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代傣王”在云大
刘兴育
一直关注校史工作的学长、省交通厅离休干部周康告诉我，“末代傣王”曾就读于云大。“末代傣王”是指原省政协主席刀世勋。弄清傣王在云大的学习生活的念头一直在我心中萦绕。2010年4月1日，周康和我的同事一行五人到刀世勋家登门拜访，后来从刀世勋的大学同学及学校的文书档案中了解到一些刀世勋在云大的事情，使我对这位“末代傣王”在云大的情况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
一、云大是“末代傣王”的人生转折点
历史上，傣王又称召片领，是西双版纳傣族地区的最高统治者。傣王的设置开始于元朝。元朝皇帝封傣王为“车里宣慰使”，官位相当于元朝三品，地位较高。刀世勋的伯父刀栋梁是四十世傣王，膝下无子，刀世勋自幼过继给伯父，成了法定的王储。1943年，四十世傣王病逝时，年仅15岁的刀世勋正在重庆中央中学求学。1944年2月，他奉命赶回边疆老家继位，经过极其隆重的就职仪式，成为第四十一世傣王。正式袭位后，刀世勋将政务交给摄政王—他的父亲刀栋廷执掌，自己又返回重庆继续求学。1948年，刀世勋探亲返校路过昆明，拜见了时任国民政府云南省主席的卢汉。卢汉听说他要到已从重庆迁到南京的中正中学完成学业，劝他留在昆明求学，还派人为他联系学校。刀世勋听从卢汉的忠告，在昆明内城租了一间住房，到南箐中学补习，准备第二年报考大学。在著名学者方国瑜等人的帮助下，1949年考入云大先修班。
1946年西南联大解散，清华，北大，南开的师生复员北上后，昆明学联机构迁至云大，领导昆明大中学校的进步学生自治会。云大学生自治会主要负责人不仅主持云大自治会，也主持昆明学联工作。昆明学联经常在云大组织开展许多进步活动。为发扬五四精神，将革命进行到底，1949年5月4日，由学联组织在云大校园举行了近万名昆明大中学校学生参加的营火晚会。1949年5月到9月初，云大的进步师生组成多个小型服务团队，到工厂、农村、商店、，甚至到士兵，警察驻地进行社会服务。开展文艺活动，开办各种文化补习班和文化业余夜校，帮助市民组织读书会。通过这些活动广交朋友，宣传革命形势。1949年下半年，云大学生运动达到了新高潮，以至有人称云大是昆明的“小解放区”，在这个“小解放区”，可以引吭高歌民主、自由的赞歌。拍着手掌欢迎新中国的到来，可以无情地暴露鞭打反动统治的独裁。毛主席的著作可以公开翻印，《新华日报》等进步报刊公开传阅。
刀世勋跨进云大的门槛，便受到了这样的革命熏陶，接受着争民主，求解放的革命理想教育。他经常参加营火晚会，跟着同学一起唱“山那边有个好地方”等革命歌曲。
1949年8月，中国人民解放军以秋风扫落叶之势解放了江南大部分国土。国民党政府仓皇退守西南，妄图以云南作为最后挣扎的基地，而中共云南党组织领导的反蒋斗争空前高涨，风起云涌。9月，蒋介石接连电召卢汉到重庆，胁迫卢汉执行其“围剿”云南人民武装，消灭云南地下党的反共计划。国民党中央保密局局长、特务头子毛人凤亲自坐镇昆明进行镇压。9月9日，卢汉发表《告云南人民书》、《告保安官兵及青年学生书》，宣布昆明戒严，这就是史称的“九·九整肃”国民党特务大肆逮捕中共地下党员、民青成员、民主人士、编辑、记者、工人、学生等400余人，实行所谓“整肃”与“整理”。13日，卢汉布告云大师生，于当晚7时前迁出学校，学校解放，由军警进驻，成立“云南大学整理委员会”，卢汉任主任委员、刘英士为副主任委员。20日，教育部又派次长吴俊升来督察。22日，卢汉宣布“整理纲要”，“整理”对象是“赤色鲜明者”，以此为出发点，对云大教职工和学生进行甄审。对甄审允许复职复学的师生员工，要五人互联互保。当时云大被整理委员会解聘、革职、撤职、裁退的教职工近100人，被开除的学生达20多人，10月11日布告开始登记学生，云天原有师生1000多人，截止10月14日，登记者800余人。10月15日，重新开始上课，刀世勋也在重新登记之册。
