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文昌诞节
——兼论明代文昌信仰的发展
常建华
转引自
http://ccsh.nankai.edu.cn/noscript/ccsh/xslt/changjh/index.htm
1986年我参加大连“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向会议提交了《清代的岁时节日风俗》 一文，在搜集清代地方志风俗志岁时节日资料时，注意到清人以二月初三为文昌帝君诞辰的日子，士人有文昌会的活动，该日已成为清代的一个节日。1998年我以明代地方志中的风俗志为基本资料，写了《明代岁时节日生活》 一文，当时特别注意文昌诞节的资料。但是，在从三百余部明代地方志搜集的约130种地方志岁时节日资料里，结果只发现一条记载，即崇祯《嘉兴县志》卷一五《里俗•岁时所尚》：二月“三日，为梓潼帝君诞，士子家设牲醴祀之。” 因此，我断定文昌诞作为节日流行于社会上，是在清代发生的 。研究清代的文昌诞节也就有了特别意义。1986年的那篇文章，引用资料数量有限，而且基本上是清前期的，文昌诞节的介绍非常简略。兹欲对清代的文昌诞节进行专门探讨，所依据的资料主要是丁世良、赵放主编《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 ，该书按地区分为六卷，计十大册，岁时节日资料丰富。
一、 文昌神信仰的演变与清朝的倡导
关于文昌神信仰的由来与演变，宗力、刘群在《中国民间诸神》 一书中纂辑大量基本资料并加按语，作了精辟的概括。日本学者森田憲司《文昌帝君の成立》 一文诚如该文副题所示，揭示了文昌帝君从地方神向科举神演变的历史，详于宋元时代以前。参考他们的研究，我们首先了解一下明清以前文昌神信仰的简况。
文昌神的由来，《史记•天官书》的记载较为古老。该书指出：“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宫：一曰上将，二曰次将，三曰贵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禄。”刘宋裴骃集解引晋灼语，说斗魁似匡，故曰戴匡。唐司马贞索隐引文耀鉤语：“文昌宫为天府”。《孝经援神契》语：“‘文者精所聚，昌者扬天纪’。辅拂并居，以成天象，故曰文昌。”又引《春秋元命包》：“上将建威武，次将正左右，贵相理文绪，司禄赏功进士，司命主老幼，司灾主灾咎也。” 根据以上记载，可知文昌神信仰基于古人天体自然崇拜以及对宇宙秩序的思考，古人将北斗七星中勺的部分也比喻为筐，这是从形状上观察，更重要的是把斗魁戴匡六星与人间社会秩序相联系，赋予主宰人间的功能。因此比照人间的政府，视其为天府，系天之精灵所聚，传播天的法度，命名为文昌宫，六星各司其职。文昌六星是一种广义的解释，汉以后流行的文昌则是狭义看法。《周礼•春官》叙大宗伯之职说：“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飌师、雨师。”郑玄注云：“郑司农（众）云：‘司中，三能，三阶也。司命，文昌宫星。风师，箕也。雨师毕也’。玄谓……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 。可知郑众以司命为文昌星，而郑玄认为司中、司命是文昌宫的第五、第四星。《风俗通义•祀典•司命》也把司命作为文昌神，并说“今民间独祀司命耳” ，看来其信仰已在民间相当普及。据北宋真宗年间张君房所编道教类书《云笈七签》，可知道教以文昌星神为司命之神。
不过，也是道教在宋元间把四川梓潼神附会为文昌帝君。梓潼神在东晋以前是恶子信仰，常璩《华阳国志》卷二记载：“梓潼县，郡治。……有善板祠，一曰恶子，民岁上雷杵十枚，岁尽不复见，云雷取去。” 恶子神可能源于古老的雷神信仰 。综合宋代的文献记载，可知梓潼当地又传说恶子姓张，系蛇精 。张恶子仕晋战死而庙存，曾迎唐明皇于蜀，追命左丞相。助僖宗封济顺王，北宋真宗咸平四年（1001）因助官军被追封英显王 。据森田憲司考察，可知南宋绍兴年间，又不断加封“武烈”、“忠佑”、“广济”的封号，成为“英显武烈忠佑广济王”八字封号。嘉定六年（1213）改封“英显武烈文昭忠济王”。梓潼神的父母和妻子从北宋徽宗时起受到各种追封和加封。梓潼神的影响在宋代扩大，传至川外。而且除地方守护神的性质外，还具有预知科举仕进的功能。元代道士遂假托梓潼降笔为自传《清河内传》，称周初降生于黄帝后裔，以后历代显化，玉帝命其掌生死爵禄。梓潼神与文昌神功能合一。该书收入明版《道藏•洞真部谱录类》成为道教经典，影响更为深远。元仁宗延佑三年（1316）加封“辅元开化文昌司禄宏仁帝君”，人遂以文昌帝君称梓潼神 。元朝末年贡师泰说：“梓潼神，祠在蜀郡梓潼县，累封辅元开化文昌司禄宏仁帝君，今郡县所在亦多祀之。” 可知文昌帝君已被相当多的地方官员祭祀。
笔者尚未见到对明代文昌信仰的专门论述，兹根据台北所编《四库全书文集篇目分类索引》检索《四库全书》明人文集中记载文昌阁（祠、庙、塔）之文，以及笔者翻检文渊阁《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明人文集收集的此类记文，结合其它资料，做一初步探讨。我们可以看到，明代的文昌神信仰在社会上进一步普及。值得注意的问题有几点：一是国家对梓潼神信仰的抑制。孝宗弘治元年（1488）明朝整顿祀典，着眼点是清理佛道信仰，以正人心。礼部尚书周洪谟等建言：“梓潼帝君者，记云：‘神姓张名亚子，居蜀七曲山。仕晋战没，人立为庙。唐、宋屡封至英显王。道家谓帝命梓潼掌文昌府事及人间禄籍，故元加号为帝君，而天下学校亦有祠祀者。景泰中因京师旧庙辟而新之，岁以二月三日生辰，遣祭。’夫梓潼显灵于蜀，庙食其地为宜。文昌六星与之无涉，宜敕罢免。其祠在天下学校者，俱令拆毁。” 结果如议行之。可知明初学校沿袭元代旧有礼俗，英宗时新修京师梓潼帝君庙并遣官致祭。孝宗时代强调梓潼地方神的原有品格，将之与文昌六星信仰分开，取消国家的祭祀和学校的祠祀。至于民间的梓潼神信仰，如湖广沔阳人陈某在墓祠附近设置一组建筑物，东有真武观、观音阁，西有祭祀“梓潼神张仙”之所，题额“崇文” 。仍然有视梓潼神为“文事”之神的情形。
