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兰山人

【转帖】门的文化之一门，建筑物的脸面，古风今俗的展台；它还是面向历史的一种洞开——透过门来看，也就是找到了一个切入点。社会的理想憧憬、等级观念、职能分工、空间调控、行为规范，等等，都能由一“门”而窥全豹。门的历史，于是成为历史之门。
　　
　　第一节　夜不闭户的理想
　　
　　1．“夜不闭户，路不拾遗”
　　
　　诸葛亮是个治国有方而能实现“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政治家。不管你信不信，《三国演义》上写着呢。他是古典文学创造的智商超常者。隆中对，说三分，神；草船借箭，祭坛借风，神；写他治蜀，也神。八十七回书上讲，诸葛亮在成都，事无大小，皆亲自从公决断——结果是，“两川之民，忻乐太平，夜不闭户，路不拾遗”。请勿小看这句话的分量。
　　“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古人的社会理想。《礼记·礼运》提出“大同”与“小康”两概念，所设想的大同社会是：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这一幅天下为公的太平治世图，描绘出方方面面，比如人们自觉地为社会尽力，各种人都会得到社会的保障，无不足不赡之忧，广泛和睦而无盗窃乱贼。如此太平盛世，反映于门户：“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关门时，掩上门扇即可，不必横闩上键，因为世无“盗窃乱贼”，不需设防。
　　《礼记》的这番理想谈，后来凝为四个字：夜不闭户。
　　这是一代代中国人的美好理想。
　　“三年，门不夜关，道不拾遗”，《史记·循吏列传》以此赞扬子产的政绩。说的是，春秋时代，子产治理郑国，一年一个变化，第三年已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了。
　　子产何以成功？从《史记·郑世家》看，“子产仁人”，相信为政以礼，又讲“为政必以德”。他还将法律条文铸在鼎上，公诸于众。看来，“门不夜关，道不拾遗”，好世风的形成不仅靠“礼”，也需要其它——例如，实行法制。《后汉书·东夷传》有论：“昔箕子违衰殷之运，避地朝鲜。始其国俗未有闻也，及施八条之约，使人知禁，遂乃邑无淫盗，门不夜肩”。门不夜扁，同如夜不闭户，这是“施八条之约，使人知禁”的结果。
　　晋代《华阳国志》中有个王涣，字稚子，曾作地方官，政绩斐然。书中写其政绩只八个字“路不拾遗，卧不闭门”。这已是极高境界，从所录民歌可证之：“王稚子，世未有，平徭役，百姓喜。”
　　敦煌遗书中有篇说唱伍子胥故事的变文，歌颂他“治国四年，感得景龙应瑞，赤雀咸（衔）书，芝草并生，嘉和（禾）合秀。耕者让畔，路不拾遗。三教并兴，城门不闭。”夜不闭户，城门也可大开了。说的是春秋故事，但这显然是唐代人心目中的太平世界。唐代有过社会安定、民众舒心的日子。“贞观四载，天下康安，断死刑至二十九人而已。户不夜闭，行旅不赍粮”，《隋唐嘉话》这样称颂唐太宗的太平天下。
　　清代袁枚志怪小说《子不语》有无门国故事，讲常州商贩航海舟没，漂至一国。小说的描写，宛如“海市”景象：“人民皆居楼，……有出入之户，无遮闹之门。国人甚富，无盗窃事”。真是高妙的设计。有出入之户，门户的出入口功能并不扔掉；无遮挡之门，门户的保卫功能则要摒弃。随园先生所语，其实是一种理想中的境界。对此，他缀以两个条件，一是国人富，二是无盗窃，似乎意识到据此两条，前者做社会物质基础，后者为社会道德风尚，才可望宇内无大门。
　　这样的两条，有很重的分量。
　　
　　2.锁门闭户
　　
　　夜不闭户固然好，可是那需要相应的社会条件，道德的，风尚的，治安的，等等。唐代的贾岛写了句“僧敲月下门”，拿不准这月下门，该是敲好，还是推好。这样在驴上苦苦琢磨着，不觉冲撞了韩愈出行的仪仗队，被左有拿下。贾岛对韩愈讲自己正“推”“敲”不定，韩愈说：“用‘敲’字佳。”
　　推、敲之间，推门而入总有点唐突，而敲则温文尔雅礼貌些。同时，月下门可推，那必是夜不闭户的；而敲呢，是不是锁门闭户了，所以要叩门？韩愈时为“吏部权京兆”的官员，也许他选择“敲”，还考虑到了治安的状况。
　　另有一段诗话，道士李伯祥诗句“夜过修竹寺，醉打老僧门”，被苏东坡称赞为可爱的奇语，见《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五十七。醉态里还是在打门，而没有破门而入，这大概已不是出于礼貌的原因吧。
　　“柴扉夜未掩”，这不是夜不闭户吗？就请读全诗。明代张岱《西湖寻梦》录宋时杭州梵天寺的题壁诗：“落日寒蝉鸣，独归林下寺。柴扉夜未掩，片月随行履。惟闻犬吠声，又入青萝去。”蝉鸣于树，月淡风清，归人独行，寺门来掩，自是幽静氛围；然而，狗叫了，在这夜静时分。人们养狗于什么呢？看家护院守门户。这首题壁诗没有漏掉这一笔，该算是写实之作。
　　做为一种美好的憧憬，“夜不闭户”不绝于经史子集。可是，它似乎很少实现过。“静夜家家闭户眠，满城风雨骤寒天”，宋代诗人范成大《夜坐有感》写的就是别一番景象。旧时为人们普遍接受的《朱子治家格言》，开篇讲：“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要内外整洁；既昏便息，关锁门户，必亲自检点。”居家过日子，每日要做好这两件事。而关锁门户，一须有时间观念，既昏便息，不是深更半夜才想起大门未闭；二须精心谨慎，要做到亲自检点。看那刊册里图片点击可在新窗口打开查看的附图（图52），治家主人闩门之状，确是毫不马虎的。
　　防闲。《旧唐书·李益传》记，进士李益，诗歌广为传诵，“然少有痴病，而多猜忌，防闲妻妾，过为苛酷，而有散灰扃户之谭闻于时，故时谓妒痴为‘李益疾 ’；以是久不调，而流辈皆居显位。”防闲妻妾，以至于白日里门户上锁，门前撒灰，表现出一种病态心理。这是没有普遍意义的锁门闭户的事例。
