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华文

失落的光荣：后三套集成时代的民间文学

1984年5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后改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联合签发了《关于编辑出版〈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歌谣集成〉〈中国谚语集成〉的通知》，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工作在全国各省市轰轰烈烈地开展了起来。其中对于民间故事、民间歌谣、民间谚语的普查采风，不仅进行了较为严密的组织，而且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许多乡镇出版了油印“三套集成”，县级单位出版了铅印本“三套集成”，地市级以上单位则公开编辑出版了“三套集成”。光浙江省的情况来看，民间文学各种文本被搜集起来的不算，铅印或正式出版的“三套集成”字数在2亿以上。成绩斐然，蔚为壮观。
在“三套集成”的采风、搜集、整理的过程中，不仅出了成绩，而且培养了大批热爱或有志于民间文学工作的文化工作者，一时间，民间文学这种被披上政治色彩的艺术样式，似乎又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春天。相伴生的是大量民间文学出版物摆上了各类书店的柜台，有故事书、故事刊物、有通俗读物、有各种民间文学选本，一些刊物的发行量创出了“天量”。然而，随着20世纪80年代末县卷本“三套集成”工作的接近尾声，在最重要的县卷本 “三套集成”工作中做出了巨大贡献的人员，随之也结束了轰轰烈烈带有政治任务色彩的工作，民间文学进入了一个平台期。我在20世纪90年代早中期曾无数次听到热爱民间文学事业者的感叹和抱怨，他们比一些在高等学府或研究机构从事民间文学工作或领导的人，更早地感受到逝去的辉煌，失落的光荣深深地伴随着他们。这就是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的后三套集成时代：一个在外来文学、通俗文学、作家文学、网上文学和蓬勃向上的经济中失去了自我，失去了个性，迷失了方向的文学母亲。
如果说，后三套集成时代更早地由在基层从事民间文学搜集整理的工作者首先感受到的话，那是因为他们更多地是从政治或政府工作方面去认识民间文学，对民间文学的重视与否，冷暖感觉是直接而切身的。而我们在科研机构或大学中从事民间文学的工作者，之所以感觉比较迟钝，那是因为他们对民间文学的热爱不仅表现为政治化，而且还搀杂着大量学术的、兴趣爱好的，甚至从内心深处构建一种虚假繁荣以掩饰逐渐失去的光荣的需要。还有，那就是三套集成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也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民间文学即将失去的光荣，一些亲手参与三套集成工作并在民间文学界起着领导作用的人，更不愿承认失去的光荣这样的事实。不过我们也应该平心而论地承认，民间文学研究确实在80年代以后，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种成就诚如刘锡诚先生所简单叙述的，包括民间文学若干分支学科，主要的是下面几个方面：
1、神话学研究方面。“神话学从单纯的文艺社会学的阐释，发展为多学科的参与，触及到了世界神话学几乎所有重要问题，而且提出了许多值得注意的新见解。在古典神话及其资料之外，近年又在全国各地、各民族的居民中搜集了大量流传在口头上的活态神话文本，填补了中国神话学的空白。在我国，神话学一时成为显学。”[1]
2、史诗学研究方面。这方面的研究，它“后来居上，如今已成磅礴之势，一批中青年学者成长起来。中国不仅有了研究《江格尔》《玛纳斯》《格萨尔》的知名学者和博士，史诗研究的‘中国学派’也已经登上了世界史诗学坛。”[2]
3、传说学研究方面。刘锡诚认为，“近20年除了着力建立中国自己的理论体系外，主要成就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故事家的发掘与研究，特别是故事家个性的研究；一是发现了一些故事村，最著名而且开掘和研究得较深的有两个，一是湖北省的伍家沟，一是河北省的耿村。这两个故事村的发现和研究，在国际学术界发生了广泛的影响，前者还受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的关注。”[3]
另外，还有叙事诗的搜集和研究方面，也取得了相当成就。
不过在我们喜悦于所取得的成就的同时，也让许多热爱或关注民间文学的有识之士，深深感到忧虑。而事实上，真实的情形是，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民间文学伟大的光环就已经开始失去了光彩。后三套集成时代已经逐渐显露出它的真实面貌。
