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iseshamo0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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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不说作者是一个孝子，只是行孝的方式母亲不愿接受。这是现代社会很普遍的现象，山里、村里、小城市里的有心的孩子都想在自己出人头地的时候把父母接来以尽孝道。可我们回馈父母的方式并不是他们想要的。
我妈妈是一个非常豁达的人，在别人都希望自己独生的子女留在自己身边的时候，她却和我说：“以后爱往哪去往哪去，也不用接我，只要给我钱就行，我和你爸就在这。”
读了这篇文章我再次感觉到了妈妈的明智，其实他也是希望自己和孩子生活在一起的。但是与其因为种种的不习惯一起不必要的摩擦，倒不如在家过着洒脱的生活。
孝以顺为先，我们没有权利自私的改变老人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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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忍辱负重的“非遗”（上）──忧郁的民俗学札记之十四
　　【产经专栏/思想者】岳永逸：忍辱负重的“非遗”(上)来源：《新产经》　2013.05

　　非物质文化遗产(非遗)这个翻译过来的词已经成为当下政府的工作语汇。很快，就有了与之相应的行政管理部门、研究机构，也是媒介叙事中一道随手拈来、驾轻就熟、威风八面的“圣谕”。不少学术刊物争相开设非物质文化遗产专栏。耗资甚巨、规模大小不一的汇演、展览例行性的举办，层出不穷。以之为名的不同级别的课题五彩斑斓、琳琅满目。不少出版社也以出版非物质文化遗产著述为己任，场面红火、热闹非凡。

　　十九、二十世纪之交，既裹挟西方殖民者无往不胜的强权、霸权又携带启蒙者因自羞、自耻而有的自立、自强意识的“文明”“科学”(与之相对的是“迷信”“愚昧”)、“卫生”、“现代(摩登)”这些语词以都市为据点，日渐拓展、渗透，深入人心。这些以达尔文主义的单线社会进化论为基石的大词不但强有力地控制个体人的肉身，也规训着自强不息的整个民族国家的发展。与此相类，百余年后，或者是少了外力强力干预的缘故，因内发性的举国上下的群体性参与，有传统、民族、民间、(非)物质等词修饰的“文化”一词很快被更多人，尤其是各色精英眼中的民众，或边缘或底层的人——传承人——(局部)认同，并多少有了“我们的”产权意识。这在纳西古乐、屯堡地戏的当下传演中有着充分的体现。顺势，在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基本指针下，文化整体性地开始了向资本的转型。在振兴民族，发扬传统，文化强国等口号的呐喊声中，文艺产品(商品)的生产、文化产业化日渐显示出其核心竞争力，所向披靡，蔚为大观。

　　至此，从五四时期主旨在于破、矫枉过正的文化启蒙——弑父，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苦闷、上下求索、无力自拔的文化寻根——寻父，再到当下热烈、信誓旦旦、狂飙突进的“把(文化的)根留住”——夸父，百年时间内精英主导下的文化建设欢畅地也是认真执着地实现了大跃进式的似乎没有逻辑关联的三级跳。汹涌澎湃、前赴后继、大小规模的官方公祭、庆典，此起彼伏、前呼后应、伛偻提携的乡野庙会、赛社、飘色都烘云托月、声势浩大地粉墨登场。公祭像庙会，庙会像公祭。长期泾渭分明甚至水火不容的正祀、淫祀不再天人两隔、遥相对望，而是含情脉脉地比翼连理，相敬如宾，举案齐眉。顺势，景区的圣山化、尤其是革命化、红色化，与圣山的景区化、革命化逆向互动，文物与庙宇相互提携，标榜个体社会地位与生活品位、地方文化个性和经济发展的旅游俨然成为整个时代乐此不疲、慰藉取暖的“旧”庙会。景区、媒介都津津乐道的大导演大手笔大制作地供游客观赏的祭天、封禅、反围剿、抗日等喜剧性的表演纷纷登场。穿唐装的就职典礼，着汉服的成人礼，磕头顶大贴的拜师礼，尽量露点煽情造星的各色海选，捧星的晚会、汇演，连同大大小小穿着五彩服装的民族公园、世界公园，成为当下大街小巷、胡同里弄一道道高高低低、深深浅浅、长长短短，让人眼醉心迷的文化风景线。这些海天相接、天地相衔的文化景观在让大裤衩状、马靴状、鸟蛋状、鸟窝状、牙医箱装状的都市异形建筑粉面含羞、自惭形秽的同时，也相互辉映。

　　与此同时，学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涵与外延的争议从未停止。理直气壮的拼杀者各自紧握自己的尚方宝剑，争得面红耳赤，一本正经，仪表堂堂。从“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词汇化蛹为蝶的那一天起，为数不少的民俗学从业者也发扬了中国人惯有的遇事一窝蜂上的特征。不少民俗学从业者眨眼间摇身一变，成为铿锵有力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专家、顾问。很少有民俗学从业者不写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题、为关键词的论文。所有这些都使得民俗学既有应用之嫌，也有御用之嫌。犹如知疾风的劲草，也如水面浮萍，本身在趾高气扬的他者看来底子就不是很厚实的“小”学科民俗学在新世纪又主动投怀送抱地淹没在时代的洪流之中，淹没于在操作层面以政绩和发展为名却名实相异的要大发展、大繁荣的文化生产、再造抑或“传统的发明”的运动之中。但是，人们究竟在向非物质文化遗产索取什么?这不仅仅是中国性的问题，也是亚洲，尤其是曾经长时间深受儒家文化熏染的东亚和东南亚共有的问题。

　　2011年4月，我有幸先后在越南和山西蒲县参加了两个与祭祀、敬拜等民间文化相关的学术会议。两次会议都是所谓的国际性会议。事后，我才明白国内外的这两次学术会议其实都只是争取不同级别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命名运动中的一枚棋子。越南外交部、艺术研究院和富寿省联合举办的关于当代祖先崇拜的会议是要给在越南，尤其是富寿省盛行的雄王信仰正名，从而希望能成功地申报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山西蒲县县政府和中国民俗学会联合举办的“东岳文化蒲县国际论坛”同样是基层政府想将蒲县东岳庙庙会早已中断的四醮朝山这一仪式活动申报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自从非物质文化遗产进入人们的视听以来，西方人乐于看到的东亚史研究中难以摆脱的“执拗低音”在东亚人、东南亚人窝里斗式的争抢文化产权的“非遗”潮中再次高亢地吹响。忽视传承者主体能动性的民俗文化的“外价值”被充分发掘与激活。中韩之间关于端午(祭/节)申报非良性竞争的闹剧早已为世人知晓，越南人想申报的雄王信仰也面临着是否回归中华文明，至少部分承认中华文明曾经长期影响其文化的基本困境。而国内争夺伏羲、女娲、盘古等始祖和尧、舜、禹、嫘祖等历代圣贤名流出生地、死亡地，争夺梁祝传说、牛郎织女传说等有些名头的民间文艺发生地的闹剧还在不停上演。这使得先后颁布的数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明显有着走平衡木的印记：尊重层累、叠加的文化事实的同时，兼顾、平衡地方政治、经济利益。同一始祖、先贤的祭典增多的同时，原本不能登大雅之堂的乡野庙会也次第升堂入室，与众多官方主导的祭典、公祭分庭抗礼，握手言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