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于东方早报 2013-12-08 08:43
所谓“重新发明”近代中国的历史书写，仅限于中国大陆，几乎完全排除包括港台在内的广大华文世界，读者看到书名后的预期有些落差。
此书大部分的内容是叙述“革命叙事”与“近代化叙事”，并以胡绳从“革命叙事”撤退，证明“近代化叙事”最终压倒“革命叙事”。但在结论里用后现代的语气说，这两种叙事基本上是历史家集体想象的产品，旨在解释以及合理化他们所想要的发展。
《重构近代中国——中国历史写作中的想象与真实》
李怀印著 岁有生 王传奇译
中华书局 2013年10月第一版 332页，55.00元
Reinventing Modern China: Imagination and Authenticity in Chinese Historical Writing
Huaiyin Li著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13年出版
据知这本书已有中译本，书名为《重构近代中国》，但还不曾读到，本书评所据为英文原著(引文也是笔者所译)。英文本书名主题为Reinventing Modern China，直译就是“重新发明现代中国”。唯不知作者李怀印(Huaiyin Li)只是用一个时髦的字“重新发明”(reinventing)，还是真要以“后现代”的概念来论述“中国的历史书写”(Chinese historical writing)?如属于后者，那中国的历史书写只有“想象”(imagination)，何来“真实”(authenticity)?因“后现代”以“发明”来取代现代史学所重视的“发现”，就是认为真实发生过的历史随风而逝，不可复得，所有的历史都是史家的“发明”，甚至认为历史家写历史无异于文学家写小说。通阅全书，作者不时喜用一些“后现代”的名词，但并没有真用后现论来写中国现代史的史学史。有鉴于作者不屑“极端革命史学”之扭曲史实，必然是相信有客观而能够信赖的历史。作者在立论上徘徊于现代与后现代之间，难免令读者有不一致的感觉。
此书主要的内容是近代中国历史学者对中国近代史的书写，涵盖的时间主要是二十世纪，各章节分别为1949年以前的“民族主义史学”，1949年以前的“马克思史学”，1950年代马克思“新正统史学”之形成，毛泽东发动的“极端史学”，1980年代挑战革命正统的“新启蒙史学”，以及改革开放时代史学典范的转移。从这些章节可知，所谓“重新发明”近代中国的历史书写，仅限于中国大陆，几乎完全排除包括港台在内的广大华文世界，读者看到书名后的预期有些落差。即使仅涵盖大陆地区，百年之中史家之众、著作之多、议题之繁，也难免有挂一漏万、考虑未周之处。谨就管见所及，略作评论，未必有当，谨就教于作者与读者。
梁启超在上世纪之初，提倡“新史学”，号称史学革命，视传统史学为“帝王家谱”而否定之，欲代之以西方盛行的“国史”(national history)。而民族主义乃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西方列强也有其民族主义，且形之于史学书写，西洋史学史称之为“民族主义影响下的史学”，而不称“民族主义史学”。近代中国受到列强侵略，“近代民族主义”自更高涨，然作者并未专注于民族主义如何影响历史书写，却花了许多篇幅旁及1930年代主流知识分子抛弃民主自由而倾向专制独裁国家(p.38，英文本，下同)，引用了不少自由派人士的政论文字，主张对内独裁，支持南京政府，对外亲善等言论(pp.60-71)。如果当时的民主与独裁之争与历史书写没有直接的关系，岂不偏离了“历史书写”的主题，不免令读者有节外生枝之感。
作者既不深探1949年前民族主义如何影响史学，而视此一时期为“近代化叙事的开端”。所谓近代化的本质就是西化，西方国家最先近代化，成为非西方国家近代化的模式。非西方国家有其自身的文化，虽采用西方模式，其结果未必与西化同，故称之为近代化，实优于西化。然作者认为“从西化转变为近代化反映知识分子愈来愈感觉到视西方文化或西方自由资本主义为非西方国家致富强唯一模式的谬误”(p.42)。非西方国家在二十世纪既尚未近代化或充分近代化，除了唯一的西方模式外，似无别的模式可言。更费解的是，作者认为“1930-1940年代中国近代化论者的理念，与1950-1960年代以美国为主的近代化理论极为相似，因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主张近代化的中国知识分子多在美国受教育，因而他们得以分享西方的近代化理论”(pp.42-43)。按1950-1960年代的近代化理论产生于二战后之西方，特别是美国，乃有鉴于殖民地时代终结后，亚、非、拉新兴国家蜂起，学者争相为之设计近代化理论。近代化理论实有丰富的内涵，而1930-194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所谓近代化多从字面理解，认为传统是近代化的阻力，希望中国排除阻力而能走向近代化的共同之路，迎头赶上西方国家，与1950-1960年代近代化理论并不相似。近代化理论并不认为传统是阻力;正好相反，传统往往可以成为近代化的助力，两者截然异趣。作者更犯了“时间错乱”的谬误，请问1930-1940年代中国学者如何能够受到1950-1960年代近代化理论的影响?