第一、90年代初，由于一些特殊的原因，曾经出版并且负责出版中国民间文学著作出版任务的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被撤消。这无疑对中国的民间文学事业，尤其是通过出版而在社会上产生二度影响的这一工作，受到了巨大的打击。没有专业出版社支持的民间文学事业，就如失去了武器的战士。虽然象上海文艺出版社一度还保存了民间文学室，出版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的通俗和研究著作，但2001年上海文艺出版社撤消民间文学室，则标志着专业出版这一块，已经彻底失去了阵地。后三套集成时代的民间文学读物和专业著作的出版，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局面。
第二、一些原来颇受读都喜欢的民间文学刊物，要么由于某些原因受到查处；要么刊物发行量萎缩，影响下降；要么由于经费不足等原因而停刊，要么由于读者阅读口味的改变而改变了办刊方向。其中，对于民间文学研究影响最大两个刊物，一为上海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办的《民间文艺季刊》（后改为《中国民间文化》）在1996年出刊了三期之后，无限期地停刊了，至于原因大约即有人为的，也有经济等不可抗拒的方面。另一为所属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的《民间文学论坛》（后改为《民间文化》）也在2000年之后，改版为旅游杂志。这两个刊物的停刊和改版，对于民间文学研究来说，可以说几乎是致命的一击。因此，中国民间文学研究的巨匠钟敬文先生，在临去世之前，对前去医院看望他的民间文艺家协会的新一届领导提出了恢复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恢复《民间文学论坛》的愿望。钟先生非常明白，出版社与刊物对于一个本身影响并不大的学科来说，其意义和价值是不可估量的。
第三、随着1997年代国务院学科委员会对于大学学科的调整，原来属于中国文学下属二级学科的民间文学被取消，它被分别可以包容在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或民俗学等学科之中，沦为三级学科。这在实际上几乎取消了它的独立存在的地位，规定它不可以独立地去申请并建立硕士点、博士点。一方面，民间文学的研究和工作的开拓需要专业化，高层次的人才，另一方面，随着民间文学学科的调整，民间文学高层次人才的培养问题已经陷入了危机。民间文学不仅面临着学科不合理带来的萎缩，也面临着人才断档后继泛人的现实。刘锡诚并不是危言耸听地说，现在民间文学所面对的是“一百多年来几代人文学者努力争取到的东西，由于这个行政决定的影响（引者注：指的是国务院学术委员会将民间文学降为三级学科之事。），而不仅倒退到了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前，甚至倒退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4]如果说这种局面进一步发展，那么，原来建立起来的基层民间文学搜集整理队伍，随着年龄老化自然退出民间文学之外，还会将热爱民间文学者也挡在民间文学殿堂之外，加上研究队伍的改行，必将葬送民间文学整个事业。
第四、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之后，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也包括全国大部分省市的民间文艺家协会，“在某种程度上放弃了自己的本行，不再把重点放在民间文学的搜集、编辑、出版、研究，更多地热衷于某些民间艺术的演出活动和民间工艺品的展销（这些是应当做的，但不是其工作的重点，即使要抓民间艺术，也没有真正深入民间去做发现和发掘、整理提高的工作，更不应越俎代疱取代或代替在这方面更有实力和更有经验的那些政府职能部门），向其他艺术家协会靠拢，以组织在城市里演出活动代替对民间作品的搜集整理和理论研究。”[5]这种现实的出现，对于那些热爱民间文学而非民间艺术的搜集整理和研究者，产生一种强烈的失落感，并使民间文艺家协会作为同仁组织，失去了一定的向心力。许多原来民间文学搜集和研究的热心者，包括在民间文学界做出过相当贡献的一些人士，甚至公开宣称，不愿参加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组织的活动，不愿交纳会费等。确实，如果一个同仁组织，失去了它的长项，失去了它的特色，并从根本上失去了它应有的吸引力，那么，它的生命力也就基本上走到了尽头。