12月9日，卢汉宣布起义，10日，有的同学看见五华山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云大校园沸腾了，全校师生奔走相告，“中国万岁!”“新中国万岁!”的欢呼声在校园里回荡，60年过去了，云大师生当年欢庆解放的激动场面仍历历在目于刀世勋眼前。
不甘心灭亡的在滇数万蒋军，在副总司令汤尧指挥下向昆明反扑。昆明危在旦夕。为保卫昆明，配合卢汉起义部队作战，刀世勋响应云大地下党的号召，与住在城墙外西宿舍师生搬到城墙内的东宿舍，同师生一起搬石抬土，把云大周围的城墙缺口砌起来，以防蒋军打进来，刀世勋在炮火中接受了革命的洗礼，迎来了昆明保卫战的胜利。
昆明保卫战胜利后，在中共云南工委的领导下，开始组建各级政权，但残余的反动力量不甘心灭亡，负隅顽抗，不断的制造事端，破坏新生政权。到1949年底公粮还未完全征收，昆明市的储粮还不够一个月的消费。市场粮价暴涨，人心浮动。为了巩固新生政权，维护社会秩序，昆明学联号召大中学校学生组成宣传队下厂下乡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一时间设在会泽院昆明学联的办公室热闹非凡，不少大中学生踊跃报名。身处历史激流中的刀世勋也走在了历史的十字路口，人民拥护起义积极投身解放事业的革命热情使他深受鼓舞，也想参加宣传队，但又担心自己的特殊身份而遭拒绝。他犹豫不决，最终他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到了学联报名处登记。1951年1月，他所在的宣传队被编入滇北地方工作团第四武工队。武工队120多人中，有30多人是从昆明去的学生，工作队按照部队的建制组成，实行军事化管理，参加征粮，清理积稻，收缴民间枪支，建立乡村政权，维护社会秩序。工作队经常深入农村访贫问苦，征收公粮，斗争恶霸地主，打击反动势力的嚣张气焰。工作队既是宣传队又是战斗队，生活艰苦，出入危险，有些工作队员就牺牲在征粮的路上。刀世勋与其他的队员一样，身着本族装束，脚蹬自编的草鞋，吃的是粗糙的米饭，青菜蘸辣椒，白天轮流做饭，夜间持枪站岗值班，过着紧张的军事生活。这是刀世勋从未见过和体验过的生活，这样的生活与傣王戴着王冠相比，心情惬意多了。他在工作中奋发努力，获得好评。武工队团组织准备吸收他入团，他感到领导和战友们都没有另眼看待他，自己也没有必要再隐瞒过去的历史。他在自传中如实的向组织汇报了自己的身世和经历，其实工作队的领导早就知道他的底细，工作队长杨荫芳希望他放下思想包袱坚持进步，不久他便光荣地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3月，随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兵团到云南的西南服务团派出一支工作队到富民，根据上级指示，这支工作队与第四武工队合并组成新的机构，所有队员重新分配工作，刀世勋被分配到富民县任政治指导员兼团小组长，县学习委员会委员。
在昆明治病时他听到逃到缅甸的部分傣族土司头人在边境发动暴乱，他的父亲被委任为游击大队副司令兼车里县副县长、国民党军统局的“军民合作站站长”，妄图利用昔日摄政王的权威招引傣族旧部，恢复他们失去的天堂，他为此愤慨，立即投书省军管会主任第四兵团司令员陈赓，表示要与发动暴乱的人员决裂，协助党和政府争取叛逃人员回国，还上交了国民政府发给他的宣慰使委任状。时任军管会副主任的卢汉在了解他的情况后将其调回昆明，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论人民民主专政》等文件和重要著作的傣文翻译工作。军管会副主任张冲不仅从政治上关心他，而且从生活上帮助他，特意委托其夫人惠国芳照顾他的生活，帮助解决生活中的困难。针对他做过傣王又与国民党军统局有过接触的思想负担，张冲指出“你从小在外读书，还被军统特务当做控制你父亲的人质，这些我们清楚，”又说“后来当了四个多月的召片领，如果有什么罪恶，只要改过自新就行了，不要背思想包袱。”张冲的话给了他莫大的安慰和鼓励。刀世勋郑重表示愿意放弃王位，继续求学。张冲立即表示支持要他先放下翻译工作，抓紧补习功课准备高考。在张冲的鼓励下，刀世勋参加了1950年的高考，被云南大学社会学系录取，学号为50525，实现了回母校继续深造的愿望。
