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立璠

追溯火药历程：从战争凶器到和平之花(一)

人民网>>天津新闻中心>>深度报道  2008-9-8 9:41:01

简要内容：在采访中，王兆春向我指出一个重要的事实：中国向西方传播的不仅仅是火药，而是火药和火器同时传播。黄一农教授告诉本刊记者，其实，当时中国的火器制造技术并不比西方差。

从炼丹术、战争凶器到和平之花

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29只“大脚印”的设计者蔡国强

　　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29只“大脚印”的设计者蔡国强，为自己的艺术展览起了个指向未来的名字——“我想要相信”。

　　今年2月在纽约展出期间，美国《新闻周刊》评价它“极具爆炸性，且绚烂”。享誉西方世界的古根海姆博物馆第一次为中国艺术家举办个展，主角竟是1600多年前我们祖先发明的火药。

　　历史总是在蜿蜒前行中不断出现轮回。最初因炼丹而发明的火药，在经过了漫长的战争洗礼后，终又回归其本意，充当了和平的使者。这些绽放在空中的美丽烟火，正是火药在当今全球化时代的最可颂之处。

　　将时间拉至大约公元320年，为求“神仙导养之法”的葛洪在317年完成《抱朴子》内、外篇后，319年入山专心炼丹，在炼丹过程中偶然发现将硝、硫、炭3种物质混合在一起的奇异效果，是为火药的起源。在此后的数百年间，火药一直在药用轨道上前行，目标所指人类最为朴素的渴望——治病养身、长生不老。之后火药又变成娱乐的工具——烟火，被宫廷娱乐所用，在唐代，已经出现了比较复杂的烟火。

　　之后在纷乱的战争中，火药开始被广泛使用，名目繁多的火器活跃在战场上，当初被用来挽救生命、娱乐庆典的器物，成了屠戮生灵的杀手。对此，美国圣巴巴拉加州大学人类学系教授白馥兰(Francesca Bray)给出的解释是:“人生产科技，科技亦生产人。”与此同时，跟随着蒙古大军的铁蹄一路向西，火药开始经中东阿拉伯国家传入欧洲，为正在进行的各国混战助一臂之力。

　　军事应用和娱乐应用并行，火器和烟火齐盛，成为中国古代火药技术的独特结构。南宋周密在其《武林旧事》中记载了钱塘江观潮时水军教阅的场面，“管军官于江面分布五阵，乘骑弄旗，标枪舞刀，如履平地，点放五色烟炮满江”。昔日混迹于街头的烟火艺人，摇身一变即成军中将士，军用与民用自此相得益彰。

　　若以民俗分析，也可得出中国烟火如此发达的应有之义。中央民族大学民俗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陶立璠教授认为，“中国历来重视春节。正月初一到十五是很大的节日，辞旧迎新的主题，和中国年节的习俗结合起来，就是希望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普天同庆”。烟花爆竹，有声有色，既可代表驱邪纳福之义，又可制造喜庆气氛，不管如何，扮演祥和的角色，还是火药在中华民族中使用的主流。
　　古代中央政府对于火药生产制造的严格控制，并不能扼杀烟火在民间的蓬勃发展。从某种意义，要得益于“与民同乐”、“独乐乐不如众乐乐”的思想传统，更得益于手工业和商业在民间的日渐发达。李约瑟的合作伙伴、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教授卜正民在其《纵乐的困惑:明朝的商业与文化》一书中曾发出感慨:至明后期，商业发达已经远远超出了朝廷的想象，这个在建立初期曾期望通过规范百姓穿着达成统一思想的王朝，终究敌不过商业资本的力量。

　　在“军用”与“民用”两条路径上开始并行不悖的中国火药，其价值走向，稍后却有了根本性差异。这个时间点，中国科技史权威李约瑟先生将其定义在“16世纪”——“为什么16世纪之前中国在科技方面取得了如此辉煌的成就，而之后反而落后了？为什么近代科学产生于欧洲，而不是中国？”这是一个具有笼罩能力的“李约瑟命题”。

　　“李约瑟命题”至今仍然待解，只不过稍有不同的是，“16世纪”那个时间点，已渐次被新证据所改写。

　　看上去，将火药用之于武器的尝试与努力，由明至清，至少清前期并未断然终结。本刊记者赴四川东北部老君山，从绵阳往北40公里到江油市，由此再往北40公里进入鲜有人至的重华镇，这里的硝洞群表明，由明朝开始，这里即为军事用处而熬硝制火药。清乾隆年间的《梓潼县志》载，“老君山朝阳洞……乾隆二十年开采”。这已是18世纪中叶了。

　　对应于老君山硝洞，故宫博物院展览部主任胡建中通过“物证”——《伊西库洱卓尔之战》的图画描述乾隆的清军平定新疆大小和卓叛乱，“当时叛军全部采用火枪，但却败于拥有火炮与骑兵及弓箭的清军”。18世纪中期之前，胡建中比较多方证据的结论是:很难说中国火器弱于西方。由此而观，将转折点定于16世纪，为时过早。

　　真实的问题却在于，这个冷兵器与热兵器混合时代，对于清朝过于漫长。客观因素在于，早期的火器与弓箭比较:沉着的弓箭手每分钟可完成6～8支箭的射击，而一名火枪手每分钟射速仅为1次。以“骑射定国”的清人，“路径依赖”上的惯性选择，结果自无意外。其时，清人入关，对政权稳定性的忧虑远甚于外寇压力，“内忧”导致的直接结果便是:“最精良的火炮在制作后全部登记造册藏于宫中，一旦战争爆发则向部队调拨，战事结束，则全部运回紫禁城。”由此断绝民间特别是造反者的觊觎。比较之下，对应于“内忧”的“外患”，清人所取策略便简单多了——闭关锁国。

　　这或者是科技落后，至少说，火器开发严重落后的一个论据。它所产生的令人深感悲怆的结果便是:英法联军以先进的火枪火炮轻易就突破了清军防线。而当西方的坚船利炮带着中国发明的火药向广东沿海进犯时，来自湖南浏阳的烟花爆竹也开始了向西方的出口。在此，历史走向的不同让人慨叹。

　　稍具平心静气之能力，或许我们会注意到李约瑟即使在提出那个至今仍然待解的命题之际，1981年在国际科学大会上发表的论文亦有超越之论:“如果在我们的心目中，以为火药必然用于战争目的，这就太令人遗憾了……我们必须永远记住:人类所知最早的化学炸药，在民用方面也许和在军用方面同样重要。”

　　李氏曾经的合作者、美国汉学家白馥兰(Francesca Bray)教授撰文深省:“李约瑟在晚年提出的这一命题，与其一生致力于追求的人文精神产生了悖论——即撰写一部毫无排他性的历史。”她借此呼吁，科技史的反思应该迈向科学文化多元化的方向。

　　◎ 魏一平

陶立璠

追溯火药历程：从战争凶器到和平之花(二)

人民网天津新闻中心 2008-9-8 9:41:01

简要内容：在采访中，王兆春向我指出一个重要的事实：中国向西方传播的不仅仅是火药，而是火药和火器同时传播。黄一农教授告诉本刊记者，其实，当时中国的火器制造技术并不比西方差。

焰火盛放

　　蔡国强艺术回顾展目前正在中国美术馆吸引国人。这个回顾展的第一站在美国古根海姆美术馆，在艺术世界，如古根海姆基金会主席，也是蔡国强回顾展的策展人克伦斯所说，“蔡国强已经处在一个特殊的位置”，他的特殊之处在于他能够在“最高层次的全球话语中”展开他的创作。而使之闻名世界的最突出的创造方法就是火药，火药在他的使用中不仅是作为中国的古老发明，而且是作为一种自然力被引入的，这种自然力在人类的使用中被广泛地用于战争，而蔡国强近借它的自然特性，远借它最初的药用功能，用于艺术，与世界展开对话。

　　中国美术馆的蔡国强回顾展上，主展厅正面的整个墙面展出了蔡国强的火药作品——北京奥运会开幕式29个脚印烟火草图。大脚印在北京天空的爆破时间为1分3秒，草图爆破时间只需6秒。这件作品不仅是他的最新作品，也是迎接北京观众的一种最好界面。奥运会开幕式后，蔡国强回到他的家乡泉州创作完成了这件作品。面对这件作品，蔡国强发现，“参加奥运会开幕式工作两年多的经验，对艺术作品也形成了一定的影响”，这个影响在29个脚印火药画上体现为更加自如的状态，从形式上它已经是一种超现实的作品，很多烟熏的效果使画面有很浓的韵味，画面上的中轴线虚实有致，城市建筑隐现随势。与奥运会开幕式时在北京天空炸响的脚印烟火相比，火药草图有一种深邃沉静的效果，同一题材的两种材质不仅是艺术手法的区别，而且在两者的差别之间形成了一个更引人遐想的空间。

　　火药的艺术
　　蔡国强最初使用火药是在1984年。那个年代，外部世界刚刚打开，思想、文化、艺术上积累了几十年的信息一起涌入，所有人都在吸收所谓新方法，蔡国强也在其中。他当时的感受是，信息太多，反而瞻前顾后束手无策。为了寻找一种能逃脱思维定势的方法，他试着借用自然力，比如用鼓风机吹画布上的油彩，使油彩流动，或者把画布拿起来，在火上烤，油彩会起泡会改变颜色。在海边的岩石上拓下那种斑斑驳驳的印子，然后在这种底上面再去画自己的东西，也是为了留着那种抽象的基因。做多了也觉得大同小异。这些试验中也包括了使用火药，他把烟火棒剪开，倒出火药撒在画布上，只有火药画每次不同，难以控制。有一次火药爆炸完，画布烧起来，他的奶奶拿起一块湿布压上去，硝烟被压在里面形成了不同的烟熏肌理。这个偶然方法推进了他的试验，后来被他发展出一套完整技术。29个脚印的火药画上就大量使用了这个技术，制作出一个云影般的城市鸟瞰图。

　　开始使用火药后，他感到一种解放，不受任何主义、流派或技术的控制，似乎是与自己的灵魂对话。火药的力量是来自自然的，它在爆炸的时候有一种宇宙感，与其他画法最不同的是火药画有时间感，它爆炸的那几秒钟是很震撼的，随后烟消云散。这种意味让蔡国强感受到一种中国哲学的精神气质。在中国美术馆，陈列了他在火药图画中的发展系列，是他作品的一个演变，最初与绘画没有太多区别，有的画上还用一些水墨，后来又回到用火药来做水墨的感觉。随着技术的提高，越来越独立。最初，火药对他自己的艺术处境有一种以毒攻毒的辅助效力，现在，火药图画已经成为他绘画的一个独立方法。这中间有一部分是他的室外爆炸计划的草图，事实上，他的室外爆炸计划给他带来了更大的名声，而火药草图成就了他要当画家的童年梦想。使用火药在宣纸上炸出的痕迹构造作品，火药爆炸后以另一种形式复形，竟在另一端赋予了火药一种温和柔性的面貌。
　　1986年蔡国强到日本后，多少让他感到一点轻松，因为在国内的时候，有体制内的守旧力量与反体制的前卫力量，而他是两头不讨好。80年代的日本正值后物派艺术的尾声，当他的作品被日本艺术界接受的时候，也把他拉入了后物派艺术。物派艺术出现在日本经济起飞的60年代末，国力的强大促使日本艺术家表现出一种文化上的自信，他们致力于摆脱文化上对西方的模仿，重新在传统中寻找属于自身文化的艺术语言。

