传教士永伟理父子开办，前后共办了6期，主要目的是学习拉祜文和佤文，分设拉祜文班和佤文班，共培训拉祜文学员1000余人、佤文学员500余人，其中任命为“撒拉”（拉祜语“传道员”之意）的达590多人。
8、禄劝县撒老坞圣经学校。由英美内地会澳大利亚传教士张尔昌开办，起初为一年一期的短期学道班，以后由辽宁人甄开源于1947年改建为西南神学院。
9、武定县滔谷圣经学校。由英美内地会开办，1942年扩建为滇北神学院。
10、昆明圆通西巷圣经学校。由德国内地会开办。
11、昆明北门街圣经学校。由安息日会开办。上述宗教学校和宗教培训班，学习时间长短不一，以学习少数民族文字和《圣经》等宗教课程为主，主要目的是培养教会骨干和教牧人员。
创办普通学校和其他专门学校
据现有资料，至1950年，基督教各教派和传教组织在云南开办小学97所，中学10所，护士学校、盲人学校等其他专门学校13所。有些学校只存在了很短的时间。而许多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学校，大多只具有业余学校或识字班的性质，不仅开设课程不全，而且往往只教少数民族文字。不仅如此，在许多学校的教材中，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例如，在滇北地区的苗族教会学校中，郭秀峰曾编了一套苗文识字课本，第一课就是“自太初，有上帝，造万物，造天地，大根本，乃人父，处处在”；而滇西景颇族地区的教会学校中，也开设有《圣经》等宗教课程。另外，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教会学校的文字教育中也充满了强烈的政治倾向和殖民色彩，如在澜沧拉祜族地区教会学校的教材中有“汉人来了，我怕！”的课文；景颇族地区教会学校的识字课本中也有“我们的领袖是英皇”的课文。
值得注意的是，在内地以及那些文化教育发达的地区，教会的学校教育已经日趋明显地同宗教教育和宗教活动相分离，学生中的信徒比例不断减少，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课程设置也日益普通化和规范化，但在云南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教会的学校教育还远没有从宗教教育和宗教活动中分离出来，教会从事的教育活动主要表现为合二为一的宗教教育和民族文字教育，教堂就是学校，学生就是信徒的现象十分突出。因此，在云南，传教士们热衷于创制和普及少数民族文字以及开办教育的活动，也就对教会的扩张和发展起到了比内地更为有效的推动作用。
创制民族文字，开展文化教育，开办宗教教育，改变了人们长期以来代代口传历史、刻木结绳记事的落后状况；增强了民族文化意识以及民族的自尊心和凝聚力；培养了一大批少数民族传教人员，并使基督教在云南众多的少数民族中具有了最为深刻而长远的影响；突破了云南少数民族社会传统的家庭教育和民族生活教育这样自发的、经验教育的模式，开启了现代教育制度化模式的雏形；同时使云南少数民族的日常生活不仅在观念上、而且在生活方式上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创建云南基督教神学院
1950年以后，云南基督教界参加了“三自”革新运动，并实行“联合礼拜”。宗教学校和培训班有的自行解散，有的并入国民教育系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得到逐步贯彻落实，基督教堂得到恢复使用，基督徒的宗教生活逐步得到满足，但教职人员奇缺的状况越来越突出，在这种形势下，创建云南基督教神学院已迫在眉睫。1989年，经云南省人民政府批准，云南基督教神学院在昆明创建开办，其办学宗旨是：培养爱国爱教、遵纪守法、坚持“三自”原则、信仰纯正、具有较高神学知识及一定的现代文化知识的基督教教牧人才。云南基督教神学院是培养爱国基督教人才的重要基地，是正确阐释基督教教义的重要阵地，是培训现有基督教教职人员的重要平台。云南神学院的开办，受到了基督教界的广泛欢迎，是党和政府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切实关心和爱护宗教界的具体体现。
该院为三年制的神学专科院校，现有3个大专班共有学生113人。学院也是少数民族神学生众多的宗教院校，有汉、苗、傈僳、彝、景颇、哈尼、拉祜、白、壮、佤、傣族等11种民族。学院经常组织学生开展“迎新生庆中秋晚会”、“圣诞节晚会”；举行夏季、冬季运动会；坚持每周一次的升旗仪式，对学生进行社会主义、爱国主义教育。目前，学院领导班子由代院长、副院长、教务长、总务长组成，有教职员工27人。课程设置有：宗教政策、神学思想建设、《新约概论》、《旧约概论》、《以赛亚书》、《教牧学》、《基督教伦理学》、历史、语文、法律、英语、计算机等42门课程。有中文图书8000余册，外文图书200册。学院至今已毕业神学生12届502人，另培训教牧义工380人，部分毕业学生被选送到四川神学院、金陵协和神学院深造；有的被按立为牧师，有的被按立为基层堂点的长老、传道、执事；有的在基督教爱国团体工作，他们已成长为云南教牧骨干，为云南教会的健康发展、为社会和谐进步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除此之外，云南省各州市县还自发开办了一些培训中心和培训班，培养培训了部分教牧人员，缓解了基层教会教牧人员不足的状况。
总而言之，在一百多年的云南基督教的发展历程中，通过创制少数民族文字、在民族地区传播基督教、开办宗教学校、医院等方式，云南基督教得到快速发展，并且特色鲜明、别具一格、传播广泛，对云南近代教育、医疗、卫生、翻译、出版、慈善等文化教育事业和社会事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应该说，云南基督教在近代中国基督教历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这种特殊地位首先表现在云南基督教是中国基督教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次，云南基督教对云南部份少数民族的文化、社会政治生活和风俗习惯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也成为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改革开放的今天，在市场经济和现代化浪潮的冲击下，形成了多元文化价值体系，整个宗教包括基督教在利益追求、生产生活方式上逐渐发生了一些变化，对基督徒的信仰也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因而，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进一步做好宗教工作以及做好宗教教育工作形势更加紧迫，任务更加艰巨。这就要求我们要顺应时代的发展，进一步办好云南基督教神学院，并指导各地根据需要办好培训中心和培训班，有计划地培养爱国爱教的基督教教牧人才，积极引导基督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促进基督教为云南边疆稳定、民族团结、宗教和谐发挥积极的作用。
来源：云南省宗教事务局
（编辑：张世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