二是文昌神信仰借助明朝崇奉北极真武而传播。玄武七宿被后人奉为真君，宋真宗避讳，改为“真武”。靖康初年，加号“佑圣助顺灵应真君”。道家附会说：真武为净乐王太子，修炼武当山，功成飞升。奉上帝命镇北方。被发跣足，建皂纛玄旗。元代方志承袭此说：“真武。隋开皇元年三月三日诞生，而神灵居武当山，四十二年飞升。今有飞升台，即其地。 ”朱元璋平定天下，以真武阴佑为多，曾经于南京建庙崇祀。规定每年以三月三日、九月九日用素羞，遣太常官致祭。朱棣靖难成功，为感谢真武神助，又于京城并武当山重建庙宇。明朝称真武神为“北极佑圣真君”，“两京岁时朔望各遣官致祭，而武当山又专官督祀事。宪宗尝范金为像。” 世宗曾以文昌像赐礼臣。明朝以湖北“大岳（武当山）专祠北极，百神附焉”。对于文昌神，明人汪道昆（1525-1593，嘉靖廿六年进士）认为“祠家则以其降神于蜀，率象神而祠之；尊北极者主玄君，尸祝之意钧也。”前者是指梓潼神，后者则是以北极真武作为统领文昌之神。因此，穆宗时在士大夫的主张下，“依北极祠文昌”，在武当山“得隙地于三公峰之阳”而建堂。堂成汪道昆写有祠记，认为：“文昌用事，则文武爵禄之司，其命曰文，右文事也。” 汪道昆还为安徽休宁白岳齐云山的文昌祠写有祠记，记文开篇就谈到了北极真君与文昌的关系：“玄君北帝也，我国家建都北极，奥主玄君，盛德始于北而济于南，二畤俱在。于楚则畤玄岳，文皇帝治之；于越则畤白岳，肃皇帝治之。一以巨丽，一以神奇。絜其广狭不同亦晋之于鲁也，所出同也。夫天象悬衡于北斗戴匡，而居斗口者曰文昌。二畤故未有特祠，殆非类于上帝之义也。” 可见文昌是由于位居北斗斗口而被特祠的。文皇帝朱棣重视大岳武当山，而肃皇帝重视白岳齐云山。汪道昆继倡议建大岳文昌祠后，又倡议了建白岳文昌祠。
三是文昌信仰善书的开始普及。明代文昌信仰与倡导暗中行善施德与人以至福的阴骘思想结合，在明中叶出现了不少此类善书，现存最早的阴骘文是十五世纪中叶松江人颜廷表编（景泰五年进士）的《阴骘文注案》 。阴骘文即《文昌帝君阴骘文》，又称《丹桂籍》，丹桂喻科举及第，因文昌神主功名禄位故名。《文昌帝君阴骘文》以文昌帝君扶鸾降笔写成，全文五百多字，开宗明义：“帝君曰：吾一十七世为士大夫身，未尝虐民酷吏，救人之难，济人之急，悯人之孤，容人之过，广行阴骘，上格苍穹。人能如我存心，天必赐汝以福。”以下是训人具体的行善行为，最后强调“近报则在自己，远报则在儿孙。百福骈臻，千祥云集，岂不从阴骘中得来者哉。” 《文昌化书》在当时也颇为流行，李维桢（1547-1626，隆庆二年进士）曾作《文昌化书叙》谈及该书的刊行情况：“文昌祠，事梓潼帝君所在，而有余三为祠记。吴之新都，越之虎林，晋之上艾，皆神离宫，而蜀梓潼最著。往官蜀以未至其境为憾。侍御张希尹尊人奉神有灵验，希尹令巫山，屡获神助，乃取《文昌化书》行之虎林，其自序与友人黄贞父序详矣。歙潘丞梓潼人也，复行之，而友人潘景升属余叙。” 可知张希尹在杭州、歙县丞潘某在徽州都分别刊行《文昌化书》。李维桢在叙中的论述有助于我们了解明代士大夫对文昌神的看法，他说：“有天则有文昌，即降为人，不应至唐始见，岂前此主文昌者固有神，神晚出而代之耶？抑文昌六星各有司存神第司禄耶？抑科目之制起自近代，天事恒象因人世为转移建置耶？”他也注意到文昌信仰与科举制度的关系。李氏还说：“然观其书，大指以变化行教化，而莫重于三纲五常。感必通，施必报，惠迪必吉，从逆必凶，读之使人憬然省悟，凛然戒惧，徙义修慝而不敢慢。” 他看到了《文昌化书》的宗旨在于劝善以行教化，维护传统的伦理纲常。余继登（1544-1600，万历五年进士）作有《梓文昌戒言小引》，说到山西曾刊印《文昌化书》，并在家乡京师河间府交河一带刊布《文昌化书》的节本《文昌戒言》。其中也谈了对神道设教的看法：“易参伯君选梓《文昌化书》于晋中，以训晋人。予观九十七化中，有似有者，有似无者；似有者可信，似无者可疑。夫欲化民成俗而使观者谓有谓无，半疑半信，非所以示训也。若曰姑为是，神道设教，以感动愚氓偕之大道，则何若取其事之所必有、理之所可信者，明白告诏，令人憬然觉悟而旷然一变其俗哉！暇日采其中五章，俾临令常君付之剞劂。予与常君曾从臾李参幕创建文昌祠于吾镇之南，复为是梓布之，亦以吾地士风浇漓，俗尚薄恶，仰愧神言，俯多鬼责，蕲缘是以牖之也。” 可见《文昌化书》的流行与地方官、士大夫为移风易俗而神道设教有密切关系。
四是明后期文昌祠设立的增多。前述第二点中所引汪道昆的文昌祠记，指出明朝在湖广武当山和南直隶齐云山设立文昌祠。第三点中，李维桢说他曾为南直隶徽州（即新都）、浙江杭州（即虎林）以及山西平定州（即上艾）的文昌祠写记，其文集中保留了这三篇文昌阁记 。余继登等在家乡京师齐河创建文昌祠。清人汪森编《粤西文载》收有三篇明人所写广西文昌阁记，可知荔浦在元代创建文昌庙，明代两次重建，第二次是在嘉靖三十年（1551）建成。此后容县新建文昌阁。怀集于天启元年（1261）建成文昌阁 。福建兴化府莆田县的碑刻资料记载，当地的玄妙观于万历九年（辛巳，1581）由道士卓懋高募建文昌宫 。莆田的水南书院科举成绩不凡，“朝家起科目者几二百人”，“视学宫差为伯仲”。 于是当地“缙绅及诸文学”在万历三十二年（1604）于书院西偏隙地建文昌祠，其格局为“殿三楹，中奉帝君，左魁星，而圣嗣在其右。拜厅之间，缭以周垣，右转为祠门，门侧小屋二间，守者居之。” 明人文集等资料中还有一些文昌祠记，反映出文昌祠在各地的设立情况。如广东，叶春及为万历十五年（1587）落成的肇庆府文昌塔和此后博罗县儒学重修文昌阁写有记文 。