　　作品在这个意义上被接受，对于蔡国强来说，似乎与他的初衷不符。他说，使用火药“基于人类和自然之间基本的、原始的关系，例如借用自然力，人——艺术——自然合一。火药的真正本性对应的是人类从进化开始以来所拥有的力量和精神，也反映着宇宙本身的特征”。而评论界热情地接受了他的作品，但评论总是过于围绕东方、西方的对立套路，无论是现代主义、亚洲意识或全球化，最终还是一种西方化的形式。当时的日本艺术家面临的这个问题，也是他的问题，在他看来，这依然是一种冷战思维，所以他要寻找一种能超越东方西方比较的方式，一种更大的语境或更广的方法。他依然使用他认为有宇宙感的火药，开始创作《为外星人作的计划》，这是一个室外爆炸系列，一直到1993年，他为外星人作的计划到了第十号——《万里长城延长一万米》，这大概是他的计划中爆破规模最大的，不仅借用了高于人类纷争的自然力，而且借用了与战争、对立、融合有关的历史故事。从长城最西端的嘉峪关延长进戈壁沙漠，他铺设了1万米长的导火线，使用了600公斤火药，爆炸时间持续了15分钟。这个行动意味深长。长城的原初意义与作为“冷战”标志的柏林墙有一种对应的关系：柏林墙拆了，对立的思维并没有改变；长城依旧在，而它早已经被认知为人类力量的伟大作品，成了旅行登高的上好线路。虽然这个系列叫做“为外星人作的计划”，但它显现的已经不止是与自己灵魂有关的个人问题，而是转向了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

　　在这个计划实施过程中，蔡国强发掘出了他利用社会力量的能力，由于这个庞大计划需要的资金他个人难于承担，他说服有关部门组织了一个上百人的旅游团来补助他所需的开支。这个能力的开发，为他在后来的艺术创作中开拓出广阔的空间。在日本磐城他组织过志愿者与他一起打捞沉船，与他一起用这些沉船搭建了他的装置《三丈塔》。1994年他在磐城做爆炸计划的时候，为了协助他做出更好的爆炸效果，全市居民在当天晚上同时关掉电灯。1998年，台北美术馆允许他铺设炸药，爆炸顺着点燃的引线在美术馆一次次进出，如一条火龙迂回翻越。2004年，他在美国加州的一个空军基地——那是美国最大的空军基地——让飞行员驾起二次大战时用的战斗机飞出了他计划的《在天空绘山水画》。与美术馆、民间社团、政府机构甚至军方的合作，使他的一个个大胆创意得以实现，这些合作在社会程序上再一次支撑着他关于世界、关于生活的艺术概念。

　　作为情感之花
　　“9·11”之后，纽约不再允许使用烟火，因为爆炸对人的伤害记忆犹新，任何爆炸都会带来纽约人情感上的痛苦。2002年6月纽约现代美术馆委托他做作品的时候，他申请用烟火来唤起人们对生活的希望和热情，这个申请必须要经过政府批准，当然他最终说服了政府。29日晚上21点，纽约上空燃放了一个200米长的彩虹烟火，虽然烟火只持续了15秒，但蔡国强深知它的意义，这是“9·11”之后第一次获准燃放的烟火。2006年，“9·11”的阴云似乎散开了一些，蔡国强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屋顶举办了《透明纪念碑》的展览，纪念碑是一面透明的玻璃。展览持续的半年中，每天中午12点，爆炸一朵“晴天黑云”。在这两个烟火中，蔡国强把他的艺术作品从文化问题延伸至生活的现场，同时也不缺少文化上的意义。同样是火药，战争或和平，伤害或希望，并不在那震天动地的声响中和烟云中有所区别。

　　我问他“使用火药有没有考虑到观众间的关系更广泛”？他说:“当然是有的。无论是爆炸还是烟火，在观众的角度上都不是一个纯粹的当代艺术，所以对它的接受会多层次。这是以特殊的方式进入城市，而不只是在美术馆里。”美术馆反而常常被他当做材料来利用，使美术馆成为创作对象，比如“炸”台北美术馆。“我认为我们在博物馆上面花的钱太多了”，他以此来调侃艺术史意义上的现代艺术方式。在维也纳旅游时，美术馆请他来做作品，他征用了一批起重机排列在一起，吊臂连成了一条长长的空中铁桥，晚上，铺在吊臂上的火药点燃后，维也纳人看到一条火龙飞舞在维也纳的夜空中，所谓龙来了。为伦敦泰德美术馆做的爆破计划则是《叶公好龙》。使用中国的寓言故事不仅有其原有的生活道理，在这里也直接指向中国与西方文化、经济关系中日渐显示的复杂性。

　　蔡国强艺术有两个背景不能不考虑，一个是现代艺术运动的状态，这个运动像时装发布会，推出了一个个主义，这种资产阶级的艺术越跑距离生活越远，最后只能靠自身的本质、规则、主张来滋养自己，正所谓为艺术而艺术。这种自律的纯艺术倒是区别于通俗艺术了，却不免使视觉听觉上的享受因素几乎没有了，它的深奥晦涩不免让人疲倦。后现代艺术以不同的角色来玩艺术，艺术因此而变得景观丰富了，但是也因此原来的美学原则失效了，关于艺术的乌托邦形式被抛弃了，达达派式的激情也不见了。以什么样的激情来支撑艺术变得多样了，很多艺术家从中获得了一个自由的天地。同时不能不考虑这个时代的社会特征，如全球化、跨文化交往中的欣喜与冲突，作为多年在各国旅行的中国艺术家，他置身其中。区别于一些旅居海外的艺术家，他从不在没有实地语境的情景中简单地使用中国文化符号，而是把中国的方式作为活的语言，面对他遇到的事情，回答所遇到的任何问题，如“9·11”后的彩虹烟火，如他在柏林做的动物装置《撞墙》。这些作品都不存在本土文化与所处时空的隔阂，也不会被认为是中西结合，它们是包容性的。这在方法论意义上就是对任何文化中心论的冲击，就像当初他用火药冲破自己所受的束缚那样。

　　日本策展人黑田雷儿在看到蔡国强的《我是外星人:为外星人作的计划第四号》后评论说:“以火药这个中国的发明作为媒介，与全人类、整个历史甚至整个宇宙建立了联系，他的艺术是全新的，它从零开始，并超越了西方与东方、传统与现代、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对立这类陈腐的命题。”我们通常定义一个艺术家的时候，总是要标明他的居住地，中国艺术家或海外华人艺术家，蔡国强现在主要在美国工作，他一直没有加入美籍，不过他似乎对这点并不在意。从他的艺术方式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一直在挑战这种区分，他通过作品的包容性来减弱这种区分的力量。蔡国强自觉地把自己置于全球文化之中，他说，“我忽略不同文化传统之间的界限，忽略所有的界限和社会构成的束缚”。这是中国文化中“和”的核心，也是他最终的创造力。

　　火药在蔡国强的使用中也从战争的工具超越至和平的艺术之光，他向世界展示着对同一种力量不同的使用态度，不同的体验方式。他的火药不是文化的符号，而是方法，由艺术的方法而进入经验世界的方法，火药爆破本身带有破坏和希望的双重力量。在1992年德国的一个军事基地，他以第九个为外星人作的计划参加卡塞尔艺术展。在军事基地做火药艺术，直接演示着火药的双重性，也直接表明了他的政治观点。1996年，以曼哈顿双塔和自由女神为背景，蔡国强作了《有蘑菇云的世纪——为20世纪作的计划》。因为他听说原子弹的早期研究是在曼哈顿进行的，他的作品一定要与此有关，他直接把原子弹这个大规模杀伤武器的意象做再次的重演，放在一种和平的想象中，相关作品《螃蟹之家》在曼哈顿的一家餐馆进行，他把餐馆改造一番，陈列出核爆炸的图像，同时餐馆还为观众提供用灵芝煮的药汤——灵芝的样子和蘑菇云相似。

　　把艺术延伸至生活现场不仅是他的策略，也是他对艺术的要求。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创意中，他更有理由坚持把烟火在整个城市燃放。

　　对生活的回应

　　很长时间里，评论界一直不把他的爆炸当做一种独立的艺术存在，或归为行为艺术，或视之为大地艺术。现在终于发现，他通过火药的创作实践，超出了一般概念中的行为、装置、大地艺术等等，而延伸出新的形式和价值。不能忽视的是，这些肯定与蔡国强从火药中挖掘出的文化关联性密切相关。有评论把他的火药艺术的语境放在文明与野蛮、艺术与战争的交接面上，也有评论把他放在亚洲文脉中解读，或给以全球化文化的定位，把他的艺术当做如火药发明向世界传播一样的文化力量。

　　也许最初使用火药只是蔡国强针对艺术处境的一个策略，火药作为艺术方法是有魅力的，它能有形状，有烙印留下来。并且艺术家需要有辨识性，火药的使用无疑已经是识别蔡国强的重要标志之一。同时在使用中，他细细体会着火药给他的启发，他说:“爆炸是瞬间的，实际上只有零点几秒，但由于它的强烈，你看着它爆炸时，空间是饱满的，时间似乎也被拉长了，爆炸后它有个延长，所以它能改变时间和空间的存在状态，而且火药本身的力量、时间性、破与立的矛盾性、不可控等所有状态，都与作品共存。”在这个短暂的时间里，“它还能唤醒人们对很多方面的记忆，比如说战争、节目、庆典、结婚、生孩子……火药有一种中国的民族性在里面，与中国的文化有很深的联系。”

　　基于这种反省，蔡国强从艺术方法论中寻找到了一种文化态度，这种文化态度也支持在他的装置等其他艺术实践上，他的作品似乎都包含着火药爆炸的时间概念，以及在视觉上制造的自由铺张，并且在指向上无一不是在表明他的文化态度。

　　1995年他参加威尼斯双年展，这一年是马可·波罗从中国返回威尼斯700周年。当年马可·波罗从泉州出发，由海路返回，他从中国带去了奇珍异宝，成了威尼斯的巨富。蔡国强的计划接续着700年前的跨文化事件，在威尼斯的河道上划一条泉州老船，船上载着一麻袋中药，其中象征的中国精神被他看做是《马可·波罗遗忘的东西》。当帆船从圣马可广场处划到洛林广场停泊后，他向观众提供一种中药饮料。在双年展的展场内，有他安装的自动售货机，出售中草药饮料。饮料的配方挂在墙上，观众可以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选择，由此引申的概念分布在展场各处。

　　直接引用众所周知的历史事件或文化记忆，并且不把它们形而上学化，而是把它们停留在原本语义上，这些东西在特定的环境和组织中，其意义的混乱而复杂，其深远的历史背景，以及在当下解释的弹性，都在想象力的催化下，使作品的意义膨胀。这使他的作品超出了杜尚使用现成品的概念，也超出了安迪·沃霍尔大量复制的策略。他运用出自中国的物质材料构筑出历史典故的现场，不仅有古代的，也有现代的，甚至艺术史的素材也被他转化为作品。

　　2001年蔡国强再次参加威尼斯双年展，他的《威尼斯的收租院》，为他赢得了双年展的金奖。上世纪60年代过来的中国人大概都记得大型雕塑群像《收租院》，“文革”中，它在全国巡展，当然不是作为美术展，而是忆苦思甜的阶级教育课。《收租院》虽然是为当时的政治需要而创作的，但其艺术水准没人否定，已被当做社会主义艺术的经典之作。在蔡国强制造的这个场景里，他和10位雕塑家合作，其中包括当年的一位雕塑家，现场制作。从情感上说，从原创到“复制”，世界发生了很多变化，时间的跨度(60年代到世纪末)加上空间的位移(从中国四川到意大利的威尼斯)使原作当年的背景和原创中包含的激情在当代景观的呈现中，生出许多复杂的歧义，不仅是有关艺术的，更多是引出了有关历史、意识形态等夹杂在一起的经验和意味。

　　随后一年蔡国强在上海美术馆做展览，这是他在国内美术馆的第一次展览，他把他的一部分收藏品作为他的一个作品放在了展览上——《蔡国强收藏马克西莫夫作品展》。从1998年他开始了这个收藏，到展出时他共有91幅，差不多是马克西莫夫作品的大部分了。因为这个收藏，他开始给佳士得拍卖作品。马克西莫夫被他尊为“中国美术史上的巨将”，马氏是解放初期从苏联请到中央美术学院油画训练班的指导教师。训练班的学员来自全国各美术院校或机构，他们跟着马克西莫夫训练了两年后都成了新中国油画教学的中坚，所以在中国学过油画的人都和马氏有点扯不断的联系，不管后来各自的创作道路是怎么走的，蔡国强也不例外。马氏的作品连接着一批人的一段精神往事，也联结着一段国际关系史。这个作品跟随的是生活中的记忆，而不是从艺术理性中编织的异象。