　　再来说锁门之锁。
　　理想与现实，它们相互依存的前题，是两者之间由距离间隔着。自古以来，人们并不拒绝夜不闭户的理想，也不肯放弃每晚关门闭户，以此换得一觉到天亮的安全感。如果要量一量这中间，理想同现实隔着多远，可借宋代《芝田录》之说——“门钥必以鱼者，取其不瞑目守夜之义”。这反映了古人的想法：夜须闭户，、且要上锁；那锁钥仿鱼形，是希望门上铁锁像夜不闭眼的鱼一样，时刻警醒着，将门户锁闭得牢牢的。
　　仿鱼形锁钥，并非仅是口头说说。其在宋代以前就大量使用，如今遗存不少，成了文物。一实一虚相呼应，唐代段成式《酉阳杂俎》描述了一个虚幻之物：“护门草，常山北，草名护门，置诸门上，夜有人过，辄叱之。”此草显然出于想象，而生发这一妙想的土壤，则是现实生活里的心理需求。
　　其实，护门草的神奇功能，不过是看门狗的本分而已。狗列六畜中，主要靠了看门守夜的本领，这是其它家畜不能取代的。十二生肖戌属狗，明代《七修类稿》、清代《广阳杂记》等都说，戌时方夜，而狗为司夜之物，故戌属狗。在关于十二属相的种种解释中，戌时夜、狗守夜的解说，最易被人们所接受。
　　司夜的狗，于关锁门户的物质、心理屏障之上，叠加了一道保平安的门闩户锁。
　　
　　3．钟鼓楼与开关门
　　
　　门、户的开与关之间，就是如此丰富地包含着古人的心理、古代的观念。
　　《南史·齐高帝诸子传》，萧道成第十子、始兴王萧鉴“性聪警”，“有高士风”。在蜀，他曾同长史虞棕谈城门的开和闭：
　　州城北门常闭不开，鉴问其故于虞棕，惊答曰：“蜀中多夷暴，有时抄掠至城下，故相承闭之。”鉴曰：“古人云，‘善闭无关键’。且在德不在门。”即令开之。戎夷慕义，自是清谧。
　　“善闭无关键”是句很有哲理的话，萧鉴作了发挥：“在德不在门”。一反往常，城门大开，反倒清静无扰。原因在于城外人对此举的反映——“慕义”。城门紧闭是一种充满歧视的屏障，随着城门的打开，屏障已除，所谓“在德不在门”的“德”。城门里边取“在德”的姿态，城门外边有“慕义”的感想，于是矛盾化解，城里城外也就相安无事了。
　　《南史》这段故事，通过城门的启阖，反映了古代关于治、乱的思考。唐末罗衮《门铭》：“金枢玉键何足牢，止盈修德后必昌。”立意也是重修德而轻门关。
　　中国的古城大多是曾有钟鼓楼的。钟鼓楼辖制着全城公共大门的开关。
　　唐代都市里实行城坊制度，改古代的里为坊。坊之义，在于防，如《说文》所言，“防，或从土”。里门也随之称坊门。坊设坊正，由他“掌坊门管钥，督察奸非”。治安防范之严，不但城门夜闭，坊门也要听鼓而开听鼓而关。
　　唐代传奇中，自行简《李娃传》，荥阳生初会李娃之日，写到了暮鼓：“久之，日暮，鼓声四动。……姥曰：‘鼓已发矣。当速归，无犯禁。’”黄昏时分，鼓声响起，这是闭门鼓。唐代沈既济的《任氏传》写及闻鼓开门：“将晓，……约后期而去。既行，及里门，门扈未发。门旁有胡人鬻饼之舍，方张灯炊炉。郑子憩其帘下，坐以候鼓。”《唐会要》卷八十六所载奏文，则说一些大户出入不走坊门，将大门开在街上，不受坊正制约，“或鼓未动，即先开；或夜已深，犹未闭”，造成治安问题。
　　世代生活于严格门禁之中的人们，习惯成自然。因此，当唐代那么几个年份，在新年第一次月圆时，欢乐取代了门禁，给人们给历史何等强烈的新鲜感。宋代《事物纪原》“夜放”条说：
　　唐睿宗光天二年正月望，初弛门禁。玄宗天宝六年正月十八日，诏重门夜开，以达阳气。朱梁开平中，诏开坊门三夜。《国朝会要》曰：乾德五年，诏：“朝廷无事，区宇咸宁，况年谷屡丰，宜士民之纵乐，上元可更增十七、十八两夜。”自后至十六日，开封府以旧例奏请，皆诏放两夜也。
　　这是许多史籍都曾谈及的开了先河的事。正月的上元节期间，里坊之门通宵不闭，四面城门通宵敞开，与平日的宵禁形成对比强烈的反差。于是，在那没有公共夜生活的岁月，有了彩灯照耀、百姓同乐的夜晚。夜夜被门禁捆绑的生活，因此有了起伏，有了欢乐的小高潮，这便是张灯结彩、火树银花的节日。
　　松弛门禁的最初动机，着眼于“重门夜开，以达阳气”，——在寒冬已尽，新春开始之际，以此表示开门纳春，迎接春天气息的涌来。这虽然纯粹出于联想，但它却体现了中国古代文化燮理阴阳、融汇天地的大胸怀，体现了华夏传统思维方式的大视野。
　　由唐宋时代对于上无节期间放松门禁的记载，联系《吕氏春秋》有关仲夏之月“门闾无闭”之说——门，城门；闾，里门，可以进而推想：仲夏之夜不关闭城门里门的古风，至唐宋似已不传，所以人们对于城门坊门的三夜不闭，表现得那样的兴高采烈。
　　在著名的马可·波罗游记里，元大都的钟楼和门禁制度，是一并谈及的：
　　城之中央有一极大官殿，中悬大钟一口，夜间若鸣钟三下，则禁止人行。呜钟以后，除产妇或病人之需要外，无人敢通行道中。纵许行者，亦须携灯火而出。每城门命千人执兵把守。
　　每一城门守卒千人，显然是夸张之词。然而，所记元代时的宵禁制度当不是向壁虚构。
　　
　　4．封门
　　
　　为了保密，秦汉时代盛行封泥。例如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竹筒，用绳捆扎着，绳结处用封泥，封泥上盖着印。若打开绳子，封泥必然被破坏。不掌握原先所铃的印章，封泥也就不可能复原了。
　　将此思路移植到门户上，就是封条。纸条兼具绳和泥的作用，铃印变为封条上的字，除了字之外，还可在封条上盖上大印。就像封泥要封在横绑竖捆的绳子的打结处一样，封条贴在门扇上一般都是两相交叉的。小说《水浒传》明万历年间刊本，有插图表现封门的情景（图53），两扇门板关闭，封条交叉贴于门上，封条上均有“府封”字样。
图片点击可在新窗口打开查看　　其实，在封条之前，泥封也曾被施诸门户。旧题汉代刘向所撰《列仙传》有条材料，反映了这方面的情况：
　　方回者，尧时隐人也，尧聘以为间士。炼食云母，亦与民人有病者。隐于五柞山中。夏启末为宦士，为人所劫，闭之宝中，从求道。回化而得去，更以泥作印，掩封其户。时人言“得回一九涂门户，终不可开”。
