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袁咏红 《 光明日报 》( 2010年06月04日 12 版)
罗振玉
章太炎
桑原骘藏
学术乃天下之公器，学人间的切磋、交流、交锋亦是学术发展的必由之路。
清末民初，中日学界的学术交流与交锋，固然也呈现了不同学人间的学术个性，但本质上还是映衬出学术发展的内在理路和时代风貌。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20年代，虽然时局不宁，但中日两国学术界的交流却是频繁，彼此之间也不乏批评交锋。本文拟对这一时期涉及罗振玉、章太炎、梁启超、桑原骘藏、内藤湖南等大学者在内的两次言词激烈的文字交锋事件略作回顾，以呈现相关言说的是非得失及其所蕴含的深层学术意义。
一、罗振玉对中日学术交流的推动
罗振玉(字叔蕴)是最热心也是最早与日本学者交往的人士之一。1898年5月，罗氏在上海开办“教授日语”并“以东文授诸科学”的东文学社，由日本学者藤田丰八“任教务”。藤田又引来田冈佐代治“为助教”。在其后两年多的时间中，东文学社除办学之外，还翻译出版了日本学者桑原骘藏的《东洋史要》和那珂通世的《支那通史》。罗振玉、王国维分别为两书作序，称赞上述日本学者的有关史著，而批评中国“二十余代载籍如海，欲藉此以知一时之政治、风俗、学术，譬诸石层千仞，所存僵石(指有学术价值的化石)不过一二。其他卷帙纷纶，只为帝王将相状事实作谱系，信如斯宾塞氏‘东家产猫’之喻，事非不实，其不关体要亦已甚矣”，因而感叹中国传统史书“单可称史料而已，不得云历史”(《东洋史要序》、《支那通史序》)。从时间上看，王国维、罗振玉批判中国传统史学的言论，实际要比倡导“新史学”的梁启超早好几年。
与此同时，罗振玉经藤田介绍，结识了内藤湖南、狩野直喜、林泰辅等多名日本学者。当内藤和狩野在江浙逗留时，罗氏曾尽地主之谊，陪同日本学者访书问学，彼此间互赠书画或金石拓片，还广泛讨论学术及文物鉴别等问题。他们交流最显著的作用就是推动了中日两国甲骨文研究的起步。
罗振玉的儿女亲家刘鹗(字铁云)从1899年开始收集和辨识甲骨文，到1902年已藏有甲骨5000余片。翌年，刘鹗选取1058枚作成拓片，名之《铁云藏龟》(六册)出版。罗氏作为最早的甲骨文研究者为该书作序，他还介绍内藤湖南到北京造访刘鹗。当时日本学界绝大多数人对甲骨文的真伪表示怀疑，除了内藤之外，只有林泰辅直到1909年在日本《史学杂志》上发表文章《论清国河南省汤阴县发现之龟甲牛骨》，肯定了甲骨文的真实性，明确提出这批甲骨“属殷代王室卜人所掌之遗物”，并运用社会学、民俗学等方法，对中国古文献记载的卜法和甲骨的卜法进行研究。林泰辅将该论文寄交罗振玉，并向罗氏“索(甲骨文)拓本”。罗振玉读到林泰辅的文章后，复信称自己以前所作的《铁云藏龟》序文及相关研究为“率尔操觚，见嗤都雅，愧赧无似”，而对林文“深佩赡核”，并受到启发而正在“重加研究”，“作《殷商贞卜文字考》，……凡尊考之疑窦，一一皆可瞭然判决”(《罗振玉关于殷代遗物新发掘的通讯》，日本《汉学》第二编第二期，1910年6月)。此后，中国方面由于罗振玉、王国维等学者的努力，日本方面则由于林泰辅、内藤湖南等人的推动，学术界对甲骨文和殷商史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二、章太炎对日本汉学的批评及
被批评者的回应