　　当历史产物叠印在现实的语境中时，任何绝对化的判断和成见都将在其中被模糊，让人重新整理自己的意识。

　　甚至艺术的定义也被他重新整理，“艺术作品只是把生活中的一些感想、细节压缩。摘出来，放到博物馆就是艺术”，所以他有一个持续很多年的事情是“什么都是美术馆”，他说“这是对世界各地的古根海姆博物馆、麦当劳、肯德基、星巴克等连锁店的回应”。区别是他的美术馆系列“要更多地为当地社区服务”，他的《什么都是美术馆第二号》在意大利托斯卡纳的一个山谷城里，建在一个石桥的10个桥洞里，河水已经干涸，桥洞里堆着垃圾。蔡国强组织来自各地的艺术家，把这里改成了展览艺术品的开放展厅。他的展览撤出后，现在这里有咖啡厅、餐馆，一个废弃的地方变成了小城的优雅公园。

　　蔡国强的作品中，不难看出毛泽东的思想遗产，火药中的破与立的对应，“什么都是美术馆”等行动中对群众的发动，奥运会开幕烟火中对城市生活的参与，都带有社会主义文化色彩。“文革”虽然是政治化的，但在蔡国强的理解中，“文革”也是一个要改革文化的社会行动，它提出了一个对文化重新反思的空间，蔡国强记忆着这种愿望和空间，将其运用于对当今流行话语的重新结构。

　　克伦斯在观察蔡国强的作品后，提出了一个问题:“在多大程度上，艺术创作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具有完全的自我意识和历史自觉性的行动，或在多大程度上是一种神秘的个人的被直觉唤醒的行动？”也许蔡国强的艺术实践能够回答这个问题。-　　◎舒可文

陶立璠

追溯火药历程：从战争凶器到和平之花(三)

人民网天津新闻中心 2008-9-8 9:41:01

简要内容：在采访中，王兆春向我指出一个重要的事实：中国向西方传播的不仅仅是火药，而是火药和火器同时传播。黄一农教授告诉本刊记者，其实，当时中国的火器制造技术并不比西方差。

　　6月21日，在距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20多公里的滑铁卢战场旧址，人们在模拟1815年滑铁卢铁役中的情景

　　13世纪，游牧民族带着从中国中原地区学会制造的火药火器席卷欧洲。到16世纪，中国人已经开始接受从欧洲回流的火器制造技术，并遗憾的未能在技术上实现更高的超越。不但如此，中国的火器制造技术如这个古老帝国一样开始变得停滞、甚至衰落。倒是火药和火器在改变欧洲战场的同时，也改变了这个大陆长久以来受游牧民族威胁的历史，进而开始让他们带着被自己目益完善的火器，开始了对整个世界的入侵和征服。这个暴力的过程改变了欧洲本身，同样也改变了整个世界的进程。


　　被误解和遗忘的中国火药火器

　　在《电的利弊》一文中，鲁迅曾写下这样一段著名的句子:“外国用火药制造子弹御敌，中国却用它做爆竹敬神;外国用罗盘针航海，中国却用它看风水;外国用鸦片医病，中国却拿来当饭吃。”鲁迅的本意，大概是讽刺封建社会末期的中国面对先进的发明，许多往往未能用于推动社会进步和民生福祉。但这段文字此后却被广为引用，用以抨击国人对祖先发明和科技利用上的边缘化。火药这个被恩格斯形容是“改变了欧洲历史”的中国四大发明之一，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似乎因此而被消解。

　　“其实并非如此。”故宫博物院展览部主任胡建中向我出示了乾隆年间由外国传教士画家绘制、然后在法国蚀刻的铜版画。他指着其中一幅《伊西洱库尔淖尔之战》的图画说，这幅画最清楚不过地反映出18世纪中期，清军在新疆平定大小和卓叛乱的战争中，采用冷兵器和火器混合的战法，一举击败主要采用早期火器的大小和卓叛军实景。清军的火器基本是明代火器的延续，而中国火器的历史更可以追溯到北宋时期。《伊西洱库尔淖尔之战》图中，叛军由于地处西域，加上勾结沙俄，武装基本全部采用火枪。前往平叛的清军除了装备部分火枪，多数主要是使用弓箭和腰刀的骑兵，但清军在火炮数量上占了上风。图中双方隔着溪水用火枪和大炮对射，最终清军火炮击破了叛军的马阵，以强悍的骑兵和弓箭彻底摧毁了叛军的部队。

　　“这就是18世纪清王朝鼎盛时期所进行的中国境内最激烈的战争形态。大小和卓的部队受西方、主要是沙俄的影响，已经全部开始用火器替代冷兵器，但那时候的火器还处于早期火绳枪的时代，射击速度慢。清军虽然也采用了火炮和火枪，但最终作为主要兵器的，还是游牧民族最擅长的弓箭。”胡建中告诉我。

　　“当时的火绳枪其实已经是明代从西方引进仿制的产品，但在射程和射击速度上还是不能完全替代弓箭。尤其是在自然条件多变的野外，风沙和雨水都会影响到火枪装药和点火。而弓箭则不同，不但发射迅速，相当可靠，而且威力甚至还超过火枪。”胡建中说，美国退役陆军上校杜普伊曾经在《武器与战争的演变》中，将17世纪前后的各种兵器的杀伤力做了比较。滑膛火绳枪获得了最低点19分，甚至低于普通弓箭。而15世纪出现的英国长弓威力高达36分，战斗效能竟和19世纪才发明的早期来复枪相同。中国火器从宋代开始萌芽，到明代大规模装备使用，并开始仿制西方更加先进的火器，直到清中期，弓马娴熟的八旗军仍不愿意舍弃骑射以火器完全替代，并非完全是思维落后。胡建中说，评定大小和卓等战争中，清军虽然采用了火器并最终赢得了胜利，但此后国内再也没有出现过更大规模和更高技术对抗水平的威胁，这导致清军对于火器的依赖开始下降。而伊西洱库尔淖尔之战的时代，欧洲人已经开始全面放弃使用冷兵器作战，改用火器取而代之。


　　没有烟花，只有硝烟:欧洲的 火药发源

　　这或许才是中国火药火器真实的历程剪影。如果当年的清朝统治者能够认真对待英国人的提示，或许中国的火药火器能摆脱停滞，历史也许将会改观。“乾隆时期马戛尔尼来到中国，就已经告诉了中国官员，欧洲当时已经完全用火器取代了冷兵器，但清朝的官员却没有当回事。”胡建中告诉我。那时候距离中国发明的火药传到欧洲不过400年左右的时间，而火器的技术已经在此前100多年里向发明国回流过。
　　“蒙古人的确在西征时就把南宋时期中国人发明的火器广泛用于欧洲战场，但是当时处于蒙昧中世纪的欧洲人并没有能力仿制这些武器。他们只是把这些喷火、并且发出巨响的火器当作魔法。”军事科学院研究员、军事兵器史专家王兆春说，欧洲人实际获得并学会使用源自中国的火药和火器，主要是通过阿拉伯人而非蒙古人这个“中间人”。蒙古人在欧洲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很难让那些败退的欧洲王国缴获胜利者的火器，通常获得这些先进装备的只可能是赢得战争并最后占领战场的人，比如日本人，他们在击退了在日本登陆的元朝军队后缴获了大量火器，俘虏了大批懂得制造和使用它们的工匠。另一个游牧民族充当了火药火器西传的中间人。“阿拉伯人由于贸易关系和中国接触密切，也很容易了解和学会来自中国的新技术。而当时的阿拉伯帝国文化和贸易非常发达，他们还占据着今天西班牙所在的伊比利亚半岛，所以火器被欧洲人学会和使用，最早是通过这样一个途径。”王兆春说。

　　在采访中，王兆春向我指出一个重要的事实：中国向西方传播的不仅仅是火药，而是火药和火器同时传播。而中国的火器在传播过程中就已经开始了演变。“世界上最早的管型火器大概在13世纪中期出现在中国，当时使用的是纸制作的发射筒。阿拉伯人很快用竹管代替了中国的纸筒，而欧洲人从阿拉伯人那里得到火药和火器后，开始用金属制造发射筒。”这样在从蒙古人那里最早领略到火药和火器的威力后，欧洲人在100年后终于开始间接掌握了它。“北宋初年，中国将火药用于军事后，火药基本上也同时开始用于制造观赏用的烟火。”王兆春说。但是欧洲人则是从战争中直接接触到火药和火器，这决定了欧洲从一开始就懂得将火药和火器用于战场。

　　西班牙人开始用火器将阿拉伯人赶出伊比利亚半岛，后者正是将火药“传入”欧洲的功臣。1346年8月，英国爱德华三世率领包括炮手在内的军队渡过英吉利海峡，在诺曼底登陆后，在克莱西迎战法军。王兆春说，当时正是英法百年战争时期，在克莱西这场百年战争初期的著名战役中，以长弓为主要武器的英国人已经开始使用一种轻型火炮，它们只能发射重量为2磅的实心炮弹。根据史料记载，英军总共只使用了3门小炮，每天耗费火药不过86.5克，发射20枚弹丸、204个铅弹、120块铅块。对手可能还没有太多意识到这种武器的威力，或许使用者也是如此。但很快火药和火器将改变欧洲的战场，从装备、训练到战争进程的所有领域。


　　火药和火器:冷热兵器混用年代欧洲的正确选择

　　王兆春说，和中国一样，火器在传到欧洲后，同样经历了很长时间冷兵器和火器的混用时代，早期的火器在战场上长期处于配角地位。就在与英法克莱西战役几乎同时的1364年，朱元璋的水军在鄱阳湖和陈友谅的水军进行了决战。王兆春说，双方都已经使用了最早的火铳。而明军和陈友谅使用的火铳如今都已经有发掘出土的实物。其中前者有口径为110毫米、全长365毫米、重约16公斤的实物，这个口径和英军在克莱西战役使用的“火炮”差不多处于同一水平，但朱元璋的部队在火铳使用数量和规模上显然要大得多。在明代之前数百年，北宋和辽金、南宋和金与蒙古的战争中，火药和原始火器已经大量被用于战场。14世纪的中国火器早已经进入到筒形火器时代，而这种武器在更早的元代就已经开始使用。

　　王兆春曾经被邀请去鉴定一个铜质火铳，这个铜火铳是1987年7月在锡林郭勒盟正蓝旗的一户牧民院内的羊圈里被发现的。铳身用紫铜铸造，重6.21公斤，全长34.7厘米，“大概有一个8磅的热水瓶那么大”，王兆春比划着。这个火铳的后部应该插在一个大木杆上，类似一个大型的手铳。它最珍贵的地方在于铳上刻有两行蒙文，明确说明这个中国、也是世界上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金属管型火器，铸造于元成宗大德二年(1298年)。“这个火铳制造规范，显然说明中国火器的历史至少不晚于这个年代。”王兆春对我说。欧洲当时的火器水平可能和中国还稍有差距，但主要在于使用规模上，与14世纪的中国相比还是要小。而个中原因，在于欧洲缺乏中国拥有的天然硝石矿，这被认为是中国能够发明火药的自然因素之一——对于火药的制造，硝石是最关键的环节。高品质的硝石和配比决定着黑火药的质量，而欧洲恰恰缺乏天然硝石矿。12世纪之前的欧洲人甚至不知道硝石是何物，他们沿用阿拉伯人的说法，把硝石称作“中国雪”。直到16世纪英国才开始从印度获得稳定的硝石矿来源，此前英国的硝石主要从民间的各个角落艰难地搜集。克莱西战役中，英国3门火炮的出现，虽然显得寒酸，但是已经让身披重装甲的骑士们记住了火炮的作用。

