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中载
《 中华读书报 》（ 2011年03月02日 18 版）
杜波伊斯著︽黑人的灵魂︾英文版书影
张中载教授与盖茨教授合影
20世纪有两位名垂青史的非裔美国人：小马丁·路德·金（1929—1968）和W. E. B.杜波伊斯（1868—1963）。未来也必将载入史册的是当今美国杰出的黑人学者小亨利·路易斯·盖茨（1950—）。
2010年12月11日，盖茨来到北京外国语大学，出席“非裔美国文学研讨会暨盖茨著作中译本首发式”。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就在半个世纪之前，他极为崇拜和着力研究的前辈杜波伊斯也曾访问北外并发表演讲。同样令他十分意外的是，一位当年与杜氏相识并作长谈的青年——如今已是耄耋之年的笔者，在这次会议上与他不期而遇。作为哈佛大学“W. E. B. 杜波伊斯非洲及非洲裔美国研究所”主任、《牛津W. E. B. 杜波伊斯文集》的主编，盖茨对杜氏这段鲜为人知的经历表现出十分浓厚的兴趣，自是不难理解。他对笔者说，他从未想到，他随着杜氏的脚步来到了北外。
可惜的是，现在的美国和中国青年对上世纪中叶这位美国风云人物知之甚少。
杜波伊斯的头上萦绕着许多“第一”的光环：第一位在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美国黑人、美国第一个黑人社会学家、“20世纪最有影响的黑人领袖”、美国共产党史上年龄最大的入党申请人（时年93岁）、为黑人争取权利的黑人知识分子组织“尼亚加拉运动”（1905）的创建者、“全美有色人种协进会”（1909）的创建者、头像在美国邮票上出现的第一个黑人（1992、1998）、毛泽东和周恩来接见的第一个黑人学者（1959）以及在中国中央广播电台向非洲发表演说的第一个美国人（1959）。他也是“泛非运动”的先驱性领袖——泛非运动曾试图把全世界的黑人组织起来，共同为自由而斗争。
1968年，在纽约举行的杜波伊斯诞辰100周年纪念会上，美国黑人领袖小马丁·路德·金赞扬杜氏是“全世界黑人的学者和领袖人物”。早在俄国“十月革命”前的1905年，杜氏就公开倾向社会主义，由于种种原因，迟至1961年，在93岁高龄之际，他加入了美国共产党。之后，他移居加纳，放弃美国国籍，加入加纳国籍。1963年他去世时，加纳为他举行了盛大国葬。
1954年，杜氏秘密访华来到北外演讲。当时，凡有外国学者或进步人士来校演讲，学校都要按照惯例挑选一名本科生代表学校致欢迎词和谢词。我有幸被选中致词欢迎杜氏。在20世纪50年代的冷战时期，尤其在朝鲜战争后，很少有美国人来中国。杜氏当时已是86岁高龄，但声音洪亮，底气十足，他在演讲中抨击美国的内外政策，掷地有声。当年的英语系同学谈到美国时，必以“American imperialism”（“美帝国主义”）称之。演讲结束后，他走下讲台，与同学亲切交谈，态度慈祥，言语诚挚，令人有如沐春风之感。他问我们读过哪些美国小说，我们列举了马克·吐温、欧·亨利、斯托夫人等作家的作品。问到我时，我说刚读完辛克莱的《丛林》（1906）。他饶有兴趣地说，这部小说因揭露肉类加工厂的黑暗内幕，出版后引发了一场社会骚动。很惭愧的是，当时我们中没有一个人读过杜氏的经典之作《黑人的灵魂》（1903）。直到后来才得知，杜氏的这部代表作是继斯托夫人的《汤姆叔叔的小屋》之后最具影响力的反种族主义著作。杜氏的这本成名作如今已经重印120多次。它在谴责种族主义和种族隔离政策的同时，成功地戳穿了白人优秀、黑人低劣的神话，为黑人争取政治、经济平等提出了战略性思想和行动纲领。
著名黑人诗人、作家詹姆斯·韦尔登·约翰逊（1871—1938）1935年在评论《黑人的灵魂》一书时说：“除了《汤姆叔叔的小屋》以外，《黑人的灵魂》在美国黑人中产生的巨大影响超过任何一本在美国出版的书籍。”一百多年来，美国出版的有关种族关系的书籍可谓汗牛充栋，但就思想探索之深刻、学术水准之高、前瞻性之强而论，尚无其他著作可望其项背。这是任何一部美国文学史和种族问题论著中必然评说的一部经典。杜氏在该书第二章开卷的一句话经常被引用：“20世纪的问题是种族界限，即亚洲、非洲、美国和海洋岛国中，深肤色和浅肤色种族之间的关系。也正是这种关系引发了美国内战……”20世纪的现实验证了杜氏在100年前的论断。
种族关系还在困扰着许多国家。除了原有的诸多原因，近几十年来族群结构的变化也加深了各族群之间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矛盾。以美国为例，1960年，白人占全国人口的比例为88.6%。到了2010年，白人的比例下降到65.1%。在全美最大的100座城市中，已有一半城市的白人人口比例下降到50%以下。与此同时，少数族裔人口增长迅速，引起白人的恐慌。亚利桑那州推行了更严厉的移民法，2000年至2005年美国三Ｋ党的地方组织增加了63%，这些事例都说明杜氏关于种族关系的论断是多么正确，多么有预见性。