是年9月他刚回到云大读书又接到省军管会通知，批准他为西双版纳首席代表，随西南民族代表团到北京参加国庆观礼。10月1日他与各兄弟民族代表一起登上天安门观礼台见到了毛主席及其他党和。10月3日晚在怀人堂举行国庆献礼盛会，他代表傣族人民向毛主席献上一柄世代珍藏的金伞，毛主席接过金伞并亲切地握住他的手说“跟着建好社会主义新边疆”，刀世勋激动得热泪盈眶。
在云南完成传达国庆观礼及在全国各地参观的任务后，年底他回到云大学习。次年的冬天他和全系师生到蒙自、建水参加土改运动。这场运动使他深受教育，联系西双版纳封建领主对贫苦农奴的剥削压迫，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封建领主制度的腐朽没落，更加热爱社会主义中国，立志终生为各族人民服务。
为协助党和政府争取刀栋廷等傣族上层人士回归，他一边在云大读书，一边按照政府的指示以现身说法如实告诉其父亲自己在云大的学习生活，西双版纳在发生喜悦变化，帮助父亲消除对党和政府的怀疑，看清自己的光明前途。刀世勋的现身说法促使刀栋廷坚定了回归的决心。1954年4月，刀栋廷摆脱国民党军队的监视，带领69名土司头人及家眷回归。回归后的刀栋廷先后被选为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的副州长、全国政协委员、省民委副主任、省政协副主席，成为一名爱国的民族上层人士，1983年病逝。
刀世勋在云大从最初接受民主进步的爱国主义教育到成功协助党和政府争取逃亡缅甸的西双版纳土司头人回归，完成了从一个封建贵族领主向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战士转折。他放弃王位宣告了在西双版纳延续了800多年的封建领主制的结束。
二、在云大找到了志同道合的革命伉俪
刀世勋在谈及自己人生转变和事业成功的时候总会充满感激的提到自己的妻子徐菊芬，他说“我的命运与她有关，我的事业上能有点成绩也有她的—臂之力。”
徐菊芬出身于祥云县书香门第大户人家的汉族家庭，他的叔祖父徐保权是唐继尧执政时期的外交、财政司的司长，祖父徐锟生是民国初期云南优级师范学校的教务长，他的父亲徐绍祖是家中的长子，在云大的前身私立东陆大学毕业后，奉命回家管理家产，二叔徐继祖在美国密西根大学获得教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曾任省立云大附中校长，三叔徐绳祖留学日本东京法政大学攻读经济学，曾任国立云南大学秘书长兼经济学教授。徐菊芬虽然生长在这样一个大户家庭，但没有富家小姐的娇骄二气，她为人正直，遇事不甘落后，是一个追求进步的热血青年。
1948年美国为使日本成为它在远东反苏、反共、反人民的基地，名目张胆地扶植日本军国主义再起，构成对远东和平，特别是对中国人民的严重威胁，激起了中国人民愤慨，各地纷纷举行反美扶日运动。徐菊芬响应昆明学联的号召，与同学一起刊出反美扶闩的板报，上街宣传，义卖宣传品，参加昆明大中学校学生举行的游行示威活动。一次徐菊芬在乘坐马车回校的途中，因马受惊，翻车压伤右腿，做了简单的包扎后仍然带着伤痛与同学在附中校内站岗放哨，防止坏人进校捣乱。附中进步学生从龙头村校区撤到云大校本部会泽院，她是被同学驾着走上会泽院。