又如福建邵武府建有文昌祠，骆日升（万历二三年进士）写了记文 。再如江西吉安府，泰和县延真观文昌阁建于元代，元季毁于战乱，永乐十六年（1418）重建文昌阁成 。府城也于万历十二年（1584）建立文昌塔，原因是“议者以今科第名位固未尝乏，然大较不逮往昔，岂山川风气升降之数使然。”为了“以壮一郡之雄胜，而培未艾之风气” ，于是在郡城东北的山上建了文昌塔。在南直隶，吕维祺（1587-1641，万历四十一年进士）在南京左仓创建文昌阁 。尹台（嘉靖十四年进士）写有《宁国府学重建文昌阁记》 。陆孟昭于天顺八年（1464）在苏州府太仓州建文昌祠 ，直到万历十年（1582）该祠历百二十年尚在。苏州府吴江县也建有文昌阁 。浙江海宁人陈与郊（万历二年进士）作《建文昌祠疏》，言欲在家乡建文昌祠 。湖广蕲春明代亦有文昌阁 。山东德州学宫于万历廿四年（1596）创建文昌阁 。京师大名府学宫亦建文昌祠，锺羽正（万历八年进士）为其作记 。河间府吴桥“嘉隆间有龚侯者建文昌阁于东城震方。” 河南新野人马之骏（万历三八年进士）作有《文昌祠碑记》 。以上事例集中在万历以后，这决不是偶然的，说明文昌神信仰的发展，万历时王世贞即指出其发展状况：“文昌，星也。于天官家为奎，若璧。而今以属之梓潼张恶子张神，于蜀甚烺烺。第其品在云长、翼德间，独所谓七十二化及主文昌福禄，乃至上拟佛天尊号，则皆托之乩笔或吃菜事魔，人附会之，今天下所在有祠。” 文昌祠分布地域较广，计有南北两京所属地区、山东、山西、河南、江西、湖广、浙江、福建、广东、广西，南北方都有，也反映出文昌神信仰的空间展开。博罗县、德州、大名府的事例说明学校有文昌祠，学校并没有因孝宗取消梓潼帝君祠祀而不建文昌祠。文昌祠的设立一般是为了振兴文运，也有人言及文昌神的多种功能，如吕维祺在记中说文昌：“掌人间桂籍、嗣胤、名爵、福禄、寿夭、贵贱、地府、水曹诸事”。可见文昌神的功能多样化。
明代中后期开始普及的文昌神信仰持续至清代。清初即有人说：“文昌之祠遍天下” 。清代文昌信仰普及化的一个更重要的标志是惜字会的普及化，因文昌信仰要求人们敬惜字纸。据台湾学者梁其姿的研究：“从方志的资料上看，惜字会虽然康熙时代已有，而且乾隆一代也有零星的记载，但他们真正的普及化，应晚至嘉庆道光之际，而且这个普及化与惜字会结合着其他善举有关。” 诚如乾隆时陆耀所说：“近人又因文昌之社，而有惜字之会，推其所以惜字之故，仍不出媚神以求富贵。” 梁其姿还指出：“直至明末的文昌信仰，似乎仍主要是儒士个人的宗教行为，惜字活动也未被组织起来。从清初到盛清，儒生渐以集体的方式来进行惜字的活动，说明了文昌信仰已逐步成为儒生阶层名副其实的‘职业神祗’；清中后期以后，惜字再发展为一般百姓的宗教活动，文昌信仰也进一步普及化。” 清代文昌信仰的普及化与政府的倡导有关，清朝自嘉庆元年（1796）爆发的五省白莲教大起义由盛而衰，清朝政府和士大夫深切感到了民间宗教对统治秩序的威胁，为了振兴文运，战胜“邪说”，他们抬出文昌神以“福国佑民”。其经过是，嘉庆五年教军进兵梓潼，据说“望见祠山旗帜，却退”。后来“潼江寇平”，清军取得川西战役的胜利。或许是战事恰在梓潼，被清军附会，消息传至京师，嘉庆帝借此搞了一场宣传战。他亲自书写“化成耆定”额，用彰异绩。并在京师地安门外明成化年间文昌祠的旧址，重新修建文昌祠，祭祀文昌帝君。嘉庆六年夏祠成，他躬谒行九叩大礼。颁诏称：“文昌帝君主持文运，福国佑民，崇正教，辟邪说，灵迹最著。海内崇奉，与关圣大帝相同。允宜列入祀典，用光文治。” 于是大学士朱珪撰碑记，论证“文昌之祀，始有虞，著《周礼》，汉、晋且配郊祀”。文昌神久司爵禄、科举，历代封号可考 。亦即符合祀典传统。清朝礼臣遂依照关帝庙祀典定出，每年以二月初三文昌帝君诞日为春祭，秋祭选定吉日。同时设立“文昌帝君先代神位”致祭。嘉庆六年还奏准：“各直省旧有文昌庙，照山西解州等处关帝庙之例，令该地方官届期躬谒致祭。其向无祠庙之处，令择洁净公所，设位致祭。” 嘉庆六年皇帝不仅在京师建成文昌庙为天下先，而且下诏全国崇奉文昌帝君，更要求地方上祭祀文昌，推动了各地文昌祠庙的设立与祭祀，清代文昌信仰以此为契机而普及全国各个地方。咸丰六年（1856）文昌帝君与关帝一体升入中祀，规定其礼仪“前期一日，著遣亲郡王行告祭礼，春秋二祭，俱著卜吉举行，二月初三日圣诞，即照关帝庙拈香礼节。” 清朝后期的皇帝还不断亲谒文昌庙行礼，计有咸丰七年、同治十二年、光绪十三年几次。这些举措进一步加强了文昌神信仰的影响。
清代文昌诞节的形成正是以上述情形为背景的。
二、 清代及民国地方志风俗志的文昌诞节
为了具体了解清代文昌诞节的形态，我们对地方志中岁时节日风俗的记载做一考察。我们依据六卷本的《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分地区进行论述。
（一） 华北地区
根据《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北卷》制成下表：
表一：华北卷文昌诞节一览
序号 地方志 年代 节期 记 事 页数
1 顺义县志 民国 初三 文昌诞辰，演戏庆贺 20
2 良乡县志 康熙 初二 绅士祀文昌帝君 37
3 蓟州志 康熙 初三 文昌诞辰，演戏庆贺 56
4 蓟县志 民国 初三 文昌诞辰，演戏庆贺，今废止 58
5 无极县志 民国 初一 祀文昌 117
6 永清县志 光绪 初三 文昌诞辰，演戏庆贺 303
7 保定府志 光绪 二日 士祀文昌帝君 305
8 清苑县志 同治 二日 士祀文昌帝君 307
9 五台县志 乾隆 初三 文昌帝君圣诞，各处献戏 563
10 保德州志 民国 二日 士子诣文昌庙进香 565
11 介休县志 嘉庆 初二 祀文昌奎星，兼祀城隍 592
12 交城县志 光绪 初三 祀文昌帝君 597
13 孝义县志 乾隆 初三 士子祀文昌神 603
