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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骥才:抢救文化遗产的“挑山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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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骥才:抢救文化遗产的“挑山工”

冯骥才:抢救文化遗产的“挑山工”

生活周刊第1404期·2012.2.7-2.13 唐骋华 柴家麒 冯骥才工作室  
  作为作家,冯骥才是成功的,《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挑山工》等经典作品,已留在几代人的心里;作为画家,他也成功,被誉为“现代文人画的代表”。从2001年起,他投入到“抢救中国大地上的文化遗产”,而如今,“龙头项目”年画普查已顺利收尾。尽管他为此荣膺过“中华年度人物”,又获互动百科“知识中国2011年度人物”提名,但该工程离成功还有很长的距离。在天津大学的校园里,他接受了生活周刊专访,他说会坚持下去。



    冬日早晨的天津,还是很冷,校门外的河都冻住。因尚未全部开学,天津大学的校园里非常宁静,只见三三两两的学子在晨雾中慢慢走着。这是所颇有历史的大学,拥有不少西式的古典建筑,旧而厚重,令人浮想联翩。
  走很长的路,穿过古老的房子,一座大尺度的现代建筑耸立眼前。它体积庞大,但线条简洁流畅,给人以包容感。大门口有块石头,上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落款者,正是他本人。在大门和大楼之间留有充足的空间,有个大池子,用脚踩一踩,也结了冰。
  池边摆放着破旧的木船、沧桑的古亭,十多年来,冯骥才把精力都投入到抢救文化遗产的巨大工程里,这些器物,应该是他从各地淘来的。来到贵宾室坐定,未久,门推开,冯骥才迈着大步走进来。寒暄后他立刻要求切入主题,“没办法,我太忙了。”采访开始。看着他侃侃而谈,我忽然想,他也是知名画家,如果让他画一幅自画像,会包含哪些元素呢?
  失败者:难以阻挡的“非正常死亡”
  首先大约是“失败者”。几个月前冯骥才对媒体说:“我是一个失败者。”话语间饱含无奈与愤懑,但仔细推敲这些年的遭遇,顿觉并非虚言。
  1994年,闻听天津老城即将改造,冯骥才推动“旧城文化采风”,聚集了大批历史学家、建筑学家、民俗学家,由他亲自带队,到那儿搞“地毯式考察”。花了一年半,做了张详尽的“老城地图”。其间,冯骥才屡次撰文疾呼,阐述老城的文化价值,想拖慢改造的脚步。但最终,推土机如期而至,“处处断垣残壁,老宅子被夷为平地。”
  多年来他痛斥的“千城一面”,还是不可阻遏地入侵家园。冯骥才说自己很伤心。此后,他致力于保护文化遗产,又无数次地感受到了这种“政绩的诉求和资本的狂想”。
  20113月,天津杨柳青著名的年画之乡“南乡三十六村”面临拆迁。“如雷轰顶。”冯骥才如此形容听到这消息时的感受。当时,他刚刚结束了木版年画的抢救、挖掘、整理和重点保护工作,“才要喘口气,转眼间却再陷危机,而且远比十年前严重。十年前是濒危,这次是覆灭。”
  冯骥才赶紧带人马下乡,兵分三路:研究人员去做传承人和村民的口述史,摄影人员用镜头记录画乡消失前的所有画面;博物馆人员则赴艺人王学勤家,把他的原生态画室整体搬迁。采用“视觉人类学”和“口述史”并重的方法,经两个多月努力,冯骥才完成了既定目标,还填补了几项文献空白。
  可他高兴不起来。因为没多久,南乡三十六村就被“城镇化”大潮所吞没。村民们住进了楼房,年画艺人王学勤家那“黄泥墙围着的小院、生气盈盈的藤萝架和散发特殊气味的牲口间”,被彻底铲除。尽管他的画室保留到了博物馆,但失去了独特的氛围,这门技艺相当于绝种了。