　　方回为传说里的仙人。他被人劫持，禁闭起来，却能够变化脱身。他“以泥作印，掩封其户”，这不就是将封泥用于门户吗？方回的神异之事，不足信；然而，用封泥来封闭门户的思路，还是具有史料价值的。可以设想，把原本用来封物件的封泥，移用于封门户，并不需要太多的想象力。由此，不妨说在封泥派生出封条之前，曾有这样一种封门方式。
　　门加封条，主要取其标识意义。就阻止开启的功能来说，封条并不如门锁门闩之类。封条上门扇，往往意味着不得开启的权威性警示，足以令人望而却步；同时，封条一经被毁便不可复原，它的用途不在增加关闭的强度，而在于这它能够证明这门已被打开过。并且封条的这种证明是不可掩饰的。这就如同封泥，封泥所封的物件通常可以整体移走，加封只起证明是否曾被打开的作用。
　　上锁加封条，门便开不得了——不是打不开，而是开不得。这通常有几种情况。
　　官府封门是常见的。如汤显祖《牡丹亭·仆侦》：“南安府大封条封了观门”；《水浒传》里的“府封”，自然也是不言而喻的。
　　自家封门。例如明末小说《玉娇梨》第十五回故事：
　　不多时，到了卢家门首。只见大门上一把大锁锁了，两条封皮横竖封着，绝无一人。苏友白心下惊疑不定，只得又转到后园门首来看，只见后园门上也是一把锁、两条封皮，封得紧紧。
　　封皮即封条。横竖封着，当是十字交叉状。卢氏举家外出，“空宅封锁于此”，这是自家封门。
　　封条也为门文化增添些许花絮。
　　金兵攻入汴京，宋朝大臣张邦昌被迫僭位，为楚帝。“然邦昌不御正殿，不受常朝，不山呼及称圣旨。……禁中诸门悉缄锁，题以‘臣邦昌谨封’。”见《大金国志》。张邦昌本不愿意做那个傀儡皇帝。他不享受皇帝的种种礼仪，并将皇宫里许多器物封存起来，封条上写的字是“臣邦昌谨封”。这样的封条，大概可以说是千古奇观了。这封条，浓缩着特定时期里的一段宫廷故事，贴在宫闱。
　　闹八国联军那年，慈禧光绪仓皇出京。随扈西行的吴永，后来口述《庚子西狩丛谈》，言及至太原时，行宫“略有宫廷气象”。帘帷茵褥、陈设器件，均系嘉庆年间所备行宫御用。嘉庆御驾未至，准备下的东西一直存在太原藩库。“历任藩司，均不敢启视，但于门上更加封条一道，前后重叠，殆已至数十层”。——官员换了一任又一任，启封入库的麻烦事谁也不干，因为一经启封，倘若发现毁失，对前任已无法追究，对继任还须交代说明。于是相沿不问，每任新官都在封条上再加一封条，一种躲避责任的尽职尽责。积年累月，库门上的封条重叠至数十层。这库门上封条的奇观，难道不是对封建时代为官之道的讽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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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兰山人

第二节　门第门阀
　　
　　1·闾左闾右
　　
　　“闾右作威福”，明代宋濂《朱府君谒》的话。以“闾右”指代富豪，是由“闾左”派生出来的。司马迁写大泽乡的揭竿而起，留下许多典故，包括：“二世元年七月，发闾左适戍渔阳”。
　　闾，古代里巷的大门；又以门面而称谓整体，即二十五家为一闾，闾就是聚居的里巷。一闾之内，贫富不均，便有了“闾左”。唐代司马贞说这闾之左、右：“凡居以富为右，贫弱为左。”古代以右为上，富豪大户占了进阀门的右侧方位。这是关于“闾左”的一种解说。
　　
　　2．第：“出不由里门”
　　
　　如果说，闾左闾右有贫富贵贱之别的话，那么，进一步的话题是：闾里之内的等级差别，并不止左、右之分。
　　《文选·古诗十九首·青青陵上柏》“长衢罗夹巷，王侯多第宅”，注：“《魏王奏事》曰：出不由里门，而面大道者名曰第。”院门直通街衢，出入不走间里之门，这是王侯第宅才能享有的出入口。
　　第，向街开门。这是等级标志。《史记·孟子荀卿列传》：“齐王嘉之，自如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为开第康庄之衢，高门大屋，尊宠之。”淳于髡博闻强记，是个了不起的人物，齐王尊敬他，给予特殊的礼遇：在通衢大道上建造大门，筑起高高的第宅之门。
　　《汉书·于定国传》，于定国的父亲于公为县狱史、郡决曹，他自信子孙可望做更大的官。他所住里巷的闾门坏了，里中父老商议修闾门时，于公说：“少高大闾门，令容驷马高盖车。我治狱多阴德，未尝有所冤，子孙必有兴者。”后来，于定国官至丞相。如果当年于公住在筑有通衢的城里，如果于公的自信很充分的话，那就不光是“少高大闾门”的问题了——丞相之家难免要在大街上开门的。
　　古代城镇布局，以闾、里、坊为封闭的小区单位，设门。里门坊门，平头闾闾出入由之。那门昼启夜闭，便于治安防范。达官贵人们则可以不受此制约，把自家府第的门开到大街上。
　　白居易《伤宅》设问：“谁家起第宅，朱门大道边？”诗中自答：“主人此中坐，十载为大官。”大门漆朱已临通衢大道，这很是一种特权。
　　《唐会要》卷八十六载，太和五年七月，左右巡使上奏文说：
　　伏准令式，及至德长庆年中前后敕文，非三品以上，及坊内三绝，不合辄向街开门各逐便宜，无所构限，因循既久，约勒甚难。或鼓未动，即先开；或夜已深，犹未闻。致使街司巡检，人力难周，亦令奸盗之徒，易为逃匿。……如非三绝者，请勒坊内开门，向街门户，悉令闭塞。
　　唐代的左右巡使，负责纠察京城内外官员违法失职等事项。他们就宅第大门的开向问题奏了一本。这篇奏文至少具有两方面的史料价值。首先，唐代时，三品以上官宦的宅第虽也被纵横的大街划分在城坊里，但那些达官显贵享有“向街开门”的特权，出入不经过坊门，不受坊门启闭的制约。其次，左右巡使为“向街开门”的事打扰皇帝，提出“如非三绝者，请勒坊内开门，向街门户，悉令闭塞”的建议，所针对的状况是，向街门户“无所拘限，因循既久，约勒甚难”。够不上级别者也要向街开大门，向街宅门多了，又不按时启闭，使得坊门的控制作用被削弱，造成治安问题。
　　“出不由里门”、院门开在街上，在唐代依然是一种特权，并且，有人虽无资格享此特权，却硬是要把大门开在街道上。
　　
　　3．门的高矮大小
　　
　　左思《咏史》，“峨峨高门内，蔼蔼皆王侯”。峨峨，高貌。王侯哪去找？峨峨高门内。
