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秀

钟敬文与民俗学研究

---纪念钟敬文先生诞辰110周年

薛洁

    钟敬文，中国著名的民俗学家。1903年3月20日出生于广东海丰。青年时期，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为他一生研究民间文化奠定了精神食粮和丰厚基础。钟先生常说：“我是‘五四’的儿子”，称“五四”是启蒙老师。伟大的历史母亲，孕育出了这位始终把自己的学术、生命与整个民族、国家联系在一起的正直、勤奋、淡泊的学者。70多年来，无论时局怎样动荡，顺境还是逆境，他的学术追求从朦胧、自觉到坚定、执著，矢志不渝，用赤诚的心血、辛勤的汗水耕耘浇灌，写下了数十本专著、上百篇论文，培育了无数桃李。担任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民间文化研究所所长、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名誉主席、中国民俗学学会理事长等职。堪称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开拓先锋、一代宗师。学生沿着钟先生的学术生涯去寻觅先生与民俗学研究的思想发展脉络，给自己和读者以启迪。

一

        中国现代民俗学运动源于1918年北京大学成立的歌谣征集和《歌谣选》，而其直接背景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的平民文化观念所带来的影响。“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轰轰烈烈，祖国、民族间的灿烂文化，个人的深厚文化修养……，无疑都是促成钟敬文学术观点形成的重要因素。

    20年代初期，钟敬文阅读新闻学、社会科学书籍，尤其被《歌谣》周刊所吸引，从搜集民间文艺作品开始，逐步走向民俗学研究。最早在故乡搜集民歌土谣，继之又扩展到搜集神话、传说、故事和民俗资料等，进行理性考察，体现了“一是学术的（民俗学的）、二是文艺的”《歌谣》周刊的目的。如发表的短论和随笔，在一组《歌谣杂谈》指出：歌谣是民族的心声，应从民众劳动生活、性格中去探讨歌谣；它的韵味特殊、感情真切、风格纯朴，认为句与词发源于民歌；还指出歌谣研究除文艺方面外，还应从风格的、语言的、心理的、教育的等角度去研究。由此看出钟敬文民俗学思想的萌芽。

    20年代后期至30年代前期，他接触英国人类学派的民俗学理论，参加组织中山大学民俗学会，编辑《民间文艺》、《民俗》周刊，著文收入《民间文艺丛话》；同时开始涉猎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历史和文艺的论述，吸收法国社会学派的文化理论，在杭州与人发起组织中国民俗学会……，这一系列的理论学习、教研与学术活动，使钟敬文对民俗学发生了由一般爱好、收集、谈论到明确树立了学科意识的转变，明白了文学、艺术以及信仰等民俗现象的社会性，在其学术事业的建立和开拓方面初步形成了“把民俗作为文化现象”的学术观点。如《山海经之文化史的考察》梳理、论述了古代各种民俗事象，仅书名就能一眼看出这一观点的显现；《中国的地方传说》、《中国的天鹅处女型故事》、《金华斗牛的习俗》，特别是《中国神话之文化史的价值》是最早的一篇谈论下层文化的文章。这一系列论文探讨了中国民间文化的根基，第一个尝试着从文化史的角度考察一些神话和传说，对故事中的许多原始风俗和观念（如禁忌、意形、个体代表全体及近亲结婚等）进行分析，指出了它的文化意义。从经济、生产、传承习惯上为神话、故事、传说、歌谣等领域寻求民俗的社会根源，产生了很大影响。

        1934-1936年的赴日留学，不仅如饥似渴地吸吮着民俗学专业知识，而且还广泛涉及民族学、文化人类学、原始社会文化史、宗教学、文艺理论等学科，为钟敬文学术思想的趋于成熟，拓宽了视野、平添了基石，强固了“民俗与文化关系”的观点。尤其读了民俗学家西村真次、柳田国男、柯伦等的专著，“在方法论上有了觉醒和意识”，进一步学习唯物辩证法，把历史法、矛盾法、联系法等有意识地运用于理论文章的写作中。以《民间文艺学的建设》为代表，该文论述了其性质，指出了它的社会性，提出了它的方法论。这是钟先生根据民俗学研究事业的发展，第一次提出构建中国自己的民间文艺学理论体系的设想。这时期，钟先生又产生了把民俗学研究同社会文化实践相联系的新观点，创用“民间文化”新术语，这里从钟先生编辑《民间风俗文化》、《民间艺术》两专号和办展览会等活动，可看出其专业思想开拓的轨迹，标明着他的学科体系意识的增强和学木范围的拓宽。