7月15日，当局出动大批军警围攻驻守在会泽院的学生，爆发“七·一五”渗案前几天，学联负责人见她伤势太重，通知家长强行送回家中。由于受伤的右腿未得到及时的治疗，昆华医院的专家诊断她右腿的膝关节以下已经坏死，要做截肢手术，这可吓坏了徐菊芬一家人。在中医治疗下保住了她的右腿，但耽误了很多的学习时间。1949年她带着尚未痊愈的伤腿参加高考，成绩不理想未直接升入大学本科，而先进了云大先修班。虽有很多遗憾，但很幸运的是在先修班见到了同期考入的刀世勋，并且同时分在文史组。他们相识相爱，在学习中互相帮助，确立了恋爱关系。按照傣族的习俗，傣族是不与外族通婚，傣王的妻妾都是由大臣负责，在西双版纳选美确定。刀世勋敢于冲破陈规旧矩与自己相爱的汉族姑娘私定终身，体现了刀世勋的思想进步。
昆明保卫战结束后，徐菊芬积极响应学联的号召，报名参加宣传队。她见刀世勋还为去宣传队犹豫不决，对刀世勋说：“虽然你被封为召片领，但你长期在外读书，实际你只是一个学生，没有做过对不起人民的事。我和你一起去，我会为你作证。”这坚定了刀世勋报名参加宣传队的决心，从此刀世勋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1950年，徐菊芬与刀世勋同时参加高考，徐菊芬录取在云大中文系，刀世勋录取在云大社会学系。进校不久，因刀世勋参加国庆观礼等活动从而缺课太多，按学校学籍管理必须留级，刀世勋一听降级就很不乐意，方国瑜先生劝慰说：“你还年轻，多在学校一年，可以多读书，是一件好事，难道还怕读书多吗 ”刀世勋思想情绪的真实原因徐菊芬最清楚，刀世勋不是怕读书多，而是怕不能与徐菊芬同一年毕业，而失去他深爱的恋人。徐菊芬安慰他说：“无论我分到哪里我都等着你。”这才使刀世勋接受了学校的决定。
徐菊芬的父亲在家乡听说女儿的恋人是个傣王就有很多担心。他从旁听说土司头人大多会抽大烟，担心女儿也会染上恶习。傣王都是三妻四妾的，担心女儿嫁过去会受欺负。西双版纳天气炎热，女儿不懂傣语，担心女儿嫁过去后适应不了，极力反对这门亲事。她父亲想不明白云大那么多高才生，女儿为何就只看中了这个土司。
徐菊芬在昆明的两个叔叔思想开明多了。他们知道这件事后没有急于下结论。刀世勋从北京参观回来后，徐菊芬的二叔徐继祖将刀世勋请到家中，说是请来玩其实是想当面考察一下。看着刀世勋一表人才，彬彬有礼，对时局政治是侃侃而谈，已经让徐继祖有了几分好感。为了试探刀世勋的学问，徐继祖有意说上几句英语考考刀世勋的英语水平。经过这次见面，徐继祖认为刀世勋并不像他大哥想象的那样糟糕。在他看来，刀世勋是一个有志向有作为的青年人。徐继祖将自己的看法告诉在家乡的大哥，改变了徐菊芬父亲的看法，同意了这门亲事，还邀请未来的女婿逢年过节祥云的老家。
为了消除刀世勋的顾虑，徐菊芬同意在大学毕业前结婚。一谈到结婚，刀世勋犯难了。他并不是不想结婚，而是没有筹办婚事的经济能力。刀世勋在云大读书都是享受公费生待遇，靠人民助学金来生活，哪还有钱来结婚。省民委知道后，主动承担了他们结婚的费用。从西双版纳到昆明学习的民族上层人士听说刀世勋要与徐菊芬结婚感到十分高兴，表示不再坚持过去的旧观念，只是希望能在昆明学习期间喝到他们结婚的喜酒。
1953年3月，刀世勋与徐菊芬在共和春饭店举行了隆重的婚礼，省政府副主席张冲主持婚礼，各级领导及在昆学习的西双版纳上层人士纷纷到场祝贺。婚宴上，参加婚礼的傣族的上层人士按照傣族的习俗边吃边唱赞哈，祝贺这对志同道合的青年结为伉俪。时任省民委副主任的侯方岳在给云大学生讲“民族政策”课时将刀世勋与徐菊芬结婚作为一个民族团结的范例来举例。
1953年7月，徐菊芬毕业后分配到北京华北行政委员会工作，次年，他们有了第一个孩子。
50多年来，这对夫妻相濡以沫、相敬如宾。徐菊芬既是刀世勋的贤内助又是他事业上的好帮手，共同筑就了一个事业成功生活幸福的爱巢。
三、云大为“末代傣王”的学术成就奠定了坚实基础
