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坳上的北大文研所
岱峻
学术中华 2009-02-18
栗峰文史集英才，北大愚生老大回。故旧重逢惊岁月，暂时谈宴亦心开。
这是王叔岷为纪念1992年6月26日的同学会写的一首小诗。此次聚会意义非凡：这是被海峡风浪阻隔，离别45年后的首次重逢；几位皓首银发的北大同学任继愈、张政烺、马学良、王叔岷等都是著作等身的学者，分别在哲学、史学、语言学和校雠学等领域作出了贡献。需要解释的是“栗峰”一词，那是1941年至1946年北大文科研究所办事处所在，他们在那里完成了北大研究生学业。
此次聚会，几十年身居海外的王叔岷还遇一桩怪事：他想去看看梦寐已久的北大校园，当其驱车来到北大，“抵校门，有卫兵把守，遂不愿进入，摄影而去”。他感叹道：“岷为北大生，未进入北大校门一步，既可笑，亦可怪也！”[1]
一、昆明恢复招生
1918年，北京大学设立研究文、史、哲等学科研究和研究生培养的机构，1921年此机构称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后改称北大研究院文史部，沈兼士、刘复先后担任主任，1934年始称北大文科研究所（以下简称“北大文研所”）。
1929年春，傅斯年主持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以下简称“史语所”）从广州迁往北平。学贯东西的傅斯年在母校北大兼任教授，他在北大文研所上的课有“史学方法导论”、“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国上古史单题研究”等。他讲授“史学方法导论”，介绍中国及欧洲的史学观点、自然科学与史学之关系、史料之整理方法等；讲授“中国上古史单题研究”，“此科所讲，大致以近年考古学在中国古代史范围中所贡献者为限；并以新获知识与经典遗文比核，如地理与历史、古代部落与种姓、封建、东夷、考古学上之夏、周与西土、春秋战国间社会之变更、战国之大统一思想、由部落至帝国、秦汉大统一之因素”等。傅斯年的真知灼见让北大学生眼界大开。
继刘复之后，胡适兼任北大文研所所长。据北大校长蒋梦麟回忆：“九一八事变后，北平正在多事之秋，我的参谋就是适之和孟真两位。事无大小，都就商于两位。他们两位代北大请了好多位国内著名教授。北大在北伐成功以后之复兴，他们两位的功劳，实在太大了。”傅斯年代北大聘请的教授有的是史语所的兼职学者。当时，史语所所址在北平午门和北海静心斋，离北大不远，所内人员多愿在北大兼课，但势必会影响史语所科研工作，所以傅斯年对此控制严格，允准兼课的只有陈寅恪、赵元任、李济、李方桂、董作宾、劳榦等几位台柱。涉足北大，傅斯年藏有一门心思：选尖子充实史语所。时在北大读书的邓广铭回忆：“傅斯年、董作宾、李济、梁思永诸先生都在北大讲课，想发现选拔人才。后来，北大毕业生到史学语所去的很多，我的同学中就有胡厚宣、张政烺、傅乐焕、王崇武等人。”此外还有何兹全、全汉升、逯钦立等，其日后的成就确也不负傅斯年一片苦心。
1937年“卢沟桥事件”爆发，日寇大举进攻华北。北大、清华、南开等校南迁，在湖南长沙筹组“临时大学”，于1937年11月1日，冒着敌人的轰炸正式开课。战乱中史语所的研究员与北大文科教授形同一家，也因此同步迁徙。不久长沙遭到轰炸，学校再迁昆明，傅斯年建议北大、清华、南开合组“西南联大”，被国民政府采纳。