　　门楼高显，可壮观瞻。高大门楼立着，便是一种言语。《旧唐书·马周传》载，太宗时，监察御史马周上疏：
　　臣伏见大安宫在宫城之西，其墙宇门阙之制，方之紫极，尚为卑小。臣伏以皇太子之宅，犹处城中，大安乃至尊所居，更在城外。虽太上皇游心道素，志存清俭，陛下重违慈旨，爱惜人力；而蕃夷朝见及四方观听，有不足焉。臣愿营筑雉堞，修起门楼，务以高显，以称万方之望，则大孝昭乎天下矣。
　　李世民玄武门杀兄，又逼父亲李渊让位，从而当上皇帝。马周上疏，是在这一切平息之后。他说李渊所居，关涉着“大孝昭乎天下”也就是皇帝的声望，并为此出谋献策——所言修高祖之宫，实在是为给太宗脸上刷色儿。马周指出大安宫尚欠气派，而他的建议是“营筑雉堞，修起门楼，务以高显”。门楼高显，为了给人看，以示太上皇仍在养尊处优，李世民也就“大孝昭乎天下”了。唐太宗采纳了马周的建议，修父亲的门楼，做关乎自己形象的文章。
　　在等级社会里，宅门的高矮大小，同尊卑程度成正比。《新五代史·赵囗传》载：赵囗“幼与群儿戏道中，部分行伍，指顾如将帅，虽诸大儿皆听其节度，其父叔文见之，惊曰：‘大吾门者，此儿也！’及壮，善用弓剑，为人勇果，重意气，刺史闻其材，召置麾下。”这里，从孩子的游戏中，父亲看出儿子是统军领兵做大官的材料，一句“大吾门”，说的是使赵家的社会地位得到提高。“唐昭宗以陈州为忠武军，拜囗节度使”，——这是后话，赵囗真的实现了其父“大吾门”的希望寄托。
　　以门的大小来体现地位尊卑，这得到社会普遍的认可。由此，本可高大其门的官僚，如若并不那样做，有时也就似乎成了美德。
　　宋代周密世代为官，曾祖随宋室南渡，定居湖州。周密《癸辛杂识》称“大父廉俭”，说杨伯子到湖州作官，“尝投谒造门，至不容五马车”，杨伯子下车端详，感叹说：“此岂侍郎后门乎？”周密记此一笔，绝非是自惭形秽地讲门脸寒酸。
　　容车之外，还有个标准：要能容轿子。对官宦人家说来，“门不容轿，世俗以为耻”。这在清代《茶香室丛抄》中有所反映。该书摘录的材料说，因门小，客人及门而下轿。主人出迎，笑着说：“父辈在时，并不这样。门不容轿，是因如今的轿子大于旧时。”来访者也笑着说：“轿子不过略大数寸，你的门扉是不是太狭了点？”言虽似谑，实是称赞其“不变于俗”，即不流俗。《茶香室丛抄》撰者说：“门不容轿，世俗以为耻，不知昔贤转以为美也。”
　　贫富看大门，这种门脸意识，不仅属于上层社会，也是社会底层人们的一种生活经验。在尚有地主老财的年代，沿门讨饭的乞丐唱乞歌，流行于陕北的一段这样唱：“进了村，观吉祥，财主家门楼比人强。看门狗儿狮子样，叫鸣鸡儿赛凤凰……半天不给半个馍，我把这家歌儿为改过：进了村，不观祥，塌塌门楼烂垣墙。看门狗儿死不下，叫鸣鸡儿没翅膀……”
　　乞讨先奉承，夸吉祥就从“门楼比人强”唱起；若这户人家竟无施舍，乞者也不是好惹的，把奉承的词改过来，褒变贬，仍从门楼唱起，变为“塌塌门楼烂垣墙”了。编这乞歌的人，聪明地运用了宅院大门的象征性。
　　在山东鄄城一带，旧时民间房舍院大门有三种样式，反映着住户经济状况的三个档次。据1991年1期《民俗研究》载文，起脊门楼，富殷之家派头。门楼砖墙瓦顶，脊上置陶兽，脊中央插钢叉旗；两扇大门，上悬金字匾额。中等之家建“鸡架”门楼，已不求起脊门楼的壮观。垒两个砖垛，架上横木，上砌三行青砖，整个大门状若鸡架。两扇简易的黑色板门，用锅底灰染色。至于贫寒人家，院门采用“墙豁口”样式，土墙围院，豁口为门，编枝成扉。
　　老年代里，北京人对于富实之家呼之为“大宅门”。这样的人家，不仅宅门大，并且通常设门房，有看门人。1937年东北《海城县志》：
　　城中大门多盖门楼，圆杉列脊，上用瓦覆，门用木板，下包铁叶；亦有用角门者。大门之内，复有建二门、砌花墙，隔院为二进者。乡间编柳为门，上置横木，古谓“衡门”，亦有建门楼者，角门极少，以农家大车出入不便也。世家大门、二门多悬匾额。清制，如系进士出身，映壁用三台，上置钢又、吻兽，屋脊亦置之，门两旁树旗杆。举人亦树旗杆，但用单斗，进士双斗，各有差异。其有孝子节妇，或热心公益之人，则由官府题额褒奖，悬诸门上，亦古人表宅旌闾之义。
　　在青海乡间，院大门被视为财力的象征，砖大门与土大门，门不当户不对。婚姻讲门户，当地的惯用语是：“砖大门对砖大门，上大门对土大门”。
　　唐代《朝野金载》记，冀州长史吉懋要强娶南宫县丞崔敬长女为儿媳，崔敬因有事故不敢拒绝。花车到了门口，崔敬妻抱着女儿大哭：“我家门户低，不曾有吉郎。”女儿则躺着死活不起来。小女儿对母亲说：“父有急难，杀身解救。设令为婢，尚不合辞；姓望之门，何足为耻。姊若不可，儿自当之。”说完，登车而去。这故事，颇有知难而上、见义勇为的味道。此味道所由来，在于面对“姓望之门”的姻缘，一家人的心理定势——“我家门户低”，尽管这还是县丞之家。门当户对是怎么回事，这个故事可做出解释。
　　
　　4.门的等级
　　
　　封建社会等级森严，高高在上、低低在下，尊早大小，各有名分。并且，于大门之外便见分晓——“天子诸侯台门。此以高为贵也”，《礼记·礼器》说得分明。这一篇儒家经典又说：“诸侯以龟为宝，以圭为瑞。家不宝龟，不藏圭，不台门，言有称也。”家，指卿大夫。相对诸侯，其等而下之。诸侯以龟为宝，他不能；诸侯以圭为瑞，他不能；卿大夫门前还不能设台门。台门，大门两旁筑士为台。台上起屋即是门阙。
　　《古今图书集成》引《稽古定制》，在唐代规定官员屋舍，三品以上门屋不得过三间五架，五品以上含五品门屋不得过三间两架，六品七品以下门屋不得过一间两架。
　　《明会典》载，洪武四年定出王城制度，如“王宫门地高三尺二寸五分”，“正门、前后殿、四门、城楼饰以青绿点金……四门、正门以红漆、金涂、铜钉”。后又规定，“亲王宫殿门庑及城门楼，皆覆以青色琉璃瓦”。甚至连门名也划一：“四城门：南曰端礼，北曰广智，东曰体仁，西曰遵义”。虽为王府，也不许连制。明嘉靖二十九年，伊王府因多设门楼三层，“奏准勘实，于典制有违，俱行拆毁”，没有可商量的余地。
　　宋代规定“非品官毋得起门屋”，即宅院大门只能建为墙式门。封建社会里的等级制度，于此可见一斑。