14 石楼县志 雍正 初三 祀文昌，合学绅士会于庙 604
15 乡宁县志 乾隆 丁祭 春秋丁祭日，文士设东南西北四会，祀南山文昌魁星毕，宴享馂余，谓之斯文雅会 682
16 乡宁县志 民国 丁祭 春秋丁祭日，文士设东南西北四会，祀南山文昌魁星毕，宴享馂余（旧志） 685
17 绛县志 光绪 初三 祀文昌帝君 702
以上17条资料中，第4、16两条是追述，而且与清代旧志重复，可以不计，则总共为15条。其中康熙2条、雍正1条、乾隆3条、嘉庆1条、同治1条、光绪4条、民国3条，康雍乾时期6条，嘉庆以后9条，说明嘉庆以前华北地区已有文昌诞节，嘉庆以后继续发展；华北卷所收清代方志总计185种，有文昌诞节的12条，约占6.5%，185种当中乾隆50种、光绪64种，数量较大，而这两朝有文昌诞节记载的方志并不很多，因此我们不能盲目夸大文昌神信仰在这两朝的发展。上述事例分布在今北京（序号1-2）、天津（序号3）、河北（序号5-8）、山西（序号9-17）地区，各地区分布比较均匀。祭期在二月初一有1例、初二有5例、初三有8例、丁祭日有1例。文昌的祭祀者主要是绅士，敬神一般要演戏庆贺。祭祀文昌也有一起祭祀魁星、奎星兼及城隍的情形。
（二） 东北地区
根据《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东北卷》制成下表：
表二：东北卷文昌诞节一览
序号 地方志 年代 节期 记 事 页数
1 锦县志 民国 二日 城内文昌宫举行乡祭，士绅毕集，为锦邑文会之一 192
2 义县志 民国 初三 城内文昌宫举行乡祭，士绅毕集，为义县文会之一 206
偌大的东三省仅辽宁锦州两县有文昌诞节记载，是由于东北原属满族控制地区，没有文昌神信仰，至晚清汉人大量涌入后，才有了文昌神信仰。两部民国所修方志的记载，就是这一情况的反映。
（三） 西北地区
根据《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西北卷》制成下表：
表三：西北卷文昌诞节一览
序号 地方志 年代 节期 记 事 页数
1 陕西通志 雍正 二日 文昌帝君之诞，无长幼皆有祭，曰松花会（城固县志） 7
2 渭南县志 光绪 初三 祀文昌帝君 45
3 华阴县志 民国 三日 学者会祀文昌神，谓为文昌神生日，则无稽之说，相沿久已 55
4 定边县志 嘉庆 朔三 文昌庙、龙神庙有献羊以祭者，谚云开庙门 86
5 清涧县志 道光 三日 士人作文昌会 108
6 安定县志 三日 士人作文昌会 112
7 延长县志 三日 士民作文昌会 119
8 汉南府志 嘉庆 二日 文昌帝君之诞，无长幼皆有祭，曰松花会 143
9 宁陕厅志 道光 初三 士人祭文昌神，谓之文昌会 156
10 静宁州志 民国 三日 祭文昌，各街献戏、放烟火 177
11 西和县志 乾隆 三日 邑人士集文昌宫，祝寿、作会、饮酒 204
以上11例中，第6、7两例为抄本，年代不详。其它9例的时间分布是雍正1例、乾隆1例、嘉庆2例、道光2例、光绪1例、民国2例，表明西北地区的文昌诞节主要是嘉庆以后发展起来的；西北卷所收清代方志67种，有文昌诞节记载的7种，约占10%，在北方比例较高；67种中乾隆24种、光绪17种，这两个时期数量最多，但是记载文昌诞节的方志并不多，说明这两个时期文昌诞节并无特别发展。地区分布在陕西（序号1-9）、甘肃（序号10-11），以陕西占绝对多数。节期除2例为二月初二外，皆为二月初三。作文昌会的主要是士人，但是“无长幼”、“士民”、“邑人士”的记载表明普通民众也有相当参与。文昌诞节的活动以文娱为主。
（四） 西南地区
根据《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西南卷》制成下表：
表四：西南卷文昌诞节一览
序号 地方志 年代 节期 记 事 页数
1 华阳县志 嘉庆 三日 梓潼帝君诞辰，城乡文昌祠咸演剧祀神，东郭江上灵宫为尤盛 6
2 金堂县志 道光 初二 作文昌会，以新进生员为会首，一年岁学，一年科学，一年武学，递相轮换 17
3 温江县志 嘉庆 三日 为文昌帝君圣诞，或具猪、羊、鸡、酒、香楮致祭，以帝君权衡禄嗣，故祈男决科者多致敬焉 54
4 新都县志 道光 三日 相传梓潼帝君诞辰，读书者集友祝神设宴，曰文昌会 65
5 蒲江县志 光绪 初三 梓潼帝君寿诞，有演戏庆祝者 89
6 邛州志 嘉庆 朔三 文昌寿诞，近入祀典，士子亦有演戏庆祝者 90
7 大邑县志 民国 三日 文昌帝君圣诞，士庶演剧庆祝 92
8 江油县志 道光 初三 祭文昌帝君。乡村有演戏者，城内各官致祭，绅士颁胙 101
9 盐亭县志 乾隆 三日 文昌神诞。都人士女，集赐紫山，作会赛神，并赐子嗣。有打儿崖帨果戏，掷中者为得子。男女杂沓，越宵方散，近似桑中之俗，不能禁也 111
10 安县志 民国 初二 为文昌会 127
11 简阳县志 民国 初三 士民醵金祀文昌 136
12 南溪县志 嘉庆 三日 祀文昌，县镇村塾，各醵金宴会 147
13 纳溪县志 嘉庆 三日 祀文昌，各村塾俱宴会 150
14 珙县志 乾隆 初三 设笙乐、杂剧，作文昌会 167
15 屏山县志 乾隆 初三 作文昌会 170
16 眉州属志 嘉庆 三日 祀梓潼神君，各村塾宴会 183
17 彭山县志 嘉庆 初三 文昌帝君圣诞，庠士庆祝，师儒、官吏相聚饮福 185
18 彭山县志 民国 初二 文昌会 189
19 井研县志 嘉庆 初三 祭梓潼帝君。乡村有演剧者，城内各官致祭，绅士颁胙 192
20 铜梁县志 光绪 三日 为文昌会，士人咸庆祝文昌神 197
21 江津县志 嘉庆 二日 三日，前一日祀文昌，各村塾俱宴会。按……是古人于六星中止祭司中、司命，后世祭文昌兼乎六星，岂于将、相、禄位，有所歆羡欤。陆稼书令灵寿时，修文昌祠，以木易像，谓是天神，不宜塑像。后世信道家之说，以梓潼为文昌降生，混天神于人鬼，诬枉惑人，不可不辨 224