第五、由于民间文学学科内部的原因而造成的对于民间文学理论体系建设、民间文学本质特征的认识、民间文学疆界的划分、民间文学对于社会介入功能方面的研究不足、对于民间文学新旧存在形态互动以及它对于新文化建设方面的价值和意义的开掘不足等方面的问题，危害到了民间文学在学术界的地位。2001年3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文学研究和北京大学等单位，曾在北京召开了一个关于“中国民间文学研究现状与理论新议”的学术研讨会，他们的共识是“学者们从各个层面不约而同地感受到民间文学研究所面临的危机或困境，如学科疆界的危机、学科在大学科系中的位置变化引起的危机、民间文学研究的社会功能（介入社会的能力）危机等等。”[6]当然许多人也许不会同意这种民间文学危机论，因为他们还沉浸在三套集成工作的伟大光环之中，而且，三套集成国家卷的部分工作还未完成。然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在三套集成处于辉煌的巅峰之时，后三套集成时代就已经来临，而且不是以更辉煌的形态，民间文学面临的是危机和滑坡。
面对后三套集成时代，我们应该怎样去应对危机，去化解危机，去挑战危机呢？
首先，应该有一个具有专业化知识和头脑的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由这个协会去协调和领导全国的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并将关心、热爱和献身于民间文学事业的各种人才，网罗于门下。新一届民间文艺家协会刚刚成立，我们有理由相信，它能在后三套集成时代，应对错综复杂的民间文学现实，开拓出一片新的天地。
其次，呼吁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恢复中国民间文学的二级学科地位。这一点，刘锡诚、刘守华等先生都已经这样做了，他们的呼吁在学术界产生了一定和影响。事实上，学科地位不确定和过低，都会极大地阻碍民间文学学科本身的发展。2001年我在北京师范大学举行的“民俗学学科发展与学科定位”的学术研讨会上我曾经作过一个发言，当中非常直率地说过对于民间文学降为三级学科之后，一般的大学中从事民间文学教学与研究工作者面临的尴尬：“一是领导不会化大力气来发展这个学科；二是资金不会有很大的投入；三是引进人才方面受到一些限制；四是开设的课程无法得到保证，五是象刊物定级之类，常常被整个地忽略不计。”而且硕士点博士点之类，无法正常建设。
第三，开展新的民间文学或民俗学资料方面的普查，一方面在现代化不断深化，传统文化日益受到冲击和异化的情况下，为保存中华民族的民间文学做一份努力；另一方面，通过这一工作培养热爱民间文学的工作者，开创后三套集成时代的新的辉煌；同时，还通过这种工作，积极介入民间文学或民俗学为地方文化的建设，为精神文明建设服务的这一主战场上来。
第四，打破民间文学原有已经不适应现代学科发展需要的理论体系，建立新的适应现实发展需要的学科观念和学科理论体系。在这一点上，许多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因为，他们相信，“最重要的危机来自学科内部：已往一些过于空泛或笼统的民间文学理论、概念受到学者们的质疑，有一些解释能力低或者无法涵盖新的、已经变化的民间文学现象的观念和方法需要得到修正、更新或转换。”[7]确实，如果民间文学界不能在民间文学观念和理论体系方面有所突破和发展，那么，后三套集成时代的民间文学事业也就不可能有所突破和发展。社科院、大学以及民间文艺家协会中相关的研究机构和职能部门，如果不能在这个问题上有所作为，这种失落感必定还将持续下去。
第五，恢复或重新建立民间文学的出版机构，恢复或创办全国性新的民间文学研究刊物。研究民间文学者都知道，长期以来民间文学仅以口头文学的形态生存于民间生活之中，他的影响相对于作家文学来说非常有限。要改变这种局面，除了进行大规模的搜集整理和研究之外，将搜集整理的成果公诸于世，让更多的人看到民间文学的精美绝伦无可替代和具有生活性、哲学性、审美性的一面，也同样是非常重要的。同时，在拥有出版机构和自己的刊物的同时，还必须同时考虑用现代其他文学艺术样式和传媒方式来为民间文学扩大影响服务，使民间文学成为我们建设新文化强大支柱之一。只有这样，民间文学的队伍才会壮大，民间文学的工作才会更加辉煌。
后三套集成时代的到来和民间文学已经进入一个平台期，甚至是低潮期，这是一个不容否定的事实。一方面，我们必须认清这种事实的存在，另一方面，我们又应该在现实的基础上积极应对，为后三套集成时代民间文学的重新辉煌，不甘寂寞，勇于开拓，奉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2002/5/8/

[1] 刘锡诚《为民间文学的生存向国家学位委员会进一言》，《文艺报》2001年12月8日。

[2] 刘锡诚《为民间文学的生存向国家学位委员会进一言》，《文艺报》2001年12月8日。

[3] 刘锡诚《为民间文学的生存向国家学位委员会进一言》，《文艺报》2001年12月8日。

[4] 刘锡诚《为民间文学的生存向国家学位委员会进一言》，《文艺报》2001年12月8日。

[5] 刘锡诚《为民间文学的生存向国家学位委员会进一言》，《文艺报》2001年12月8日。

     [6] 户晓辉《中国民间文学研究现状与理论新议学术研讨会综述》，《民族文学研究》2001年第3期。

     [7] 户晓辉《中国民间文学研究现状与理论新议学术研讨会综述》，《民族文学研究》200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