1910年夏，流亡日本的章太炎看到了罗振玉给林泰辅的复信，大不以为然，遂在他自办的《学林》第1期上刊发长文《与罗叔蕴书》，对日本汉学和罗振玉等人作了批评。关于日本方面，章氏批评“日本人治汉土学术者，多本宋明，不知隋唐以上”，“亦率末学肤受，取证杂书”，而“好附会，任胸臆，文以巫说，盖先后进所同”。章氏对日本老辈汉学家如林泰辅、重野安绎等，新一代汉学家如白鸟库吉、儿岛献太郎等虽有所肯定，但从总体上认为“其学固已疏矣”，盲从则应属“无谓”。他尤其尖锐地指出，“大抵东人治汉学者，觊以尉荐外交”，强调日本某些汉学研究斫存有为现实的对华侵略政策效劳的动机。对中国学者方面，章太炎反对有人把国势盛衰与学术优劣混同，“以东国强梁，貤美其学术，得懱截小善，辄引之为驰声誉”，“更相宠神，日绳其美”;进而丧失自信，“以故国之典，甚精之术，不自校练，而取东鄙拟似之言”，长此下去，难免“紫之夺朱”。他还具体批评罗振玉与林泰辅“商度古文，奖藉泰甚，曾俇俇若有忘也”，“妄自鄙薄”，甚至“心知其违，而幸造次偾起之华，延缘远人以为声誉”(《与罗叔蕴书》)，即通过赞扬外人或求得外人赞赏来抬高自己。
显然，章太炎此信带有自认中国文明优越和自己学识精博的双重自负，而对近代日本汉学的明显进步缺乏了解，不重视中外学术交流的重大意义，其认识局限无需讳言。但是信中对当时部分中国学者盲从外人，迷失自我，对固有史籍予以蔑视，甚至以学术交流为自己邀誉的作法加以严厉批评，以及率先指出应该注意近代日本汉学与日本侵华国策的关系的问题，又是一针见血，入木三分的。
章信公开发表之后，绝大多数日本学者沉默以对。只有内藤湖南在1911年8月8日于广岛举行的“夏期讲演会”上作了简短回应，称章氏“点名骂倒一切，实在是惊人之举”。这也是事出有因。内藤于1905年被聘为日本外务省顾问，参与“日清协约”谈判。他又与日本“manz**军总司令部”合谋，偷拍《满文老档》，强行压价掠购《金字蒙古文大藏经》。由于内藤长期在中国东北作史地“调查”，1907年中日两国发生所谓“间岛交涉”时，日本参谋本部又委托内藤编制有关“间岛”的历史资料，写成调查书上报。故章信称日本有汉学家“尉荐外交”，而内藤的辩驳正好成了对号入座。
罗振玉也没有理会章信中勿“喜与九能驰骤”，当心“差之跬武，而行迷以卒世”的忠告。罗氏与藤田丰八、林泰辅、狩野直喜等纯粹学者的交流无疑是有益的，但他偏偏对内藤湖南评价最高。1933年，内藤以老迈之躯扶病再来东北，担任“日满文化协会”理事，将其在我国东北用不光彩手段获得的文献编为《manz**写真帖》，翌年病故。当时也在东北为伪manz**国效劳的罗振玉为《manz**写真帖》作序，称赞内藤“抱经世之略”，“交游遍天下，嗜学问逾饥渴，爱友朋如性命”，称内藤之死为“东方学术之不幸”(《manz**写真帖序》)。这又恰恰使得章氏所批评他的“曾俇俇若有忘也”一语成谶。
三、桑原骘藏对中国史学的批评
1922年1月，梁启超出版《中国历史研究法》。据魏建功说，该书和梁氏以往的著作一样，“为一般青年所欢迎”。半年后，桑原骘藏即在日本《支那学》第2卷第12号上发表了长篇书评。书评首先表示，梁书中所说的中国史学“未曾经过科学的研究之一阶段”，和桑原自己“平素的持论……完全一致”，但他以为梁氏的“科学批判”“还不甚充分”，于是由自己出面对中国的史学和史家作了详细的评判。桑原认为，中国史家“大都过于致力道德文章”，由重视道德褒贬导致造成“主观的历史”，故“中国人所编的历史难以凭信”;重视文章(指文采、文才)而轻忽史料，故司马迁象文学家而“博不足”，而《史记》以下的历代正史，“不过是一种‘入了型’的史料”，能“作本文批判的书，则非常之少”;著名史论家如刘知几、郑樵、章学诚等，“固然不无多少可以参考的价值，但从大体上看去，拘束的议论多”。总之，“要促中国史学的发达，就得脱离从前的因袭”。桑原略微抬举梁氏，称其“有相当的语学素养，并屡次游历欧美各国，略通其学术、政治。所以似章太炎辈那样，炫着半生半熟的新知识，致招识者之讥的悬念也不多”。这顺带的一句贬斥，表明桑原并未忘记十几年前章氏批评日本汉学的旧事。
