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岷县惊现《西天佛子源流录》2011年09月04日 09:06
甘肃岷县惊现《西天佛子源流录》2011年09月04日 09:06
来源：东方早报
《西天佛子源流录》原刻本早已亡佚数百年，现仅存明代翰林学士陈循所撰序言。但恐怕谁也没有料到，今天尚有两种清代道光时期由班丹札释后代族人缮写的《源流录》抄本流传于岷县民间。
高山杉
《人文岷州》
中共岷县县委宣传部编
甘肃人民出版社
2008年8月第一版
263页 45.00元
在中国，大概所有人都能背上一句“更喜岷山千里雪”，但肯定没几个人知道得名于岷山的甘肃重镇岷县，以及出自岷县的藏族学僧班丹札释。班丹札释约于明太祖洪武十年（1377）生在汉藏杂居的岷州，也就是今天的岷县，族姓后氏，是当地第一大族。他幼年辞亲出家，遍学噶玛噶举、萨迦、格鲁三宗，受到明朝五帝的尊礼，先后被册封为“灌顶大国师”、“西天佛子”和“大智法王”，是明代第四位拥有“法王”尊号的西藏僧人。北京西城区的护国寺，在明代叫大隆善寺，就是班丹札释驻锡焚修之地。岷县的大崇教寺，则是他的本寺。班丹札释因曾数度往来汉藏，迎送“大宝法王”（噶玛噶举派黑帽系第五世活佛），审验他的转世灵童，沟通两地政教文化，所以特别受到佛教史、明史和西藏学研究者的重视。
有关班丹札释的史料，金石方面有《御制大崇教寺之碑》、《西天佛子大国师班丹札释寿像记》、《法海寺碑记》等，文献方面汉文有《明实录》、《岷州志》、《〈胜圣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道深序》等，藏文则有《安多政教史》（有吴均等的汉译本）。有关这些史料的综合研究，有陈楠的《大智法王考》（收进《藏史丛考》），但这已经是一篇应该放进博物馆的论文了。陈楠在写这篇文章时，没能看到最重要的一种史料，那就是明正统十二年（1447）所刻、译自藏文的班丹札释画传——《西天佛子源流录》。《源流录》原刻本早已亡佚数百年，现仅存翰林学士陈循（《明史》有传）所撰序言。该序收于陈循《芳洲文集续编》，《续修四库全书·集部》收有万历四十六年（1618）陈以跃刻本的影印本。
恐怕谁也没有料到，今天尚有两种清代道光时期由班丹札释后代族人缮写的《源流录》抄本流传于岷县民间，2008年8月被当地民俗学者张润平首次整理刊布在岷县县委宣传部所编《人文岷州》（第73-84页）上面。抄本全名《金刚乘起信庄严宝鬘西天佛子源流录》，与《安多政教史》所据班丹札释藏文传记题目密合。据抄本书名后的题名，《源流录》藏文原本由班丹札释长徒沙迦室哩编集，再由其侄班卓而藏卜校正。汉译者是徵仕郎（抄本录文作“徵士郎”）、中书舍人安宁，笔受者为儒士四明徐旸，此二人为谁何，俟考。社科院的罗炤和苏航先后加入对抄本的研究，《民族研究》今年第二期刊发了张润平与罗炤合撰的《〈西天佛子源流录〉与班丹扎释的贡献》和苏航的《大智法王班丹扎释的家族和世系——以〈西天佛子源流录·佛子本生姓族品〉为中心》。人大国学院的沈卫荣和安海燕在他们的近作《明代汉译藏传密教文献和西域僧团——兼谈汉藏佛教史研究的语文学方法》中也使用了《源流录》里面的材料。
抄本陈序的录文断句错讹较多，可据相对完整的刻本一一订正。比如张、罗论文所引下面这句：“御用监太监王公瑾，于大国师尤所崇信，契合间，绘述其真出功行、遭遇之隆，萃为一帙，锓梓以广其传，而题曰《源流录》……”“于大国师尤所崇信，契合间”两句，“契合”应属上读，而“间”字则应属下读，说的是太监王瑾“于大国师尤所崇信契合，间绘述其真出功行”。“真出功行”一词不可解，刻本陈序作“世出功行”，应据改。省略号部分，抄本录文作“俾徐君孟旸来属……序于首，简惟大国师……”，文字有错简，张、罗论文省略未引。该句刻本作“俾徐某来属序于首简”，应据改。“徐某”抄本作“徐君孟旸”。此人显即笔受者“四明儒士徐旸”，北京西山弘教寺遗址今天尚有题为“四明徐旸书”的石刻诗行。“首简”即序言，不应从中间点断。
陈循序言略述了班丹札释的家世和刻书的因缘，非常重要，现据刻本试作标点录文如下：