22 涪州志 同治 三日 祀文昌，童稚放风筝为乐，里社建清醮祈谷，大傩。平畴播谷 239
23 涪州志 民国 二日 祀文昌，上丁祀文庙，坛庙举行春祭 242
24 酆都县志 光绪 三日 都人士集文昌宫作会，赛神饮福 243
25 万县志 同治 初三 士人必祀文昌帝君唯谨 274
26 梁山县志 光绪 三日 相传梓潼帝君诞辰，读书者集友祝神设宴，曰文昌会 296
27 南充县志 咸丰 二日 城市乡村凡建有文昌宫者，无不演戏迎神，以祈福庇 298
28 广安州志 民国 三日 文昌帝君诞辰，各官致祭颁胙，绅士集会，演剧，今停 306
29 太平县志 光绪 初三 为文昌会，学人赛神 317
30 万源县志 民国 初三 为文昌会，文人多结伴入庙祭祀 321
31 大竹县志 道光 初三 祀文昌帝君，舞彩设宴，士民齐集咸乐，各村市亦如之 333
32 渠县志 民国 十三 十三日为文昌生辰。土著人民庆祝者，多以世传其神为蜀人故也。是日亦肆筵畅饮，名为文昌会 344
33 盐源县志 光绪 初二 城内及盐井文昌会，谈演《大洞仙经》，盖越嶲有紫府飞霞，故俗尤恭敬 381
34 马边厅志 嘉庆 初三 作文昌会 414
35 贵州通志 民国 二日 祀文昌（普安厅志） 424
36 遵义府志 道光 初三 士民醵金祀文昌 441
37 绥阳县志 民国 初三 士民醵金祝文昌，里社建清醮 444
38 怀人厅志 光绪 初三 文昌帝君圣诞，各处场市、乡村均同城祭献，或用猪羊，或用牲馔，在庙祀神，处处皆然 450
39 普安厅志 光绪 三日 祀文昌，童稚放风筝为乐。里社建清醮傩，制龙舟，以驱瘟疫 473
40 毕节县志 初二 舁文昌像，备卤簿，办抬阁、采莲船、龙灯各戏，遍游城市，文武绅士皆肃衣冠从游 489
41 黎平府志 光绪 初三 文昌圣诞 606
42 黄平县志 民国 初三 为文昌圣诞，士大夫咸称祝焉 622
43 八寨县志 民国 上丁 士民醵金祀文昌、孔子 654
44 巧家县志 民国 三日 登富春山（即长岭岗），游人多集于文昌宫魁星阁宴饮 764
45 嵩明州志 初三 庆文祖诞 785
46 宜良县志 民国 初三 城内文昌宫设“洞经会”，庆祝文昌诞 793
47 宁州志 民国 三日 士子祀文昌星 799
48 元江志稿 民国 初三 为洞经会，因光绪末年瘟疫流行，邑人刀兆瑞等提倡谈演，以祈时和。凡与会者，娴习礼乐，崇尚道德，于社会尚有裨益。会期观者如睹 803
49 普洱府志 光绪 三日 祀文昌帝君 811
50 景东县志 民国 初三 士庶咸庆文昌诞。月内，城乡谈演洞经以逐疫 813
51 阿迷州志 康熙 三日 庆文昌会 828
52 禄劝县志 民国 初三 城内文昌宫设洞经会，庆祝梓潼帝君诞 848
53 大理县志 民国 初三 城乡人民有鸣钲伐鼓、丝竹齐奏、讽所谓洞经以庆祝所谓文昌者，据谓是日为文昌之圣诞云 856
54 赵州志 民国 二日 庆文昌诞 863
以上54例中，除去第18、23两部民国方志与清代的同属一地不计算外，时间分布是康熙1例、乾隆3例、嘉庆10例、道光5例、咸丰1例、同治2例、光绪10例、民国18例，第40、45两例系抄本，时间不详，其中清代部分计32条。西南卷所收清代方志127种，各朝数量统计为康熙6种、乾隆14种、嘉庆20种、道光23种、咸丰6宗、同治18种、光绪45种、宣统1种，此外只知清代的4种。从中可以看出，有文昌诞节的32种清代方志约占西南卷所收127种清代方志的25%，比例远远高出北方地区；各朝中嘉庆修方志中记载文昌诞节的占嘉庆总数的50%，比例最高，说明嘉庆朝是文昌诞节的重要发展时期，序号14的嘉庆《邛州志》说：“文昌寿诞，近入祀典，士子亦有演戏庆祝者。”可以作为旁证。康熙、乾隆两朝的方志数量少（20种），有文昌诞节的记载也少（4种），亦占25%，与总比例相同，说明这一比例正常。文昌诞节事例的地区分布为四川（序号1-34）、贵州（序号35-42）、云南（序号43-54）三省区，以四川为多。梓潼神的家乡是四川，传说他就是文昌，故四川的文昌诞节普及最快。比较而言，邻近四川的云贵两省也是文昌信仰的普及地区。文昌诞的节期有10例是二月初二、1例为上丁日、1例为二月十三日（按，疑“十”为衍文），其余都是二月初三。四川方志的文昌诞节记事较其它省区丰富，说明作为节日这里有相当好的民俗基础，因为其文昌诞节多是作为梓潼帝君诞节进行的。四川的文昌诞节除了士人积极参与外，比较具有群众性，演戏庆贺较为普遍；其它文娱活动也兴盛，如盐亭县、酆都县、太平县要迎神赛会，毕节县的游神队伍很有观赏性，大理县的欢庆气氛浓烈。文昌神也被作为祈子之神，《温江县志》、《盐亭县志》就有这方面的记载。士人的文昌会比较兴盛，所谓文昌会，主要是举行宴会，《金堂县志》记载了当地各学每年轮流举办的规定，很制度化。
西南地区文昌诞节有“洞经会”以及里社建清醮、傩活动。序号22的同治四川《涪州志》载二月三日，“里社建清醮祈谷，大傩。平畴播谷”。序号37民国贵州《绥阳县志》说该日“里社建清醮”。序号39的光绪贵州《普安厅志》讲是日：“里社建清醮傩，制龙舟，以驱瘟疫”。明清时代南方一些地方以二月二日为社诞日，以上地区二月初三里社建清醮祈谷、以傩驱疫活动，是将春社活动放在文昌诞节进行的结果。所谓“洞经会”也是以春社禳除灾崇的建醮为基础的，序号33的光绪四川《盐源县志》说二月初二“城内及盐井文昌会，谈演《大洞仙经》，盖越嶲有紫府飞霞，故俗尤恭敬。”民国云南的5种方志记载了洞经会：序号46的《宜良县志》记载二月初三“城内文昌宫设‘洞经会’，庆祝文昌诞。”序号48的《元江志稿》说：“为洞经会，因光绪末年瘟疫流行，邑人刀兆瑞等提倡谈演，以祈时和。凡与会者，娴习礼乐，崇尚道德，于社会尚有裨益。会期观者如睹。”序号50的《景东县志》说“月内，城乡谈演洞经以逐疫”。序号52的《禄劝县志》说二月初三“城内文昌宫设洞经会，庆祝梓潼帝君诞”。序号53的《大理县志》记载二月初二“城乡人民有鸣钲伐鼓、丝竹齐奏、讽所谓洞经以庆祝所谓文昌者”。总而言之，洞经会因“谈演”《大洞仙经》故名，出现于清末民初；形式是“谈演”，具有表演性质 ；其功能兼具逐疫和庆祝；洞经会也近似善会组织。其本质是春社受到了道教以及文昌信仰的影响。
