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漫画“人类学家来了”
(2013-07-12 16:5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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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0730056 张高阳
当发现人类学家即将进入村落时，原始部落的居民慌忙地将他们的电视、电话等现代化生活用品藏匿了起来……
在我看来，《人类学家来啦》这幅漫画，既是对人类学家过分地关注于原始部族生活的调侃与讽刺，又是对人类学如何保证其所收集田野资料的“客观性”与“真实性”的质疑。
从某种意义上我们不得不承认，田野调查是一个“看上去很美，做起来很累”的工作。
帅气的人类学家，神秘的原始部落，优美的自然风光，再加上惊奇的探险故事······
田野研究如同好莱坞大片般让人向往，然而事实上却是：人类学家要克服，语言、文化、生活习惯上的种种困难，去融入到原始部落的生活中，却依然无法确信，他的工作成果是有价值的资料，还是满篇的误解与谎言。
研究者
其实，自“马林诺夫斯基的方法论革命”以来,人类学田野调查和民族志撰写的客观性和权威性俨然成为不言自明的学科承诺，为人类学从业者所笃信。但在马林诺夫斯基去世25年后,其田野日记被公开出版,名为《作为严格词义上的日记》。它把马林诺夫斯基在民族志著作中从未提及的苦闷与厌倦、对土著的反感情绪等推向了前台,由此引发的轩然大波使得田野调查的客观性、真实性以及人类学者的职业道德和形象成为亟待反思的问题,民族志的合法性也受到前所未有的质疑。[1]
而这其中最著名的事件就要算“米德—弗里曼之争”。1928年，玛格丽特·米德出版了其经典著作《萨摩亚人的成年》。在该书中，米德以优美的笔调描绘了萨摩亚人令人憧憬的生活图景：整个社会充溢着普遍的随和性,人性中不适宜的方面减少到了令人满意的程度,没有青春期的压抑与苦恼,男女之间的性爱更是“十分愉快的舞蹈”。书的最后两章将美国社会的情况与萨摩亚社会进行并置比较,指出青春期危机是重要和严肃的选择以及相互冲突的行为准则这些“现代文明特征”的结果,而非生理变化不可避免的产物。《萨摩亚人的成年》成为了驳斥“生物决定论的有力武器”，而米德也借此一夜成名。
直到1978年，米德逝世，其萨摩亚的研究范例也没有遭到真正有力的挑战。但是1983年，《米德与萨摩亚的青春期》一书使得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来自澳大利亚的教授，弗里曼在书中，对米德的萨摩亚的研究的方法论，具体研究条件和方法都提出了质疑。弗里曼认为，受其自身所具有的理论取向和研究的客观条件的限制，产生了很多对萨摩亚文化的片面理解和误读。他以其充分的田野研究经验向学界宣称:萨摩亚社会有着严格的基于血统的等级制度,有着对少女童贞的极度崇拜,自杀率和侵犯行为发生率高,青春期冲突非常普遍······
同样的研究对象，相似的研究方法，却得出了截然对立的结论。“弗里曼的争论”，引起了一场关于文化人类学研究方法本身的反省。
这场争论中我们可以发现很多的有趣的事物。首先，研究者的性别、与年龄，，极大地影响了米德与弗里曼的观察方式，米德是以一个年轻的女性形象，进入田野，她的研究访谈对象更多的以部落中年轻的女孩为主，很少参与到部落的由男性参加的正式活动中；而作为年长的中年男性，弗里曼更多地接触的则是部群中的男性。其次，由于语言上的限制，米德存在着接触不足的问题，另一方面，弗里曼却存在着过度接触的问题。第三，弗里曼批评米德带着文化决定论的观点进入了田野调查，但其自身却带有强烈的推翻这种观点的欲望进入田野研究。最后，就是米德的研究作于20世纪20年代，而弗里曼的研究则集中在60、70年代，二者在时间上的差异也让人们对弗里曼的批判产生怀疑。
从中可以看出，由于受到研究者自身因素：包括研究者的年龄、性别、文化背景、种族、社会地位、受教育程度、个性特点、个人倾向等都会对研究的真实性产生影响。
被研究者
另一个比较有争议的话题则是关于菲律宾的塔萨代人的研究。塔萨代人(Tasaday) , 是在菲律宾棉兰老岛西南部哥打巴托山中部的塞布湖附近过着石器时代生活的原始部落。1972年,他们迅速引起国际公众的注意, 被新闻煤介说成是目前世界上最原始的人群, 依然过着异常平静的石器时代的生活。
然而, 在1 9 8 6 年, 塔萨代人的原始声望受到了攻击。记者们报告, 这个部落只是为着政治目的而小心翼翼编造的骗局。一些人类学家持相同观点。他们认为, 狡猾的政府从
附近的雨林地区对塔萨代人偷偷进行补给。
而另外，一些学者则持反对意见，认为是早期的调查的介入破坏了塔萨代人的封闭的生活，使得他们在与周围部落中的交往中逐渐丧失本民族文化。这次争论吸引了语言学家，考古学家，人类学家从各个方面展开讨论。而政客和记者们的参与也使得情况变得更加复杂和迷乱。
无论争论的结果如何，塔萨代人的例子，有一次提醒我们，人类学研究，不可能向自然科学那样，可以保证其准确性与客观性。
总结：
作为一个外来者,民族志者不可能真正获取绝对准确或绝对真实的田野资料。由于上述种种问题的限制,民族志者充其量只能获取比较准确或比较真实的资料。
面对这种情况：我们有必要详细交代自己的研究过程和方法,以绝对坦诚和毫无保留的方式披露自己的研究成果。所以,应该有专门的章节描述自己的调查是在什么条件下进行的,信息是怎么收集的,哪些材料是报道人陈述的,哪些是研究者从中整理和领悟出来的等等,这些都是构成完整民族志的重要部分。
延长研究时间则是保障研究资料料准确性的另一个方法。,在田野地点长期生活可以说是民族志者确保资料真实性的最好方法。在田野中生活的时间越长,田野者就有更多的机会了解当地的历史、人际关系和文化,就有更多的机会纠正一些田野者自己想当然的资料和复杂信息,也就有更多的可能性将田野者自己的经历转化为地方性知识。
民族志者不仅需要观察各种文化表演,而且更需要长期亲身体验文化。因为文化不是同质的,而是弥散于不同的社会情境之中,因而,民族志者需要在不同的情境下体验被研究者的文化。如果没有足够长的时间参与和体验被研究者的文化,民族志者便难以透过文化的“表演性”获取那些“弥撒于不同的社会情境之中”的文化。
参考文献：
[1].张丽梅，胡鸿宝.米德·弗里曼·萨摩亚[J].北京民族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
[2].布鲁斯·鲍文.塔萨代人的奇怪状况：他们是原始狩猎采集者还是热带雨林中的骗子[J].方素梅译，美国《人类学通讯》，1989年，第30卷第7期.
[3].袁同凯.在异域做田野：老挝的经历[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第31卷第5期.
本文转载自：复旦人类学新浪博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