凡世之得道于佛者，泝其源不可以浅而窥，沿其流不可以近而既。何也？源之出必丰满而具足，然后有以达其流，流之行必盛大而永久，然后有以验其源，泝流而穷源，其深莫究，自源而徂流，其远莫竟。盖有得于西天佛子之是录矣。佛以慈悲方便为性，以利益有情为惠，以警导迷误为忠，以无间人我为得，而以皈向中土为大知识，祝圣保民为大功德。使世之从事于佛者，能性其性而惠其惠，忠其忠而得其得，用其大知识于当时，修其大功德于永久，则足以益源而助流，其为得道于佛，夫孰之能御哉。若今累封弘通妙戒普慧善应慈济辅国阐教灌顶净觉西天佛子大国师班丹札释者，庶几乎其人也。大国师其先本波忒国三叠人，元有为都元帅阿波赤者，大国师曾祖也。都元帅生五子，长札释巴袭职，与其诸弟共建僧寺凡百有八。札释巴生十有八子，而为僧者三人，一为元国师，有高行，一住持五台山祥符寺，一临洮吉祥寺。而有为院判曰藏卜巴者，与其夫人包氏生子四人，其季大国师也。大国师之先世，具载此录，其源固不可以浅而窥矣。至其履历功行，又莫非出于性其性而惠其惠，忠其忠而得其得，用其大知识，修其大功德之所为，则继今以往，其流可以近。圣朝崇奖佛氏之教，凡能利济于国家生民者，则必眷其行而褒之，顺其好而处之，因其劳而赍之，表其善而曝之。若我 太宗宣宗今上皇帝大恩德之被冒于 大国师者，盖诚寡遇而稀见，见，其幸为何如哉。御用监太监王公瑾，于大国师尤所崇信契合，间绘述其世出功行，遭遇之隆，萃为一帙，锓梓以广其传，而题曰《源流录》，俾徐某来属序于首简。惟大国师利济之心无穷，则太监王公好善之心无负，而于是录不永有徵也哉。
刻本陈序中“班丹札释”之名全用“札”，而《源流录》抄本则多用“扎”。本文从刻本陈序，一概用“札”。
班丹札释的本师名班丹坚错，其人精通显密二宗，尤擅法称因明巨著《释量论》（似即《源流录》的《论量法》），是当时的一位佛学大家。《源流录》还说他“善能通晓西天四国语言”。沈卫荣和安海燕认为这句话是在说班丹札释，殊误。班丹札释曾随本师参礼山西五台山，《安多政教史》汉译者将藏文zh'an-zi（山西）误译成“新寺”。永乐三年（1405），班丹坚错被征入朝，班丹札释也随师至南京，住于鸡鸣寺。张、罗论文认为，班丹坚错此行乃直接促成永乐版藏文藏经的开雕，根据在《源流录》里面的这段话：“……（班丹坚错）奏遣使西域，请取西番字大藏经刊板印施，散于西土。”永乐版藏文大藏是第一部木刻版藏文大藏经，完成于永乐八年（1410），当时仅刻出《甘珠尔》（佛所说的经咒），共一百八帙，未刻《丹珠尔》（菩萨所造解释佛语的论释），因用朱砂或云硃刷印，也称“赤字版”。明代镇澄《清凉山志》卷二记五台山大文殊寺有“敕赐贝叶灵文，梵文藏经，朱书横列，御制序赞，每帙盛以锦囊，约以锦条，护以綪毡”，“朱书横列”者显即永乐版《甘珠尔》。永乐版底本是蔡巴《甘珠尔》抄本，即《源流录》提到的“西番字大藏经”。
张、罗之说颇有道理，只是没有引用永乐八年三月初九日《大明太宗皇帝御制藏经赞》（参《清凉山志》“御制序赞”）中的这段话：“朕抚临大统，仰承鸿基，念皇考皇妣生育之恩，垂绪之德，劬劳莫报，乃遣使往西土，取藏经之文，刊梓印施，以资为荐扬之典……（赞曰）……广此密因义，布施于竺乾……”《赞》中“遣使往西土，取藏经之文，刊梓印施……布施于竺乾”等文，与《源流录》的“乃奏遣使西域，请取西番字大藏经刊板印施，散于西土”，显然在说同一件事，也就是永乐版《甘珠尔》的雕印。所取“藏经之文”，也是指蔡巴《甘珠尔》抄本。遣使和施经的“竺乾”（印度旧译）和“西土”并非印度，而为西藏。
永乐时虽未刻《丹珠尔》，但在永乐十三年（1415）六月，曾选取《丹珠尔》中的佛学要籍，刻为《般若论》（弥勒《真观庄严论》）、《中道论》（寂天《入菩萨行论》）、《律论》（德光《毘尼本论》）、《对论》（世亲《俱舍论颂》）、两种《比量论》（法称《释量论颂》和《因明正理宝论颂》；后经考订，《因明正理宝论颂》并非法称著作，而为萨迦派四祖萨迦班智达的《正理宝藏论》）共六部大论。论前有《御制般若中道论对论律论比量论序》，其中说到：“朕惟佛法密微，妙万化而无迹，大觉旷照，寓至理于无言，然非论无以尽其言，非言无以宣其旨……朕每阅释典，遐究真诠，志契道符，得其指要，是用锓梓以广其传，颁布竺乾，越踰葱岭……”《源流录》记述班丹札释令弟子“习《般若》、《中道》等论疏钞理法”，“刊造西番字经板《般若现证庄严经注疏》、《中道论》、《中道论注疏》”，这些书名的译法可与永乐六论中的《般若论》、《真观庄严论》和《中道论》对勘，是佛典汉译史上的绝佳材料。
