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史上一段著名的公案
陈蓉霞
来源： 东方早报 2009-2-8 5:04:35
就米德的萨摩亚人研究而言，至少当事人决不是故意造假，她只是被先入己见的理论所套牢，再加上调查方法有失严谨客观，这才铸成了弥天大错。
《萨摩亚人的成年》
[美]玛格丽特·米德著
周晓虹 李姚军 刘婧译
商务印书馆
2008年11月第一版
205页，27.00元
《玛格丽特·米德与萨摩亚》
[澳]德里克·弗里曼著
夏循祥 徐豪译
商务印书馆
2008年11月
319页，37.00元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出茅庐的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因为《萨摩亚人的成年——为西方文明所做的原始人类的青年心理研究》（以下简称《成年》）而一炮走红。《成年》被译为数十种语言，在各国的畅销势头经久不衰，从而成为人类学的经典读本。这不仅与该书细腻生动的文风有关，更重要的是，它为当时欧美学术界正在激烈争论的两种观点提供了有力佐证。人性的塑造，更多来自后天还是先天？米德以书中所述的资料给予了明确答复：正是后天文化一手打造了复杂的人性。
米德的田野调查对象为南太平洋群岛上的萨摩亚人。作为一名二十刚出头的女性人类学者，她的访谈对象更多是处于青春期的萨摩亚女孩，何况这也与她的研究使命有关。她的导师博厄斯给她的题目为，鉴于在西方文明国家普遍存在青少年的心理危机现象，那么，在原始文明中这一现象是否同样存在？米德在《成年》一书中无可置疑地表明，萨摩亚的青少年中不存在任何心理危机或压抑现象。相反，青春期对他们来说，正是一段无忧无虑的大好时光。女孩们普遍享受婚前的性生活自由，每当夜幕降临，她们就与心仪的男孩来到棕榈树下约会，谈谈情说说爱，抓住婚前这段自由时光，尽情潇洒。说到处女童贞崇拜，仅有“陶泊”，亦即处女代表，才需在婚前接受处女检查，当然她们嫁的对象往往是等级地位颇高的首领们。但若万一检查表明新娘已不是处女，只要说清情况，再经某种变通手段，也能顺利过关。
此外，萨摩亚人的日常生活以“户”为单位，户由若干个互有关系的家庭所组成。因此一个小孩在成长的过程中，常常受到多人照料，他对生身母亲就不会形成格外强烈的依恋关系，这就形成了萨摩亚人性格中淡泊随和的一面，对感情问题往往是听之任之，从不执著追求，这倒是正应了当代一句流行歌词所唱：无须天长地久，只要曾经拥有。孩子若是与家长不合，很容易就能离家出走，到另外一户愿意收留他的家里就行。正是得益于这样一种无拘无束的环境，萨摩亚人的生活中少有冲突、少有竞争，父母对孩子也少有强制性的管教。“在萨摩亚这块土地上，没有人孤注一掷，没有人愿作大牺牲，没有人蒙受信仰的磨难，也没有人为了某种特别目的而殊死拼搏。”“除了死亡以外，最为催人泪下的悲戚，莫过于一位亲戚远足于他岛”（《成年》，p.135），因此，萨摩亚人中没有精神病。
这就是米德笔下的萨摩亚人生活，好一幅久违的伊甸园生活图景。不得不指出，当时的人类学家大多有美化原始人的倾向，不少人类学家告诉我们，原始文明中不存在如文明社会中残酷的战争现象，比如爱斯基摩人就以“对歌”的形式来解决冲突问题；更让文明社会自愧不如的是，原始人常常有着强烈的环境保护意识，当他们把河流或森林奉为神明时，也就抑制了对其过分贪婪的占有欲望。不过，近年来已有越来越多的人类学调查资料表明，这些美化大多不能成立。原始人中的激烈争斗程度决不弱于文明人，弱的只是他们手中的武器；原始人更谈不上自觉的环保意识，戴蒙德的《崩溃》一书就以大量史料证实，不少曾经辉煌的原始文明最终灭绝，就因为他们肆无忌惮地毁坏了生存环境。其实当时的人类学家与其说是在赞美原始文明，还不如说他们是把原始文明当成一面镜子，用以反衬所谓文明社会的各种丑陋冷酷现象。当然米德的研究更有其特定的背景，这是因为文化决定论与生物决定论之争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已达到白热化程度。