1939年5月，昆明西南联大的北大文科研究所恢复招生，所址设在龙泉镇龙头村外宝台山响应寺的史语所附近。所长由傅斯年兼任，副所长是北大史学教授郑天挺，设立了语言、文字、文学、哲学、史学等组，语言组导师有罗常培、李方桂、丁声树、魏建功等，文字组导师由唐兰担任，文学组导师有罗庸、杨振声等，哲学组有汤用彤，史学组有陈寅恪、姚从吾、向达、郑天挺等。
文研所从全国各大学优秀毕业生中招考入学，由政府按月发给助学金。报考者须先交论文，论文通过后再行笔试，笔试之外还有口试。
战火阻隔，千里迢迢，赶来昆明，颇不容易。王明于1939年2月4日致函傅斯年：“闻历史语言研究所已徙昆明，生以前考取之研究生资格，请求入所研究，可否？敬乞核示。”王明得信后，6月12日再函傅斯年：“生本拟即日离桂，奈何忽患疟疾缠身未痊，俟病愈则俶装入滇。”[2]
周法高在中央大学中文系上大三时，卢沟桥事件爆发，他随校迁到重庆沙坪坝。大学毕业，报考北大文研所。那时大学四年级通常要写一篇毕业论文才能毕业。他的论文利用了《经典释文》的部分材料，使用陈澧《切韵考》系联反切上下字的方法，写了一篇《经典释文反切考》。他将论文寄往昆明，取得考试资格，笔试过后，又在重庆上清寺傅斯年寓所参加口试。周法高答辩的时间很长，也很放得开。外国人喜欢在会间吃茶点，据说周法高就是一边吃着包子，一边回答老师的问题。傅斯年对他相当满意，最后对他说：“你的研究属于历史音韵学的范畴，将来可以从事汉语历史语言学的研究。”这两句话就笃定了周法高的终生。
南开历史系学生杨志玖随校南迁，先在云南蒙自县读西南联大分校，1938年暑期毕业后到达昆明。据他回忆：
学校推荐我和同班同学余文豪（行迈）及清华大学历史系毕业生汪籛到史语所。傅先生对我们说史语所暂不招研究生，但所里有一笔中英庚款，你们可从中每月领取三十元，自己看书学习。那时三十元已可供每月的房租、伙食、买书和零用。中间先生还召集我们座谈，询问我们学习情况并予指导。这一年，我写了一篇《元代回回初考稿》。1939年秋，北大文科研究所恢复招生，由先生任所长，郑天挺先生任副所长。先生劝我们报考。先生对这次考试非常重视，亲自主持了一些口试，并检阅每个人的英文试卷。事后他对我说，你的英文程度还可以。[3]
新恢复的第一届研究生招收了10名，语言组有马学良、周法高、刘念和，文学组有阴法鲁、逯钦立，哲学组有任继愈、王明，史学组有杨志玖、汪籛、阎文儒等。
为北大文研所的恢复和招生，傅斯年事必躬亲，呕心沥血，几近焦头烂额。1940年8月14日，他给时任驻美大使的胡适去信诉苦:“北大文科研究所去年恢复，向中英庚款会捐了点小款，除教授兼导师外，请了向觉明(向达)作专任导师，邓广铭作助教，考了十个学生，皆极用功，有绝佳者，以学生论，前无如此之盛。汤公(用彤)公道尽职，指导有方；莘田(罗常培)大卖气力，知无不为，皆极可佩。此外如毅生(郑天挺)、公超、膺中(罗庸)皆热心，只有从吾胡闹。此人近办青年团，自以为得意。其人外似忠厚，实多忌猜，绝不肯请胜己之教员，寅恪断为‘愚而诈’，盖知人之言也。……我自求代理此事，一年中为此进城不少，又由史语所借出一大批书，弄得史语所中颇有怨言：真不值得。”[4]
二、栗峰书院的北大文研所
1940年年底，昆明再遭轰炸，史语所将迁往“一个地图上找不到的地方”（傅斯年语）——四川南溪县李庄。刚恢复一年的北大文研所就因为导师分属西南联大和中研院史语所而分成两拨。首届研究生阴法鲁、王明、汪籛与阎文儒留在昆明，马学良、周法高、刘念和、逯钦立、任继愈、杨志玖等随同史语所前往四川；第二届招收20名研究生刚发录取通知，魏明经、李埏、程溯洛、王永兴、王玉哲、王达津、殷焕先、董庶、高华年等前往昆明求学，李孝定、王叔岷、王利器、胡庆钧诸生就直接到李庄板栗坳完成学业。