　　富和贵的区别，则是等级制度的另一种表现形式。1935年《阳原县志》讲当地的四合院：“若科第举人者，门前多置旗杆二，上下马石二；商人则不敢为之，分别贵富如此”。人前显贵与财大气粗是两个不同的范畴。这在宅门前就有不同，走仕途者门前置旗杆，“商人则不敢为之”。商人不是没有那个财力，而是不敢立杆——怕的是舆论，在等级观念等级制度主导着社会的时代，硬要违反社会普遍认可的规范，无疑是会碰钉子的。
　　这种等级观念，甚至对庙宇里的偶像也是一把尺子。历代礼奉关羽，不断加封号，清朝锦上再添花，衔封得更高了，使得关圣帝君庙的大门也升了格，——大门“易绿瓦为黄”，《清史稿》有载。门上黄瓦，帝王的待遇。
　　
　　5．从兰锜到门戟
　　
　　十八般兵器配上十八般武艺，刀枪剑戟、斧钺钩叉，等等。单说这戟能勾能刺，集戈与矛的杀伤效能于一体，商代青铜始铸，至战国、汉晋而大盛，《史记·项羽本纪》“自被甲持戟挑战”，《后汉书·马武传》“被甲持戟奔杀”，楚霸王、汉战将，冲锋陷阵均以戟杀敌。这是戟做为兵器的辉煌期。这辉煌，还使戟成为当时仪仗的器物。南北朝以后，戟渐被枪所取代，由沙场上真勾实刺的家伙，演变为门前的摆设。做为兵器，戟不再辉煌了，但却成了显示官位品阶的符号。这就是门戟。
　　《周礼·天官·掌舍》记有“棘门”，汉代郑玄解释：“棘门，以戟为门。”《墨子·杂守》讲城门守卫，“各四戟，夹门立，而其人坐其下”。坐于戟下者是卫兵，夹门而立的戟大约是需要兵器架的。这类兵器架，古人送它个名称：兰锜。
　　门戟的由来，就形式来说，又同兰锜相关。兰锜：兰，用来放戟、矛、刀等，也可称其为兵兰、兵阑；锜，用来放弩。汉张衡《西京赋》道：“武库禁兵，设在兰镐。”洛阳纸贵的《三都赋》：“陈兵而归，兰锜内设。”关于兰镐，隋末唐初人张铣说：“兵架也。陈列于甲第之门，若今戟门。”
　　在汉画像石、画像砖上，兰锜并不稀见，兵兰插列的兵器通常必有戟。如，河南唐河针织厂汉墓，墓门内壁两侧所刻兵器架；四川成都曾家包汉墓，壁画兵兰图；徐州青山泉白集汉墓图片点击可在新窗口打开查看画像石刻画的兵兰（图54）。山东沂南汉墓画像石的兰镐石图案，架上间隔均匀地插放着两戟三矛，另有两弩分别挂在两戟、两矛之间。戟和矛头上套着囊套，囊套饰花纹并垂着流苏，表明其更多地着眼于摆设，而不是取用。并且，戟上套罩，古人称其为囗戟，具有仪仗意义。
　　就内容的因袭而言，门戟是达官贵人出行时前导仪仗的凝定。《汉书·韩延寿传》说：
　　延寿衣黄纨方领，驾四马，傅总，建幢囗，植羽葆，鼓车歌车。功曹行车，皆驾四马，载囗戟……延寿坐射室，骑吏持戟夹陛列立，……
　　这是韩延寿的政敌搜罗的材料，说他出出进进摆非分的排场，以证他的上僭不道。那其中包括用戟。“骑吏持戟”，是兵器之戟。同时还用仪仗之戟——囗，颜师古释：“囗，有衣之戟也，其衣以赤黑缯为之。”
　　“持囗戟为前列”，倒不是皇帝的专享，可见《后汉书·舆服志上》。这里不再引述。
　　说门戟，前引《汉书·韩延寿传》的材料更重要些。其涉及两种戟，兵器戟和仪仗戟。前者派生了后者，又经由后者，衍生出摆在门前的戟——用于行进中的前导仪仗，变为立于门前的身分标识，即《隋书·柳或传》所谓“时制三品以上，门皆列戟”，《旧唐书·张俭传》所谓“唐制三品以上，门列囗戟”。
　　门设戟，做为一种显贵的象征而被社会接受，是隋唐以前。北周的达奚武“居重位，不持威仪，……外门不施戟，恒昼掩一扉”，《周书》为其立传特书一笔。意思是说，达奚武具备在自家大门外设戟的身分，却避开本该享受的待遇。这是南北朝时期的人和事。
　　能设门戟而不设，是佳话，再来说一段。唐代时，三品以上官员邸院门前可以立戟。《旧唐书·崔从传》：“从少以贞晦恭让自处……阶品合立门戟，终不请。”终不请，用了个“请”字。
　　“不请”是佳话，立戟更光荣。在唐朝，张俭兄弟仁均列囗戟，人称“三戟张家”；崔琳兄弟仨也以同样的形式光宗耀祖，被誉为“三戟崔家”。
　　因是荣耀，有人请求京宅、故乡两立之，获皇帝恩准。见《唐会要》卷三一十二：
　　玄宗朝，卫尉卿张介然为河陇行军司马，因入奏上言曰：“臣今三品，合立囗戟。臣河东人，若得本乡立之，百代荣盛。”上曰：“卿且将戟归故乡，朕更别给卿戟，列于京宅。”本乡立戟，介然始也。
　　京官外放，也请求带着门戟赴任。唐长庆二年，礼部尚书韦绶，被任命为山南西道节度使，辞行之日，请门戟十二柄，自持赴藩镇。他的请求，得到应允。
　　门戟陈列在大门前，难免日晒风吹雨淋，油漆褪色、缯衣失艳。开元八年朝廷定了个范围，给予“官易”的待遇，“其门戟幡有破坏，五年一易”。
　　门列囗戟的数目，有严格的品阶规定，不可乱来的。《唐会要》载：
　　天宝六载四月八日，敕改仪制，庙社门、宫殿门，每门各二十戟；东宫每门各十八戟；一品门十六戟；嗣王郡王，若上柱国、柱国带职事二品，散官光禄大夫已上，镇国大将军已上，各同职事品，及京兆河南太原府，大都督大都护，门十四戟；上柱国、柱国带职事三品，上护军带职事二品，若中都督、上州、上都护，门十二戟；国公及上护军带职事三品，若下都督、中下州，门各十戟，并官给。
　　可见门前列戟，宫门最多，为二十戟，以偶数递减，最少为十戟。门戟的有无，是显贵与否的标志，门戟的数目，则将官阶几品表现在门前了。
　　五代时，后晋天福三年五月皇帝下诏：“应中外臣僚，带平章事、侍中、中书令及诸道节度使，并许私门立戟，仍并官给及据官品依令式。”见《五代会要》卷六。官员们在自家门前立戟，要“据官品依令式”，因为门戟本来就是官品的标志。
　　宋代门戟定制，见诸《宋史·舆服志二》：
　　门戟，木为之而无刃，门设架而列之，谓之囗戟。天子宫殿门左右各十二，应天数也。宗庙门亦如之。国学、文宣王庙、武威王庙亦赐焉，惟武成王庙左右各八。臣下则诸州公门设焉，私门则府第恩赐者许之。
　　武成王即姜太公吕尚。唐代追封其为武成王，列入祀典。宋时依然祀奉，与文宣王孔庙并列。因为其掌武事的缘故，庙门立十六戟。这说明，尽管门前戟早成为礼仪的符号，木质无刃，摆设而已；可是，人们毕竟没有忘记它的当初，它是冲锋陷阵的兵器，——刀枪剑戟斧钺钩叉，它属武。据清《国朝宫史续编·宫殿二》，社稷坛戟门“列戟七十有二”。