  “我们的文化不断地遭遇非正常死亡。”冯骥才说得痛心疾首。可他不得不承认,自己斗不过,“每天我都会收到许多求救信和邮件,却无法保护。”
  奋斗者:田野间的“临终抢救”
  在南乡三十六村做的那些记录、整理工作,冯骥才称为“临终抢救”。之所以采用这个医学术语,细说起来颇无奈。
  起初没有“临终”两字。2001年末,北京师范大学举办“中国民俗学建设和人才培养理论研讨会”,请来季羡林、启功、于光远等老先生。轮到冯骥才发言,他撇开“理论研讨”,带着质疑向中青年学者发问:“你们可知道,每一分钟都有民俗在消亡吗?我说你们现在的任务是离开书斋,到田野去,进行抢救。”老先生们都表赞同,并当场在呼吁书上签了名。
  “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拉开帷幕。按冯骥才的野心,要对“生活在960万平方公里上的56个民族的一切民间文化”进行抢救。把年画作为龙头项目,率先启动,一是想它是民间艺术的重要源头;再者,作为画家他也熟悉。
  “多年来我们纵入田野,发现和确认濒危的遗产,先整理后保护,收获了不错的成绩。”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二楼专门辟了个展厅,呈现了从筹备、启动、推动到收尾各阶段的详细情况和普查成果。数字挺辉煌:22卷本的《中国木版年画集成》、14卷本的《中国木版年画传承人口述史丛书》,并建成一整套数字化档案。
  “硕果如花”,冯骥才给展览取了一个欣欣向荣的名字。展厅里挂着张照片,他打着伞,脚上套着塑料袋,走在泥泞的村路上,却满脸笑容。“那是去武强县发掘古版年画,恰逢下雨,我脚太大,找不到合适的雨鞋,只好套上塑料袋冒雨前行,以至于湿衣贴身、湿发贴面,大家笑话我是‘丐帮首领’。”这硕果结得不易。
  然而冯骥才还是高兴不起来。城镇化海啸般席卷,平房改造、并村、土地置换、村民迁徙,原本的历史记忆、生活习俗和民俗文化失去土壤,迅速流失……
  冯骥才意识到,凭他的力量根本扛不住这股浪潮。他能做的,是趁民间文化尚未消亡,进行调查和存录。他终于在“抢救”前加上了“临终”。他知道很难救活,但至少要把“破坏的范例”记录到档案里,让世人看一看。
  跋涉者:得一个劲儿往前走
  喜事也是有的。去年末,民间文艺家协会宣布,中国木版年画正式开始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令冯骥才欣慰的是,多年的保护工作没白费,木版年画申报的并非“濒危项目”,而是“优秀保护项目”。
  这当然和冯骥才的努力分不开。他不仅带队考察、整理、研讨,还频频与各地合作办“年画节”。“在河南朱仙镇办的那天特别冷,我到广场上讲话,嘴巴都木了。但看到万人空巷、连墙头房顶都挤满了人的场面,很感动很激动。”如今,武强、杨柳青、桃花坞、朱仙镇等传统画乡,年画恢复了活力,形势喜人。
  猜对了,振奋之余,冯骥才仍满怀忧虑。各地政府对“非遗”的热情有利于其传承,但背后强烈的利益冲动,却会造成损害,对此,冯骥才是不满的。他还遗憾像他这般有影响力的文化人,参与得并不多。“还是有偏见吧。”
  在冯骥才看来,民族文化分两部分,一部分是经义典籍文化,一部分是民间文化。“前者像父亲,赋予我们思想、力量,使我们清楚、清晰,是理性的。民间文化则是感性的,像母亲,我们听着儿歌、吃着传统的小吃、听着地方戏、浸染着家乡的习俗慢慢长大。它悄无声息,以至于受轻视,但我们有责任告诉人们这就是文化,是民族文化的一半,是不能缺失的文化,是我们文化的基因,也是我们的身份所在。我们应该认识它。”
  冯骥才目光坚定,说得深情且坚定。那深情,让人想起他的《挑山工》。在这篇收入小学语文课本的名作里,他描述了泰山的挑山工是如何肩担重物,走完山路的。“一步踩不实不行,更不能耽误工夫。我们得一个劲儿往前走。别看我们慢,走长了就跑到你们前边去了。”2012年冯骥才将度过七十大寿,跨入古稀之年的他步履或许不再那么矫健,却已远远地走在了许多人前面。