李庄是四川长江上游重要的水路驿站，上叙府（今宜宾市）下南溪县两地都是25公里。叙府古称戎州，岷江和大渡河在此交汇，是长江上游最重要的城市。李庄是岷江下游的重要码头，曾为“湖广填四川”的重要集散地。傅斯年对这藏在大山深处的文明之珠感佩不已，“益惊其一邑中人文之盛，诗人辈出，后先相踵”。
1940年秋，先后迁李庄的还有同济大学、中央研究院社会所、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和中国营造学社等单位。小小的李庄镇，除了勉强塞进先期到达的同济大学外，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是唯一在镇上的中央单位。史语所选在距离李庄镇七八里地的板栗坳。李庄至今还有几位老人记得，当初的栗峰书院的一户农舍门前曾挂过“北大文科研究所办事处”的牌子。那是一块柏木的牌子，字是毛笔甲骨文。
北大文研所毕业的青年研究人员何兹全详细记下了史语所在板栗坳的分布情况：
田边上斜对面是傅斯年先生住的桂花院。田边上是图书馆，也有几间研究室。进大门往右手转，三间厢房还住了两家青年研究员，我和胡庆钧各占一头。图书馆面对大门。后面还有院子，单身职工都住在这里。山东省图书馆馆长王献唐也住在这里。柴门口是眷属宿舍，长方形四合院，主房五大间，各有隔山隔开。中间一间空着，左手间劳榦家住，右手间潘悫家住。左手头上还有一间，逯钦立家住，向跨院开门。右手头上一间，是管财务的萧家住。向院中开门，岑仲勉先生家、黄彰健家、何兹全家、董同龢家、李连春家住对面。芮逸夫家住左手边偏房，劳榦的父亲住在对面。柴门口去牌坊头过道处有个跨房，王叔岷家住。牌坊头是主院，史语所占用前厅，后院厅房和配房仍由主人家住。前厅中间大厅是史语所子弟小学的课堂。左手边是小卖部，卖些油盐酱醋日用品；右手是职工食堂，没有家属的人都在这里吃饭。小卖部的后面有个小跨院，住着董彦堂先生一家。戏楼院，真有个戏楼，可见四川地方乡绅的气派。考古组住在这里。戏楼院外顺小路再往前走，还有一个茶花院。院子不大，院中有两棵茶花，枝叶茂盛，可遮盖大半个院子。傅乐焕、陈槃庵，住在这院子里。[5]
文中提到的胡庆钧、逯钦立、王叔岷、傅乐焕等都是北大文研所的先后研究生。他们随傅斯年去李庄，除了导师的个人魅力，还有一个最为重要的原因是史语所有当时中国最好的文科图书馆。
卢沟桥战事一开，北大仓皇南迁，图书资料全都陷在沦陷区，南开的校园整个被日军夷为平地，清华的图书只抢运出一部分，后在重庆又遭轰炸。1937年11月，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在长沙办临时大学开学，中外文图书仅有6000册。1938年初到昆明，西南联大的中外文图书总数也只有48000册。而史语所却在敌人的炮火硝烟中抢运出全部图书。“历代亡国，无足轻重，惟南宋之亡，则衣冠文物，亦与之俱亡矣。”（王船山语）在傅斯年看来，抢救图书文物不仅是做学问的需要，也是又一次“衣冠南渡”。“卢沟桥事变”爆发一周之后，史语所就将珍贵的中西文图书杂志昼夜挑选，装为60箱运赴南昌。至8月间，所有图书完全装妥为321箱，分三批运至长沙。1937年底，存藏南昌和运至长沙的220箱精品书迅速运到重庆，后又转运昆明，最后搬到四川李庄。
板栗坳的绿树丛中，掩隐着一座战时中国最好的文科图书馆，一大批学人追随至此，含英咀华，日复一日，终有所成。邓广铭写道：“我跟傅先生去，除了想求得他指导外，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北大、南开、武汉大学南迁，都没有带图书资料去；后方南迁的，只有史语所带了个图书馆，大家都要利用它的图书资料。有了这个便利条件，我就在那里完成了一系列关于宋史的论文、著作。”[6]