　　门戟之为用，正在于天子宫门需要威加四海的帝王霸气，达官显贵需要抖一抖门前威风。

木兰山人

6．表闾
　　
　　周武伐纣，克殷后采取了一系列争取民心的措施，其中之一是《尚书·武成》所说“式商容闾”。此事，《史记·周本纪》记为“表商容之间”。司马迁并且介绍其人：“商容贤者，百姓爱之，纣废之。”一个受到百姓爱戴的人，为商纣所不容。周武王反其道而行之，以表闾的方式来表示礼贤之意。
　　从司马迁写下表闾开始，旌表门闾的记载不绝于史。
　　如何表闾？《后汉书·百官五》：“凡有孝子顺孙，贞女义妇，让财救患，及学士为民法式者，皆扁表其门，以兴善行。”旌表的对象及方式均涉及。“扁表其门”，形式并不很复杂。表闾方式，还见《南史·周盘龙传》：“孝子则门加素垩，世子则门施丹赭”。南朝虽多战乱，但《南史·孝义传》记榜门表闾之事却并不少。如：
　　董阳三世同居，外无异门，内无异烟。诏榜门曰“笃行董氏之间”，蠲一门租布。
　　严世期，会稽山阴人也。性好施，……宋元嘉四年，有司奏榜门曰“义行严氏之门”。
　　益州梓潼人张楚，母疾，命在属纩，楚祈祷苦至，烧指自誓，精诚感悟，疾时得愈。见榜门曰“孝行张氏之间”，易其里为孝行里。
　　霸城王整之姊嫁为卫敬瑜妻，年十六而敬瑜亡，父母舅姑欲嫁之，誓而不许，乃截耳置盘中为誓乃止。……雍州刺史西昌侯藻嘉其美节，乃起楼于门，题曰“贞义卫妇之间”。又表于台。
　　依上所记，受朝廷表彰的人家，除了门加素垩、门施丹赭，还有“义行严氏之门”、“孝行张氏之间”这类的标榜，且可起门楼，建高台。
　　到五代时，大概因为表闾的形式越来越奢华，搞得过了头，后晋王朝的户部官员上奏皇帝，就表闾的样式问题，讨个可以因循的章程。此事见《五代会要》卷十五：
　　晋天福四年间七月，尚书户部奏：“李自伦义居六世，准敕旌表门间，当司元无令式，只先有登州义门王仲昭六代同居，其旌表有厅事步栏，前列屏树、乌头，正门阀阅一丈二尺，二柱相去一丈，柱端安瓦桷黑漆，号乌头，筑双阙一丈，在乌头之南三丈七尺，夹街十有五步，槐柳成列。今举此为例，又不载令文。”敕：“王仲昭正厅乌头门等事，既非故实，恐紊彝章，宜从令式，只表门间。于李自伦所居之前，量地之宜，高其外门，安绰楔。门外左右各建一台，高一丈二尺，广狭方正，称台之形，圬以白泥，四隅染赤。行列植树，随其事力。同籍课役，一准令文。”
　　户部的奏本举了个例子，是登州表彰六代同居的“义门”的，门前设影壁，立阀阅，筑双阙，树木成行。这规模大了些，规格高了些，奏本说找不出依据来。当时的皇帝是名声欠佳的石敬塘。敕令下来，“宜从令式，只表门闾”。所批准的表闾规格样式也是挺醒目的，要高大其门，大门外建双台，污白染赤，门前植树成行。
　　如此这般，比周武王时代的表闾气派多了。表闾的主旨也早就完成了质的改变。周武王表闾，礼敬社会贤达，做出一种政治姿态；而后世的表闾，表彰贞节孝义等等，传达着封建时代的社会价值取向。
　　表闾很荣耀。得此荣耀，付出的代价往往很大。付出青春为代价，如《南史》中那个割耳守节，赢得“贞义卫妇之闾”的十六岁女子。有时，荣誉是生命换来的，像《元史·列女二》：李赛儿为免受屏，先杀女儿后自杀，其家门被写上“王士明委李氏贞节之门”字样。
　　旌表为社会较为低层的人们提供了一种机会。世家可以门前阀阅，科举使读书人光耀门庭，官品能够换来门前列戟；而表闾，相对说来，最为贴近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它所要张扬的，是孝子顺孙、义夫节妇、累世同居事迹。统治者着意打开一扇平民获得荣誉的门，旌表不仅体现了对于世风的倡导，同时也是在社会荣誉方面的一种平衡措施。唐朝初年即用此，《旧唐书·孝文·宋兴贵》：宋兴贵累世同居，躬耕致养，唐高祖闻而嘉之，武德二年颁诏称赞其“立操雍和，志情友穆，同居合爨，累代积年，务本力农，崇谦履顺。弘长名教，敦励风俗，宜加褒显，以劝将来。可表其门闾，蠲免课役。布告天下，使明知之”。明代万历年间重修《明会典》载：
　　国初，凡有孝行节义为乡里所推重者，据各地方申报，风宪官核实，奏间即与旌表。其后，上许布衣编民、委巷妇女得以名闻，其有官职及科日出身者，俱不与焉。
　　明代重视旌表，洪武二十一年曾榜示天下，“本乡本里有孝子顺孙、义夫节妇，及但有一善可称者，里老人等，以其善迹，一闻朝廷，一申有司，转闻于朝。若里老人等已奏，有司不奏者，罪及有司”。邻里可以推荐旌表对象，有关部门若是耽误失职，要被追究责任的。
　　如此重视，却又限定了旌表对象的范围，只表彰平民，这不妨归为一种政治眼光。明代中期仍坚持这一原则。正德十三年，“令军民有孝子顺孙、义夫节妇，事行卓异者，有司具实奏闻。不许将文武官、进士、举人、生员、吏典、命妇人等，例外陈清”。几年后，换了个皇帝，对此有所放松，《明会典》载：“嘉靖二年奏准：今后天下文武衙门，凡文职除进士、举人系贡举贤能，已经竖坊表宅，及妇人已受诰敕封为命妇者，仍照前例不准旌表外，其余生员、吏典一应人等，有孝子顺孙、义夫节妇志行卓异，以激励风化，表正乡间者，官司俱仍实迹以闻，一体旌表。”旌表对象的社会阶层稍有扩大，扩进来的，依然是社会地位相对较低的那一部分人。
　　明代的表闾，尚有一项“不许”，值得录下。洪武“二十七年诏：申明孝道，凡割股或致伤生、卧冰或致冻死，自古不称为孝。若为旌表，恐其仿效，通行禁约，不许旌表”。朝廷提倡，往往形成效应。齐桓好服紫，百姓皆衣紫，形成风气；更有甚者，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孝顺既可表闾，割股伤生、卧冰冻死，在所不惜。若表彰此种孝行，实在是对生命的漠视，是一种残忍。朱元球下诏，说一句“不许”，当是有针对性的。
　　明初对于立牌坊的范围限制，不失为一种政治智慧。然而，到了明朝中期，情况有了很大变化，一些显官也热衷于门前牌坊。当时的一位官员陆容对此有所微言，写在《寂园杂记》一书中：