上世纪80年代，刀世勋已成长为蜚声东南亚的语言学家，长期从事傣、汉、泰、老语的比较语言研究。尤其在傣汉语研究上卓有成就。曾担任中国民族研究学会理事、中国民族语言学会理事、西南民族研究会顾问、云南民族研究所语言研究室主任、所长研究员，完成了几百万字的论著。
在问及刀世勋取得这样丰硕成果的原因时，他深情地说：“若是我在学术上有些成就，那首先是应该感谢在云大培养过我的老师，云大社会学系的五年学习为我后来从事学术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28年8月，在襁褓中的刀世勋离开生母的怀抱被送进宣慰使衙门的深宅大院中。8岁走出衙门，在允景洪大佛寺皈依佛门，该寺的大佛爷刀栋臣是他的叔父。刀世勋入佛门后大佛爷对他的要求十分严格，要他认真学习用老傣文写成的经文，这为他后来的傣文研究打下了基础。还俗后到景洪车里的汉族小学就读。15岁被送到重庆中正学校读书。1949年进入云大先修班，1950年考入云大社会学系。刀世勋在就读于云大社会学系前，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傣汉文化的基础，这为他在社会学系的学习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云大社会学系1938年由著名社会人类学家吴文藻创办，陶云逵、费孝通、许光、杨堃、陈达、潘光旦等国内外学术界名宿曾在社会系任教，上世纪40年代培养出田汝康、史国衡、王志诚、刘尧汉等著名学者。新中国成立后，社会学系继承发扬本系教学中的优良传统，注重社区调查“以丰富理论的内容”。将“培养政府及其他有关部门所需的工作干部及研究人员”作为培养目标。
1951年云大根据上级指示将社会学系分为劳动组和民族组，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民族组的专业课有：中国少数民族史、民族政策、民族调查、考古学、世界民族志、少数民族语言、云南民族史等。要求学生通过以上课程的学习掌握民族学和民族史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方法。刀世勋和德宏的几个土司分在民族组。学校对民族组学生格外关心，为了达到所制定的培养目标，选派了最好的教师负责该组的教学。在法国获得社会学博士学位的杨堃教授1931年回国后—直从事民族学教学与研究，是中国早期社会学社理事，1934年与蔡元培、吴文藻、凌纯声、孙本文等发起成立中国民族协会，1948年担任云大社会学系主任，他为民族组讲授“人类学”、“原始社会史”、“民族志”、“中国少数民族概况”等。50多年后，刀世勋回忆起杨堃教授说道：“是他为我掌握有关民族学的理论打下了基础。”为民族组讲授“中国少数民族史”、“中国兄弟民族概况”、“中国社会分析”等课程的江应梁，上世纪30年代在吴文藻等的指导下曾到傣族聚居的云南西部做田野调查，所写《云南西部的“摆夷”研究》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并由此获得硕士学位。他关心刀世勋的学习，要求刀世勋读完他所推荐的有关傣族历史文化的论著并写出读书心得。给民族组讲授“云南民族史”的方国瑜把自己在深入傣族地区收集到的资料送给刀世勋阅读，丰富了刀世勋的知识构成。省委统战部负责人陈方向民族组学生讲授“民族政策”，使刀世勋对党的民族政策有了更加深入系统的认识。