桑原用了一半的篇幅批评梁书。他说梁氏“一面心慕欧美的新史学，一面又被以前的中国史论家所拘束，踌躇于二途之间，欠一定的主见”;“抑‘断史’而扬‘通史’”，不知“历史的良否在其‘内质’，而无关乎‘外形’”。然后桑原以研究唐末以来东西交通史的权威姿态，对梁书中引用阿拉伯人Abou zeyd(阿布·赛义德·哈桑)的《中国印度见闻录》和德国汉学家夏德(Friedrich Hirth)于1920年出版的《中国古代史》时的若干不精审之处严加指责，称其“误谬满幅”。比如说梁书以赛义德为9世纪人，桑原则认为是10世纪人;梁书引夏德书中关于中外海船何者先使用罗盘的言论，桑原指出实际上是夏德在引用北宋末年朱彧的《萍州可谈》且误解原意，而梁氏不察。桑原认为，梁氏所引赛义德和夏德两书的不少内容，最先出处在《新唐书·田神功传》、《萍州可谈》、洪钧的《元史译文补证》中都可找到，而且相关问题在日本汉学界“老早就成为极精细极正确的研究”。桑原认为，由于梁氏读中国史书不够，对日本汉学更不曾“稍微留意”，所以才“错误的可怜”!
桑原自承写此文颇“肆无忌惮”，是一篇“或许要叫人耳痛的批评”。其实是双方都有“耳痛”。桑原书评中引有梁书的“敢肆口说”，如“若日本则自文化系统上论，五十年前尚纯为我附庸，其著述之能匡裨我者甚稀也。故我国史迹，除我先民躬自记录外，未尝有他族能为我稍分其劳”;又说“(日本)坊间之‘东洋史’、‘支那史’等书，累累充架，率皆卤莽灭裂，不值一盼。而现今我国学校通用之国史教科书，乃率皆裨贩迻译之以充数，真国民莫大之耻也”。这些话显然令桑原耳痛，所以他一面说梁氏“太可笑”，“他的痛骂一点也不足挂齿”，一面作有力批驳，并且反诘说，二十多年前梁氏在《东籍月旦》中“推奖日本人的‘东洋史’，对于拙著如《中等东洋史》，且极力称赞为‘条理颇整，繁简得宜，论断有识’”，二十多年后这一“很可惊讶的变化”，是否说明“政治上由亲日而转为排日的梁氏，难道在学问上也由亲日而变成排日了吗”?(《读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桑原的书评在日本发表两年多之后，由魏建功(署名天行)译成中文，连载于1925年11月的《现代评论》第2卷第49、50期，但没有见到梁启超以及其他中国学者的回应。
这两次由中日大学者所为，也事涉多位大学者的尖锐批评，实在包含着太多的意义，涉及中日双方如何看待自己和对方的学术水平，学者应该如何对待历史和现实中的政治问题等等。章太炎和桑原两人知识既精且博，见人见事目光如炬，为文直言不讳，但两者又都怀有不同的民族“心结”。这种心结其来有自，但无疑不利于学术交流的顺利进行。要超越心结带来的各种障碍，无论对于历史还是现实，学术还是政治，都极为重要。特别是学术研究，还是要抱持客观公允的理性态度，以平等的精神作自由讨论，才能使双方获益，使学术发展。
(作者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历史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