作者所谓“近代化叙事”的要点是着重中国近代史上的洋务与改革，重视科技、精英领导等议题，而不强调帝国主义的侵略与革命运动。其实，就现代中国而言，帝国主义或革命运动无论是近代化过程中的正面或负面因素，都是无法回避而需认真对待的重大史实。作者将“近代化叙事”与“革命叙事”分作两种不同的“叙事”，无非要说明对历史事件的选择与解释有异。然而就中国近代史的叙事而言，近代化项目与革命运动都应该是叙事的内容，不宜偏废。作者认为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为几十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奠定了基础，无论在方法上或概念上创造了研究的新风格(p.45)。然而作者只是引用一人的赞美之词为证，却不进一步以自己的论证，告诉读者何以这本偏重外交史的小册子，有这样重大的学术贡献。
作者认为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是众所公认1949年之前最权威的教科书，其主旨是中国近代化的延误不在外力，而是由于内部的保守、自大、腐化，所以几乎完全不提帝国主义(p.53，p.55)。帝国主义对近代中国所起的作用与影响或有争议，但其重要性之巨大却毋庸置疑。如果一部中国近代史几乎完全不提帝国主义，则其权威性至少是相当片面的。更重要的是，作者将蒋廷黻和陈恭禄视为“近代化论述”史家的代表，但在小结中又说，蒋、陈两人“在他们的书里很少或全不讨论中国在工业、交通、公共卫生、高等教育、政府系统、文学与艺术等方面的进步”(pp.72-73)。如果连这些近代化的要项都很少提及，或根本不提，算什么“近代化叙事”啊!再者，作者称这一章为“近代化叙事的开始”，但这一开始并没有于1949年终结，在港台继续发展的丰富内容，可惜开了天窗，南港中央研究院的近代史研究所曾有庞大的中国近代化研究计划，也一笔不提。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马克思史学才占领史学阵地，在之前马克思史学既非主流，影响也小，以专章处理，有失比例原则。作者以范文澜为此一时期马克思革命史学的代表，但范氏的《中国近代史》1949年才出版, 如何能作为1949年之前“马克思革命史学的开始”?中国马克思史学源自李大钊，而此书竟无一言及之。更可怪者，作者认为范氏基本上是一民族主义者，而非自称的马克思主义者(p.104);又说“范氏在1940年代有关近代中国的著作确实是一民族主义远重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p.108)。然则，何不把范氏放在前一章述之?事实上，这一章颇针对上一章“近代化叙事”的选题与论点，何不合而论之，称之为“1949年之前的两派历史叙事”?不过，为了切题，不能仅限于叙事的内容和观点，尚需关照叙事的方法。
作者将1950年代的马克思史学视为“新正统形成时期”(the making of a new orthodoxy)，所谓“新正统”即建立根据正统马克思学说的历史解释，以淡化1930-1940年代较具弹性的革命史学。经过思想改造时期后，于1950年代晚期到1960年代中期出现了“史学的革命”(historiographical revolution)。作者指出，这一时期史学界的代表人物包括胡绳，依据苏联史学模式，以中国社会的阶级斗争为中国近代史分期的准则，观察阶级斗争在外国帝国主义侵略下的发展。孙守任则依据毛泽东的矛盾论，以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来分期。金冲及则以“生产模式”作为分期的准则，以检视生产法则的发展史。最后胡绳的阶级斗争说胜出，乃“由于中国的革命论述向苏联的马克斯主义靠拢”(p.127)，成为中国近代史的标准解释，且建立了中国史学的“新正统”。然而作者又指出“新正统”有其内部矛盾，中国近代史泰斗范文澜就不认同，毛泽东对历史的兴趣以及对范之信赖也是“新正统”的致命伤，随着现实政治的变化，“新正统”显得愈来愈不合时宜，最后演变到剧烈的“史学革命”和文化大革命。有关这一段的论述，令读者起疑的有两端。其一，毛泽东是否真如作者所说，在百家争鸣的政策下，在1950年代的初、中期，全不干预有关历史议题的“自由论辩”(the free debate of historical issues)(p.124)?应该指出，百家争鸣下的百花齐放并不是要开出一百种不同的花，而是要开出一百种同样的花，不同样就是毒草，尚有自由辩论的空间乎?就“新正统辩论”而言，也不过是在狭隘的马克思框架里的争论，如果阶级斗争论是教条，社会矛盾论又何尝不是教条呢?