（五） 中南地区
根据《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中南卷》制成下表：
表五：中南卷文昌诞节一览
序号 地方志 年代 节期 记 事 页数
1 仪封县志 民国 三日 士祀文昌，农祀土谷 30
2 考城县志 民国 三日 士祀文昌，农祀土谷 31
3 密县志 嘉庆 三日 祀文昌 39
4 密县志 民国 三日 祀文昌 42
5 辉县志 乾隆 初二 文昌帝君圣诞，城东南隅有帝君阁□，邑绅士于此日致祭。俗谓此日为龙抬头，诗礼之家必督子弟攻课。 78
6 信阳县志 民国 三日 祀文昌 231
7 孟津县志 康熙 三日 祀文昌 264
8 灵宝县志 乾隆 初三 祀文昌帝君 269
9 灵宝县志 民国 初三 祀文昌 269
10 陕州志 同治 初三 祀文昌帝君 300
11 陕县志 民国 初三 祀文昌帝君，今废。按，迷信故当破除，今至不敬惜字纸，而扫弃于粪秽之中，不可以为训，是所当戒也 302
12 长阳县志 同治 三日 文昌生辰，师儒官吏演剧庆祝。各乡有文昌庙者，俱各敛钱行事，谓之作文昌会 427
13 谷城县志 同治 朔 祀文昌，演戏大会 462
14 永定县志 同治 初三 文昌帝君诞，凡城乡结文社者先日致斋，备牲牢祀之，祀毕宴饮，名文昌会 626
15 保靖志稿 同治 初三 祀文昌帝君，作会 642
16 慈利县志 同治 初三 文昌帝君诞，凡在城乡结文社。先晚，致斋备牲牢祀之；及旦，共相庆祝，祝毕肆宴设席，名文昌会。 666
17 佛山忠义乡志 乾隆 二日 则集文昌书院修祀事，侨籍则以丁日集田心文昌书院修祀事 700
18 曲江县志 光绪 二日 祀土神，献新艾糕。文士祭梓潼，作聚魁会 704
19 龙山乡志 民国 初三 祀文昌于紫阁，四埠亦祀水口文庙（旧志作初五日），一六图同 802
20 遂溪县志 道光 八月 中秋，各乡塾祭文昌 853
21 文昌县志 咸丰 初三 祀文昌帝君 1115
以上21例中，第4、9、11诸例皆与清代方志记载重复，可以不计。所余18例的时间分布为康熙1例、乾隆3例、嘉庆1例、道光1例、咸丰1例、同治6例、光绪1例、民国4例，其中清代的14例；中南卷所收清代方志295种，有文昌诞节记载的仅占不到5%，比例较低，文昌诞节也以嘉庆以后为多。文昌诞节地区分布在河南（序号1-11）、湖北（序号12、-13）、湖南（序号15-16）、广东（序号17-20）、海南（序号21），以河南为多。节期二月朔1例、初二3例，八月中秋1例，余为二月初三。文昌诞节的内容也以士人作文昌会宴饮相聚、演戏敬神为主。值得注意的是文昌神诞节与北方社日龙头节的混合，序号1、2的仪封县和兰考县农民在二月初三祀土谷是社日活动，而序号5的辉县龙头节祀文昌神，是把文昌诞节提前一天进行。序号20的遂溪县于中秋祭文昌，当是文昌信仰与秋社结合的产物。
（六） 华东地区
根据《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东卷》制成下表：
表六：华东卷文昌诞节一览
序号 地方志 年代 节期 记 事 页数
1 法华乡志 民国 初三 文帝诞，士人率子弟诣满月阁拈香，具资作会，老成宿学讲孝友文艺，幼辈侍立肃听，至夜分食馂余返。今不举久已。（文昌会向在观音寺，何泗渊《嘤鸣集》有诗纪事。后寺毁，礼久不举。乾隆甲戌重塑圣像，奉满月阁，迨阁毁重建，士人有塑圣像礼敬之） 10
2 朱泾志 民国 初三 文帝诞，邑侯率属与绅士拈香行礼 38
3 月浦里志 民国 初三 二月初三、八月初二日（？），文昌圣诞。（月浦向无圣像，乾隆二十九年自罗店迎至东镇东岳庙西隔壁） 82
4 乐陵县志 乾隆 三日 士流祭文昌星君 131
5 潍县志稿 民国 三日 为文昌帝君诞辰，俗谓帝君司文事于科目，夙有灵感，士人多于是日祀之，且醵金聚饮，谓之文昌会。自科举停，而此风亦废 208
6 滋阳县志 咸丰 三日 祀文昌 288
7 清平县志 宣统 初三 文昌诞辰，家设香烛庆贺 317
8 苏州府志 光绪 三日 为文昌诞，庙设经醮，士人各焚香 369
9 吴县志 民国 三日 为文昌帝君诞 378
10 常昭合志 光绪 三日 为梓潼帝君诞辰，士子于是日举惜字会 429
11 江阴县志 民国 初三 文昌诞，诸士子举行惜字会，礼玉局忏，亦示虔诚（八月初三日亦同） 460
12 通州志 乾隆 三日 士人祀梓潼神 517
13 如皋县志 嘉庆 三日 士人祀文昌神，联文酒之会 523
14 淮安府志 咸丰 三日 为文昌诞辰，士子多醵金为会 527
15 阜宁县志 民国 初三 为文昌诞辰，乡镇间多作文昌会以祭之 544
16 杭州府志 民国 初三 今俗士人是日多结文昌会，杭州人士俱往吴山文昌阁烛香（旧志） 571
17 菱湖镇志 光绪 初三 文昌帝君生日，士民焚香拜祝 688
18 双林镇志 民国 初三 为文昌生日，士人集奎文阁行拜祝礼，南询庵及碑亭三处同（咸、同兵燹后，皆在奎文阁一处，间有士人不修文昌之祀者，援全谢山语以自异，然千百中之一也） 703
19 乌青镇志 民国 初三 为文昌诞。科举未废时，士人集文昌阁以牲醴祝诞，散胙饮酒，名文昌会 714
20 安吉县志 同治 三日 相传梓潼帝君诞辰，读书者集友祝神设宴曰文昌会 750
21 浦江县志 民国 二日 文昌帝君诞辰，文人聚会拜祝，骈肩累迹 882
22 含山县志 乾隆 三日 为文昌帝君诞辰，城中绅士敛资以祀，或祝于学，或祝于宫 943
23 和州志 光绪 三日 文士祀梓潼神 947
24 靖安县志 道光 初三 士人多联社事以奉文昌，盖以戴筐六星主司禄籍故也 1123