　　今旌表孝子节妇及进士举人，有司树坊牌于其门，以示激劝，即古者旌别里居遗意也。闻国初惟有孝行节烈牌，宣德、正统间，始有为进士举人立者，亦惟初登第有之。仕至显官，则无矣。天顺以来，各处始有冢宰、司徒、都宪等名，然皆出自有司之意。近年大臣之家，以此为胜，门有三坐者，四坐者，亦多于求上司建立而题署，且复不雅，如寿光之“柱国相府”，嘉兴之“皇明世臣”，亦甚夸矣。近得《中吴纪问》阅之，见宋蒋侍郎希鲁不肯立坊名，深叹古人所养有非今人所能及者。吾昆山郑介庵晚年撤去进士坊牌，云无遗后人笑也。
　　陆容批评那些刻意经营门前风光的大臣，牌坊立了三座四座之多，追求溢美，请上司题写夸大其辞的语句，榜于坊上，以为荣耀。陆容慨叹，宋朝侍郎蒋希鲁“不肯立坊名”，古人的修养真是今人所比不上的。他还称赞一位姓郑的同乡，“晚年撤去进士坊牌”的做法。
　　门闾一经旌表，便成了人们远瞅近瞧的光荣之家。可是，门前若被立一块“记恶碑”该如何呢？确曾有过这等事，请看五代王仁裕《开元大宝遗事》所记：
　　卢奂累任大郡，皆显治声，所至之处，畏如神明，或有无良恶迹之人，必行严断，仍以所犯之罪，刻石立本人门首，再犯处以极刑。民间畏惧，绝无犯法者。明皇知其能官，赐金五千两，玺诏褒谕焉。故民间呼其石为记恶碑。
　　门前立起“记恶碑”，罪犯敢不洗心革面？立了碑后，再犯处以极刑，谁敢再犯？实行这种治安措施的地方官，得到了唐明皇的赏识。
　　仍来说表闾。表闾既然荣耀，为此处心积虑的人，沽名钓誉的事便在所难免。、唐代《朝野佥载》记以“孝”欺世盗名之事：“东海孝子郭纯丧母，每哭则群鸟大集，使验有实，旌表门闾”。表闾之前挺谨慎，去察验了一番，但还是上当了。后又访，方知“每哭，即散饼食于地，群鸟争来食之。后如此，鸟闻哭声以为度，莫不竞凑，非有灵也”。一哭就有饼食，鸟儿形成条件反射，于是有了哭声起鸟群来的景观。
　　表闾通常是朝廷官府的事。老百姓借用这种形式，不事褒扬，而示贬斥，可谓表闾这一事物的副产品。例如，以“世修降表李家”表门，见《新五代史·孟昶传》。这个被鞭答嘲讽的人名叫李吴，曾为前蜀翰林学士，前蜀亡时，他草表以降；多少年后，仍在成都，李吴在后蜀为官。宋师兵临城下，后蜀孟昶的降表，又出自李吴的笔端。李吴的降表，前后送走了王姓的前蜀、孟姓的后蜀。这自然不是文采飞扬的体面事。“蜀人夜表其门曰‘世修降表李家’，当时传以为笑”。表彰的形式，被人们用为讽刺的形式。当然，形式已是简化了的，不过门上加几个字而已。
　　表闾，中国古代门文化的一大景观。对于门的重视，对于门功能的开发，产生了这一文化景观。通过对一些人家大门前的美饰，统治者向社会广而告之，提倡什么、反对什么，都写在那门闾之上。至于大门内形形色色的故事，则是对门上字的活生生的诠释。
　　
　　7．阀：世家门前立阀阅
　　
　　门第门阀，在封建时代里，一种不可小视的社会存在。门第之第的来源，是大门开在通衢的特权，前已述；那么，门阀呢？阀，即阀阅。
　　阀阅是资历和功绩。祖先立下的功业，后人当作资本，言家世，称世家，“阀阅”二字可备用。《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太史公曰：“古者人臣功有五品，以德立宗庙定社稷日勋，以言日劳，用力日功，明其等曰伐，积日曰阅。”阀阅，也作伐阅。
　　为将功业张扬于门前，仕宦人家在大门外树柱子，题记功业。这柱子的名称，就叫阀阅。《玉篇·门部》：“在左曰阀，在右曰阅。”阀是大门左边的柱子，阅是大门右边的柱子。
　　阀阅与乌头门，请读宋代李诫《营造法式》的表述：
　　《唐六典》：六品以上仍通用乌头大门。唐上官仪《投壶经》：第一箭入谓之初箭；再入谓之乌头，取门双表之义。《义训》表揭阀阅也。
　　《营造法式》为有关中国古代建筑的经典之作。其书载有乌头门图形。乌头门的两根立柱是大有讲究的。这讲究在于阀阅——世宦门前表示功绩的柱子。宋代《册府元龟》：“正门阀阅一丈二尺，两柱相去一丈，柱端安瓦确墨染，号乌头。”
　　明代方以智对前人的说法做了总汇，他的《通雅》写道：
　　士大阀阅之门，亦谓之阙。唐宋敬则以孝义世被旌显，一门六阙相望。又杨炎祖哲，父播，三世以孝行闻，门树六阀。阙言额也。又尹仁智曾祖养，祖怦，父慕先，一门四阙。《史记·功臣表》：“明其等日代，积日日阅。”《汉书》：“赍伐阅上募府。”后因作代阅。元之品制，有爵者为乌头阀阅。《册府元龟》言： “阀阅二柱，相去一丈；柱端安瓦筒，号为乌头染，即谓之阙；柱端之筒谓之扌沓头，又曰护朽。”
　　因都是在家门口张扬美名的事，所以，官宦世家记功的阀阅，同孝悌之家的表闾，也就往往被混为一谈。如宋代《鸡肋编》：“襄阳尹氏，在唐世以孝弟四经旌表，今门阅犹存。”王安石诗“四叶表闾唐尹氏”，所言即此。
　　门之阀阅，本是物件；阀阅被视为一种世代因袭的家族地位的标志，同中国封建社会的等级划分融为一体，便产生了门阀之说。世族大姓，自矜门第，累世为官，如《晋书》所说，“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唐庄宗任用冯道为掌书记，世族门阀出身的卢程，自己虽无起草文书之才，却对此大为不满：“用人不以门阀，而先田舍儿耶？”
　　婚姻讲究门当户对，门第不等不通婚。《南史·贼臣传》载，侯景请娶于王、谢，梁武帝说：“王、谢门高非偶，可于朱、张以下访之。”门高，门阀高。《新五代史·崔居俭传》：崔氏自后魏、隋、唐以来为世族，“吉凶之事，各著家礼。至其后世子孙，专以门望自高”。崔居俭“拙于为生，居显官，衣常乏，死之日贫不能葬”。以门望自高，世代硬撑门阀的空架子，最终的结果很是可悲。
　　
　　8．光大门楣和倒楣
　　
　　世族门阀要维护优越的社会地位，使高门不衰；尚未跻身上层社会的人们，望子成龙，光宗耀祖。将攀升的愿望，形象地表达出来，古人选择了门户。《南史·垣护之传》，垣崇祖年方十四，有干略，伯父垣护之说：“此儿必大吾门。”同书《王茂传》，王茂才几岁就受夸奖：“此吾家千里驹，成门户者必此儿也。”所言 “大吾门”、“成门户”，均是光耀门庭、光宗耀祖的意思。
　　封建时代里，出人头地的途径之一，是读书入仕。走科举之途，求得金榜题名，此时也就替祖宗门庭增了光，或者说叫做光大门楣。那一番光景，请看宋代吴自牧《梦粱录》的描述：
