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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永逸:忧郁的民俗学札记(连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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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岳的文字很有挑逗性,看完文章我不禁扪心自问了一下:我,是来干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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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老师心中都有一篇“忧郁的民俗学札记”,每个学生心中都有一篇“吐槽”的民俗学札记。。。
大家一起来忧郁,一起来吐槽吧

俺的吐槽贴http://suntree.5d6d.net/frame.ph ... read-11052-1-1.html

学科是大家的,学问是自己的。学科搞得不好,大家有责任,但学问做得不好,自己负全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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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永逸]忍辱负重的“非遗”(下) 忧郁的民俗学札记之十五

  【产经专栏/思想者】岳永逸:忍辱负重的“非遗”(下)来源:《新产经》 2013.06

  令人困惑不解的是,为何在东南亚诸国之间、中国内部会群起对这些衍生于前工业文明时期的文化资源进行争夺?为何要急迫地使文化向资本转型?为何要以民族国家的名义,要以“产权”、“地方”、“发展”的名义为流动传衍的文化确立疆界、树立壁垒?为何急于要申报命名却并不真正在意申报命名之后传统文化之于地方建设与发展、个体物质与精神生活的实效?以至于本意在独立思考的学术最终不得不沦为申报的布景、工具与帮闲?

  在山西蒲县的会议上,我做了题为“乡土宗教:理想抑或现实”的发言,内容如下:

  费孝通的“乡土中国”实际是相对于向现代化转型的中国的带有浪漫色彩的理想类型。当乡土中国这个根基被消解时,乡土中国的宗教——乡土宗教——就面临着窘境与吊诡:一方面是乡土宗教的实践者主动顺应精英所倡导的“发展”、“现代化”、“文明”的意识和自己日渐形成的都市生活方式,淡化乡土宗教信仰的色彩,而成为一种情趣、闲暇与时尚;另一方面则是拥有话语霸权的官媒精英以“文化遗产”、“传统文化”、“民间文化”的标签将其浪漫化、理想化,并试图赋予其存在的行政合法性与司法合法性,这变相地激活并催生了与当代都市生活方式背道而驰的乡土宗教。前者可以以当下北京城内外的东岳庙和妙峰山为代表,后者可以以华北腹地的苍山为代表。

  虽然在官方时常有着名称的变换,入主者也不时易位,但在市井百姓那里,北京朝阳门外的东岳庙一直都叫东岳庙。1959年前的烧香求神的场景与今天的已经迥然有别。76司仍在,但那主要是作为一种被展示的景观而存在,与当下北京人的日常生活关联甚少。妙峰山还在不停地修建殿宇等硬件设施。目前仍在不断完善的玉皇顶这些新修的殿宇,与其说是作为信仰空间而存在的,还不如说它仅仅是打造之中的大的旅游品牌的一个装饰性景致而已。在“非遗”名目下重整“香会”名称的花会,延续的则是1949年后去圣化、去神化的又红又专的路子,人们不再是耗财买脸地为“老娘娘”(碧霞元君)当差。当传承土壤不在时,人们就回光返照式地绝望地希望能够多有一些表演机会,能有更多的名誉与利润。尽管庙会期间香烟缭绕,踏青、赏花、观景、健身以及猎奇的游客分抢着金顶并不宽敞的空间。山上的管理者也不得不俯就式地下山,与大小会首的生老病死礼尚往来,以求这些老会、圣会、皇会在庙会期间能上山走走,使敬拜老娘娘的庙会有着地气、人脉和“文化”、“民俗”的色彩,显得热闹红火。

  但同样是4A级景区,华北的苍山则是另一番风景。这里是圣母三皇姑的领地,游客稀少。每年农历三月初一到十五,远近的香客三三两两,成群结队而来,摩肩接踵、熙熙攘攘地使游人望而却步。这里的官方机构是县文物管理所和旅游局,一套人马,两块牌子,精心经营着位于山腰地带这一核心景区的所有殿宇。山顶的殿宇则属当地村落所有,管理权在村委那里。山上山下所有殿宇承包制的经营策略使得大小殿宇的财神、路神、观音、三皇姑等神灵重叠出现,并纷纷在醒目的横幅上写着“正殿”二字。行走在这里,置身于虔诚跪拜的香客之流,就恍惚是行走在近百年前的北京东岳庙、妙峰山。不仅如此,在标榜红色旅游的殿宇内,利用电脑合成的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及其诸位的夫人杨开慧、邓颖超、康克清的圣像与毛、周、朱各自的巨幅画像不但并存,还是殷勤好客的经营者邀请香客前往上香磕头,捐献功德的对象。杨开慧还有了“圣母”的别名,并有着各种释因性传说故事。这样,一山二圣母,传统与现代并存,一度对决的革命者与被革命者相逢一笑,和谐共处,其乐融融。

  为什么会在相同的时代背景下出现这两种截然相反的取向?这就回到了如今屡屡被不同意识形态左右的学者关心的在中国共有的文化基础上,政治与宗教关系的老话题。是北京的政治太过强势,冻结压抑了乡土宗教的活力?还是苍山的山民太过粗野,无所畏惧,憨厚可爱?

  如同乡土中国的所有衍生物一样,这里要质疑的是:无论是将之作为一种理想还是现实,正如在市场经济中分得一杯羹,但在表述上却强调着草根性的小剧场相声和央视春晚的二人转等这些“能把观众整笑就是好的”当红民间文艺一样,乡土宗教之于当代中国的意义究竟何在?我们在像乡土宗教索取什么?这些问题的解答,哪怕仅仅是尝试性的回答或者都有助于反思形形色色的精英阶层对东岳大帝、东岳庙等知识生产的内在逻辑。

  如同国内外大多数学术会议的现场一样,作为一种交际场合,午饭后就发言的渺小的我,听者寥寥。虽然如此,一向都不合时宜也有些不合拍的我还是一字一句地将自己的思考、困惑、问题说了出来。没想到的是,会后,一位国内的朋友、一位国外的朋友先后善意地对我说:“很高兴听到你的发言。你很直率、大胆,怎么能全说真话?”

  其实,参与这次会议的多数学者都是学界前贤、名家,大多数也都是从事民俗学、人类学或汉学研究的方家。无论从人生阅历、学识、专业水准还是思想境界,他们都远高于我。但为何我基于自己的调查和思考说的话会引起朋友善意的担忧?朋友的问题如同母亲对自己“为啥这样”的追问一样,在这个多风的北京盲月驱逐着我。

  “母亲将会怎样?”“还有多少官方的‘正祀’——始祖先贤的祭典——和民间的‘淫祀’——对名不见经传的地方神祇、仙家和鬼魂野鬼的敬拜庙会——会冠冕堂皇、耀武扬威地嵌入今天的社会生活,隆重上演?”“民俗学将会怎样?”“我将会怎样?”“我是在做学问吗?”“我做的是民俗学吗?”我无从知道,也无法安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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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道是民俗学把我们变成这样的吗?为什么民俗学吐槽的人这么多?

如果岳老师不是民俗学者,他还会忧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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