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有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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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勒瓦拉与芬兰民俗学

        

归有光

      每周的阅读量都很大，很多经典的书目都不能一一认真地思考咀嚼，实在觉得遗憾。
      在《西方民俗学史》中，作者梳理了芬兰的民族主义与《卡勒瓦拉》；在《folklore and nationalism in modern Finland》的序言中，作者见解了这本书的内容：民俗对芬兰民族精神形成的巨大影响；民俗对重建历史的作用；民俗在芬兰赢得独立之后，被别有居心的政治家利用以攻击政敌。结合这两本书，我有一点想法：
      1、在很多国家，民俗学的兴起总是与政治相联系并最终被政治利用。当william wilson谈到在芬兰独立后，“左派”和“右派”利用民俗，去反映他们所谓的“真实的”民族精神，借他们需要的“原型”去攻击对方时，我想到了以前老师在课堂上提到的中国民俗学史上，A党与B通过对民俗的利用，来攻击对方和树立自己的威信。J在政权稳定之前，对S大加推崇，称之为“国父”，又是修建S公园，又是提倡植树节，通过占用大量城市空间重塑人们的意识形态，将S的地位“神圣化”，以此来将自己塑造成合法继承人。1928年，政府南迁后，J政权稳定，其对民俗的需要大大降低，这也就是杨堃认为民俗学在此时期衰微的原因之一，当然杨堃并没有明说。而洪长泰有一本书是《五十年代天安门广场十大建筑》（禁书），讲的就是B通过天安门广场十大建筑重塑自己的意识形态。作为一个民俗学者，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学科的优势和学科的危机。
      2、最近很火的新闻是关于高考中降低英语成绩的比重，我比较赞同，但并非盲目赞同。作为一个研究生，我已经深刻认识到英语除了考试之外的巨大作用，很多一手资料必须依靠坚实的英文功底，掌握批判的武器，才能进行武器的批判。但不可否认，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对英语的盲目崇拜，长此以往发展下去，会不会像19世纪的德国一样了呢？人们都以说法语为荣，德语成为粗俗的语言。而现在在中国，很多人以说英语为傲，言谈间总喜欢蹦几个英文词汇出来，并且带有一种倨傲的态度。普通话取代了方言，英语又强势地压倒汉语，很多人都在说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却忽视了语言在这个快速同质的社会的消逝。上次看到一段话，记不大清数字，人类的语言原来有6000多种，在近几百年的时间却大概已剩下几百种，悲哉！前几年，很多人批评电视、电影里方言的“肆虐”，这除了娱乐之外，又何尝不是对方言地区人的自豪感的唤醒？无论是前面的德国，还是今天提到的芬兰，在挽救民族危亡时刻，知识分子们总是先拿方言、母语作为武器，这难道不是对我们的警醒么？

归有光

from冬之诺

     

      芬兰民俗学的发展是仅仅围绕着民族主义的，与之前的德国相同，芬兰同样面临着民族问题，芬兰语在国家中的地位渐渐地被瑞典语取代，市民阶层几乎失去了芬兰语。赫尔德将语言看作是民族的根基，如果一个国家丧失了语言，那将是一种怎样的境地！我不禁想到昨天万老师讲到现在高考将语文调整为150分，英语为100分。现在国人掌握汉语的情况不容乐观，用电脑用得多了会提笔忘字，有些字都不会写了。这都是问题。现在举行的汉字听写大会及一系列的活动都体现了我们在改善这一处境。

      同样，《卡勒瓦拉》的出现与当时芬兰要通过拯救民族语言有关，卡勒瓦拉是民族语言的代表，不仅代表了他们的语言，也代表了他们的历史。一个国家和民族建立的最重要的基础就是他们民族人民的集体认同感，而这种认同感要通过语言、文字、历史等等来表达出来，这种最根植于内心的东西需要人们来激发出来才不会消失。Lonnrot选择《卡勒瓦拉》这一人民的诗歌作为激起民族凝聚力的手段是受到赫尔德德国民俗学的影响的，人民的智慧是一种诗性的智慧，这种诗性的知识是淳朴的，朴素的。现代都市人们向往从前的生活，郊区的新鲜空气，与其说他们羡慕这种平静的生活，不如说他们更羡慕那种简单的心境，“诗意的栖息”。

归有光

本周读了孟慧英的《西方民俗学史》相关部分，《欧洲民俗学史》中关于沦洛特搜集芬兰史诗《卡勒瓦拉》的部分，外文版的《现代芬兰的民俗和民族主义》没有打印出来，也没有看。所以读的东西比较少，思考也比较少。

      孟慧英在书中主要梳理了芬兰的民族主义运动的发展情况，以及其间相伴随的芬兰的民俗学的产生、发展以及兴起时的特点等。由此，在欧洲各国的民俗学发展史上，其通常与民族主义紧密相关，带有一种民族意识与民族认同精神的强烈政治倾向，这在芬兰尤为明显，沦洛特搜集整理史诗《卡勒瓦拉》的目的与作用非常明显，（欧洲民俗学史）它不仅唤起了一种民族认同与独立的情感，而且由此促进推动了芬兰的独立。《卡勒瓦拉》也是伦洛特在民间收集后改编的诗，但我们很少像质疑《格林童话》的生产过程一样质疑它的生产过程，因为它在历史上起的作用太大了。可以说，《卡勒瓦拉》成就了芬兰民族，芬兰民族同时成就着《卡勒瓦拉》！