2010年12月，在研讨会上，我作了简短的发言：“北外深感荣幸的是，50多年前美国黑人学界巨匠W. E. B. 杜波伊斯来到这所大学演讲。半个世纪后，美国当代最杰出的非裔学者盖茨教授莅临大会……”我讲了当年杜氏的演讲以及我与他的相识、交谈的情景，这让盖茨大感意外和惊讶。茶歇时，他说，他从来不知道杜氏的这段经历，问我能否找到当时拍的照片，以便复制带回他在哈佛主持的研究所。我回答说，很遗憾，没有——因为穷，当时中国有相机的人很少。他表示要送我一套他主编的《牛津W. E. B. 杜波伊斯文集》。两天后，他给我发来电子邮件并他给他秘书的电邮抄件以及秘书的回函，牛津大学出版社正在办理《文集》的空邮。约十天后，19卷精装本《文集》送到了我手中。从单据中发现，盖茨教授为空邮这套珍贵的书籍支付了551英镑的保价费。他办事效率之高、承诺兑现之快、行事之大度，令人钦佩。
与盖茨相逢道是无缘也有缘。
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我在美国时，正逢盖茨出版他的成名之作《意指的猴子——一个非裔美国文学批评理论》（1988）。这部被誉为“影响最大的黑人批评理论著作”的作者当时还是一个35岁的青年。次年，此书荣获“美国图书奖”。盖茨从对泛非洲的神话进行文化考古以及考察泛非洲文化阐释体系入手，建构黑人文学理论，用这种理论来阐释黑人文本，用令人折服的理论批驳对美国黑人文学的偏见和谬误。这本书迅速引起学术界的高度关注，雅克·德里达说：“这本书的独特之处以及它给人的愉悦得益于它所达到的卓有成效的结合……同时为语言学、修辞学以及文学理论作出了贡献，殊为难得。”
这部著作使我对盖茨产生了兴趣，同时也唤醒了我对已经过世的杜波伊斯的回忆。1991年去哈佛时，盖茨刚在哈佛大学“非裔美国研究系”履新。想与他谋面，得悉他去了外地而失之交臂。不久我回国，曾想此后恐难与他一见。没有想到，在时隔20年的2010年12月，我们终于在北京相见，不是在别处，而是在他所研究和敬仰的杜波伊斯曾经驻足的北外。
物换星移几度秋。20年后的盖茨已经是美国学界赫赫有名的非裔大学者。像他的前辈杜波伊斯一样，他的头上也是光环无数：哈佛大学著名教授、文学批评家、随笔家、作家、人文学科杰出学者、世界51所著名大学的荣誉学位……1997年，《时代》周刊把他列入“25个最有影响的美国人”名单。1999年，他当选美国文理院院士。迈克尔·金斯利称他为“美国最知名的黑人学者”。他是《诺顿非裔美国文学选读》（1997）、《非洲大百科全书》（1999）这类权威学术书系的总主编，他的著述包括14部专著、8部编著、11部电影剧本。
他的研究领域非常广泛，除了非裔美国人的历史、文化、种族、文学和批评理论之外，还涉及泛非洲文化、神话以及它与美洲的非洲文化之间的关系。他指出，20世纪西方批评理论中曾经红极一时的接受美学、读者反应论等诠释学理论，其实在泛非洲文化上古时期就已经存在：文本的意义永远不能固定，文本的意义在于诠释者的解读。他用此例来证明，文学理论并非欧美垄断的“专利”。1986年，他在《意指的猴子》的“前言”中写道：“西方批评话语中所指出的核心问题，在其他文本传统中也被提了出来，并得到了回答。预设在诸如正典、文学理论或比较文学这些术语中的欧洲中心主义偏见，被以一种文化霸权偏见的方式使用着，在文学研究中最好去除这种偏见。欧洲人和美国人既没有发明文学及其理论，也没有控制其发展的垄断性权利。”（王元陆译）
不过，真正让盖茨的大名家喻户晓的，并非他杰出的学术成就，而是一个偶发事件。
2009年7月16日，盖茨自国外访问归国，到了自家门口，一时找不到开门的钥匙，情急无奈，只好破门而入。正巧被一过路人看见，这人心疑此乃歹徒撬门行窃，遂报警。一白人警察迅速赶到，命令盖茨出门接受询问。盖茨在心烦意乱之际，出言不逊，激怒了对方。白人警察随即入室给他戴上手铐。其间盖茨一再声明，他所破的是自家房门，并亮出自己的哈佛大学教授身份，但警察置之不理，硬是将他“捉拿归案”。
一个白人警察误抓了一个黑人，这在美国已属敏感新闻，而被抓者又非等闲之辈。媒体如获至宝，炒作不遗余力，此事迅速成为热点新闻，闹得沸沸扬扬。消息传到总统奥巴马耳中，他怒斥警察“行动愚蠢”。总统的介入使事态骤然升级，大有愈演愈烈之势。此时舆论界的争议已远远超越了警察与教授孰是孰非的纠纷，而扯进了种族、阶级、权力、身份、法律、话语权等“上纲上线”的大问题。除了黑人、白人的种族敏感话题，人们争相议论，总统、教授、警官是否都在滥用自己的身份所赋予的权力。奥巴马见势不妙，为了息事宁人，当机立断作出了一个颇具智慧、很人性化的决定：他邀请盖茨和警察去白宫与他共饮啤酒，握手言和。
这场“黑”与“白”的纠纷，虽以双方进白宫与奥巴马共饮啤酒而告终，但是它所反映的冲突的根源却是早在贩卖黑奴的奴隶制时代就已埋下的怨仇种子。1863年奴隶制废除，至今一个半世纪已经过去，但是种族歧视、偏见仍在浇灌着这颗怨仇的种子。深肤色和浅肤色种族之间的矛盾纠结，显然不是白宫内总统与肤色不同的教授与警官碰杯所能化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