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作者称之为毛泽东主持下的“史学革命”，强调“厚今薄古”、重“红”轻“专”、“以论带史”，以及历史要为政治服务。作者在书中特别提到毛不仅对历史有兴趣，而且娴熟得很，但他并非要攻击意见不同的历史家或具有争议性的历史议题，而是利用争论来达到共识，以攻击他真正的敌人(p.162)，也就是说，把历史作为政治工具。然则，所谓“史学革命”何异于革史学的命，革老一辈史学专家的命?但是在这一章里，作者也以很多的篇幅叙述被革命的“老专”如何维护“历史主义”(historicism)以抗拒史学革命，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北京大学的翦伯赞，作者认为翦老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最有影响力的学者”(p.149)。
按“历史主义”是西洋史学史中的一种史观，认为任何放诸四海皆准的理性系统，皆不足以解释不同时期与文化里所产生的历史。理性之外尚有特性，历史有其特性，不能被任何通论所概括。但作者的理解并非如此，翦伯赞等也不是要反对以马克思学说来解释具有特性的中国历史，而以历史主义为不受政治干扰的、客观性的与科学性的历史研究，与西方人的概念并不相同。作者以英文写作此书，一再提到historicism，却不加以辨明，西方读者必然有不知所云之惑。再者，1949年以后翦伯赞、范文澜、郭沫若史学三大权威，并不是“资产阶级”或“自由派”的“老专”，他们都是马派史家。所以从“大跃进”到“文革”的所谓史学革命中，毛泽东利用年轻学者斗争老一辈学者，也不过是马克思唯物史观茶壶里的风波。史学之外，当然有更多更大的风波，以致当“文革”结束时，包括史学在内的学术大地一片苍白。
“文革”之后，大陆学者争相“补课”，想超越马克思传统，自在意中。作者认为此一新启蒙运动不仅仅摆脱了毛时代，同时延续了被“文革”中断的“自由传统”(liberal tradition)(p.171)。作者在书中另有文字讨论1949年以后中国知识分子之中具有活力的自由主义思想，并认为翦伯赞、吴晗等都是内接受自由价值的民主派，是独立的知识分子。这些人主要导致1980年代借新启蒙运动而重生的自由主义(pp.200-203)。这段话极引人注目。但作者至少要让读者知道，自由主义史学如何能持续幸存于马克思主义的框架之中。1950年代反右之后，不知自由主义者尚能余几?读者不得不怀疑作者是否领会自由主义的正解，以致有此一说。事实上，他对“历史主义”与“科学主义”等西方名词也都是望词生义而已。
“文革”后的新启蒙挑战马克思史学正统，质疑革命叙事。作者特别提到李时岳，因其否定了自195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史学的革命叙事，又回到蒋廷黻以及其他自由派史家的“近代化叙事”(p.176);但下一页却说李的新叙事不仅与革命叙事背道而驰，与蒋廷黻在1930年代的近代化叙事也相当不同，读到第198页又说“没有太大的不同”。何前言不对后语如此?作者又说，李时岳为了保护自己，免受正统派攻击，向“革命建构”(revolutionary construct)作了让步，将太平天国作为在中国近代史的四大面向之一，但仍然对义和团几乎一字不提(p.175)。这段话读来，令人有一头雾水之感，既说李时岳坦然挑战正统，又说李怕正统派攻击;以常情而论，怕热就不必进厨房。更难以理解的是，为了怕，才把太平天国视为四大史实之一。太平天国史事在中国近代史里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不能不写，请问一本中国近代史如果几乎不写义和团和八国联军，说得过去吗?
更重要的是，李时岳的新叙事的性质与革命叙事未必完全不同。革命叙事有强烈的政治倾向，李时岳的“资本主义建构”(capitalist construct)，在中国近代史里找资本主义发展的证据，何尝没有政治倾向?作者自认，李时岳利用历史为邓小平的改革与开放政策说话，同时用当前的政策使近代中国的近代化与西式改革合理化。作者也同意李氏的新叙事与他所挑战的“极左”叙事一样的现实。“极左”为毛的政策服务，而李时岳为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服务(pp.179-180)。既然如此，一丘之貉，从史学史的观点看，是同样的政治干扰，在学术上何启蒙之有?