这就得说到人类学的诞生，它有一个重要前提，亦即仅当两个极为不同的种族相遇之时，人们才会设想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世上还有另一种与我们不同的文化？是什么决定了不同文化的形成和演变？这种不同种族的大规模相遇，出现于近代航海事业兴起之后。在经过一段漫长的积累时期之后，十九、二十世纪之交人类学得以悄然崛起。这就意味着，人类学首先面对的是人类文化的多样性，且这种多样性有等级之别，因而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对象总是那些所谓的未开化文明；随之要解释的一个问题就是，这种多样性从何而来？
与此同时，十九世纪后期还出现了一个重要理论：达尔文进化论。达尔文以自然选择原理来解释物种多样性的起源，同时他还大胆推测，这一原理也为解释人类的起源提供了若干线索。说到人类与动物的本质区别，莫过于人类有羞耻之心，或者说人类有道德，而道德就是一种文化现象。若说自然选择原理同样适合于人类，这似乎就意味着，文化现象的起源在某种程度上与先天有关，因为自然选择的对象只能是先天存在的遗传差异。当然，达尔文尽管指出了其间存在某种相关性，但他并没有如此简单地把文化现象等同于先天因素。正是达尔文的表弟高尔顿在十九世纪末创造了“优生学”这一学科，优生学的宗旨就是要把自然选择原理应用于人类自身。众所周知，人类其实已在不知不觉中通过自然选择原理培育了众多动植物品种，现在的问题在于，人类能否通过同样的方法来改良自身呢？但这样做的前提却是，承认人类的诸多行为特征与先天的遗传有关，这才谈得上对其进行有意选择。为此，高尔顿做了某些数据统计，表明如暴力犯罪、酗酒、智力低下等不良品性都是与生俱来的，结论就是，应该让人类中品性优良的人群多多生育，同时杜绝不良人群的生育机会，以此改良整个人种。不幸的是，优生学最终打开的却是潘多拉盒子：二战时期希特勒的反犹政策打的就是纯洁人种的旗帜。其实同样的悲剧还发生在美国，尽管程度远比纳粹犯下的罪行要轻。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美国，在优生学的名义下，强行对某些所谓低素质的人群进行绝育措施，如今听来这样的行径似乎是荒谬不堪。痛定思痛，这才有如今西方学术界对于优生学一词的高度警觉。
正是在优生学大行其道的背景之下，人类学家出场了。米德的导师博厄斯就是其中的一位。他的使命就是要从优生学家手中抢救人性的可塑性，进而告诉公众，人性的表达更多在于后天文化环境的塑造而非先天遗传因素的规定。于是重要的不在于，如何强行推广生育措施，而是为低素质人群提供更好的受教育机会，以期通过后天的影响来提升人群素质。就当时的语境来看，不得不承认，博厄斯的主张更具可行性，也更为人道。为此，他交给米德的研究任务就是，调查在原始文明中是否存在青少年心理危机现象，若答案是否定的，由此就可证实这种心理危机现象与后天的文化传统有关，人性当然就是可塑的。正是带着这样的先入之见，米德给出了一个漂亮的结论，这正中博厄斯之意，难怪博厄斯对其研究报告大加赞赏，于是有了米德著作的一夜走红。
然而，上世纪八十年代，另外一名人类学家弗里曼出版《玛格丽特·米德与萨摩亚——一个人类学神话的形成与破灭》一书，顿时震惊整个人类学界。这是因为弗里曼以严谨翔实的材料证明，米德对于萨摩亚人生活的田园诗般的描写，彻头彻尾就是一个误导，甚至是谎话。说起来，弗里曼刚出道时曾是米德的粉丝，上世纪四十年代，他步米德后尘，也在萨摩亚人中做田野调查，但奇怪的是，所得情况却与米德的描述大相径庭，于是，他把这一课题持之以恒地做了下去，真相终于浮出水面。原来，当时的米德在当地调查时间仅为五个多月，她没有做到与当地土著人同吃同住，更谈不上参加他们的重要活动，严格说来，她的访谈资料只是道听途说而已，她找来若干个萨摩亚女孩，由她们的口中得知未婚女孩的浪漫情事。后来，弗里曼找到了当年米德采访过的那个萨摩亚女孩法阿姆，她于1987年 11月当众宣誓作证，当时她和其他女孩对于米德的访谈只是开了一个玩笑而已，谎称她们夜晚与男孩们出去约会，她们当时以为只是无伤大雅的谎话而已，想不到米德根据这些谎话写成了书，由此造成如此深远的影响。
