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

人类语言学(anthropological linguistics)

人类语言学(anthropological linguistics)

人类语言学
anthropological linguistics

  又称语言人类学(linguistic anthropology)。[[语言学]]的一个分支。综合运用语言学和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语言结构、语言变化和社会文化结构的关系,始于20世纪初期。从50年代起,更加发展起来。美国早期的人类语言学家多出身于人类学。 F.博厄斯、E.萨丕尔、B.L.沃尔夫都对社会结构比较原始的北美印第安人的社会文化和语言进行过实地调查研究。他们在调查实践中,逐步认识到:调查研究任何语言都应当同时了解被调查人们的社会文化、经济结构、宗教信仰、地理环境、风俗习惯等,进行人类学的调查必须懂得当地居民的语言。
  尽管在人类学和语言学的调查研究中,互相促进、相得益彰的关系已经在实践中得到了证明,可是在语言结构和文化结构之间建立对应的关系,还是比较困难的。沃尔夫曾经力图在某些语言结构和某些文化结构之间建立这种关系,没有成功。法国人类学家C.列维- 斯特劳斯(1908~ )认为,语言学和人类学的关系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一种语言和一种文化的关系,第二个层次是语言和文化的一般性关系,第三个层次是语言学和人类学的关系,并且指出语言学和人类学的关系是最重要的层次。这个观点比沃尔夫前进了一步。
  波兰人类学家、民族学家B.马林诺夫斯基 (1884~1942)在《原始语言中意义的问题》一文中指出,要表达的全部事物是随着文化水平、地理、社会和经济的情况而变化的,词的意义要根据一定的文化来分析词的功能。他很强调研究“语言环境”的重要性,认为话语和语言环境是密切地交织在一起的,语言环境对了解词义是必不可少的。他所说的语言环境不光指上下文,而且包括文化水平和可能影响语义的一切因素。他的学生英国语言学家J.R.弗斯继承和发扬了“语言环境”的理论,并且提出了韵律学的新见解。后来逐步发展形成了弗斯语言学派(又称伦敦学派),这个学派的“语言环境”理论是属于人类语言学的。
  从50年代起,美国的语言学理论有新的发展。人类语言学的调查研究工作也向前推进了,人类语言学家就文化类型和语言类型进行了比较研究。如H.e.德利菲尔在《语言学和人类学》论文集(1975)中发表了《北美土著的文化组合和民族组合》一文,根据别的学者和他自己实地调查的材料,进行比较研究指出:北美土著的文化组合和民族组合是相当一致的。
  语言学家和人类语言学家看到,在语言研究中,由于提出了“音位”这个基本单位,语言学的研究取得了重大的发展,自然就想解决什么是文化的基本单位的问题。因为文化包括工具、制度、信仰、风俗习惯等许多不同类型的事物,甚至也包括语言,所以给语言以外的文化找出某个共同的单位是很不容易的。美国语言学家K.L.派克用“phonemic”的后一部分“emic”来表示具有区别性特征的文化单位,这个新术语似可仿照“音位”一词译为“文位”。他还用“etic”表示没有区别性特征的单位。有的学者主张使用non-emic代替 etic.可译为“文位变体”。这几个术语已经在一些文化人类学的著作中使用,但实质问题还处于探索阶段。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和中国科学院组织语言学、民族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的专家到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语言调查和社会历史调查。1956年组织 700多人的少数民族语言调查工作队到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语言调查。1958年又组织了500多人的社会历史调查工作队到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社会历史调查。语言调查队除重点调查语言文字、方言以外,也要取得一些社会结构、民族特征、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方面的资料,这就和人类语言学的调查内容有很多相同之处。语言调查者对社会文化有不了解的问题,可以从社会历史的调查工作中得到补充。在中国进行了综合性的人类语言学调查,并且发表了一些著作。例如傅懋1979年曾到云南省宁蒗彝族自治县永宁人民公社对保留母系家庭特征的一部分纳西人的家庭和亲属称谓进行过现场调查。 1980年他在《民族研究》第 3期发表了《永宁纳西族的母系家庭和亲属称谓》一文。在这种母系家庭中,妇女当家长,掌握管理家庭的经济大权;没有姨甥关系,但有舅甥关系。这是母系家庭的重要特征之一。作者还通过母系家庭中对称关系的研究来观察亲属名称演变的历史。
  社会语言学、民族语言学和人类语言学在研究内容上,有很多交叉和重叠之处。