      很多民族都有史诗，史诗在一个民族中的作用究竟有多大呢，在它不同的时期？史诗在传播过程中是如何进行的？荷马史诗的影响无疑是广泛的，目前我国少数民族的三大史诗及西南少数民族史诗是否像荷马史诗、欧洲四大史诗那样在其民族内部有广泛的传播性？并在当下有何具体的作用？其当下面临的处境怎样？可不可以对其他民族的优秀成果有所借鉴？（因曾经在新疆塔什库尔干县接触过一柯尔柯孜族同胞，问及《玛纳斯》时他表示并不清楚，虽是个案，但觉得目前中国的三大史诗在其民族内部似乎并不是非常广泛，可能我的认识是错误的）

      汉族有没有史诗？曾有学者对《黑暗传》进行过史诗性的界定，但据其传播的狭小片区来看并不可取，我们广大的地区差异似乎也决定了我们史诗的难统一性。假如汉族有史诗的话，那么中华民族会更有凝聚力吗？会对我们的民族塑造有什么影响呢？

      其次，民俗学的初期往往与政治运动紧密结合，这种向底层民众中寻找民族传统的浪漫主义决定了它的学术对象在农民，或者钟老文化分层学说中的中下层文化，但伴随着现代国家的确立、科技社会的发展等，大小传统间的界限日渐模糊，民俗之民也不再局限于农民、乡民等，将其置于社会背景中时，这种学术视野似乎能够更好地理解了。

归有光

我看了《西方民俗学史》和《欧洲民俗学史》里边两篇文章。

      从考研的时候开始，我就对民俗学在芬兰的地位感到惊讶。那是真正的国学啊。国家的立足基础就是《卡勒瓦拉》，也就是民俗。对比一下中国民俗的发展状况以及现在的地位，我只能说不可同日而语。

      民俗的兴起都是在国家或者说民族危亡之时。芬兰也是这样。先是瑞典霸占，后是俄沙皇。自己民族的语言被别国语言霸占，国家政权被别国霸占，每个人都找不到自己的归属感。黑暗的时代总有英雄出现。然后有一批人觉醒了，如土尔库的文化组织以及他们的“星期六学会”，力图唤醒芬兰知识分子，寻求复国的出路。

      受赫尔德影响，在他们也认识到语言的强大功能之后，一些人便从民间诗歌中找到了那种最淳朴最美好也最有凝聚力的东西。于是，利亚斯.伦洛特的《卡勒瓦拉》出现了。通过对异文的搜集整理，他编出了这部巨著。而且他还说，这并不是他的成就，而是属于民众的，因为他只是拼凑了这些碎片。他的这种说法让我很是感动。因为他的拼凑也不仅仅只是拼凑。现在很多学者专家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做了田野搜集了诗歌或者民间故事等等，然后发表专著，便觉得自己有了话语权，自己才是第一位的作者，这种态度是不合适的。

      在看《欧洲民俗学史》的时候，有一个问题，语言是不是只有和政治或社会挂钩的时候，才能真正显示出其最强大或者说最完整的功能呢？如果没有政治的介入，语言难道就不能显示出其完整性吗？

      《卡勒瓦拉》是一部史诗，拯救了一群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我们汉族有史诗吗？难道就是《山海经》？《黑暗传》？

民族——国家的概念其实挺恐怖的。如果我们中国的少数民族都这么想，他们有他们的史诗，他们的历史，他们的民族认同感……然后可能会造成一些不符合各方期待的误读吧。

归有光

只读了孟慧英的书。

在一定意义上说，芬兰是以民俗立国的。民俗学在兴起阶段非常显著的一个特点就是与政治活动紧密结合，最能表现这一特点莫过于芬兰。在考研时期，还曾考虑去赫尔辛基大学留学，搜索以后，发现民俗在芬兰的辉煌只存在于过去。

问春问“假如汉族有史诗的话，那么中华民族会更有凝聚力吗？会对我们的民族塑造有什么影响呢？”我想，史诗必须深深浸入个人的生活后，在人与人的交流与交往中，史诗作为一个公共因素将单独的人与人联接，从而形成认同感和民族凝聚力。以晓华提到的柯尔克孜族为例，史诗在，它不进入个人生活的角角落落，形同虚设，好比在小众中流行的某一本小说，对大多数人不具有意义。

对于政治，民俗学是一个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卑微仆人。这是感伤而无奈的现实。对于民俗学者来说，惟一可喜的是，民众的民俗生活不完全受政治支配，而且，我们可以把曾经和现在受政治因素打压的民俗学者和其相关著作从死海中打捞出来。

[ 本帖最后由 归有光 于 2013-12-11 19:58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