王利器四川大学中文系毕业，恰逢首届全国大学生会考，他的毕业论文《风俗通义校注》得了满分。其时，北大文研所在重庆招生，王利器接到考试通知时已误了考期。他奔赴重庆找到傅斯年。傅斯年对他单独考试。当时敌机来袭，王利器第一场英语考试还没完，就躲避轰炸七次。中午，傅斯年招待王利器吃饭时告诉他：“你明天回江津去，敌机滥炸很危险，不要考了。你早就取了，还准备给你中英庚款奖学金。你去昆明，还是去李庄？随你选择。昆明有教师；李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那里，有书。”[7]
王利器到了李庄，成了傅斯年亲自指导的研究生。据说，西南联大某教授曾自荐担任王的导师，被傅严词拒绝。回忆那段岁月，王利器写道：“李庄，古六同地也。历史语言研究所在离李庄十来里地的板栗坳，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在那里设有办事处，由邓广铭先生负责。其时，文科研究所的同学王明、任继愈、马学良、刘念和、逯钦立、胡庆钧、王叔岷、李孝定诸人已在那里。……我和任继愈、马学良、李孝定同住一屋，是书斋和寝室合为一体的，傅先生时常下来检查我们的工作，逐事加以具体指导。” 晚年王利器非常感激傅先生的教诲：“我选定《吕氏春秋》为研究题目，采用注疏体来写论文，并取高诱序意，定名为《吕氏春秋比义》。我拿半天来写论文，半天来读书，主要是读我尚未读过的书。史语所藏书丰富，因得纵观群碧楼藏书，并通读了《大藏》和《道藏》。所里定期举行学术报告会，傅先生指定我作一次报告。我遵命作了《“家”、“人”对文》的报告，颇获得傅先生和其他先生的赞许。”[8]
1941年6月，西南联大常委会主席梅贻琦、北大文研所副所长郑天挺和教授罗常培从昆明来到板栗坳，参加北大文科研究所的研究生答辩。罗常培写道：
二十八日下午四点，方桂领我们到田边上参观西文书库，第二组办公室和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办事处。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的学生留在李庄的有任继愈、马学良、刘念和、李孝定四个人 。
马刘两君受李方桂、丁梧梓两先生指导，李君受董彦堂先生指导，李董丁三位先生对他们都很恳切热心。据马君告诉我说，李先生常常因为和他讨论撒尼语里面的问题竟致忘记了吃饭，这真当得起“诲人不倦”四个字。任君研究的题目是“理学探源”，他在这里虽然没有指定的导师，可是治学风气的熏陶，参考图书的方便，都使他受了很大的益处。
这一天听说有空袭警报，但是史语所同人仍然照常工作没受影响，专从这一点来说，就比住在都市里强得多。天还是照样闷热，汗不断地在淌，中午太阳晒在背上好像火烤一样。[9]
三、一群未进过校门的北大生
1941年秋，四川大学中文系毕业的王叔岷得到北大文研所的录取信，背一包书、抱一张古琴，兴冲冲赴李庄报到。沿途所见，异常兴奋，抵李庄栗峰，曾作五古寄情：
宿读李庄书，今向李庄行。
行行八百里，山水路纵横。
秋色澹无际，秋兴转凄清。
适然居得所，山坳屋数楹。
奇书十万卷，随我啖其精。
素琴常在壁，信手陶吾情。
庭前多好鸟，时时弄巧声。
户外多修竹，翠色拂新晴。
人生适志耳，即此寄浮生。[10]
“李庄”，暗含寓李耳与庄周，仿佛冥冥中与王叔岷有个约定。他回忆第一次见到傅斯年的情景：