  对话

  没有文化记忆,就没有定力

  保护文化,是保护它的多样性
  生活周刊:文化遗产处境艰难,在迅速消失,有人认为市场化能解决其生存问题,但您长期以来反对市场化。
  冯骥才:关键是有些民间文化像传说、歌谣、故事等,不适宜市场化。比如皮影,就适合在小屋子里挂一个帐子,七八个人奏乐,两三个人在那演。你不能把它搁到国家歌剧院里,不能把它放大,市场的那种功利性压力,它无法承受。还有些民间手工艺品本来就在市场里,比如艺人做个泥娃娃、布老虎或年画,到集市上卖,但那是传统的古老的市场,不是现代市场。现代市场是商业和大规模工业相结合,一定要求批量生产,使经济收益最大化。那么民间手工艺就会受到伤害。
  生活周刊:为什么?批量生产不是更有利于它的保存和发展吗?
  冯骥才:不对。我们的文化遗产是农耕文化的历史遗存,是手工制作的,改成机器制作,性质就变了。确实有很多地方的年画已经用机器印,但木板的味道完全没有了,人制作的那种生命的活力也没有了。艺术的本质变味了,实际价值就降低了,因为手工的价值是高的,机器的价值是低的。
  地域性也会受到破坏。农耕文化是在相对封闭的情况下形成的,有强烈的地域特点。而现代市场里信息广泛传播,我一看你那样的好卖就学你,学来学去自己的特点就没有了。所以我说,保护文化主要是保护文化的多样性。为什么要保护京剧?因为它跟评剧、昆曲、越剧不一样,如果保护到最后都差不多了,那还有保护的价值吗?
  生活周刊:市场不行靠政府,多年来你一直在呼吁。
  冯骥才:政府是第一保护人,但有一条特别重要,政府必须要懂得什么是文化遗产,为什么要保护,要保护什么?政府要有正确的文化观和遗产观。
  生活周刊:但恰恰是地方政府在推动文化遗产市场化,各地的“申遗”商业味道特别浓,而拯救活动又有赖于它们的扶持乃至主导。这个巨大的矛盾如何解决?
  冯骥才:第一点,政府必须有正确的遗产观,这个说过了。第二点是必须严格听专家的,不是说政府主导就政府说了算。我提出个概念,“政府主导,专家说了算”。现在中央把文化看得很重要,看成是民族和国家的血脉、灵魂。那我就想说一句话,现在的中国,没有文化的领导不是好领导,今年我一定要大力提倡这个观点:领导必须要有文化,不能只懂经济。
  生活周刊:从编著《一百个人的十年》、呼吁保护城市老街,到拯救年画,推动国家保护文化遗产,其实有一条清晰的脉络,您一直致力于留存、梳理我们民族的记忆。
  冯骥才:一个民族没有记忆,就不知道哪些东西是好的。先人留下来一批金子般的格言、思想,可以矫正我们的生活。拿成语来讲,古人教导我们不要见利忘义,还说“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你可以穷,但一样可以很坚定。可就因为失去了这些记忆,生活里我们才迷失。我想,如果我们心里真正有它们,精神就会丰富得多、充实得多,不会老把眼睛盯在宝马车上。没有文化的记忆就没有定力、没有自信,容易迷失,自暴自弃。
  生活周刊:那您如何看待目前的状况,许多地方号称要打造自己的“文化名片”。
  冯骥才:当下很多文化是伪文化,是人造文化、文化造势,并不是深刻的文化。唐诗伟大辉煌,那是由李白、杜甫、白居易、刘禹锡这些大诗人用对生命的爱、对大自然对人的爱,用心灵写出来的。他们都是天才。那天才是什么,天才的秘密是什么?天才的秘密还是天才。天才是不可复制的。《红楼梦》不能少了林妹妹,文化的辉煌不能少了天才。
  悲哀,但仍会坚守
  生活周刊:您跟我说这些的时候面带微笑、充满自信,但您曾说自己是个“失败者”。
  冯骥才:我是一个失败者,我要保护的很多东西都消失了。年画的成绩很不错,但还是有很多东西,比如天津老城,那个时候我拼命地呼吁,在街头演讲,拿出自己的画卖掉,筹备基金会,处理这些事情,可它还是没有了。还有一些我保护晚了,在市场化过程中它已经失去原来的灵魂,形神分离,只剩下一个漂亮的被改造的躯壳,没有内涵了。所以有人说你这两年做得很成功,我就说我是个悲哀者。
  生活周刊:您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冯骥才:我想所有的文学家、艺术家、文化人都是理想主义者和完美主义者,这是我们天经地义的天性吧。我是完美主义者、理想主义者,但这样的人在这个社会里一定要碰壁的,有的时候碰得头破血流。
  但我还是会坚持下去。当天津估衣街拆除的时候我的确很悲哀。我保护了那么长时间,为了它那么卖力气,没有工钱领,只有我们的想法,和那些不懂文化的人去沟通……最后看到那条街变成一片垃圾,我真的要掉眼泪了。但这是我的责任。它跟成功或失败没有关系,比方说我写的东西不满意我还要改,这就是责任。
  生活周刊:这也是对知识分子责任的理解?
  冯骥才:对。我们热爱这片土地,热爱这片土地上的人民,这里的人民和别的地方人民不一样,你怎么知道?从文化上看出来的。这些可爱的人,用独特的思考、思想、审美,创造出自娱自乐的文化,一定是可爱的。如果不可爱,你会爱这片土地上的人吗?我是作家、艺术家,于是我倾注了更多的生命情感在里面,不完全是一种纯学者的理性。
  生活周刊:但您把精力都投入到拯救民族记忆中,我们很久没看到您的文学作品了。可惜吗?
  冯骥才:实际上你看看我这本书(指《年画行动:2001-2011木版年画抢救实录》),我去了那么多地方考察,写的是文化大散文。它们的思考更重、感受更深,因为我是用自己的思想、自己的生命、自己的心来生活和写作的。我反而觉得,这些文化散文比我从前的散文更富有时代的精神,更厚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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