25 会昌县志 同治 初三 文昌会，城乡皆有之。届期，社友相与赴文昌宫拜祝神诞，馂余酬饮，共享神惠 1171
26 罗源县志 道光 初三 相传为文昌帝君诞辰，士人各醵钱赛会，名帝君赛 1203
27 永泰县志 民国 三日 绅士祀文昌神，以卜科名 1220
28 明溪县志 民国 初三 为文昌神诞，逢期多有祀祭者， 1344
29 台湾通志 民国 三日 为文昌公诞辰。此日，士子集文昌庙举行祭典。旧时，各私塾亦奉祀文昌公，学生礼拜，自日人禁私塾，此风遂决 1366
30 宜兰县志 民国 初三 为文昌帝君诞，士子集文昌宫致祭 1457
31 基隆县志 民国 三日 为文昌公诞辰。此日，士子集文昌庙，举行祭典。本市无文昌庙，仅在庆安宫偏殿设文昌祠，亦举行祭典。旧时，各私塾亦奉祀文昌公，学生礼拜，自日人禁私塾，此风遂决。张姓宗亲是日举行祭祖。梓潼帝君，实与文昌公同一神也 1587
32 台南市志 民国 三日 为文昌公诞辰 1800
33 高雄县志 民国 初三 文昌公生，读书士子旧必祭之，今则此风已泯 1856
以上33种方志中，时间分布为乾隆3种、嘉庆1种、道光2种、咸丰2种、同治2种、光绪4种、宣统1种、民国18种，其中清代方志15种。华东卷所收清代方志376种，有文昌诞节记载的约占4%，比例不大，这里民国修方志记载文昌诞节较多（其中台湾5种为20世纪下半叶所修）与清代所修方志基本不重复，说明这些地方在清代已有文昌诞节，即令如此，华东卷中有文昌诞节记载的仍数少数。华东卷所收清代方志各朝数量分布为康熙51种、雍正10种、乾隆86种、嘉庆30种、道光46种、咸丰5种、同治53种、光绪87种、宣统8种，与有文昌诞节记载的清代方志各朝数量比较，就会发现康熙雍正时期的61种方志中没有一种记载文昌诞节，可见此时尚未形成习尚；华东地区的文昌诞节是乾隆以后发展起来的，有文昌诞节的三种乾隆修方志分属山东乐陵（序号4）、江苏通州（序号12）、安徽含山（序号22）不同省区，很说明问题。另外，序号1的民国《法华乡志》说当地旧在观音寺举行文昌会，后寺毁，乾隆十九年（甲戌，1754）在满月阁重塑文昌像礼敬。序号3的民国《月浦里志》说月浦向无文昌像，乾隆二十九年自罗店迎至东镇东岳庙西隔壁。这些乡里志反映文昌信仰在基层社会的传播，法华乡和月浦里均有文昌塑像置于其它寺庙，这是其特点。《月浦里志》谈到当地在乾隆中叶的文昌像的传播情况。文昌诞节分布地区为上海（序号1-3）、山东（序号4-7）、江苏（序号8-15）、浙江（序号9-21）、安徽（序号22-23）、江西（序号24-25）、福建（序号26-28）、台湾（序号29-33），以江浙地区为多。前面提到的法华乡和月浦里今属上海，清代属于松江府，位于狭义的江南地区。事实上苏松地区文昌信仰兴盛，嘉道时苏州人顾禄说家乡：二月“三日为文昌帝君诞，大吏致祭于竹堂寺畔之庙。庙属长洲境，故长邑宰亦祭于此。他邑有其庙者，各邑宰为之主祀。余如道宫、法院、会馆、善堂供奉帝君之像者，俱修崇醮录。谓帝君掌文昌府事，主人间禄籍。士大夫酬答尤虔，遂贫者亦备分烧香，纷集殿廷，谓之文昌会。” 可见苏州府的文昌信仰已遍及各阶层和会馆、善堂组织。序号18的民国浙江嘉兴《双林镇志》说当地咸、同兵燹以前遇文昌生日，士人集奎文阁、南询庵及碑亭三处行拜祝礼。也可见文昌信仰较为盛行。文昌神诞节的节期除了浙江浦江为二月初二外，余皆二月初三；此外，《月浦里志》、《江阴县志》还记载在八月初二、三秋社祀文昌神，这是秋社之祀，与春社对应，说明文昌神信仰的发展。华东地区文昌诞节的敬惜字纸活动特色鲜明，序号10的光绪《常昭合志》、序号11的民国《江阴县志》均说是日士子举行惜字会，这是在江苏。即使是开发较晚的台湾，也流行此风。在嘉庆初年开辟的今宜兰地区，道光年间成书的《噶玛兰厅志》载：“兰中字纸，虽村氓妇孺，皆知敬惜。缘街中文昌宫左筑有敬字亭，立为惜字会，雇丁搜觅，洗净焚化，熏以沉檀，缄以纸素。每年以二月三日文昌帝君诞辰，通属士庶齐集宫中，排设戏筵，结彩张灯；推一人为主祭，配以苍颉神牌。三献礼毕，即奉苍颉牌于彩亭，士子自为执事，遂将一年所焚字纸铺叠春 ，迎遍街衢。所至人家，无不设香案，焚金楮、爆竹以拜迎。是日凡启蒙诸子，皆具衣冠，与衿耆护送至北门外渡船头，然后装入小船，用彩旗鼓吹放之大海而回。” 记载详实。华东地区的文昌神信仰深入基层社会，除了前举的上海地区乾隆时代乡里的文昌神信仰资料外，序号25的同治江西《会昌县志》说当地“文昌会，城乡皆有之。”乡村也有文昌会。序号7的宣统山东《清平县志》讲：“文昌诞辰，家设香烛庆贺。”文昌信仰更深入家庭。这些不同时期方志的记载，说明随着时间的推移，文昌信仰普及愈深。华东地区文昌神诞节的主要活动是士人的文昌会，文昌会的社团性在加强，同治江西《会昌县志》称赴会者为“社友”可以说明此点。
三、结语
关于清代文昌诞节的资料。《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所收清代方志总计1050种，数量可观，可以作为研究清代文昌神诞节的基本资料。其中记载文昌神诞节的有80种，约占7.6%，这个比例不算高，原因大约有二：一是说明文昌神诞节不普遍，二是说明方志作者没有把文昌神诞作为节日与元旦、立春、上元、清明、端午、七夕、中元、中秋、重阳、冬至、腊八、祭灶等传统大节并列记载。我认为后者是主要原因，文昌诞节比较晚起，主要流行于士人之间，虽然在清代相当普及，但毕竟作为节日还是一个小型的。另外，文昌诞节纳入政府祀典，有的方志不作为岁时节日风俗记载，这也是一个原因。换言之，地方志风俗志对文昌神诞节的记载虽然较少，但并不能完全说明此节不流行。
清代的文昌诞节具有以下一些特点。