　　当时的欧洲战场是，步兵正在从骑兵手中夺取战场的主动权。威力巨大的长弓和十字弓的出现让过去身披重铠的骑兵开始失去了在战场上的自信。克莱西战役中，战场被英国的长弓主宰，法国重骑兵精良的铠甲根本无法抵御长弓的威力。法国人开始从英国人的火炮中发现灵感。胜利在于更大的射程和威力，而火药的化学能远远超过人力和机械能。到15世纪中叶，一支完整的法国军队已经开始包括长矛兵、弓箭手和火枪兵。欧洲部队的成分开始改变了。

　　这个时代的军队，无论是欧洲还是中国，都处于冷兵器和火器混用的时代。火枪和火铳的出现丰富了战场的残酷性和戏剧性，却未能彻底主宰战场。王兆春对我说，当时明代拥有的火器数量庞大，火炮火铳的数量有数万门之多，但是科技上的优势完全不足以挽救政治的腐朽。看起来，拥有先进火器的宋朝和明朝都被落后生产力的游牧民族摧毁，但那不过是表象，他们是被自己所毁灭，只是形式上被外来者打败。这和欧洲有所不同。直到16世纪中期，此前一直拥有军事优势的英格兰军队仍没有采用欧洲大陆“长矛手加火枪手”的战术，而他们依旧赢得了比拥有火器的法军更多的胜利。长弓依旧胜过最初的火绳枪，它们在射程上更远，更有威力。但和中国的情况不同的是，火绳枪在欧洲开始不可逆转地取代弓箭和长矛的位置。

　　故宫藏有很多制作精良的弓。和枪械相比，这种武器难以大规模生产。胡建中说，中国弓的制造大概需要比制造一只火枪更多的时间，而箭的制造则比铅弹复杂得多。至于它们两者的动力:弓箭手和火药，则更加不具备成本上的比较。从这一点上说，改变欧洲战场战争形态的是日益成熟的黑火药制造工艺。由于技术的进步，黑火药变得越来越廉价，枪械的精确度、威力和操纵性变得越来越先进。过去那些被挑选出来的、必须身高在1.70米以上的弓箭手(因为长弓太大，矮个子无法操作)，必须经过多年的训练才能毫不胆怯地面对“铁浮屠”般冲击的重骑兵，沉着地保持训练中要求的每分钟6～8支箭的射击速度。一名火枪手每分钟的射速也许不过1次，但火枪的操作者却可以是一名体弱者，训练也比弓箭手容易得多。

　　“你可以看到，在平定大小和卓的时候，清朝的武力处于鼎盛时期。当时中国的火器和西方基本处于同一水平上，但是火器之所以还是处于从属的地位，是因为面对骑兵的冲锋，火枪往往只有一次射击机会，弓箭的胜算更大。”胡建中说。清朝因“骑射定国”而最终继续选择了冷兵器的道路。当剽悍的八旗兵消磨了锐气后，即便是骑射都已经不复当年，何况被冷落的火器。而欧洲人选择了火器后，开始用新的战术来弥补早期火器的弱点。排枪和连环施放战术强化了火力的连续性，弥补了精度的不足;刺刀的发明弥补了火器在白刃战上的缺失。而为了实现这些战术，训练和纪律开始日益强化，而这是现代军队的核心战斗力所在。


　　欧洲火器背后的技术推动力

　　故宫博物院今天不但拥有中国古代最多的冷兵器和火器收藏，而且主要藏品都属于当时的先进武器，和人们印象中清朝闭关锁国的落后武器大相径庭。胡建中对我说，这些火器大多都是旧藏，现在山海关、嘉峪关和承德等很多地方展示的火炮，其实都是过去故宫调拨的。故宫的火器旧藏之所以成为全国之冠，胡建中说，正是因为清朝集权的体制造成。“清代早中期非常重视火器的制造，当时北京最大的三个火器制造工场，一个在铁匠营，一个在景山，最大的则在故宫。”胡建中说，故宫养心殿在雍正时期便是武器作坊。最精良的武器在皇帝眼皮底下研制，最精良的火炮在制作后全部登记造册藏于宫中，一旦战争爆发则向部队调拨，战事结束则全部运回紫禁城，登记收藏。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争夺天下的过程中，清廷充分意识到火器的巨大威力，因此禁绝民间制造和拥有。如此一来，火器的制造被国家垄断。

　　胡建中对我说，其实中国的火器制造和采购并不是缺乏渠道，中国和西方在火器上的交流其实比较通畅。胡建中提到马戛尔尼使团抵达中国时，曾经给乾隆皇帝带来当时英国最先进的火炮、滑膛枪和战舰模型，而所有这些武器，当时的中国都有能力仿制，而且西方也并没有对中国进行技术和武器的封锁。

　　故宫每一件武器藏品上都有一块鹿皮，详细记录了该武器的制造年代，以及详细的操作方式。胡建中说，这种严谨的做法类似说明书，可惜它只是给一个人看的，那就是皇帝。可悲的是，中国小农为主的自然经济，让皇帝缺乏对世界的视野，也缺乏用武器去征服、扩张的意识。这些当时非常先进、制作精良的火器对于皇帝而言，不过是打猎消遣的玩具，而不是西方人用来消灭对手的利器。胡建中让我看一张雍正年代从荷兰进口的火枪照片。“这支火枪上刻的生产年代是1787年，鹿皮上登记的时间是1790年。这支荷兰火枪从在欧洲生产到送到中国皇帝手中不过两三年时间，以当时的交通，算是迅速的。”胡建中说。不过这支枪至今还是全新的，“它可能从没有发射过一发子弹”，胡建中说，不但陶醉在万邦来朝迷梦中的皇帝可能把它遗忘，那些火器作坊内的工匠更是无缘得见。至于那些八旗兵，更不用说地位最卑下的绿营汉兵，根本就不知道还有这样的武器存在。

　　“马戛尔尼送给乾隆的铜炮在100多年后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时，被发现全套设备完好无损地收藏在那里，根本就没有动过。明代就出现过的开花炮弹，鸦片战争时的林则徐和后来的左宗棠，甚至根本不知道中国在几百年前就有过这么先进的武器。”胡建中对我说，故宫内巨大的火炮、火枪和盔甲因为皇帝对内的恐惧而禁锢。火炮在平时无缘让士兵们操演;火枪和宫内的玉如意一样不过是内廷的摆设;成堆的锁子甲许多是当年剽悍的八旗兵从战场上缴获来的西方装具，最后的结果是全部上缴国库而非分发给士兵。当装备的需求者与装备无缘，装备也失去了存在的价值。

　　对于清朝来说，火器技术被国家垄断，造成主要以对内战争为主的国家军队缺乏有战斗力的对手。而对付这样的对手，冷兵器已经足够。王兆春对我说，火器在欧洲的发展迅速超过中国的另一个关键原因就是欧洲的武器行业从一开始就具有独立性，而欧洲人当时更有使用武器的意识。在欧洲，无数工匠在精心打磨着他们手中的武器，试图在国王和骑士那里卖一个好价钱。“那时候的工匠可以把自己研制的火器卖给任何人、任何国家，但当时要在我们国家，这一定被认为是叛国。”

　　虽然一个集权国家看似有能力完成更大规模的事业，但垄断带来的衰退其实从明代就已经开始。王兆春说，明洪武年间开始，火器研制就开始由国家统一严密监视，从火药配方到火铳的制造技术和工艺流程，一概藏于密室，时人和后人至今对于明代的这些细节全然无知。而欧洲邦国林立，各个邦国也没有中国那样严酷的集权制度，火药和火器得以广泛传播。在此基础上，欧洲国家在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就明确了市场价格制度。王兆春举了个例子，1383年纽伦堡火器制造场生产一门火炮，要为材料费和火炮监督员支付173.5英镑的价格。1388年英国乌里治火器制造场生产的一门能够在1600多米距离洞穿6英寸墙壁的火炮，价格大约为500古尔盾。这促使研制者推陈出新，让火器日益精良，价格也日益高昂。昂贵的价格开始让过去的小封建领主无法承受，只有国家统治者才能拥有庞大的财力获得最先进的武器和部队。火器的发展在改变欧洲军事的同时，开始改变欧洲的社会和政治。国王的力量开始超越了教会，平民打破过去以战争为职业的骑士阶层的垄断。

　　王兆春提到欧洲纽伦堡市政府在1372年为廉洁奉公的造枪者颁发奖金和奖章，而一位研制出新型枪弹的人同样被该政府授奖。胡建平认为，火器研制者的独立性是火器创新的本源，而从明代以来火器的匠户制度虽然看起来类似更大规模的作坊，但缺乏人身自由的生产者是没有动力和条件发明创新的。“康熙皇帝曾经以停止在中国传教为由，要求南怀仁为平定叛乱研制生产火炮。南怀仁也成为在中国的上千名传教士中，唯一一位在死后得到皇帝谥号的外国传教士。”胡建平说。这一殊荣看似对火器研制者的表彰，但反观那些为数众多的火器生产工匠，胡建平指着清代制造的“武城永固大将军”炮上的工匠名字说，他们几乎极少有人能留下任何个人信息。

　　改变的不只是火药

　　欧洲在火药和火器上的迅速领先，彻底解除了长久以来东方游牧民族对于欧洲的威胁。那些从东方接受过文明传播的欧洲国家，开始用火药和火器对发源国进行入侵，而这些发源国此时在技术上失去了任何优势。
　　今天在故宫午门前的广场上，还陈列着数十门中国制造和进口的各种古炮，其中一尊铸造于1698年的“武城永固大将军”青铜炮，还带有当时比较先进的炮车，属于明末清初中国火炮的最佳制品。胡建中说，这门火炮由南怀仁设计，是他为清廷设计火炮的巅峰之作。该炮在大沽炮台失陷后被从炮台掳掠到北京东交民巷德国使馆，后因故未能被运离中国。“这尊火炮上标有29的数字，说明这种炮最少生产了29门。”胡建中说，一模一样的这种火炮在美国和匈牙利都有收藏。考虑到大多数中国火炮都被就地销毁，可见在欧洲入侵者眼里，这种火炮多么具有吸引力。不过胡建中还是提醒说，也正是这门炮显示出中国火器的停滞状态:“这门炮生产于1698年，大沽口失陷已经是19世纪末期的事情了。当时的清兵竟然还在用将近200年前制造的火炮和英国人作战！”

　　海岸炮台上中国军队使用的弗朗机炮，欧洲在发明不久后就迅速被淘汰，中国火炮历史上最先进的火炮——仿制西洋的“红夷大炮”也已经在世界落伍。不过在多年来研究中西方火器的北京科技大学博士刘鸿亮看来，至少在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中，中英两军的火器从理论上还处在同一个量级。

　　刘鸿亮认为，虽然中国钢铁产量当时只有英国的1/40，但由于欧洲包括英国在内的炼钢法直到19世纪中叶都没有显著的改进，当时的火炮多数还是使用古老的青铜和黄铜材质制造。作为欧洲先进火器制造国的英国和清朝一样，使用的火炮都还没有脱离17世纪沿用的前装滑膛炮系统。另一方面，双方使用的火药依旧都是宋代前后发明的黑火药。真正引发欧洲变化的，可能不在于作为表象的火药和火器，而在于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让科学和工业化彻底甩开了崇“道”鄙“器”的儒家社会。

　　“同样是黑火药和前装滑膛炮的后背，欧洲因为经过工业革命，火药和火器的质量是中国火器无法企及的。”在刘鸿亮看来，火炮的差距，背后有机床和手工的差距。1797年英国机械师莫兹利制成了安放在铁底座上带有移动刀架的车床后，英国陆续发明全金属车床、自动调节车床、牛头刨床等一系列工作母机。于是在1840年鸦片战争前后，英军火炮铸造已经废除传统的泥模整体模铸法，开始大规模采用车床切削铸造法。这让英军火炮内膛的精度和气密性迅速提高，火炮的射程远远超过清军炮台的大炮。而黑火药的质量差距，背后则是化学理论的鸿沟。19世纪初领先世界先进水平的英国火药制造工业，从硝石、硫磺的化学提纯，到火药的提纯、粉碎、拌和、压制、烘干等工艺的机械化生产，更不是中国的手工作坊所能企及的。