《源流录》还提到许多西藏佛学宗师及其显密论著的名字，某些可能还是最早出现的汉译名，非常值得注意。比如《源流录》说到班丹札释“参大宗师罗藏查思巴，受修显教《菩提次第道》”，这位“大宗师罗藏查思巴”在《妙济禅师塔铭》中作“罗藏扎思巴”，即格鲁派创建者宗喀巴的法名。《菩提次第道》是宗喀巴在显教方面的代表作，现译《菩提道次第》，有广论和略论二种。《源流录》是目前发现的最早提到《菩提道次第》的汉文文献。班丹札释还曾跟随宗喀巴诸大弟子参学。《源流录》所记“宗师哩麻（二合）领禅”，上面夺一“答”字，应为“答哩麻（二合）领禅”，即宗喀巴大弟子贾曹杰法名dar-ma rin-chen的对音。据《源流录》抄本录文，班丹札释从贾曹杰学过《十回根本犯堕》，“回”当作“四”，《十四根本犯堕》现译《密宗十四根本戒》。班丹札释参学的“大律师扎思巴坚粲”，即宗喀巴弟子中以严持戒律闻名的grags-pa rgyal-mtshan。《源流录》讲到扎思巴坚粲曾向班丹札释讲授《秘密次第道》，这是汉文文献中最早提及宗喀巴密教代表作《密宗道次第》的地方。
《安多政教史》中有关班丹札释的一节，是节录自《源流录》藏文原本，汉译者因未见《源流录》旧译，所以误译之处甚多。如今《源流录》古译抄本出世，可据以订正《政教史》汉译本的错误。这里仅举一例。《政教史》记班丹札释在北京奏请汉僧在大隆善寺说法一事，汉译本翻作：“与此同时，经呈报皇上，在大隆善（寺）建立聚集和尚一百余名的会堂，由汉族堪布僧录司（zi-lu'u-zi）的教钦（jo'a-chen）觉福增（kya'u-hvo'u-tsin）和苏钦巴（zur-chen-pa）胡觉寺（hur-kya'u-sde）的藏拉鲁古圆（dzang-la-la'u gu-yon）两人负责，让其按汉族的规矩进行讲辩。”《源流录》中与之相应的文句是（断句是我重做的）：“佛子累以归山之事请上，不获所请，乃（按：录文作”及“，似误）命弟子等常作法事。于大隆善寺为国祝釐，乃（按：同上注）请命于上，推举僧录司左阐教惠进，弘教等住持古源，讲说《楞严》、《圆觉》等经，阐扬佛教，利益有情。”对校两文，就能看出若干问题。
《政教史》汉译本“僧录司的教钦觉福增”一句，显即《源流录》“僧录司左阐教惠进”，但文义不可解。“僧录司”藏文作zi-lu'u-zi，译文无误。“教钦”藏文作jo'-chen，不可解，译者注曰似即僧官“觉义”译音，益不可解。“觉福增”藏文作kya'u-hvo'u-tsin，更为不可解中的不可解。其实，jo'-chen应与kya'u连读，jo'a-chen-kya'u即《源流录》“左阐教”的对音。左阐教名“惠进”，即藏文的hvo'u-tsin。惠进又作慧进，明河《补续高僧传》卷四有传，其中提到“灌顶净觉大国师奏请隆善开讲《楞严会解》”。“灌顶净觉大国师”即班丹札释，“奏请隆善开讲《楞严会解》”即指推举惠进在大隆善寺（原名崇国寺，汉译误作“春华寺”）讲说《楞严经》一事，《楞严会解》为《楞严经》的一种注疏。汉译本的“胡觉寺”（hur-kya'u-sde），应作“弘教寺”，《源流录》作“弘教等”，“等”字疑“寺”字之误。“藏拉鲁古园”的“藏拉鲁”（dzang-la-la'u），疑衍一la字，dzang-la'u似为“长老”的对音，即《源流录》的“住持”。“古圆”（gu-yon）即《源流录》的“古源”，其人事迹待考。
据闻张润平和罗炤已对《西天佛子源流录》重做校录，全部研究成果连同两种抄本的图版不久将以专著的形式刊出。我们十分期待看到这份极为重要的汉藏佛教史史料。■
[ 本帖最后由 张多 于 2012-4-23 21:53 编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