弗里曼的调查资料显然更为可信，这是因为他长期深入萨摩亚地区，不仅与土著人同吃同住，能够熟练使用当地方言，而且在获得当地人的充分信任之后，他还得以参加重要的酋长会议，从而大量掌握一手资料。在《一个神话的形成与破灭》一书中，针对米德的结论，他逐条进行反驳。首先，在萨摩亚人中，决不存在婚前乱交现象，与所有其他文明一样，萨摩亚人同样推崇处女童贞现象，不仅被选为“陶泊”的女孩如此，其他女孩同样牢牢守护自己的处女童贞，婚前失贞会遭来耻笑。其次，萨摩亚人同样存在强烈丰富的感情，小孩通常由自己的母亲一手带大，他们对母亲的依恋之情与其他文明的表现并无二致。与此同时，父母对于小孩的管教也是格外严厉，决不存在可以随意离家出去的现象。正因如此，孩子与父母的冲突比比皆是，心理危机和压抑现象决不少见，甚至青少年的犯罪（亦即不合群现象）率也决不低于文明社会。最后，萨摩亚人的社会中同样存在严格的等级制度以及由此引起的激烈的竞争冲突现象，人们为此而背负沉重的心理压力，甚至还要付出血淋淋的代价。
在弗里曼所提供的事实面前，由博厄斯、米德所一气吹大的神话犹如被戳破的气球，黯然失色。确实，在科学史上不乏失误、更不乏故意造假的例子。如子虚乌有的N射线和辟尔唐人化石等，都是著名的造假事例。但就米德的萨摩亚人研究而言，至少当事人决不是故意造假，她只是被先入己见的理论所套牢，再加上调查方法有失严谨客观，这才铸成了弥天大错。若从同情的角度来看，博厄斯的理论放在当时的语境下来解读，不失为是对优生学的一副清醒的解毒剂。但科学的客观性恰恰表现为，它只尊重事实；科学的生命力也恰恰表现为，在事实面前，它有着一套强有力的纠错机制。
值得一说的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兴起的社会生物学，对于米德的神话及其破灭意义别有一番解读。这是因为，由威尔逊等进化论者极力倡导的社会生物学，使得先天后天之争的钟摆又偏向了先天这边。于是在社会生物学家看来，米德神话的破灭就是一个最佳例子，表明人性的形成决非由后天的文化所塑造。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优生学的阴魂借着社会生物学的名言又卷土重来？当然决不！
必须指出，社会生物学与优生学的本质区别在于，社会生物学不强调人性的差异，相反，它倒是强调人性的共同之处；甚至它还强调人性与兽性的共通之处，毕竟人类是从野兽进化而来。正是在此意义上，社会生物学强调先天的重要，它与我们体内的遗传基因有关，不要忘记这一事实，我们体内绝大部分的基因与动物、尤其是灵长类共享。因而各地的人们，尽管习俗上有着重大差异，但骨子里都有相同的行为模式。比如，表现在两性关系上，男性更为主动放荡，女性则更为保守羞怯；等级及其竞争现象触目所及；当然基于血缘或互惠利他的合作关系也普遍存在；爱恨怒仇等情感比比皆是。说到底，它们只服务于一个功能：使自己的后代数达到最大化。这就是自然选择对于人性或兽性的长期塑造。至于昔日优生学所鼓吹的种族论在社会生物学这里则彻底瓦解，明摆着的情况是，甚至连人与兽的界限都不再泾渭分明，更何况不同的种族之间？反对者诟病的也正是，若是人兽不分，人的高贵性何以体现？
不过现在至少能够达成的共识却是，人生来决非一块白板，或者说犹如一台通用电脑；相反，人生来就已自带诸多特定程序。至于选择性地启动哪些特定程序，则有赖于后天文化环境的触发。但万变不离其宗，人性终究不能违背一个基本天性：饮食男女不可弃，以便维系个体的生存和种族的繁衍。至于当代社会不少人自愿选择丁克家庭，则需再辟一个话题来另作讨论。当然，说到先天后天之争，一个关键问题还在于，如何厘定两者的界限并给出针对性的解释，好在这方面的工作已有不少实质性进展。■
延伸阅读
● 《社会生物学》
[美]爱德华·O. 威尔逊著，毛盛贤、孙港波、刘晓君、刘耳译，毛盛贤校，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8年5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