    抗日战争时期，钟敬文先生亲身投入抗日前线工作，给他的人生观、学术观带来了重大改变，实践使他定出了个人最重要的真理标准，即自己跟祖国和人民的关系是鱼和水的密切关系，“我的学术又有什么理由，只能作为一种摆设，而不直接关系到人民的哀乐和生死存亡呢？”（《钟敬文学术文化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第169页。）这一认识上的飞跃使他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跟学术观和整个人生观统一了起来。从此他在理论研究上倾注着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执著地弘扬民族优秀民俗文化的学科意识，体现了要求自己与社会、与人民的鱼水关系。无论抗战宣传、教学，还是写作、编辑，其学术思想“在性质上也逐渐趋于成熟，”（《钟敬文学术论著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第9页。）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

二

    建国以后至“文革”时期，钟敬文先生几经逆境，饱经风霜，对自己择定的、并视为奋斗一生的民俗学研究志向不移，建树丰硕，为新中国的民俗学事业起到了开拓、奠基作用。
        1949年5月，钟先生由香港来北京参加第一次全国文艺界代表大会，无比振奋、鼓舞。之后就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参加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的倡建工作，被选为负责人；创议、出版了《民间文艺集刊》；讲授“民间文学”等课程，招收研究生……，为建国后该学科的理论建树、组织发展和人才培养等都做出了积极的学术贡献，同时增强了自己学术的分析和概括力度。当时有代表性的纲领性论文《口头文学——一宗重大的民族文化财产》，主要从内容、形式两方面举述了口头文学的优越点，以此肯定口头文学在新社会中的作用。作者远见卓识、任重而道远，指出：“要把这宗巨大而贵重作用的文化财产充分发掘出来，充分清理出来，特别是充分利用起来，这工程是相当巨大的。为着建造新中国的新文化、新文艺，我们必须完成这个工程，而且相信一定是能够完成这个工程的”。先生对发掘、清理、利用民族文化财产充满了信心，进一步表明了先生把民俗事物(口头文学)作为文化现象的鲜明的学术观：这期间他还撰写了二、三十篇论文、随笔，尤其有几篇近代民间文艺史的论文是开荒性的，首次开辟了探讨晚清改革派学者的民间文学见解，晚清革命派著作家民间文艺学和对民间文学的运用的领地，其研究成果有着积极的科学史意义。

三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科学的春天回复了生机，欣欣向荣。在民俗学研究上，钟敬文先生30年代形成的学术思想随时间的推移、个人经验的丰富和学科知识的精益，愈显炉火纯青，瓜熟蒂落，达到了峰巅。

    为振兴中国民俗学，钟先生和许多同行学者宣传、实践，起草了《建立民俗学及有关研究机构的倡议书》，受到国家有关部门重视；重建了中国民俗学会等学术机构，召开学术讨论会；恢复了民间文学教研室并创立了中国民间文化研究所，培养了一批批民俗学硕士、博士和访问学者。
   
    在钟老言传身教的带动下，民俗学研究呈现出勃勃生机。

    钟先生主张将民俗学研究成果和民俗志资料运用到口承文学的研究中去。如《论民族志在古典神话研究上的作用》、《马王堆汉墓帛画的神话史意义》、《刘三姐传说试论》等等，将作品与有关的社会、文化、民俗等联系起来比较研究、辨证研究，在这些极富民俗类型的文化内涵研究领域里纵横发挥，写下了开拓性力作——《建设新民间文艺学的一些设想》和《关于民俗学结构体系的设想》。由此可以看出，作者学术思想发展历程的一致性、连续性和深入性，更“体现了钟先生在宏观上擅长于进行整体、系统的理论构架的学术特点”。（《钟敬文学术文化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第307页。）

    80年代末期，“民俗文化学”概念的倡导，是钟先生“对民俗学这门学科一种新开辟的境地，”（《钟敬文学术论著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第19页。）是钟先生学术思想发展的新成果并达到精进、纯青的标志。《“五四”时期民俗文化学的兴起》、《话说民间文化》和《民俗文化学发凡》等著作，大致体现了钟先生民俗文化学的思想体系。