　　“清军的火药依旧产自手工作坊，含硝量过高而无法提纯，不但容易受潮，爆炸力也远逊于英军。”王兆春告诉我。虎门之战中，清军的火药存放于陶罐中，生产过多容易受潮受损，生产过少则战时不敷使用。而在战斗中，英军火炮的精度和瞄准系统都因为有现代科学的设计，远远超过依靠感觉制造和瞄准的清军火炮。“即便是林则徐这样有见识的封疆大吏，还误以为火炮要威力越大，就必须造得越重。”王兆春说，这全是缺乏现代科学技术所致。先进的火器带来的是更大规模的杀戮，但从火药加工提纯到火器制造的精进，从准星、击发装置到膛线和弹道学这一系列新的发明，都和中国传到欧洲的火药和火器一样，也是欧洲对人类文明新的贡献。-


　　主笔◎蔡伟

陶立璠

追溯火药历程：从战争凶器到和平之花(四)

人民网天津新闻中心  2008-9-8 9:41:01

简要内容：在采访中，王兆春向我指出一个重要的事实：中国向西方传播的不仅仅是火药，而是火药和火器同时传播。黄一农教授告诉本刊记者，其实，当时中国的火器制造技术并不比西方差。

18世纪的法国—印第安人战争情景（绘画作品）

　　“中国火药对世界的贡献，不仅体现在它改变了现代世界格局，还体现在它影响了人类的生活。”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潘吉星如是评价，“以此看，明末清初无论如何都算是一个十字路口。”站在这个十字路口，最早发明火药的中国，在军用火器的道路上被西方远远甩在了身后，但却在民用烟火之路上一承前朝的绚烂，渐行渐远。


　　甲申之年的火器

　　1644年，按中国传统干支纪年法轮至甲申，真可谓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名副其实的多事之秋。

　　一年时间里，明崇祯、大顺、大西、清顺治，不管国号如何更迭，帝位如何轮换，却少不了火药的影子。虽不能说“得火药者得天下”，但无疑，“火药在明末清初的战争中已经发挥出至关重要的作用”。台湾国立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的黄一农教授告诉本刊记者。

　　这年的农历三月十九日，“闯王”李自成的起义军云集北京城外，与明崇祯帝的秘密谈判破裂后，里应外合轻取北京，架在城墙上的火炮甚至尚未填装弹药即被缴获。当日，崇祯皇帝在景山自缢，盛极一时的明王朝宣告灭亡。一个多月后消息才辗转传到四川，当地官员惊慌失措，但此时，另一支农民起义军在首领张献忠的带领下已经逼近蜀中大地。

　　六月，张献忠用火药炸开厚厚的城墙，攻陷重庆。八月，遭成都守军奋勇抵抗，三日攻城未果后，张献忠命令士兵将城外的大树砍下，将树干掏空后填上火药、穿入引线，再派人于夜间秘挖地道直通城墙之下。正当明朝守军们为张献忠部队撤退欢呼时，火光冲天，城墙坍塌，成都被攻占。

　　远在北京的李自成，这位在两年前用火药攻克开封城的起义军首领，并未能用火药巩固自己的政权。是年四月底，被吴三桂与清摄政王多尔衮联手打败的大顺军仓皇逃出京城。十二月，被逼至潼关的大顺军又遭清军围困。大顺军列阵迎战，清军因大炮尚未到达，坚守不战，直到第二年初清军才以装备精良的大炮攻破潼关。

　　这一年，亚欧大陆的另一端也弥漫在火药味中。7月，英国议会军首领克伦威尔率领他的“铁骑军”在马斯顿荒原打败了王军，成为英国国内战争的重要转折点。随后，迅速壮大的新军很快就建立了专门的火器部队。

　　今年77岁的潘吉星教授，自上世纪50年代开始就致力于研究中国四大发明对于世界的影响，是李约瑟晚年访华时必见的好友之一。在他看来，明代是继宋代之后火药发展的又一个高潮，“可谓集历史之大成”。宋末元初之年广泛应用于军事上的火器，在明朝得到进一步发展，“最典型的就是火箭，宋代的一级火箭到明代发展成多级火箭，大大改变了战争的形态，扩大了作战范围”。明朝已有专门的火器部队，名为“神机营”，相比元代的“炮手军”更为先进。

　　以此往前，中国对火药的利用一直处于世界前列。据中国当代民族史学家冯家升在其专著《中国火药的发明和西传》中所记载，虽然早在八九世纪，中国的炼丹术和医药就已经传入回教国家，可直至宋理宗年间的阿拉伯文兵书虽提到了火攻法，但仍未提到火药的主要成分——硝，反而将其归入同时期的药典中。

　　根据潘吉星的考证，“元大军将火器与骑兵结合，使得哪怕是欧洲最精锐的骑兵部队也不堪一击。攻打莫斯科用火炮，攻打巴格达用火箭，波兰和德国联合抵抗，结果被元大军围困，用火药攻克”。此后，元朝在当地建立政权，招募当地士兵制造火药，将火器技术传入欧洲。

　　历史并没有沿着这一方向继续发展下去。400年后，当年被蒙古骑士们带到西方的火药又回来了，但形势已不可同日而语。


　　打捞“红夷大炮”

　　正如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教授卜正民在其专著《纵乐的困惑——明代的商业和文化》中所言，看起来似乎一切都在一夜间发生了变化，但如果将这些变化都归于1644年，显然是有失公允的。卜正民教授是李约瑟在晚年的合作伙伴之一。

　　“其实自明中期开始，虽然我们的火器仍在发展，但相比西方已开始显现落后的趋势了。”潘吉星告诉本刊记者。明嘉靖元年(1522年)，由葡萄牙传入中国的“佛朗机”已装配了用于瞄准的准星和照门，堪称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火炮。“这时候，我们的火炮仍大多是前膛装，每发射完一发炮弹都要清除炮筒中的药渣，费时费力。”此后，明朝廷很快就招募工匠，仿制了一批“佛朗机”，装备明朝陆军及海军使用。

　　然而至明朝末年，当西方第一批真正的“红夷大炮”来到中国时，仍令当时的有识之士们吃了一惊。根据黄一农教授的考证，有关明朝末年朝廷从西方引进“红夷大炮”的说法多半并不属实。黄一农教授对本刊记者说:“资本主义列强忙着在世界范围内抢占殖民地，怎么可能把最先进的武器卖给中国呢？第一批‘红夷大炮’是咱们自己从海底打捞上来的。”

　　明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时任肇庆推官的邓士亮主持了一项或许可以称得上是我国古代难度最大的打捞工程。当年，一艘名为“独角兽号”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商船行驶至广东沿海时遇台风沉没，船上配有数十门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火炮——“红夷大炮”，这种以射程远、威力大而闻名的前装滑膛加农炮，在此后的两个多世纪里成为影响世界格局的最重要武器之一。

　　在潜水设备尚未问世的400年前，如何打捞起那些在沉船上固定得相当可靠的重达几千斤的大炮，对于明朝进士邓士亮来说似乎是个不小的挑战。为此，邓士亮专门造了一艘更大的船，装满石块后，行驶到沉船正上方停下来。他首先让人潜入水底，将铁索迅速套到大炮上，这似乎是他们全靠憋一口气所能完成的最复杂的工作了。浮出水面的士兵将铁索固定在打捞船的一个三脚架(类似于滑轮装置)上，然后将满满一船的石块抛向海里。利用强大的浮力，伴随着水下几声闷响，“红夷大炮”被挣开了沉船，后再经人力拖拉至船上，最终被打捞上岸。

　　被打捞上来的22门“红夷大炮”很快就启程赴京。前几年，来大陆考察的黄一农教授在北京军事博物馆门口还见到了其中的一门，“上面印着东印度公司的徽章，还写着两广总督胡应台押送京城，时间标注为1622年”。根据史料考证，在北京稍作停留后，其中的10门“红夷大炮”继续北上，达到宁远城，交给了当时镇守宁远的明朝大将袁崇焕。1626年，袁崇焕就是用这批架在城墙上的火炮，打退了努尔哈赤的后金大军，取得宁远大捷。

　　黄一农教授告诉本刊记者，其实，当时中国的火器制造技术并不比西方差。他曾在英国伦敦皇家火炮博物馆见到过一门中国人于1620年制造的火炮，其水平与“红夷大炮”相差无几。万历末年，担任协理京营戎政的黄克缵，即曾招募能铸“吕宋大铜炮”的14位工匠至京，铸成各式大炮28门。黄一农曾在福建泉州、厦门见到过两门仿制的“红夷大炮”，均比此前打捞上来的铁制英国舰炮还大。此外，当时中国还制造出了更为先进的铁心铜体大炮，既可以节省铸造成本(当时铜价为铁价的5倍左右)，又可以保证其坚固。

　　“但是从武器发展的角度来看，我们的火炮还是落后了。”黄一农向本刊记者分析，“西方的火炮不仅都有准星和照门，还有两个‘耳朵’，可以支在炮车上，发射时调整仰角，其射程和准度都比较高。另外，其炮管设计前薄后厚，可以有效避免膛炸。”

　　只可惜，“满洲人用先进的火炮打下了江山，却没有再进一步发展。朝廷担心汉人的火器制造威胁其统治地位，禁止地方官自行研制新炮，甚至禁止百姓学习火器铸造技术”。黄一农告诉本刊记者，“康熙统一全国后一直到鸦片战争，清朝有关火药的著作屈指可数。以至于200年后英国人再打过来时，发现我们用的火炮尚不及明末时的水平”。反观西方世界，意大利数学家塔尔塔利亚于1537年所出版的《新科学》一书，首次提出了抛射体理论，成为近代弹道学的重要奠基著作。此后，经过数学、力学、物理学等近代自然科学的进一步发展与应用，西方的火器技术取得了突飞猛进。

　　“历史常常充满了造化弄人的意味，我们拥有一流的铸造技术和工匠，却没有将科学知识应用上。”黄一农教授向记者感慨。到了清代中后期，朝廷一味追求火炮的重量，但真正影响战斗力的瞄准、发射以及火药配制技术却没有提高。以至于鸦片战争时，西方火炮的炮弹早已实现空心爆炸、碎片杀伤，而我们使用的炮弹仍旧是实心的。同样感慨的还有潘吉星教授，他告诉本刊记者:“中国人在火器上停滞不前，一落千丈，但在民用烟火方面却发展得有声有色，从来没有落后过。”


　　从火器到烟火

　　虽然火器与烟火孰先孰后的问题，由于史料有限，已很难考证，但在中国军事科学院研究员钟少异看来，自南宋时民间用于杂耍的“五色烟”应用于军事开始，他告诉本刊记者，“中国的火药技术必然是在火器和烟火的交互影响中向前发展的”。

　　与民众常常将“火树银花不夜天”理解为古代烟火表演不同，根据史学家的考证，这里所谓的“火树银花”实际上是对树上所挂灯笼的一种诗意化描写。据冯家升先生的考证，真正的烟火出现在1163至1189年(南宋孝宗年间)，当时已有炮仗、屏风、地老鼠等形式。史书有记载，宋理宗初年上元日，理宗和杨太后在庭中看焰火，“地老鼠”直闯至太后座下，太后惊惶而走。理宗心里不安，打算惩罚承办焰火的人，后来因为杨太后觉得放焰火的人不是出于敌意才作罢。

　　按照中央民族大学民俗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陶立璠教授的解释:“中国的春节习俗很重，正月初一到十五是一个很大的节日，要制造欢乐和喜庆的气氛。另外，辞旧迎新的主题，和中国年节的习俗结合起来，就是希望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普天同庆。这种情况下，烟花既有驱邪纳福的意思，又能制造出欢乐的气氛，自然受到朝廷和百姓的喜欢。”除了在宫中燃放，当时的烟花也深得达官贵人们的喜爱，吴自牧在《梦粱录》中就说当日杭州有“市爆仗、成架焰火之类”。明代理学家朱熹的朋友陈亮托他在台州太守唐仲友面前说情，想代一个官妓脱籍，唐仲友没有答应，朱熹在后来状告唐仲友的理由里，其中之一就是说他浪费公财，为了放烟火，花了几千两银子。

