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文问我，如果我们想做的，就是欧美民俗学家正做的，那么为什么还要舍近求远，到康德那里去找根据呢？我的回答是，只有回到了康德，我们才会知道，欧美民俗学家们其实并没有“进步”，他们只是“展开”。要么，他们正在做的，是我们应该做的，但还有他们不做的，也是我们应该做的。而这就是我和一些更年轻的同人，在看民俗学的世界潮流时，产生的分歧，我毫不掩饰我们之间的这些分歧，并且认真地贡献出我的批评，不要太认同于学术的“进步”！
吕老师，您说”欧美民俗学家们其实并没有“进步”，他们只是“展开”。”
请问，您这个结论是如何得出来的呢？
我在《民俗研究》上写的那个个人意见，总结成一句话就是说：据我个人浅薄的了解与判断，我们中国民俗学家们对国际民俗学发展的理论史与学术史基本上是陌生的。如果这个观察与判断是真实的，很多时候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那么，在我们不了解国际同行工作成果的前提之下，绕道到他们的哲学祖宗那里取经，尽管从逻辑上似乎可行，但是，从经验的层面判断，似乎不能服人。如果一定要这样做，那么，从普通人的逻辑经验来判断，我们是不是至少应该证明：这些国际同行（我们的欧美民俗学家们）——在您这里，尤其是德国同行——是如何忽略或者甚至是不懂得利用他们的哲学传统了。
就我个人来说，我希望首先看到这样的经验成果，然后，才是能去触摸您现在的论断，否则，我会觉得有隔膜的。我个人还会臆测，我们中国民俗学如果跳过这一环节，您的学术追求——我们暂时称它为“哲学民俗学”的研究路径——在普通的中国民俗学者那里，似乎将会很难被理解与接受的。
您以为然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