    《“五四”时期民俗文化学的兴起》对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形成历史作了总结性的探究，把民俗文化学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思想史联系起来，强调文化三分说(即上、中、下层文化)，关于中、下层文化的学术活动概括叫做“民俗文化学”；从白话升格为方言调查、口承文艺的发掘、通俗文学登上文坛、风俗习尚的勘测、探索这四方面进行论述，认为民俗文化学活动这个小系统应当融入当时的整个新文化运动的大系统中去；并根据新文化的性质在民俗文化学上的体现，提出该学科民族性、民主性、科学性的重要特征及其学术史上的意义和价值。《话说民间文化》主要论述对象就是民俗文化，全书贯穿了钟先生主张应大力重视民间文化的思想观点。最能体现学科性质和结构体系的是钟先生的《民俗文化学发凡》，全文就学科的名称、概念、性质、范围、与其它学科的关系、结构框架、方法原则、效用等特殊理论和研究方法作了精辟而系统阐释，为这门交叉的新学科勾画出了科学结构的轮廓。他指出“民俗文化学是研究作为一种文化的民俗事象，是民俗学与文化学交叉的一门科学。着重强调，我们只有把民俗作为文化现象去看待、去研究，才符合事物的实际，也才能强化我们的学科意识，促进这门新学科的研究成果”。因此，创建民俗文化学，建立多民族的一国民俗学，即《建立中国民俗学学派》，在民间文艺学、民俗学的长期研究历程中，在国内外交叉学科、前沿学科的不断涌现中自然而然地应运而生，是钟先生民俗学思想长期发展的必然结果。他关于建立中国民俗学学派的必要性与可能性、中国民俗学派的特殊性格、旨趣和结构体系以及今后的发展方向等问题的学术阐释，对于我们当前更加自觉地认识民俗事象的文化性质、全球化与民俗保护（非遗保护）的学术发展趋向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董晓萍教授说：“钟敬文教授晚年所创建的民俗文化学，在他早年开创的民间文艺学和民俗学两门学科的基础上，融汇了对相关学科如文化学等的科学成果适当吸收的多年的深思熟虑……，一经问世，便引起了国内国际的反响。”（钟敬文《民俗文化学梗概与兴起》中华书局1996.第285-286页。）当时己是90高寿的钟先生仍对他所热爱、倾注一生的民俗学发展作了简明而透彻的高度提炼和概括，如果没有对祖国人民的挚爱真情、对自己从事的中国民俗文化学事业的矢志不渝和渊博知识以及对各民族民俗文化的潜心研究，是很难如此通晓扼要、深入浅出地把这个核心问题说清的。

四

    刘魁立先生在他的《把毕生精力捧献给民间文化事业的人》一文中说：“钟敬文先生是把他高尚的品格，融于他的‘言’、‘功’之中的。”是的，谈到钟先生的人品，无不令人赞佩．他言传身教，要求他的学生做学问，首先要学会做人，并常常把自己比作“麦穗”、“泥土”。1996年9月，钟先生在国家教委委托北京师范大学举办的中国民间文化（民俗学）高级研讨班的讲座结束时说：“我象一粒麦穗，洒到地里，待收获时，将是一片庄稼。”的确，他是一颗默默无闻且硕大无比的知识粒种，将其倾洒进学生心田，期待生根、发芽、开花、结果：“舍得将身作泥土，春风酬汝绿阴圆。”这是钟先生时常鞭策自己的警句。他说；“我愿作培花的泥土，不一定自己开花”；“我们在学术上希望看到的是春色满园，而不是一枝出墙的红杏”。泥土，深厚肥沃、朴实无华，钟先生内蕴的心愿是要“化作春泥更护花”。

    正是钟先生的“麦穗”、“泥土”精神，他才具有深远的目光、博大的胸怀，视学术如生命，近百岁高龄仍在教学、科研第一线，并割舍自己创作诗词、散文的爱好，放弃准备已久、撰写专著的念头，坚持不写回忆录、文集，全身心地为了中国民俗学事业的发展，他的心血着实注入了他所培养的无数学生的著作和建树中开出的鲜艳的花朵里。这种坚韧不拔的治学态度、诲人不倦的治学精神、无私奉献的思想境界，永远激励着他的学生、同行们。做人、做学问，钟先生永远是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