　　陶立璠教授认为，民俗文化有很强的渗透性。他告诉本刊记者:“很多东西，宫廷里使用了，民间也会使用，王公贵族就是中间的过渡桥梁。但当时民间放烟火都是小型的，主要还是放爆仗，一般就要那个响声。”此外，烟火的兴盛也与当时日渐发达的商业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明朝后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剩余劳动产品日渐增多，孕育了发达的商业市场。除去闻名于世的晋商与徽商之外，苏杭一代的商业贸易也有声有色。根据潘吉星教授的判断，虽然当时的官府视火药的主要原料硝为“战略物资”，严禁民间私自开采、交易，但发达的手工业和商业，使得朝廷法令根本无法得到严格贯彻。“民间制造烟火的工匠属于高级工人，除了有众多的烟火艺人外，手艺好的匠人还会被选拔到宫廷专门制造高级烟火”。

　　与此同时，烟火技术也在不断提高。“制造烟火的前提是必须有粉末状的固体火药做原料，以前膏状的火药对震动和火花很敏感，经常出现爆炸事故。自南宋年间出现粉末火药后，烟火的种类也开始多起来。”潘吉星教授告诉本刊记者。除了追求爆炸带来的声音效果之外，技师们开始钻研如何让烟火做出各种不同的颜色和造型。清代赵学敏的《火戏略》、《帝京岁时纪胜》分别记叙了制作、燃放“盒子灯”的状况，这种将花灯与烟火结合起来的艺术，在燃放时可以呈现出多种复杂的形象，成为当时宫廷庆祝元宵佳节的重头戏。

　　烟火制作技术的先进从明代著作《墨娥小录》里便可窥见一斑。这部后来被李约瑟称作“关于炼丹操作和设备的通俗百科全书”的杂录，最早记述了各种烟火的科学配方，其卷六列举了“金盏银台”、“金丝柳”、“赛明月”、“紫葡萄”等22种烟火配方。

　　“虽然相比在军事上的应用，火药在民用方面的记载非常匮乏，但通过史料，我们还是大致能够看出当时火药应用的广泛。”著有《中国古代火药火器史》一书的刘旭教授告诉本刊记者，“除了烟火表演，火药在开矿、修路、医学等方面也大有作为。”根据他的考证，宋应星在《天工开物》里并没有提到用火药开矿，是因为中国煤矿的瓦斯浓度较高，运用火药容易引起爆炸。但根据河北《唐县志》所记载的明代开采露天铁矿的情景，“天崩地裂、硝烟弥漫”，“可以推断其使用了火药”。

　　此外，当初由炼丹家发明的火药一直是备受推崇的药材，在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亦有专门论述。刘旭教授告诉记者，直到上世纪70年代，在湘西一带的山区，公安部门抓获一批偷盗硝石的山民，经审讯才知道他们仍将硝、硫、炭等火药成分作为药材使用。“中国火药的发明，谁也没想到会产生两种结果:民间应用成了庆祝节日、婚丧嫁娶的必备品;军事应用成了战争中的利器，甚至直接影响了改朝换代和世界格局。”陶立璠教授感慨道。


　　从利玛窦到马戛尔尼

　　其实，让人感慨的又何止于此？“细读历史，会发现充满了戏剧性，但背后或许都有其必然。”黄一农教授的感觉可能更为强烈。致力于研究明末清初中西火器科技交流史的他，多次向本刊记者感慨，“实际上，中国错过了很多次可以进一步发展火药的机缘”。

　　根据黄一农的考证，在明末清初这一十字岔口上，西方来华的传教士阶层在火药技术交流方面扮演着至关重要的桥梁角色。“传教士们掌握着西方最先进的科学技术，不管出于什么目的来到中国，在科技交流方面，他们的条件得天独厚。”正如李约瑟所言:“由于历史的巧合，近代科学在欧洲崛起与耶稣会传教团在中国的活动大体同时，因而近代科学几乎马上就与中国传统科学相接触了。”

　　明朝万历年间来到中国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便是这一阶层的杰出代表。他对中国文明非常称赞:“中国不仅是一个王国，中国其实就是一个世界。”他甚至感叹，“柏拉图《理想国》中作为理论叙述的理想，在中国已被付诸实践。”但是，他在称赞中国人对“医学、自然科学、数学、天文学都十分精通”的同时，也发现“在中国人之间，科学不大会成为研究对象”。

　　但也有部分有识之士想做出努力。1606年，利玛窦开始向已加入天主教的明朝进士徐光启讲授西方数学理论，所用教材为公元前3世纪左右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的著作《原本》。第二年，由徐光启翻译的《几何原本》出版，成为我国近代数学的奠基之作。但是，夹杂在中西文化缝隙中的这种努力，多少总带有一些悲剧的色彩。根据黄一农教授的考证，徐光启的入室弟子孙元化在任登莱巡抚时，曾在天主教人士和葡萄牙军事顾问团的帮助下建立起当时最先进的一支火器部队，可最终其部下孔有德却因士兵偷了一只鸡而兵变吴桥，导致刚刚成立不久的火器部队即告夭折。

　　黄一农教授告诉本刊记者，明朝末年，西方现代科学知识通过士大夫和传教士阶层中的同门、同年、同社、同乡乃至同教等关系广泛散播，却没有延续下去。至清朝初期，“文字狱”盛行，刚刚兴起的思想解放又被扼杀，甚至连《几何原本》这样的科技书籍都遭禁。1720年，因“礼仪之争”，康熙宣布对基督教实行“禁教”，传教士们便更少谈论科学了。

　　但也有历史学家提出了不同观点。以研究中国近代科技史而著名的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教授艾尔曼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指出:“中国科学与科技在16世纪已有相当成绩，之所以在18、19世纪时发展缓慢，不是因为中国人本身封闭，而是由于当时作为中西交流的主要桥梁──17、18世纪的耶稣会士和19世纪的基督教传教士，通常因为自身的宗教信仰与西方的科学有抵触，未能把当时欧洲的科学原原本本地输入。”他举例说，“法国耶稣会士利用1742年出版的《历象考成后编》向中国介绍牛顿，但该书只提及过牛顿的名字，并没有系统地介绍他的学说。”

　　不管有意还是无意，近代自然科学知识在中国的普及和发展在不经意间的确落后了，火药的军事化利用更不例外。而与此相对应的是，频繁赶来拜访清王朝的外国使节们被皇帝邀请到宫廷一起赏烟花，他们被中国人在空中制造出的变幻多彩的造型震撼了，以至于英国使节马戛尔尼在参观奢华的乾隆帝后花园时，目睹里面放满了制作精良的工艺品如天体仪、太阳系仪、时钟和自动弹奏音乐的机械装置后，不得不“停下来思考他自己那些科学仪器的局限性”。

-　　记者◎魏一平 实习记者◎李凌达　

　(文中部分材料参考自黄一农、卜正民、潘吉星、钟少异等人的相关论文及著作。)

陶立璠

四川老君山的火药之谜

——那一场隐秘的历史片段

http://www.sina.com.cn  2008年09月04日09:55  三联生活周刊

　　

　　四川东北部老君山的硝洞群，揭开了一段不晚于明朝的军事熬硝制火药的历史。中国四大发明之一的火药，第一次有了可以承载的大规模手工业遗迹。原本秘而不宣的明清武器生产史，伴随着此地民间烟花娱乐的历史，给了我们活生生的一种历史向往……
　　

主笔◎吴琪 摄影◎于楚众

　　小镇喧嚣

　　53岁的农民冯沛建是个神情紧张而略显严肃的人，眼神有些飘忽，寡言，但说起话来却有手艺人一板一眼的认真劲儿。家门口一条十来米宽的溪流奔腾而过，下雨天的时候，溪水漫过窄窄的水泥路，就切断了冯家人通往两三里外重华镇的路。

　　四川省东北部约1.8万人的重华镇，对于如今的城市中心来说，算是偏安一隅。从成都往东北100多公里到达绵阳市，再从绵阳往北40多公里来到县级市江油市，接着往北走40多公里才是毫不起眼的重华镇。居住在重华镇铜星乡的老冯一家，并不在意往外的道路是否通达，即使重华是个多雨的地方，常年降雨量超过1000毫米，对于务农人家来说，生活仍旧靠的是老天爷赐予的收成。

　　稍微能让冯沛建自豪一些的，是屋子周围的田园风光。他往身后抬头望望，就能看见山势雄浑的老君山，只要山顶上没有云雾，主峰上就能清晰地显出一个被人工开采出来的大洞口，乡民们世代叫它“朝阳洞”。据说由于洞口高，太阳的第一缕光线能轻易地照进去。冯沛建对朝阳洞相当熟悉，早年间他跟随堂祖爷学习制作“烟花架”的时候，就经常进洞去熬硝，大家把这些洞统一叫做“硝子洞”。前些年开始，国家对烟花爆竹实行了更严格的管制，冯沛建的手艺没有了用场，也就很少提及。他并不知晓，他打小再熟悉不过的硝洞，却极可能隐藏着一段机密的历史往事。

　　与冯沛建熟识的同龄人陈加培，是重华镇上的一个小包工头，脑子灵活，喜欢盘算事情。小时候他经常与镇上众多的熬硝人一起进洞玩耍，重华盛产硝土，在群山上大大小小的硝子洞里，制硝人随便取些土，用水浸泡后过滤，然后用火熬制，结晶成晶莹剔透的硝。剩下的废料人们又倒进土里，过上两三年，这些土里的硝含量变得相当高，又可以取土熬硝。因此当地人说，“硝是土里的宝贝”，总也取不完，世世代代养活了这里的不少手艺人。

　　陈加培寻思着这些硝洞可能不一般，他联想到山上曾经相当兴盛的道观，会不会熬硝与“太上老君”的炼丹术有关系呢？当他在硝洞口捡到一枚锈迹斑斑的古代铁质箭头后，脑子里的疑惑更多了。史书上有“硝出陇道”的记载，在没有比较体系的时候，陈加培不知道重华的硝子洞到底有没有特殊价值。文化程度不高的他，跑到了同样产硝的甘肃、贵州等地，花钱买来当地的县志查阅，这些地方都没有关于大量产硝的历史记载。于是陈加培转而向北京的专家求教，一次次进京请专家来硝子洞考察。陈加培对考察历史的热衷，也有着个人做生意的打算，如果重华镇的历史价值得以彰显，他希望能从由他推动的旅游价值中获利。对于重华镇而言，从镇党委书记唐立春到镇经济发展办主任巩世明，都毫不掩饰对旅游开发的渴望。这里水资源丰富，厥苔、天麻、青茶等山货和农副产品富足，但是改变不了小镇经济并不富裕的根本面貌。如今工业社会里并无优势的重华镇，在历史上是否曾有着隐秘而显赫的历史呢？

　　陈加培带来的专家团队一次次进到老君山找硝洞，最初陈加培找到古建筑专家徐向东，后来又找了地质专家、军事专家、考古专家，硝洞在学术界引起的反响越来越大。寂静的重华镇滋生出一种向往:中国历史上一直缺乏实物凭证的火药史，是否会至此揭开了古代制硝生产火药的秘密呢？


　　重新被发现的“硝子洞”

　　40岁出头的绵阳市文物局考古队长宋建民，大学毕业后曾经在江油市文管所工作过12年。老百姓所说的“硝子洞”，宋建民认为自己并不陌生，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他曾经去过山上的硝洞，“挺简陋的硝池，一些废弃的灶台，熬硝是这里山区人的一种谋生手段，所以我当时认为这不过是近现代的熬硝场所，被官府废弃后民间利用了而已”。搞考古研究的宋建民，对旅游开发有着本能的排斥，对重华的硝子洞没有太大的兴趣。

　　在北京专家的几轮考察过后，四川当地的文物部门组织了自己的专家，2006年开始第一次对硝洞进行了4天的考古初步调查。这次要考察的硝洞隐藏在老君山的深山密林里，与以往宋建民看到的低海拔小山洞很不同。老君山属于龙门山脉，山上世代居住着一个小村庄，后来由于生活不方便，20多年前全部搬离了深山。如今的老君山基本属于无人区，偶有老百姓进山采药材或是打猎。