首先，清代文昌信仰的普及化基于政府的倡导。清朝自嘉庆元年（1796）爆发的五省白莲教大起义由盛而衰，清朝政府和士大夫深切感到了民间宗教对统治秩序的威胁，为了振兴文运，战胜“邪说”，他们抬出文昌神以“福国佑民”。 嘉庆六年皇帝不仅在京师建成文昌庙为天下先，而且下诏全国崇奉文昌帝君，更要求地方上祭祀文昌，推动了各地文昌祠庙的设立与祭祀，清代文昌信仰以此为契机而普及全国各个地方。咸丰六年（1856）文昌帝君与关帝一体升入中祀，清朝后期的皇帝还不断亲谒文昌庙行礼，计有咸丰七年、同治十二年、光绪十三年几次。这些举措进一步加强了文昌神信仰的影响。我们在本文第二部分对全国六大地区清代方志记载文昌神诞节数量的时间分布统计分析表明，文昌神诞节是在嘉庆以后发展起来的。如果分阶段考察，康雍乾三朝134年有19种方志记载文昌诞节，从嘉庆到宣统的116年时间虽较前者短，而有61种方志记载文昌诞节，数量远远超过前者。地方志的记载与清朝政府的举措在时间上的一致性证明我们的结论正确，这种一致性并不是方志作者对政令的应付，而是在文昌信仰习尚基础上的发展，下面的一点便可证明。
其次，明代中后期开始普及的文昌神信仰持续至清代。从前引地方志可以看到，嘉庆以前已有文昌诞节的活动。计有康熙修华北京津地区的《良乡县志》和《蓟州志》、西南云南省《阿迷州志》、中南河南省《孟津县志》4种；雍正修华北山西《石楼县志》、西北陕西《城固县志》2种；乾隆修华北山西《五台县志》、《孝义县志》、《乡宁县志》，西北甘肃《西和县志》，西南四川《盐亭县志》、《珙县志》、《屏山县志》，中南河南《辉县志》和《灵宝县志》、广东《佛山忠义乡志》，华东山东《乐陵县志》、江苏《通州志》、安徽《含山县志》13种，均记载了文昌诞节，而且呈现出从康熙到乾隆不断扩展的趋势。关于乾隆时期文昌神信仰的记载，还可以补充一些资料，如乾隆六年刊甘肃《成县新志》记载：二月“三日都人士集文昌宫祝寿，作会饮福。” 乾隆十四年刊福建《永福县志》说：“仲春二日，绅士祀文昌神，延官师宴集。” 福建莆田广业里于乾隆十八年（1753）建书院，设有文昌阁 。莆田林氏在乾隆五十八年（1793）于社庙之西建成书院，“中祀文昌、魁宿，左右奉城隍、社主神灵。别立精舍为报功祠，亦以为延师讲学地”。 乾隆廿三年刊《帝京岁时纪胜》谈到北京的文昌会：“香会，春秋仲月极胜，维惜字文昌会为最。俱于文昌祠、精忠庙、金陵庄、梨园馆及各省乡祠，献供演戏，动聚千人。” 可以说嘉庆帝倡导崇祀文昌神信仰，一定程度上既是文昌神信仰的反映，也迎合了文昌神信仰发展的趋势。
清末废科举及民国建立，文昌神信仰受到扼制。首先“光绪末废科举，文昌帝君祀典遂停” 。我们阅读的大量民国修地方志中只发现47种有文昌诞节的记载，而且集中在西南（18种）、华东（18种，其中台湾就占了5种），说明文昌诞节的衰落。诚如不少民国修方志说旧有的文昌神信仰“今废”，如华北的《蓟县志》、中南的《陕县志》、东南的《高雄县志》即是。但也有一些方志仍记载了文昌诞节，说明此俗的存在，在有的地方已扎根民间。民国18年刊四川《合江县志》介绍当地“神道”时所说：“凡闾里不百户辄有庙，而城治尤伙，百神之祀咸萃于斯，祀以诸佛、观音、文昌（民国初，文昌祀典已废，而民间祀之如故）为最多。……而民业之祀亦各返其始焉，……士人祀孔圣、文昌、奎星” 。便是证明。
再次，文昌诞节的空间分布广泛。清代的文昌诞节分布在相当于今天北京、天津、河北、山西、辽宁、陕西、甘肃、四川、贵州、云南、河南、湖北、湖南、广东、海南、上海、山东、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台湾各地区，除了边陲的少数民族地区以外，遍布全国，文昌神信仰的空间分布也说明这一信仰的普遍性。其中文昌诞节最为流行的地方似乎是京师、四川及邻近地区、江浙地区，其原因在于：京师是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川省附近接近文昌的化身梓潼神的诞生地，而且梓潼神具有地方守护神的品格，江浙则是科举最盛地区，崇尚人文。
又次，文昌诞节节期稍有差异。文昌诞日为二月三日，清代的文昌诞节基本上是在该日进行，不过也有在其它日子进行的。一些地方是二月二日，这一天作为节日与社祭有关，清代北方以该日为龙头节，南方则是社诞日，因与文昌诞仅隔一天，故易合并；从功能考虑，二节均为祈福，也有一致性。个别地方在二月初一进行，该日曾为中和节，后与春季社祭融合，文昌诞节并入也可以理解。八月二、三日也有祀文昌的，则是为了与春社期间祭文昌对应。上丁日本是祭祀文圣孔子之日，因文昌神性主文，与孔子一致，甚至被视为“文祖”（见西南地区序号45的《嵩明州志》）故一并纪念。
最后，文昌诞节强化了士大夫的凝聚力和对地域社会的影响力。文昌神信仰者主要是作为文化人的士大夫，清朝官方文昌诞节的确立，推动了文昌神信仰的普及，使士大夫的这一信仰“合法化”和具有正统性，真正成为他们的“职业神”。纪念文昌神诞的文昌会是集体行为，具有组织化的社团性质，加强了士大夫的群体意识和团结，惜字会兴起于嘉道之际与此有密切关系。文昌诞节的确立，抬高了“文化”的地位，也提高了士大夫的地位，文昌诞节上士大夫的活动在证明他们是社会的精英，是地方社会的领导者。清代文昌诞节在基层社会的普及，普通民众的广泛参与，都说明士大夫的影响力在加强，百姓接受士大夫的影响并模仿其行为，文昌诞节也成为社区重要的文化活动。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清史研究室编《清史论丛2000年号》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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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张勃 于 2009-1-6 20:44 编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