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泉民俗古今谈
作者:张怀德 编辑:石海云 本文来源:中国甘肃网整理
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现实的变化日新月异。抚今追昔,那些源远流长,曾经世代与人类相伴的乡风民俗,犹如昨日春梦,恍然间许多已步入了历史,凝结成了人们心中梦魂萦绕的永远记忆……为使这些曾伴随人们昔日生活的乡风民俗能以文字的形式保存下来,从本期开始,本版将以连载方式刊发张怀德的《酒泉民俗古今谈》一文,敬请广大读者关注。
一、古老的量具:斗和升
现在人们对于斗和升的了解,大多只是记忆中的一种模糊印象。岂不知这两种量具在过去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曾广泛为人们所使用。史载,斗和升的最早出现,当在秦始皇统一度、量、衡时期。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对“斗”的注释是:“量也,十升,有柄。”
过去的木斗,以小麦计算,每斗重量约合45市斤左右,每10升约合1斗。木斗的形状为上大下小的梯形,上口四边的尺寸各为45厘米左右,下底尺寸约35厘米,高约30厘米。斗和升一般都用硬木做成(如榆木、青冈木、红木等,主要是不易裂开和不变形),斗的上面有一个提梁。木升和木斗的形状基本相同,只不过它的容量是斗的十分之一。
有史可考,明清时期,斗和升是官家规定使用的主要量具,多用以计算粮食的数量。因此民间是不可随意制作斗和升的。
清朝康熙时的律条规定,斗和升均由朝廷按标准统一制作,交由地方州府指派专门官员监管使用。如若发现有人私制量具,扰乱社会交易,一旦拿获定当格杀勿论。
到了民国时期,秤的出现和使用代替了原始的斗和升。但在民间的买卖交易中,人们为图方便省事,在许多情形下还是离不开斗和升。
如果说用这种量具能进行公平交易倒也可罢,但在当时的反动统治下,一些官僚和地方恶霸相互勾结,串通奸商以“大斗进、小斗出”的卑劣手法盘剥百姓,从中非法牟利,中饱私囊,为害社会。此类事例在当时那种社会状况下并不少见。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明确规定了度量衡使用标准,同时废止了斗和升作为量具在社会的正规交易中进行使用。提出粮食货物的交易一律用秤(当时的秤每市斤为16两制,后改为10两制)。此后斗和升
作为量具的使用,便仅流行于民间。
大约到了上世纪50年代末,斗和升这两种古老的量具便逐渐从民间消失。
二、旧时的乡村货郎
早年间,酒泉一带常有一些往来于城乡之间的乡村货郎,这些货郎多是挑着杂货担子,每到村口和人多的地方,就举起手上的小“巴郎鼓”边摇边吆喝,人们听到他们的吆喝声,便都围了过来,争相购买所需物品。当地人把这种生意人叫“呼郎子”。
“呼郎子”下乡所带货物并不是很多,但却很杂。什么针头线脑、各种花布、胭脂粉、擦脸油、糖果瓜子、烟酒茶、盐巴调料、毛巾肥皂、蜡烛火柴、红白纸、铅笔本子、小儿玩具等等都有。他们每到一地,不但服务热情周到,而且生意做得很活。买东西给钱也行,没钱赊账也行,甚至还可拿鸡蛋、麸皮来换。除此之外,货郎们来时还给人们带一些常用药品,什么仁丹、大圣丹、中药丸和西药片啥的。每至年头节下,他们还会给乡民们带来年画、对联、爆竹、门神等年货,以解群众之难。
货郎们下乡不仅吆喝生意,还稍带着为群众代办一些家常小事。如给农民代写家信、念信,帮忙给他们到城里邮局发信。以至还代收药材、羊皮、羊毛等。因货郎们常来常往于乡下,大都和乡民们混得很熟,关系也十分融洽,老百姓常盼着他们多来。
虽然乡村货郎们在农村深受人们的喜欢,他们的生意也做得很随人意,但货郎们的辛苦程度和他们心中的难言之隐,却很少为外人所知晓。
那时候货郎们出门提一次货,要费很大劲儿。因当时酒泉的商业很不发达,他们提货最近的地方也要到省城兰州,甚至还远去西安等地。一般出门他们都是赶上几头小毛驴,毛驴驮着几个大筐,相互结伴而行。一般来回一次少则十天半月,倘遇天气不好和路途不顺,个把月时间也是常有的事。路途中货郎们除日夜不停地急着赶路,有时也有短暂的停留,因为他们还得侍候毛驴,人也得吃饭。再则路途上还得时时加以小心,以提防野兽的突然出没和贼人乘其不备的劫道。
全国解放后,那些常年奔波在外的乡村货郎们虽然还干着同样的营生,但他们的境遇却比过去要好了许多。这时期国家不但制定了专门政策,从多方面扶持个体商户,而且还帮助他们解决许多实际困难。到上世纪50年代中期,农村成立了供销社,随之各地都办起一些大大小小的商店,这就大大方便了人们的生活供应和生产需求。从那以后,乡村货郎便少得多了。
三、早年的“文房四宝”
人们一般把笔墨纸砚称为“文房四宝”。在今天看来,这几样东西都极为平常,且普遍为人们所使用。但在半个多世纪前的那些年月,这类东西不但在市面上比较少,而且价钱不菲。民国时期,在酒泉市面上出现的纸张种类并不多,大体常见的也就是麻纸、红白纸、牛皮纸、毛头纸等。而毛头纸在当时来讲算是上品,寻常人家一般用不起。
那时的私塾学校很注重学生毛笔字的训练,但大多数学生又买不起纸,教书先生们便发明了一种练习书写的工具———“水牌”,以供学生练字。“水牌”其实是书本大小的一块木板,在两面都涂上“桐油”,即可用毛笔蘸上红土水在上面写字,写完字还可用水洗掉,这样就可以反复使用。红土在酒泉到处都有,这就不用花钱。但正规写毛笔字必须有墨,而那时市面上卖的墨锭价钱也是很贵的,于是有人便想出了一些土办法:把锅底灰弄到碗里,研细后倒上黑醋熬好,做成一种“土墨汁”,不但可以写大楷,还可刷黑板。
过去酒泉不产毛笔,而市面上从外地购进的毛笔价钱很贵,学生们自然买不起。但当地人还是有自己的办法,用旧笔杆或空心木棍栽上羊毛,自制毛笔。这种笔虽然不是很好使用,但让学生练字还是没有问题。
那时想买一方砚台,一般人根本办不到。据说在民国中期,一方普通砚台至少都值四五石麦子的价钱。于是人们就动脑筋就地取材,用青砖或磨刀石自制砚台使用。好在后来市面上大量出现了本地所产墨锭,这就方便了众多学子。
常言道:“吃尽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回味早年间人们就地取材自制那些“文房四宝”的情形,真是精神可嘉。这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似乎有点不可思议。但时势造英雄,逆境创佳绩。毕竟人的智慧和力量是推动社会历史前进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