新中国成立后，社会学系增开了“语言学”课程，邀请从北京到云南做民族调查的傅懋积到系讲授“中国少数民族语言”。傅懋积是中国当代语言学家。1948年他赴英国剑桥大学攻读语言学，1950年获剑桥大学博士学位，1951年到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任职。回国当年就深入到云南做民族调查，在云南的调查持续了三、四年。他的代表作是上世纪40年代出版的《维西么些语研究》和《丽江么些象形文(古事记)研究》。其中《维西么些语研究》是我国较早的一部研究少数民族语言的专著。傅懋积在云大任教时以傣语为基础讲授我国少数民族语言。他在民族组授课时发现曾做过傣王的刀世勋学习踏实，为人诚恳，傣语的发音纯正，既懂傣文又有汉语基础，就注重对刀世勋的培养。在讲授傣语语音时让刀世勋充当傣语的发音员，领读傅懋积指定的傣语课文。这不仅使同学们很好掌握了傣语的基本发音，也激发了刀世勋对语言学的兴趣，加深了对语言学的认识。他认为要发展傣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就应该像内地学习，接受现代科学文化知识。但受到语言不通的障碍，严重的限制了傣族地方的经济发展。作为西双版纳傣族的第一个大学生应该首先学好语言学，将来在傣汉语言交流方面做贡献。1953年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区成立时他谢绝了组织上让他回去担任副主席(即副州长)的安排，义无反顾地选择了民族语言学作为毕生学习和研究的领域。1954年4月，刀世勋参加了由傅懋积领导的傣族语言文字调查组到西双版纳实地调查。调查组在掌握大量傣语语言文字基础上，提出了对傣文文字的改进方案。现在使用的傣文文字就是经过这次调查后改进的新傣文，它比改进前的老傣文简洁易学，而今，西双版纳的大街小巷的街名标识牌都注上了汉傣文字，学校也是用汉傣双语教学。刀世勋在这次调查中负责用国际音标记录各地的方言及参与借用汉语对生僻难懂的傣文进行注音注释。参加这次调查为刀世勋后来从事接触傣文研究积累了丰富的资料。1959年，科学院要求各研究所出版一批著作向国庆10周年献礼。已在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从事语言研究工作5年的刀世勋借助这次的调查资料，编写出《西双版纳傣语语法纲要》、《西双版纳傣语语言简志》、《汉语在傣语丰富发展中的作用》三本书，共几十万字，作为自己向国庆10周年献礼的成果，以后又还陆续发表了《西双版纳老傣文字声韵系统初探》、《西双版纳允景洪傣语音节结构》、《西双版纳傣语描写法》等论文。
他沿用老傣文主编《傣汉词典》于2007年由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他用新傣文主编的《汉傣词典》也于2009年于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这两部词典既是抢救和保护傣语传统文化的书籍，更是一部较好的阅读傣语文献资料的工具书。对傣汉交流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1956年，周总理在听刀世勋汇报傣汉语言比较研究时勉励他在语言比较研究中做出贡献。从此他加倍努力，学会了泰国文和老挝文。研究傣、汉、泰、老等有关语言之间的关系，著有《巴利语对傣语的影响》及与泰国朱拉隆功大学副校长巴拉尼博士合作编写了《傣汉泰英简明词典》等。他多次访问泰国，与泰国语言学家交换意见，进行比较研究，为两国文化交流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一个人的命运往往就由关键的几步所改变，刀世勋从昔日的“末代傣王”成为一个著名的专家学者，这个转变过程虽然漫长艰辛，但他在云大的学习的经历不仅决定了他后来所走的道路，也为他走进学术殿堂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作者单位：云南大学党史校史研究室)
转载链接
http://kmds.km.gov.cn/kmds/kmds2 ... 6DB3419440IA2.s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