　　于是考古人员备足了装备，带上GPS、软梯、帐篷、食品和水等。“我们仅仅5个考古人员，就动用了40个民工来提供后勤保障。”这次考察最低的山洞海拔800多米，当地人叫做“天雨洞”，在老君山已开发的风景区里，一般游客就能到达。“天雨洞”里有两组规模不大的硝池，让人并不吃惊。接下来的进山路线要走一两天，往高山上走，宋建民等来到海拔1100多米的“犀牛洞”，天然溶洞里是美丽的钟乳石，有着人工开采的几个硝池。再沿着山路往上，已经全然没有了人工踩踏过的山路，硝洞全部在海拔1400米以上的悬崖绝壁上。

　　“高观洞”位于海拔1400多米的半山腰绝壁，通往洞口既没有路也没办法临时开路，人只能踩着绝壁上凹凸不平的石头往前走，稍不留神就会掉下去。高观洞里有着不少硝池，有些池子刚刚用石块垒好，有些还只是半成品。“感觉这些硝洞一定不是民间所为了，这个洞口有一两百米深，民间不会这样大规模有组织地来绝壁上开发硝洞。”

　　越往深山上走，考古人员即将触摸到历史脉搏的直觉越强，眼前的发现让宋建民等人渐渐兴奋起来。海拔1600米的“烟子洞”也没有让人失望，这里有直径为2～2.2米的一组12个硝池，规模大小一致，与之前零散的分布十分不同。熬硝池用管子连接着定硝池，有单独的引水系统。在工作区旁边，石头墙简单地隔出了生活区，残留着灶台、垒硝池所用的工具“泥掌子”，地上还有着陶瓷碎片，“青花纹饰，是比较粗糙的民用瓷”。
　　烟子洞的洞口宽约20多米，洞深1000多米，“感觉是人工一次性开采而成”。洞口被乱石封住了，人只能扒出缝隙后钻进去。宋建民更加坚信了这里曾经被古代官方开发过的判断，洞口的封堵让硝洞有了神秘性，“如果是民间的硝洞，没有必要封堵，整个洞里边有一套完整的手工流水作业系统，并不是单纯的为了谋生而为”。

　　海拔1800米高的“朝阳洞”是这次考古调查的终点，但是到达这个悬崖上的洞穴十分不易。人们只能爬到2000米高的主峰，向下走一段斜坡后，搭上软梯从绝壁上往下到达洞口。朝阳洞的规模震惊了所有的研究者，这个洞洞口宽度达到七八十米，一路向洞里走，“第一次来回一趟竟用了8小时！”

　　宋建民沿着洞口往里走，一路几乎是45度的坡度往下，沿路有57组硝池。走到最里头的时候，有一个类似煤矿里的巷道，巷道顶头用条石封堵死了，没法再深入。宋建民判断，悬崖边的洞口一定不是朝阳洞本身的洞口，因为如此大规模的产硝，不会将洞口建在人难以运输的地方。而洞里沿途都有残留的瓷器碎片，从明代的纹饰延续到清代，还有木勺、木铲、泥掌子等用具。洞里最多的废料堆积处，竟然高达30多米。根据产硝的废料数量，可以大致算出当时洞内硝的产量。与烟子洞一次性开采的情形不同，朝阳洞是持续了相当长一段时期的连续开采洞穴。这里的硝池分别建在落差300到400米的地方，四五个一组，分很多的工作区域，规模更加庞大。


　　官方军事机密的猜想

　　朝阳洞的地层堆积相当丰富，宋建民喜不自禁。他根据洞内的不同情形，有了基本判断:朝阳洞内这么大的手工业遗产，是早期作坊比较完整的保留，从考古学来说，这里至少有4层地层堆积。

　　洞内有一段路，黑色的灰烬层厚达10厘米，应该是火把照明后留下的。是怎样的突击熬硝才会有如此大的消耗量呢？

　　宋建民等研究者后来广泛查阅资料，发现清乾隆年间朱帘编《梓潼县志》中记载:“老君山朝阳洞，县西二百四十里，与江油县连界，山势高峻陡险，洞在中峰悬崖峭壁间，由江邑旱炉坪结搭天梯，蹋梯而下至洞，洞高八丈宽六丈深十五里，产硝。乾隆二十年开采，归江邑就近汇办，梓邑于重华场隘口安设兵役巡查。”

　　这段记载印证了乾隆年间的大小金川战役，因为火药紧缺，曾在朝阳洞内大量生产，为战争所需。乾隆二十年(1755年)前后，清政府曾在此地进行过大规模的开采硝矿、加工硝类产品的活动。由于硝类产品在军事方面的特殊作用，采硝、加工、运输、流通等各个环节均由县一级政府操作，并派军队巡查，以防走私。战略物质的产销与设防，分别由两个县级政府主持，可见极为重视。官方有组织地大规模采炼硝类产品的主要地点，集中在老君山朝阳洞、大兴洞(烟子洞)。

　　在朝阳洞的中段，有一个用石头搭起来的梯子，梯身已经全部被废渣覆盖。考古人员发现，这明显是有别于清乾隆战争突击留下灰烬层的另一时期。乾隆时期的废渣显得比较疏松，而此地的废渣已经很密实，以梯子的建立为时间点，这里前后又有两个文化层。宋建民判断这个时期不晚于明代，很可能明朝官府废弃硝洞后，清朝为了战争又重新开洞，由于没有找到最初的洞口，只能搭天梯而下。这更证明了此洞的开采一定是前朝所为。

　　而研究者翻阅了所能找到的县志，仅仅清乾隆年间朱帘编《梓潼县志》和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龙安府知府邓存咏编著《龙安府志》中有关于产硝的记载。宋建民分析，如此大规模的产硝，直接与当时中央政府的火药生产相关，这是相当高的军事机密。地方政府无法参与其中，所以不论是火药的生产方式、运输路线，还是工匠们的生活，地方志中没有记载，仅仅因为乾隆年间大小金川战役急需火药，才临时动用了地方政府的力量。宋建民等走访了这里的老百姓，多数老百姓都听祖上说山上的洞是土匪洞，或者是藏宝的地方，对产硝的历史并不了解，“可见当地人历史上应该没有参与过朝廷的制硝”。

　　考古人员多次考察后，认定龙门山脉中段南北延绵21公里、东西宽14公里，遍及严家岩、大坪山、魔芋山等的硝洞群，是明清非常重要的火药原料基地。

　　学者们从地方史志中找到的直接线索有限，但是他们有针对性地阅读了《四川通志》后发现，四川老君山以及往北的区域，从唐朝开始一直是历代战争通道。这里是汉族与少数民族聚集区的交汇点。唐朝时，吐蕃强大后占据了松潘地区;蒙古军队灭南宋时，曾经几进四川又被击退，在此地长期形成拉锯战;明代，此地少数民族白草蕃叛变历时200多年，又是长年的战争状态。宋建民分析说，明清时代中央政府征战少数民族的重要推动力，就是有了火药之后的热兵器时代来临，如果还处在冷兵器时代，中央政府不会大规模地去征战边疆地区。

　　重华镇文化站原站长颜熙林等人从《龙安府志》中读到:“乾隆间，金川之役，龙安营兵杜怀宽派随出师。守火药，同事四十余人。看守不慎，为贼所算，一声霹雳，人如飞叶矣，军师下令寻尸，有头无脑者坠落远近不可胜计。”由此可见，清乾隆年间火药已经广泛地运用在平定边乱的战争中。

　　但是这些地方性的记载，缺乏火药作为军事用途的全局。后人既不能从中知道当时中央政府的武器生产状况，也没法确切知道老君山这个基地的秘密。宋建民认为皇家的中央档案中才会有相关记载。

　　宋建民野外考古20年，这些年间积攒起来的一些疑问，此时似乎有了新的思考方向。平武县与老君山相连，在它的平驿铺地区有着宋代的墓葬群，初步看起来每个墓葬的规模都比较大，意味着被埋葬着的身份地位不一般。但是老君山这一片区域相当偏僻，为何会有身份较为显赫的一群人埋葬在此呢？《龙安府志》卷三曾记载:“硝出江油朝阳洞、大兴洞二处。平武亦产硝。每年煎付小河营应用。”小河这个地点如今仍然存在，“营”是清代对于军事机构的称呼，级别略低于今天的军分区。此记载表明，产硝的用途是给朝廷的军事机构提供武器原料，军队驻扎在此平定边防。清朝军队还在平驿铺修了一座浮桥，浮桥虽然早已不存在，但是一旁的碑石可以为证。在平驿铺的松潘镇，有着比小河营高一级的军事机构。平驿铺是个交通死角，“军方捐资修这个桥，极可能有军事用途”。宋建民脑子里隐约有了一个猜想:会不会宋代时就有类似的军事机构驻扎在此，那些墓地有可能是军队里的官员？不过作为考古工作者来说，宋建民不会轻易下判断，只是大规模产硝洞的被发现，给了他这种大胆的猜想。

　　此地的另一个现象也曾让宋建民困惑，重华历史上隶属于梓潼县，梓潼县的大庙在元朝被封为“文昌帝君庙”。宋建民感到不解:如此偏远的一个地方，怎么会引起中央政府的重视？诸如孔子这样的先贤，中国历代皇帝也只是将他封为王，为何“文昌”这样一个地方小神，会被元朝皇帝封为“帝君”呢？元朝作为少数民族控制的中央政府，对传统文化的重视不会高于前朝，一定是背后有着更为重要的推动力。


　　重华镇的民间线索

　　中国古代火药作为军事用途的历史，由四川老君山残存的硝洞群做了实物上的注解。江油市文管所的考古人员王亚平告诉记者，我国的火药历史在此之前还没有文化载体，所以硝洞群发现后，很快引起上级文物部门的注意。四川省文物局马上报告国家文物局，2006年5月，老君山的硝洞遗址群被国务院批准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对于希望进一步揭开谜底的研究者来说，既然官方的正史缺乏对此地火药史的记载，那么民间是否有自己的路径来发展火药呢？宋建民在20年的野外考古中，一直有意识地寻找四川本地的土著汉族人，但是结果相当令他失望——即使在偏远的地区，汉族人也告诉他，祖上是“湖广填四川”时移民过来的。由于战乱使四川人口锐减，元末明初和明末清初时湖广行省、广东、江西等省大规模移民潮构成了如今四川汉族人的绝大多数。于是民间历史赖以流传的家史，在此地往往以“湖广填四川”的时期为一个起点，更早的四川本地民间历史难以流传。重华镇文化站原站长颜熙林等走访后发现，重华镇绝大多数居民的祖上，是在清雍正八年(1730年)前后“填川”的。

　　重华镇的冯沛建如今是这里“烟花架”手艺的唯一继承人。冯沛建向记者提到，他1960年开始向70多岁的堂祖爷学习制作烟花架，这种极有地方特色的民间手艺，有着“传男不传女、传内不传外”的保密性。“烟花架”类似民间的放烟花，不过手艺更为复杂讲究。烟花架固定挂在6米高的木架子上，不同的历史人物放在烟花架不同的格子里，在燃放时一层层地坠落。比如“八仙祝寿”，第一层是铁拐李，第二层是张果老，第三层是吕洞宾……点火人并不用走进烟花架，而是在30米外随便朝烟花架射箭，便能点燃鞭炮的引子，然后历史人物随着烟花一层层出现，非常动感。

　　冯沛建的堂祖爷当年靠着烟花架的手艺，比一般农民生活地更富足一些。以前当地人遇到婚丧嫁娶，一般人请不起唱大戏的班子，就会请个“烟花架”。根据场合不同，烟花架表现的主题不同，有“五姑拜寿”、“麻姑献寿”这样的祝寿系列，也有做道场的“二十四孝”、“岳母刺字”，或是结婚的喜庆祝福。烟火架的最大难点是密封火路，将纸做的人物与火药一层层隔开，因它是链式结构，环环紧扣，如没有做好隔火环节，就会出现一团糟的现象。这也正是冯沛建的“秘诀”所在。一套烟花架的制作需要一个月的时间，乡邻要用10石米才能换来一套。

