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之所以为经典的《菊与刀》
文汇读书 2012-11-23
■韩怡华（闵行区图书馆）
某些书起了一个畅销的名字，于是就畅销了，接着就被翻也没翻过的有识之士看不起，比如《悲伤逆流成河》、《把吃出来的病吃回去》皆此类也。还有些书起了一个该畅销的名字，而且写得确也不错，可还是谈不上畅销，接着依旧被翻也没有翻过的“有识之士”看不起：比如李零的 《丧家狗：我读论语》。而第三种，则是起了一个该畅销的名字，写得好，也曾畅销一时，却被没赶上潮流的不明真相的群众看不起———美国文化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半个世纪前所著的《菊与刀》就是这样的类型。
所以说，经验主义很容易害死人。在西方思潮大举入侵的九零年代初，《菊与刀》就曾出现在我家的书架上，只是当初单纯年幼无知，觉得凡属高深之书，不宜有吸引人之名，是以终究不曾读过。于是乌飞兔走，寒来暑往，直到菊花黄瓜教玷污了所有的菊花和黄瓜，直到《菊与刀》在中国再版再译N 次，直到机缘巧合，我才又拿起了这本书。
一读之下，发现新大陆！
又是一则经验主义误人，一直以来对西方人研究东方的作品不感冒，以为他们对东方的理解如不是张爱玲所形容最透的“猎奇”心态，至少也有膈膜。其中著名的汉学家马悦然，最是我不佩服久了的。然而，本尼迪克特教授却并不是这样，她对于日本的研究成果，宏观上有助于理解整体的日本社会发展的问题；微观上甚至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到个案———为什么三岛由纪夫与村上春树在不少日人的心目中是欧化的作家；而小津安二郎在他众多家长里短以原节子为女主角的电影中又表达了什么样的价值观？
归纳整部《菊与刀》，我们可以得出三个主要的关键词：“义务”（忠、孝）、“情义”（对待平等的人际关系）以及“人情”。
日本人所谓的“义务”，其实可以用《琵琶记》中赵五娘公公的话来概括，即“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为天皇尽忠，孝养父母，尊重家长的权威，最终的目的是做一个堂堂正正（立派）的人。在明治维新时代，维新派以“王道复古”为口号，将天皇的地位，推至无上神圣的地位，以避免对于家族的“孝”、对于同辈的“情义”影响人民对国家的服从。这政治手段，成功到这样一个地步：即在战争时，日本军人基本上是宁死不降的；而裕仁天皇降书一发表，日本军人又“十四万人齐解甲”，哪怕是在占优势的战场。于是美国占领军在这神奇的一天里，早上带枪，中午就收起武器，晚上就到日本人的店铺里买东西了。举止相反，而理由却相同———“为天皇尽忠”。
至于“情义”，则比“义务”低一等，但同时约束着日本人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人情往来要及时合理地归还；政治家、领袖、老板以及家长行动都要考虑后果对下属负责，如果决策发生错误，重则自杀，轻也要引咎辞职。这条道德规则也许至今在发生着作用：全世界的首相都没有日本首相这样更换频率快的。
而“人情”，则是对于沉重的“义务”和“情义”的人性化补偿。泡澡泡出各色花样；寿司吃到美女的大腿上；每天下班都去饮酒到夜半三更；甚至只要以正室之礼对待妻子，妻子接到丈夫在艺妓馆甚至妓院里的账单都会毫无怨言地买单。“人情”是日本社会难得的自由地带，是否这就可以大致解释了日本的爱情动作片在某种程度上白昼公行的事实呢？
“义务”、“人情”、“情义”为所有日本人规定了行为准则，只要各司其职，日子就能幸福地过下去———这就是小津安二郎所有的电影的价值观。而三岛由纪夫呢？至少他在《金阁寺》中，因为“我”发现主持嫖妓，于是就理想破灭，惶惶不安，最终自我毁灭的桥段，未免是故意忽视了日本社会中“人情”的存在了。一个可以娶妻生子的日本僧人，即使偶然为失足妇女开光，恐怕也未见得值得大惊小怪。事实上，芥川龙之介的《孤独地狱》中，不就有一个吃花酒的寂寞和尚么？
说了这么多，还不未曾提及《菊与刀》的另一个重要的优点，即这位学者，同时也在用这本书向美国人本身提出建议：
今天，我们对于各民族文化都有一些客观研究。对于“真正的尊严”，不同民族有不同定义……一些美国人说，只有推行平等，日本人才能获得自尊。他们其实犯了一个错误，因为侵犯了日本民族的自我中心主义。如果美国人真的希望日本人拥有自尊，就必须对日本人维持自尊的文化习俗加以确认。……日本人只能在自己的文化基础上重建自尊，而不是在美国文化的基础上建立自尊。日本只能以自己的方式完善。
这段公式换去“日本”二字，是否填上那个国家都有效呢？或许这就是经典之所以为经典的缘故吧。
（本文获一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