我将写的诗文呈上，向他请教，他说说笑笑，学识之渊博，言谈之风趣，气度之高昂，我震惊而敬慕；我又奇怪，傅先生并不老，怎么头发都花白了!(那时傅先生才四十六岁。)既而傅先生问我：“你将研究何书?”答云：“《庄子》。”傅先生笑笑，就背诵《齐物论》最后“昔者庄周梦为胡蝶”章，一副怡然自得的样子。傅先生忽又严肃地说：“研究《庄子》当从校勘训诂入手，才切实。”怎么研究空灵超脱的《庄子》，要从校勘训诂入手?我怀疑有这个必要吗?傅先生继续翻翻我写的诗，又说：“要把才子气洗干净，三年之内不许发表文章。”我当时很不自在，又无可奈何，既然来到研究所，只得决心下苦工，从基础功夫研究《庄子》。[11]
王叔岷吟诗弹琴，颇有才气。傅斯年背后说他“有才性”。“才性”典出《世说新语》，指有史才、史识，悟性好。其实傅本人就很有才性，讲到《左传》他背一段《左传》，讲到《国语》背一段《国语》。王叔岷回忆：
随后傅先生赠我《四部丛刊》影印明世德堂本《南华真经》一部五册，卷末附有孙毓修《庄子札记》即校勘记一卷。傅先生虽叫我洗净才子气，却又赠我《四部备要》本王士祯《古诗选》一部六册，及姚鼐《今体诗钞》一部两册。傅先生函请在昆明北大教书的汤用彤(字锡予)先生挂名为我的导师，我写信去请教，言及研究《庄子·齐物论》，参考章太炎先生《齐物论释》。《齐物论释》贯通道、释，学术界莫不称道。不料汤先生回信说：“参考章先生《齐物论释》要小心，他在乱扯。”真使我惊心动魄!汤先生信中又谈到研究学问，只有痛下功夫。[12]
王叔岷的论文选题为“庄子研究”。庄子既是哲学家，也是文学家。在史语所缜密学风影响下，王叔岷逐渐深入史料考据，乐此不疲。他以校勘训诂为基础，博览群书，广辑资料，于1943年秋完成了有关《庄子》考校及思想论文十余篇，集成《读庄论丛》，毕业论文评审通过，再由汤用彤、罗膺中两先生自昆明寄题笔试，通过毕业，获硕士学位。他在史语所任助理研究员，继续校释《庄子》，终于在1944年8月20日完成《庄子校释》专书及附录共六册，二十余万字。任继愈回忆：“王叔岷的《庄子校释》刚完成的时候，傅斯年要给他写个序推荐，他不用，这不只是表明他很傲气。北大的学生有独创性，有人说北大的学生是一盘散沙。胡适做北大校长的时候说，老虎狮子都是单独作战，只有狼才一群一群的。”[13]
研究甲骨文的李孝定，也在板栗坳完成的学业。据他回忆：
民国三十年的春天，我就到重庆拜见傅先生。傅先生听我说明来由之后，哈哈大笑曰：“此北京大学之所以为北京大学也。”然后傅先生说：“如果你愿意上课，就去昆明；如果你愿意自修，现在史语所搬到四川李庄，那儿的参考书及第一手资料最为丰富，你就到那儿看书好了。”当时我选择了自修，以北大文科研究所研究生的身份，到史语所借读。[14]
李孝定的学术前景受到很多人的关注。1941年，罗常培写道：“李君孝定今年春天才到李庄，他的研究范围是古文字学，彦堂教他先把甲骨文现有的材料编成一部字典，等完成后，再定论文题目。他能够跟着董先生看到外边罕见的材料，受到踏实谨严的训练，将来的成就应该很可观的。”[15]
研究生毕业后，李孝定留史语所作助理研究员。他回忆跟董作宾研习甲骨文的情况：
彦堂将自藏朱芳圃《甲骨学文字篇》借我，我将研治诸家考释甲骨文字之作，以毛边纸录成笺条，尽行粘贴其上，天地图中，也朱墨灿然，批注殆满。如此又一年，那本《文字篇》，成了胖胖厚厚的一大本，第三年才开始撰写《甲骨文字集释》，又一年而成书。这三年中，师徒二人，据大门板摆成桌子的两边，猫在戏楼院的戏楼上，唱了三年戏。我是跑龙套的，戏码就是这本《集释》，彦堂先生是京朝名角，唱的是大轴，戏码是《殷历谱》。这可算学术界的一段小掌故。[16]
从学生到助理研究员，李孝定换了一种身份，也换了一种心情。他向史语所“集刊”投了一篇文稿，不久就被退回。他猛然悟道这是违背了傅所长“进所三年内不得撰文的明训”。傅斯年的想法是史料第一，不掌握原始史料，没有发言权。李孝定痛苦地述说了自己的心境：“这是我生平所受最严重的打击，因此造成的自卑感，压抑了我至少十五年。”只是经此“打击”，李孝定并未灰心丧志，仍是继续坐“冷板凳”，日后在甲骨研究领域终自成一家，卓然独立。