　　说起自己的家史，冯沛建隐约记得祖上是清乾隆年间从湖北孝感入川。至于家谱，早些年因为一位醉酒的亲戚用火把点燃了茅草屋，全部烧毁了。但是冯家人也并不在意，这个问题并不比生计来得紧迫。根据冯家的历史，很难追溯“烟花架”手艺到底是本地民间的流传，还是“湖广填四川”时的外来物。不过此地盛产火药原料的事实，客观上推动了火药的运用。

　　一心希望把自己建成“火药之乡”的重华镇，这两年找到了更多的线索。交通闭塞的重华镇，清朝聚集了好几个省的会馆，包括广东会馆、湖北会馆、福建会馆等。当地文化学者认为，一定有更为重要的原因，使得重华镇能够吸引外界广泛的注意力，甚至在这里建立会馆。而镇上人说的“老街”，本名叫做“火炮街”。重华镇的火炮街上原有火炮申、火炮韩、火炮罗、火炮王、火炮李等16家，后来又发展为30多个“火炮世家”，以采炼硝石、制造火药烟花爆竹为业，且世代相传。随着政府对鞭炮管制加强，如今的火炮街已经不卖鞭炮了，最后一个制硝人任兴才也已外出打工。这条显得破败的老街上，有着“海灯法师”范无病的出生地，挂着“本愿精舍”的简单牌匾。原本将重点放在打造“海灯法师故乡”的重华，现在的定位是中国四大发明之一的故乡。

　　属于龙门山脉的老君山在“5·12”汶川地震中受损，由于担心余震影响，专家们还没有上山考察受损后的情况。与重华镇旅游开发的考虑不同，宋建民说国家对文保单位并不主张盲目的主动发掘，“现在能够对应上的文献资料太少，我们最需要的是对老君山周围环境的考察”。-

以上专题发表于 三联生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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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国强：以火药和时代脉搏互动

2010年01月04日 14:11　来源：中国新闻网

资料图：10月18日，著名爆破艺术家蔡国强在台北公开进行《昼夜》草图的爆破制作。 中新社发 黄少华 摄

    蔡国强：以火药和时代脉搏互动

　　作为旅居海外的中国人，他坚持独立的艺术家身份，他用中国火药成就了世界当代艺术中的奇特景观，完成了难以想象的宏大实验。从美国核弹基地到中国天安门广场上空，都出现过蔡国强充满独特观念的火药艺术。

　　本刊记者/杨时旸

　　美国费城美术馆东面的正门口。夕阳西下时，一声爆炸声响起。烟雾和火焰幻成了一个巨大的花朵，瞬间绽放瞬间凋谢。

　　这不是恐怖袭击，它是蔡国强的把戏。

　　12月11日，著名当代艺术家蔡国强的个展在费城美术馆与费城纺织工房美术馆同时开幕。“其实，从北京奥运会之前，这两个美术馆的馆长就想给我做这个展览。”蔡国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

　　作为视觉特效艺术总设计，蔡国强经历了北京奥运会和新中国六十周年庆典之后，开始向个人回归。

　　“就是艺术家帮国家做个事”

　　“爆炸”过后的美术馆展厅里，摆放着蔡国强的火药画草图，按照四季循环的主题将火药以花草鱼鸟形状撒在纸上引燃引信。与此同时，馆内还陈列着他2002年的装置作品《99艘金船》。

　　这次展览的主题是时间的消逝和永恒，追忆与怀念。费城美术馆与纺织工房美术馆的馆长有着超过四十年的友谊。四五年前，两位馆长曾约定与蔡国强联合制作其个展。但因蔡国强参与北京奥运开幕式的筹备，计划一直耽搁。2008年，费城美术馆馆长安·特哈农库特去世，未成的约定成为永久的遗憾。

　　作为好友，纺织工房美术馆馆长马里昂经常对蔡国强怀念起曾经的日子。于是，蔡国强将追忆作为展览主题，做出了这个名为《蔡国强：花开花落》的个展。“这个展览还是想做得唯美一些。”蔡国强对记者说。

　　展览充满了“镜花水月”式的东方色彩。在纺织工房美术馆的展厅里，艺术家邀请了5位来自湖南湘西土家族的编织工匠，她们将在费城居住三个月，每天根据马里昂对于安·特哈农库特的追忆故事编织织锦，最终形成五条挂毯，全过程对观众开放。

　　在此层展厅楼上，有一条临时搭建的人工河道。蔡国强于展览开幕当晚点燃了一条他本人以两个馆长的故事为构思的撒有火药的织绢，然后将其放入河道，让流水逐渐洗去火药烧出的黑色痕迹。

　　对于如此个人化的展览主题，蔡国强很满意。“这是艺术家个人的观念表达，人们看到了很感动，有诗意就够了。没必要像奥运会那样要求持续多长时间，也没必要担负太多的意义。”蔡国强说。

　　个展时，蔡国强属于观众；在奥运会，蔡国强属于国家。

　　北京奥运会对于蔡国强是一道分野。之前，他是旅居海外的著名当代艺术家，但无论名声还是拍卖天价的新闻大多传颂在艺术圈内；而奥运之后，蔡国强成为国内家喻户晓的大众明星，作为“开闭幕式的视觉特效总设计”，他更像一部巨大机器上的一只齿轮，艺术家的个人痕迹微乎其微。但他努力保持着作为艺术家的观念，想在惯常的烟花表演之外保留一些不同的东西——如那些迈步向前的大脚印。

　　在那之后，蔡国强开始频繁接受国内媒体的采访，谈及个人与国家、艺术与大众之类的话题，俨然回归了大众。而就在北京奥运期间，他的大型世界巡展“我想要相信”在中国美术馆开幕。当天人流如织，名流悉数到场，连宣传公关团队都戴着耳麦拿着步话机，以免被淹没在人流当中。他就此一步回到当代艺术的个人领域，之后继续去西班牙进行自己的巡回展览。

　　从此奥运会已成往昔，“就是艺术家帮国家做个事”。蔡国强如此评价参与奥运会于他艺术生涯的分量。

　　庆典之后作品“去意义化”

　　“帮国家”做的事情并不只是奥运会开幕式。北京奥运一年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庆典晚会的主创班底再次找到蔡国强。由于庆典工作的劳累以及它与奥运会不同的性质，蔡国强曾多次以工作繁忙婉拒，但最终答应又一次担任烟火设计总导演。“开始的时候我就做顾问，到后来因为有很多细节问题不亲自管不行，还是自己弄了。”

　　这是一个庆祝生日的晚会，要求是“突出焰火，强调联欢”。无论晚会地点还是主题，对于蔡国强来说都是又一次挑战。他只能再次带领团队实验焰火创意。直到9月28日，有些焰火实验其实尚未成功。

　　但最终，他让天空中出现了60只焰火组成的鸽子，且让广场上出现了焰火组成的“人民万岁”四个字时,人们又一次记住了他。而也有人调侃“蔡国强应该改名蔡国庆”，同时又有媒体发现马英九的两个女儿都任职于蔡国强团队，大家更对此津津乐道。对于这些，蔡国强并不在意，10月2日他离开北京，回到家乡泉州。

　　一个月后，他出现在台北市立美术馆。他的个展《蔡国强：泡美术馆》在这里开幕。完成一个“帮国家”的活动，他又再回到了个人身份。

　　作品大都从美国古根海姆美术馆的权威展览中挑选，此外蔡国强还特意制作了新作，被外界津津乐道的雕塑《海峡》尤其引人注目。

　　蔡国强从自己的故乡福建泉州挑选了一块沉重的石头，雇用一艘船将其运往台北。历史上，福建船民出海时总会在船上放一块压舱石以防船被风吹翻，而且台湾铺路修屋的很多石头大多来自泉州。蔡国强以颇为瓷实的方式，带出了海峡两边的交融与隔绝。

　　石头运到台北的当天，蔡国强和一众媒体人守在码头，在甲板上，蔡国强用水擦拭石头，阳光照耀下，石头顶部雕刻的波纹如涟漪般闪烁。于是，有人评价艺术家以石喻冰，此举为“融冰”。但蔡国强并无如此宏大的企图，他只是说“这块石头也象征我自己。从泉州运到台湾，也运到世界各地。”

　　从充满宏大叙事的国家行为中抽身而退之后，他更愿意用“去意义化”的方式表达一些小情趣。比如，他在台北的展览中与一名舞蹈学院的学生合作，让其用动作表达当时情绪，再选择一种植物，最后将这些画出，舞蹈一直从早晨九点持续到晚上九点，取名《昼夜》，第二天他再用火药将画炸出轮廓。他解释说，“这是一个少女一天的心境，是日常生活中不被注意的东西。”

　　从国家回归个人

　　问蔡国强在盛大的奥运会与国庆之后有何变化？他承认说，在那之前，他更愿意表达宏大的主题，诸如他一直迷恋的宇宙之类；而这之后，他更愿意向纯艺术靠拢了，画些花草、人体，关注个体内心的幽微世界。“人就像钟摆，做多了那种宏大的，就向另外一面回归了。”蔡国强笑呵呵地说。

　　他的故乡福建泉州是一个盛产鞭炮的小城，到处弥漫着火药的味道。蔡国强自小是一个相对孤独的孩子，他把自己关在家里用火药做试验，炸出各种各样的图案。那时，谁也不会想到，这个需要奶奶帮他灭火的小孩，有一天他的火药炸过的纸张会变成昂贵的当代艺术作品，更不会想到他会把天安门和鸟巢的上空作为实现自己观念的场地。

　　其实，一直以来，蔡国强都将“盛典”作为自己的艺术研究主题，无论奥运会还是国庆，都为蔡国强提供了一个颇为难得的试验场。当然，在满足宏大野心的同时，这样的国家行为对他也有所限制。比如，在国庆庆典的设计中，蔡国强计划在庆典的最后“狠狠地炸它几分钟的雷。不是焰火，是炸雷，那种震动让人腿都感觉发软。这样就能体现出艺术家的观念，这个广场上的一切都会在这几分钟里体现出来。”蔡国强解释着他当时的创作动机。但是这样的计划需要运输太多烈性火药，在一个人员稠密的广场实现，难度过高，最终只能割舍。

　　对于一个从80年代中期就离开中国的艺术家来说，以“国家”为概念的盛大庆典给蔡国强提供了更为切近观察当今中国的机会。“在那之前，中国对我可能更像一个回忆中的国家。”蔡国强说，“奥运会能让我接触中国文化，国庆可以让我了解中国的政治和社会。”

　　在个人艺术和“为国家服务”之间跳跃，蔡国强自己并未感到明显的界限，对于外界 “为意识形态服务”的评论他也并不在意。“其实西方艺术圈分不清奥运和国庆之类的，他们只是觉得艺术家从自己的圈子里跳出来去帮政府一个忙。”蔡国强说，“反而是国内的一些评论对这些特别敏感。”

　　在他自己看来，参与国家行为，是“和时代脉搏互动”。这时他会说，“我不能自夸是知识分子，就是一个对社会有思考的人。你可以去批评政府，但也可以参与其中去推动。”

　　现在，蔡国强又回到美国，回到美术馆，做展览，出画册，用火药在纸上炸出各种奇异的痕迹。至于奥运会和国庆，“想想那好像都是太遥远的事了。” ★

　　人物简介：

　　蔡国强， 1957年出生于中国福建泉州，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舞台美术系，1986年至1995年旅居日本, 80年代中期开始使用火药创作作品，是近几年在国际艺坛上最受瞩目的中国艺术家之一。

　　1999年荣获威尼斯双年展的金狮奖，成为中国文化界在国际上第一位获得这一奖项的艺术家。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以视觉特效总设计身份参与开闭幕式核心创意团队，并于国庆六十周年庆典上再次设计焰火景观。

　　言论：

　　“人就像钟摆，做多了那种宏大的，就向另外一面回归了。”

　　——蔡国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