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牛班的课堂

2012年06月15日来源：中国社会科学在线  作者：郑讴/编译

　　中国社会科学在线讯 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与历史学教授本杰明·艾尔曼（Benjamin Elman）长期致力于东亚历史研究。在其努力下，东亚史研究不断推进国际化历程，普林斯顿—复旦—东京模式在2011年正式成型，并由东京大学组织了第一次主题为“地方历史与世界历史语境”的会议。该会议第二届主题设定为“东亚在全球史中的位置”，将由复旦大学在2012年12月主办召开。2013年第三次会议的主题也已设定为“世界历史的不同视角”。

　　关键在于改变历史的叙述方式

　　艾尔曼对重新解读东亚历史问题有着持续的兴趣，他不仅关注西方的解读，也关注中日韩各自的历史观点。他与合作研究者将目光锁定在东亚与印度的早期现代化历程（约1600—1800年），试图理解其发展的关键因素。早在19世纪所谓西方文明对东亚政治经济产生影响之前，这一地区已经在很多领域发生了长足进步。对这一时期的深入了解将为东亚乃至世界历史研究造成“观念上的转变”。而这一转变的结果之一就是：像印度这样的国家在21世纪的崛起并不是没有来由突然出现的。

　　“我们想要做的是改变历史的叙述方式，全球系统比我们想象中要复杂。东亚国家在21世纪的成功并不是一个“奇迹”，而是来自于长时间的经济、社会以及文化发展的积淀。”为了这一目的，艾尔曼编著了10多部著作，从历史、哲学、文学、宗教、经济、政治以及科学等方面多角度论证。其中多部著作已译成中日韩三种文字。通过艾尔曼以及普林斯顿大学同仁们的努力，他们与东亚诸如复旦大学、东京大学等单位建立了学术交流与资料共享的关系。

　　独特观点解释全球权力转移

　　西方观点长期以来把1850—1950年的中国过分简单化为政治和经济上的失败，艾尔曼对这种“失败叙述”论调发起挑战。西方一直都对东方有种轻视与戒备。艾尔曼各方引经据典，试图向世人展示：“东亚国家一直都在做很正确的事”，例如，欧洲人羡慕中国的选拔制度并非建立于贵族制度、年龄等限制之上，而是纯粹建立于对其知识结构的检测。在《帝制中国晚期考试制度文化史》（A Cultural History of Civil Examinations in Late Imperial China）（2000）一书中，艾尔曼描述了考试制度是如何为国家储备有用人才以及那些落榜的文人又是如何在其他行业发挥才干，成为作家、医生以及出版商的。

　　艾尔曼所关注的另外一个领域是中国科技与医药历史研究。在他的《以他们自己的方式：科学在中国（1550—1900）》（On Their Own Terms: Science in China, 1550-1900）（2005）一书中，他驳斥了“中国无科学”一说，他认为，全球权力的转变出现在欧洲工业革命之后，重要原因是这些新造的机器可以用来处理来自亚洲的原材料。“关键不在于欧洲发生了工业革命，而是在于东亚国家某种程度的“去工业化”。这些国家变成了原料供应国后，便成了为那些制造机器的国家提供资源的场所。我们可以说，欧洲的工业化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对东亚国家的去工业化提出了要求。

　　地方历史的全球考虑值得关注

　　艾尔曼的研究引发了东亚历史领域其他历史学者的广泛兴趣，东京大学亚洲高级研究所（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ies on Asia）主任、历史研究教授羽田雅史说：“我对于找到一种全新的世界历史的解释方式很感兴趣，艾尔曼的特点是，即使他是在讨论一个非常具体的东亚历史问题，也不忘把他放在整个世界历史范围内加以联系和考虑，这种广视阈的研究方法非常令人钦佩。”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创始人、普林斯顿大学第三年访问学者葛兆光则说：“艾尔曼教授在中国研究领域有很大国际影响力，他之前的主要研究在于中国考试制度、明清时期的科学技术等，但最近他把研究视野拓宽到全球范围，所以其影响力已经超出了中国一国，还涉及日韩范围。”

　　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教授、西班牙文明与文化研究专家杰里米·艾德拉曼（Jeremy·Adelman）则评价这种复合式视角历史解释的方法是非常关键的：“艾尔曼多次着重和我们强调，从不同利益角度出发的世界历史有着各自独特的特征。比如印度和英国对同一历史事件的解释就会大相径庭。这一点可能说起来显而易见，但如何去书写这样一本历史，在照顾到连贯性的同时又不会忽视观点的多样性？我想艾尔曼在这一点上解除了很多疑惑。他的学习和研究方法也为我研究西班牙历史带来很多启发。”

　　（郑讴/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