马学良师从李方桂，攻读语言学。他的前期学业是在田野中完成的。1940年，他随李方桂至云南路南调查，记录倮倮语。倮倮，也写作“罗罗”，即现代彝族的先民，是中国最古老的少数民族之一，人口多，支脉复杂，有独特的宗教信仰、社会制度和文化形态。[17]
李方桂与马学良去的云南路南县尾则村不足百户，偏僻贫困，对外交流少，类似语言孤岛。李方桂选中尾则村调查，重点是倮倮语中的撒尼语。他们找到村里一位小学老师做发音人，采用随机的方法，实指现问。从身体的器官，室内的陈设，到门外的花鸟虫鱼、飞禽走兽、瓜果蔬菜、山川人物等，边问边用国际音标记音。当晚，把抄下来的卡片再请发音人重新核查一次。
尾则村的住宅，是下边养牲口堆柴草上边住人的干栏式建筑。阁楼仅半人高，进出都要弯着腰。平时臭气弥漫，做饭时浓烟呛人。当地缺盐少菜，只有干胡豆和干辣椒就饭。快乐的天性常常滋生在原始蛮荒的环境。马学良发现，房东每晚都要把他那十六七岁的女儿撵出去，一打听才知道，原来村外有一处共房，每天晚上青年男女都要到那里唱歌跳舞，调情欢闹，寻找配偶。共房是外人禁入的。于是老师李方桂托人，把他们偷偷领进去。藏在漆黑的角落里，他们欢喜莫名地听着篝火边男女歌手的对歌……路南一月，老师和弟子都瘦了十多斤。撒尼人的词汇总算记录完成，还整理了语音系统。囿于时间和经费，却不能再记录语法系统。
回到昆明后，马学良在李方桂的安排下，找了一个撒尼人中学生作讲述人，日积月累竟记录下四五十个故事。1940年秋，马学良随着史语所转移李庄板栗坳。当时语言组从事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的仅有李方桂和马学良、张琨师生三人。在李方桂的指导下，马学良继续将倮区调查整理出来，并写成硕士论文。马学良发现了元音松紧的特性，强调了其在倮语及藏缅语系的重要性。
1941年6月，语言学教授罗常培在板栗坳考察马学良的学术水准，他写道：
三日上午约马学良君来，评订他所作的《撒尼倮倮语语法》。……李先生对我说，他这篇论文在已经出版的关于倮倮语的著作里算是顶好的。这虽然含着奖掖后学的意思，但是我看过论文初稿后，也觉得李先生的话不算是十分阿好或过誉。我一方面佩服马君钻研的辛勤，一方面更感谢李先生指导的得法。自从几个文化团体流亡到西南后，大家对研究藏汉系的语言感觉浓厚的兴趣。但是我们却不想一个人包揽好些种语言，我们只想训练几个年轻的朋友各走一条路，然后汇总去作比较的研究。这几年来，除马君外，还有陈三苏女士治苗语，傅懋勣君治倮倮语和麽些语，张琨君治摆夷语和民家语，那庆兰君治仲家和水户语，葛毅卿君治苗傜语，高华年君治纳苏语和窝尼语，都有相当的成绩。[18]
论文《撒尼倮倮语语法》经过几年的补充和完善，终于在李庄完成。这是自20世纪40年代语音学传入我国后，第一部用现代语音学理论，描写实地语料的少数民族语言学著作，通过对撒尼倮倮语的研究，揭示了藏缅语的重大语音和语言特征。1949年后，倮倮改称彝族。1950年，马学良的论文最终以《撒尼彝语》为书名，由中国科学院出版社出版。在序言中，马学良对恩师李方桂备致谢忱，后来的版本中这几句话被完全删去——或许是迫于情势。彼时，李方桂已执教美国夏威夷大学。
任继愈读北大文研所的导师是汤用彤，副导师是贺麟。他做的论文是《理学探源》。理学盛于宋朝，但探源到隋唐，就涉及到佛教，要用《大藏经》。当时昆明的西南联大没有《大藏经》，只有李庄史语所有一部，于是任继愈随史语所到了李庄。1941年7月4日，罗常培参加了任继愈的毕业答辩，他后来写道：