来源:百度百科

TOP

语言人类学(linguistic anthropology)

语言人类学(linguistic anthropology)


作者:黄平、罗红光、许宝强


转贴自:《社会学、人类学新词典》(黄、罗、许合编)2002年版


来源:中国社会文化人类学网:2005-5-12



109、

    人类学和语言学的交叉学科。它从语义出发研究语言的社会文化功能,以内在的认识体系和外在的使用方法为基本课题。关于语言的结构究竟是由其共生的文化形式与内容所决定,还是前者决定后者的问题并未解决。
    19世纪时,人类学与语言学分享共同的智力起源,人类学与追溯某种语言或语系的历史渊源的比较语言学紧密联系。自转换生成语言学引起的语言革命后,语言学模式被广泛用作文化行为及社会行为模式,在结构人类学和认知人类学中尤为明显。

    语言学是由博厄斯(Franz Boas)引入正规的人类学研究的。博厄斯对语言学感兴趣出于几点原因,首先是由于他早期在北极的工作,他试图了解因纽特语并发现它是一种特殊的难以捉摸的复杂的语言。后来这一洞见被编入了他的反进化论观点,即历史特殊论。他将种族、语言、文化区分开,认为人类有学习任何语言和适应任何文化的能力。每个社会在博厄斯看来都按照其各自的模式适应不同的物质和社会环境,语言也被看作这适应模式的一种反映。博厄斯的观点构成了“语言相对论”的理论基础,这一理论后由他的学生们进一步做了完善,其中最著名的是“萨皮尔-沃尔夫假说”,提出人类观察世界的方法因语言而异。此说未得到全部证明,也未能完全推翻。各种语言的词汇差别显然与文化差别相关,但相关性有多大,还没有作出结论。该假说后来由沃尔夫(Benjamin Lee Whorf)的学生霍耶尔(Harry Hoijer)进行了修正和完善。与博厄斯共同进行语言人类学研究的最著名的人物当数萨丕尔(Edward Sapir) 了,在语言学领域,他感兴趣的范围非常之广,他从心理和文化两个方面研究语言的功能,他还是语言与性别,历史语言学、心理语言学的先驱,他对于土著美洲人的语言也做了大量的研究。

    博厄斯认为语言学对人类学研究起重要作用的第二点原因是,他觉得语言学研究可以不需要经过报道人,而直接深入地洞察人们的思想。这就避免了人类学家必须应对的经过“二次加工(secondary rationalizations)”的信息——由于报道人的政治、宗教、经济、亲属关系及其它社会习惯等而造成的影响。由于博厄斯的学生们对其进行了系统的研究,这些存在一时和提纲性的语言观点确立了上一世纪语言人类学的发展进程。

    与此同时,英国著名的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也对语言学对人类学研究的作用进行了探讨。在他的《珊瑚花园和它们的巫术》中,马林诺夫斯基将一篇深入论述语言的论文作为第二卷的导言。他论述了翻译的问题,他就特洛布里恩岛的巫术用语的翻译展开论述,他认为只有深入地了解了其社会文化背景之后才可以准确地作出翻译。这一语言学的功能理论的影响范围不大,但比较积极。

    1950-70是一个过渡时期。这期间,许多语言学家和语言人类学家一道进行以语言学为基础的方法论研究,被称做“民族语义学”、“新民族志”等。他们认为这种方法有助于了解人们的分类逻辑,从而了解人们隐藏在其文化行为背后的认知过程。到了70、80年代,注重语言和社会生活相互作用的社会语言学开始兴起,后来又由Dell Hymes 和John Gumperz将其发展成为一个新的称做“交流民族志”的研究。在这之后,还有人研究演讲和语言表达上的交流问题,这更多的是注重分析影响它的社会和交流过程。

文责:李东晔

T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