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老与户老首倡“民俗学的中国实践”，为同人提供了一张可供展开的研究地图，真正是中国民俗学界的“在世佛”。所谓“在世佛”，乃是自我觉悟而不舍众生、住世度人者也。他们与那些借民俗学而获得学术涅槃，最终不复来“民俗学”这一“娑婆世界”一看的“阿罗汉”们，情怀与境界大不相同。我等苦海中人急切地希望能借着师长们的“月指”参透种种因缘，破重重障碍，明了其中究竟。
然“民俗学的中国实践”这个问题究竟应该从哪里来？
此前，中大刘老论及“中国民俗学”学科的任务问题。我个人也觉得这个问题十分要紧。因为，如果我们有一个比较集中的学科问题，才好展开争论，相互辩难，共同进步。可是，从目前论坛上的消息来看，吕、户二老提供的详单除过于抽象之外，又似乎太过庞杂，时至今日，除北大高老提出个人的问题而外，集中的问题意识似乎还很廖落。为此，坛中诸老请了，我这里有一个小小的提议：我们是不是可以从吕户二老提供的“理想模型”当中抽出一个当下最要紧的问题来集中力量讨论呢？比如，中大刘老认同北大赵老所谓“民俗学的传承”以及“中国民俗之特殊性”等问题，诸君是否可以由此话题而展开？
吕、户二老常常叹惜同人之间缺乏呼应，中大刘老与北大赵老既然已经立了靶子，我们不妨别让他们也有我们感受到的寂寞吧？
那么，我们学科的问题到底从哪里来？首先，我们至少不能简单地把欧美民俗学家的问题当作我们的问题，他们的民俗学最多只能是我们中国民俗学可供参照的借镜，如果我们拿了国外同行基于他们自身的问题而获得的结论来提出我们自己的问题，或者等而下之，拿着我们的材料去证明别人的结论，显然都是不理想的做法。
为了说明我个人对中国民俗学学术方向的意见，我想先来举两个例子：
比如北大赵老，他被我们大家视为历史学家、民俗学家， 或者像有些人定位的那样是（也许他也自我认同为）社会史学家。我们看他的研究，主要关注的是所谓”知识之生产与再生产的过程“，或者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是做“文本批评或者考据学的工作”，他关注社会现象背后的文化知识的运作机制与特质，关注林林总总的民俗现象背后的人。作为历史学家，他聚焦于长时段的社会文化进程、族群关系之生成以及国家权力的在场等。我们民俗学界的同人听他讲话，看他写的作品，会觉得他的“问题意识”与“理论方法”不是我们想像当中的传统的历史学、民俗学、人类学、社会学的界限所能包含的。因为现在的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甚至文艺学都是构成“文化研究”的一部分，又分别受益于“文化研究”。站在“文化研究”的学术基础上理解赵老的学术追求，我并不觉得有多么深奥；但是，至少在了解“文化研究”之前，他的“拳路”之怪诞大概是属于传说中的“蛤蟆功”之流吧。
再比如北大高老，他研究日常生活，我们吕、户二老也已经从哲学的高度评价过他的工作，但是，于我个人，我对高老工作的理解，更愿意追索他的学术谱系与问题意识的来龙去脉。我会首先去熟悉基有关“日常生活研究”的经典文献，其中重要的先驱至少应该包括：
1、达达主义与超现实主义有关日常生活的诗学讨论
2、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巴赫金有关日常生活的想像
3、亨利•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的哲学
4、居伊•德波与鲁尔•瓦纳格姆的日常生活的革命
5、阿格妮丝•赫勒的伦理学与日常生活
6、米歇尔• 德•塞托所谓日常生活中非理性的狡计
7、多萝西•E•史密斯有关“人”的社会学
8、中国近现代梁漱溟、晏阳初与卢作孚等人的“乡村建社运动”
我们“中国民俗学”对于上述学术谱系显然并不是十分熟悉的，高老近来讨论“非遗与日常生活”等话题，对于不熟悉上述问题谱系的同人来说，将会是多么地难于理解啊。
作为民俗学专业不合格的学生，我经常从自己失败的教训当中学习，十余年来，我总结出一条规律：我们杰出“先进”们虽然个个拳法精湛，但是从不总结自己的拳路的来历，我们作晚辈的，学习的时候往往只能惊叹其招数的怪异，却无从了解其来路。学习起来，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仍然不入门径。所以，当我个人忝为人师之际，总是为着学生着想，站在初学者的立场上，希望未来中国民俗学的知识是有谱系的，其“问题意识”是连续而有章法的。
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我一直以来对吕、户二老引来的“真经”不甚明白。我曾努力试图为他们在民俗学理论史的谱系中摆放一个位置，但是，以我目前的水准，依然是无法成功。
相反，依据我浅薄的民俗学理论史的知识，我认为“文化研究”是可以推进“中国民俗学”参与现代学术话语对话进程的重要门径。上述北大赵、高二位的学术理路可以说明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