四日上午，约任君继愈来评订他的《理学探源》。他在论文节要里自述宗旨：“治哲学史首在辨其异同。同者何？心也，理也。异者何？象也，迹也。凡人同具此心则同具此理，语其真际东圣西圣若合符节。万民虽众，即是一人之心；百世虽久，即是当下之理。万象森然不碍其为一本，此即所谓同。理诚一矣，然其表诠之际，其语言文字之习惯，当前所受之尘境，问题之结症，则各民族不尽同，各人亦异，故西洋印度各有其精彩面貌，则所谓象也，迹也，此其所以异也。” 任君在汤锡予、贺自昭两位先生指导之下，两年的工夫居然深造自得，穷源竟委地作出这样一篇论文来，足见他很能沉潜努力。论文全稿虽然还没抄完，看过旨要和纲目也约略可以窥见一斑了。我和他谈完话觉得很满意，只对于全文结构上表示几点意见。[19]
历史已走过六十多年，北大文研所这段往事已是流光片羽。当年意气风发的青年学生，已然是学术界里程碑式的人物，且大多凋零。1978年，已是知名隋唐史专家的王永兴调回北大，他曾去天津南开大学拜谒昔日的文研所副所长郑天挺。师生感慨万千，最后，郑语重心长地说，“我们培养的二十余名研究生无一废品。你现在培养研究生，不要忘了在昆明时北大文科研究所办学的方向和精神”。当年，限于政治的原因，郑天挺未提及在李庄完成学业的另外二十多人，他们也无一不是学术大师。
注释：
[1]资料出处：王叔岷著《慕庐忆往——王叔岷回忆录》，中华书局，2007年9月，北京。
[2]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馆藏档案（以下简称“所档”）：昆14-66、67。
[3]杨志玖《我在史语所的三年》，载《新学术之路》，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8年出版，783页。
[4]欧阳哲生编《傅斯年全集·第七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9月第1版， 222页。
[5]何兹全《李庄板栗坳·史语所——我终身难忘的地方》载《新学术之路》，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8年编辑出版，819页。
[6]王富仁 石兴泽编《谔谔之士——名人笔下的傅斯年 傅斯年笔下的名人》，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7月第1版，192页。
[7]资料选自：《傅斯年传》，焦润明著，人民出版社2002年12月出版。
[8]王利器《六同求学前后——回忆导师傅孟真先生》，载王富仁 石兴泽编《谔谔之士——名人笔下的傅斯年 傅斯年笔下的名人》，东方出版中心 1999年7月第1版，184-185页。
[9][15][18][19]罗常培著《沧洱之间》，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出版。
[10][11][12]王叔岷著《慕庐忆往——王叔岷回忆录》，中华书局，2007年9月，北京，47—49页。
[13]《才性超逸 校雠大家——任继愈谈王叔岷》，原载《中华读书报》，2007年8月22日。
[14][16]李孝定口述，陈昭容记录《我与史语所》，载《新学术之路》，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8年出版，909页。
[17]1949年后，“罗罗”族改称“彝族”，本书所写的“倮”或“罗”等词汇，皆沿用当时称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