作者称近代史学者黎澍为“新启蒙思想家”(a new enlightenment thinker),因其曾大胆提出“西体中用”说，以为中国若不接受欧美资产阶级文化，只有灭亡(pp.193、194)。按“中体西用”说，虽嫌保守，仍然可行;然而“西体中用”无异全盘西化而后为中国所用，根本不可行，因中尚未用西体，中体已经灭亡。诚如黎澍所言全盘西化后中国才能迎头赶上近代西方(p.198)，请问迎头赶上之后尚有中国乎?尚有中国文化乎?作者不宜顺黎澍之说而不加分析与评论。
作者以真正的“范式转移”(paradigmatic transition)来形容1980和1990年代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也就是在选题上从动乱与革命转移到近代化议题(p.205)。这是选题轻重的转移，不是真正的“范式转移”。如果作者是借用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的理论，所谓“范式转移”乃指在思想上有革命性的转移。无论革命叙述或近代化叙事，无论马克思唯物论或近代化理论都算不上新“范式”，这种转移在史学史上令人有不进反退的感觉。到1980与1990年代再谈近代化理论，也予人有老掉牙的感觉。值得深谈的是，中国最近三十多年急速近代化的实际经验是否足以修正，甚至推翻1950年代的近代化理论，可惜作者对此无多兴趣，却花很多篇幅去空谈共产革命是不是必须或正确的近代化道路(p.220-224)，即使是不必须或不正确，那是唯一成为事实的历史，任何其他可能的道路，随君设想，岂不等同空想?
作者喜见“近代化叙事”最终压倒“革命叙事”，并以胡绳从“革命叙事”撤退，证明“革命叙事”已向“近代化叙事”“投降”(surrender)(p.244)。既已投降，读到后面忽然又出现：“革命叙事”在中国并未衰退(p.246)。无论“革命叙事”或“近代化叙事”都是“大叙事”，随着改革开放，引进许多西方当红的历史叙事，诸如地方史、平民史、日常生活史，重视空间更甚于时间，总称之为社会文化史;此外，后现代史学在中国大陆也有市场。作者特别提到杨念群与赵世瑜的作品，也很明智地提到杨念群的忧虑，即中国史家将长期依赖西方理论，跳不出西方如来佛的掌心(p.254)。这是一个大问题，不仅是中国大陆，整个华文世界的史学界从梁启超开始，一直是跟着洋人走。如何在史学上迎头赶上，甚至超越西方，至少是应该大胆面对的特大议题。
此书大部分的内容是叙述“革命叙事”与“近代化叙事”，但在结论里用后现代的语气说，这两种叙事基本上是历史家集体想象的产品，旨在解释以及合理化他们所想要的发展。终于见到作者对这两大叙事都不满意，所以希望二十一世纪的历史家能摆脱“目的论”(teleology)，去除历史必然论;据此，并提出他自己的看法，即“在时间内”(within time)与“无预设”(open-ended)的历史(p.267)。其意要从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来看个别史实多种可能的发展，当时人对正在发展中的事件的可能结果，未必如后来历史家之所见，故必须从广阔的时空背景中去解释中国近代史。同时近代史没有终结，仍在发展之中。“无预设”也就是要看历史发展的多重可能性，不能定命于唯一归宿;据此，共产革命的胜利亦非必然的结果。于是作者举了许许多多历史事件的另外可能性，例如没有日军入侵，中间力量不会愈来愈同情，仍然会继续支持国民党政府，共产革命也就不太可能成功(p.270)。类此假设性的问题不过是一种游戏，著名的军事史家罗伯特·考利(Robert Cowley)在其所编的What If 一书中曾举出美国可能会输掉独立战争的十三种情况。然而，不论多少种失败的可能性，都不可能撼动美国独立战争与中国共产革命成功的既成事实。作者在结论里也讲了不少其他新议题，诸如中国在全球化世界的前景、立国目标，包括“和平崛起”、“伟大复兴”等等，似乎已溢出历史叙事的主题;不过，预测未来倒唯有依赖“想象”与“发明”了。作者能注意到西方中心模式之值得质疑，展望多中心世界的多元文化，以及中国将会有自己的近代化模式，可称有见识。
作者既然寻求新的历史叙事，对书写中国近代史也有自己的看法，并寄望于未来，为何不以自己的见解作为全书的主轴，逐步展开，旁及他认为有缺陷的“革命叙事”与“近代化叙事”，以及深入分析评论，而不必花太多的篇幅复述别人的述论与意见。这样不仅主次分明，而且较能建立自己的创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