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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培恒先生琐忆:淡泊超然心境对待死亡的来临

章培恒先生琐忆:淡泊超然心境对待死亡的来临

中新网 2011年08月31日 14:38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尽管对恩师章培恒先生的病情有思想准备,但这一天的到来,还是让我感觉有些突然。6月6日中午接到同事打来的电话,说先生病危,我紧急赶到他入住的华山医院探望。在同事的提醒下,章先生勉强睁开眼睛看了我一眼,但已无力言语。此时的先生高烧不退,心跳甚快,整个身体斜躺在病床上,面容憔悴,极度消瘦,让人很难将其与往日精神矍铄、风度不俗的他联系在一起。次日凌晨,经不住病魔无情的摧折,先生还是匆匆走了。

  先生在2000年上半年被确诊患前列腺癌,从那时起直至去世的十余年间,他频繁进出医院,病情几度反复,饱受病魔的折磨。然而,先生对于生命所表现出的独特的体悟与态度,点点滴滴,让人无法忘怀。

  人活着既要有质量又要有价值,这可以说是先生一贯秉持的一项生命准则。回想起十余年前,我从医院取回他的肿瘤病理报告单,与同事一起惴惴不安地走进他的办公室,想方设法把病情说得委婉一些,以为这样可以避免刺激到他,而先生从我们的表情和语气中似乎已察觉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要求我们如实告知诊断的结果。想必是他希望真实了解自己的病情,以便作出相应的特别是研究工作上的安排。事实上,在以后频繁的检查和治疗中,他每每会仔细查看各类检查的单子,要瞒也总是瞒不过他的。

  虽然身患恶疾,但先生却更加忘我地投入到他的学术研究中去。在患病期间,先生将相当一部分的时间和精力用以增订他和复旦大学骆玉明教授共同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新著》(以下简称《新著》),不仅在1998年出版的《新著》上、中卷的基础上,完成了下卷的撰写,而且对原版的上、中卷又作了相应的修订。即便是在《新著》增订本于2007年出版后,局部的修订工作仍在进行。当时,由于癌症的扩散,先生的腿部严重肿胀,坐与站都很艰难。但据他的助手透露,先生还是坚持将全书的五百余条引文又重新作了校订,对书中的若干小节也进行了重写。

  先生是一个追求完美、自我要求近乎苛刻的人,确切地说,他是极尽自己生命之能量来完成这部《新著》的增修。他曾说过,一个人想在学术上作出一番成就,往往是要付出健康代价的。这句话也从侧面反映出先生的人生信条:即视学术为生命,并在追求卓越中真正体现生命存在的价值。正因为如此,即便是在癌症扩散、健康状况日益恶化的情况下,先生也没有停止过思考和工作。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的头脑就像一台开动的机器,一直处于运转的状态,似乎总是有想不完的问题。

  先生病重住院之际,我有几次前去陪伴照顾,言谈间,他常常会主动挑起研究上的一些话题,兴致颇浓。有时实在讲累了,就说:“我先睡一会儿。”等到醒来稍有精神,又会接着聊下去。听他的助手说起,今年3月间,先生一度自感病情严重,所剩时间不多,虽然身体状况很差,却还想着如何尽快廓清他长时间思考的有关《玉台新咏》的若干问题。在这种时候,别人想劝他也是劝不住的。他显然不愿浪费时间,不想给自己留下太多的遗憾,能做一点是一点。这是先生的作风,也是他在有限的人生旅程中享受生命的一种独特方式。

  然而,先生又是一个非常热爱生命的人。被确诊为癌症后,他始终积极配合治疗,即使是在2008年以来癌症逐渐扩散的情况下,也从未轻易放弃。尽管在后期的治疗中一波三折,吃了不少的苦头,特别是去年下半年以来,由于病情加重,胃纳较差,为了增强体质对抗病魔,他总是坚持让自己多吃些东西。有几次在医院陪伴先生,看得出他其实没什么食欲,有时甚至对着一小碗面条也发愁,即便如此,他还是尽力而为,哪怕是勉强吃上几小口。为活动身体和帮助消化,有时在用餐后,他也会让人搀扶着在病房的过道上步履艰难地慢走一圈,而回到病房,往往已是气喘吁吁、心跳加快,用他的话来说,就像是正常人快跑后一般。

  与此同时,面对病痛的侵袭和死神的威胁,先生则又常常表现出一种过人的淡定。实际上,对于自己的病情和发展下去的严重后果,他的心里比谁都清楚。去年11月,我在医院听先生谈起病况,他就表示,自己至多再能活一两年,这还是乐观的估计,少则只有几个月。对此,他又半开玩笑地说,自己的年寿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如较之活到八九十岁高寿者虽不算长,但与那些只活到六七十岁者相比也不算短了。他在遗嘱中还特地叮咛:“去世之后不开追悼会、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及追思会之类的仪式,生老病死乃是人生之常,不必特为渲染。”我想,先生的这一嘱咐,除了不愿身后给别人带来麻烦,留下悲伤,更为主要的还是源于他对生命本质的解悟,能以一种淡泊超然的心境对待死亡的来临。在他看来,人生来去本乃平常之事,有生就有死,死亡既然无法回避,那就应坦然去面对。

  先生平素看上去虽略显严肃,但其实生性风趣,爱开玩笑,纵然在重病缠身的日子里,他依旧保持着这一个性和习惯。因为肿瘤的不断侵蚀和身体免疫力的下降,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先生经常发烧,反反复复。我却不止一次地听他打趣说,索性发烧发得再高一些,这样就可以杀死体内的癌细胞了。一句玩笑话,流露出的是先生洒然的内心。今年3月,我曾前往华山医院探视入院多日的先生,那时的他身体已相当虚弱,躺在病床上,有时连持续说话的力气也没有,但看上去精神还不错。其间,他以微弱却轻松的语调问:“最近学校里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情?”我说了些自以为还比较有趣的事,先生听了,笑着说:“这些好像还不够有趣。”眉宇间充满了他惯有的喜欢打趣又略带几分顽皮的神情,仿佛不是在病榻上,而是像以往那样在茶餐桌上和朋友、学生一起笑谈戏语。

  先生走了,同时带走的是他的劳累、他的病痛,还有一些事儿想做而来不及做的遗憾。但先生也留下了许多,包括他卓异的风范和杰出的业绩,尤其是他身罹癌病、面临死亡而对生命本质和价值的自我理解,这无疑是他留给我们的一笔特别财富。郑利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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