　　临安辇级之下，中榜多是府第子弟，报榜之徒，皆是百司衙兵，谓之“喜虫儿”。其报榜人献以黄绢旗数面，上题中榜新思铨魁姓名，插于门左右，以光祖宗而耀间里，乞觅搔搅酒食豁汤钱会外，又以一二千缗犒之。此其常例也。
　　黄绢旗——须知这黄可不是寻常颜色，插于大门左右，“光祖宗而耀间里”，是何等的风光。明代叶盛《水东日记》，“孙状元贤未第时，尝梦金甲神人持黄旗插其门上，有状元字”。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孙贤梦见“黄旗插其门上，有状元字”，这不仅反映了他的梦寐以求及良好的自我感觉，还反映了当时科举成功者所得到的礼遇：黄旗插门。
　　插旗于门，满门荣耀，表示对于寒窗苦读者的报偿和嘉奖，也表明社会的价值取向，因此，这种喜庆方式被长久地沿用。可惜的是，那些并不曾苦读的人，靠了钱财，买得身分，也照样门悬黄旗以炫耀，使得这种喜庆方式泥沙俱下。明代《野获编》引《觚不觚录》：
　　士子乡会试得隽，郡县始揭竿于门上，悬捷旗。至申吴门拜相，地方官创状元宰辅以揭其门，谓为异事，不知近日此风处处皆然。富室入赀为中书舍人者，及诸生冒摩纳准贡生者，皆高竿大旗，飘飘云汉。每入城市，弥望不绝。南宫报得鼎甲及庶常者，另植黄竿，另张黄旗，比乡会加数倍。
　　应考的读书人，乡试、会试榜上有名时，门上揭竿悬旗报捷。富有的人家花钱买得官爵功名，秀才纳捐取得贡生资格——付银子，换“学位”，也都“高竿大旗，飘飘云汉”。旗虽多，已是真真假假的了。朝廷传报得中状元、榜眼、探花及庶吉士者，要几倍于乡试、会试的数量，插黄色竿，悬黄色旗。“每人城市，弥望不绝”的旗子，形成景观。旧时河北《新河县志》记：“通显之家，门前立石起旗杆，乡人又多恭颂匾额，气象雄壮。”所反映的则是乡镇间的景观。
　　“倒楣”一词也出现了。清代顾公燮《消夏闲记摘抄》讲到俗语“倒楣”的来由：“明季科举甚难得，取者，门首竖旗杆一根，不中则撤去，谓之倒楣。”这名落孙山的“倒楣”，实在是令人不愉快的事，是不走运的事。
　　为何称“倒楣”，似稍显费解。如果结合《水东日记》“黄旗插门上，有状元字”，以及《觚不觚录》“揭竿于门上，悬捷旗”，并将这些记述理解为也在门楣上插旗竿——请注意，旗竿与旗杆是有区别的——那么，将落榜者未能“悬捷旗”于门楣之上，称为“倒楣”，其“倒”倒是同“楣”沾边的。
　　明代人造出“倒楣”一词，大约还受到唐朝杨贵妃故事的影响。唐代史学家陈鸿《长恨传》描写杨贵妃得玄宗宠爱，杨家沾光，荣华富贵，“叔父昆弟皆列位清贵，爵为通侯。姊妹封国夫人，富埒王宫，车服邸第，与大长公主俟矣。而恩泽势力，则又过之，出入禁门不问，京师长吏为之侧目”，并录下颇能反映社会舆论的“当时谣咏”：“生女勿悲酸，生男勿喜欢。”还有：“男不封侯女作妃，看女却为门上楣。”《资治通鉴》记此为：“生男勿喜女勿悲，君今看女作门楣。”生男本该欢喜的，喜什么？喜男儿能争个功名，光大门楣。杨家有女初长成，一下子弄得整个家族显贵荣华。于是，民间不无嘲讽地唱“生男勿喜女勿悲，君今看女作门楣”。随着故事与民谣的流传，门楣同功名求取、门第荣耀紧密地联系起来。
　　门上楣，门框上端的横木，具有支撑门户的作用，又是挂门匾、署门额的地方。门楣硕大，则门户壮观。因此，仅就门楣的建筑结构作用来说，门楣的塌倒也是不顺心、不遂意、不走运、不吉利的。
　　那个时代，人们习惯于将建功立业的孜孜以求，表达为光大门楣、改换家门。无杂剧《薛仁贵》讲的就是这些。剧开始，薛仁贵志在从军，对父母说：“孩儿学成武艺，智勇双全，若在两阵之间，怕不马到成功。但博得一官半职，回来改换家门，也与父母光彩些……”剧结尾，真的实现了“改换家门”。《薛仁贵》最后的台词是：“降丹诏全家封赠，改门闾荣耀非常，若不是徐茂功辕门比射，怎显得薛仁贵衣锦还乡。”这唱的正是封建时代人生理想。
　　
　　9．柴门与衡门
　　
　　古典文学作品里，同高门大户、朱门彤扉相反衬的，是蓬门荜户、柴门柴扉，是衡门即民间所谓“光棍大门”，是挂席为门。社会分为阶层，这是反映；思想意识、价值取向的不同，也反映于门户。
　　杜甫逢离乱，成都流寓一草堂。当年建的是茅屋，曾被秋风所破。后人纪念这位诗圣，立祠宇，再不是占地一亩、茅屋一间的规模，大廨、诗史堂、工部祠，屋瓦鳞鳞。然而，在这堂祠之间，柴门一座，也被列为主要建筑。那柴门的功用，实在在于象征意义。
　　《礼记·儒行》形容小官吏的生活：“筚门圭窬，蓬户瓮牖；易衣而出，并日而食”。筚门，荆竹编织成门；圭窬，门旁穿墙如圭形；蓬户，编蓬为户。儒者的品行，就在这简朴的生活中，安贫自守，得到体现。
　　柴门蓬户，可以是一种社会等级的标志，是贫贱者的住处。这样的门脸，不起楼，不列戟，门左无阀，门右无阅。平头百姓以此为居，习以为常。
　　然而，有时却偏偏有达官贵人居柴门。后汉的杨震为官清廉，对趁夜黑叩门行贿者，曾有“天知，神知，我知，子知”的拒贿名言。关于他的府宅，《后汉书·杨震传》记为“柴门绝宾客”。这“柴门”二字，便不是闲笔。
　　事实上，若是有点“来头”，有什么家世、什么履历的人进出柴门下，就难免生出些说法。比较著名的，是《晋书·儒林传》里面的话，叫“清贞守道，抗志柴门”。明代《艺林伐山》说，“诗人多用此，‘柴门’二字原出于此”。
　　柴门，被作为一种符号，代表着品行情操，高风亮节，入诗入文。当然，对此也不能一概而论。《汉书》上讲，汉中之俗“蓬户柴门，食必兼肉”。食不可无肉，却并不怎么讲究门面，民风如此，就是这么一种生活方式，那是与“抗志柴门”不搭界的。
　　以柴门标榜“儒行”清高，这同在传统文化中颇有影响的《韩诗外传》有些关联，请读书中这一段文字：
　　原宪居鲁，环堵之室，茨以蒿莱，蓬户瓮牖，揉桑而为枢，上漏下湿，匡坐而弦歌。子贡乘肥马，衣轻裘，中钳而表素，轩车不容巷而往见之。原宪拄黎杖而应门，正冠则缨绝，振襟则肘见，纳履则跟踵决。子贡曰：“嘻！先生何病也？”原宪仰而应之曰：“宪闻之，无财之谓贫，学而不以行之谓病。宪贫也，非病也……”
　　“无财之谓贫”。《韩诗外传》描写原宪之贫，着笔于他的居住条件和服饰。其屋门“蓬户瓮牖，揉桑而为枢”，很是简陋；可是，原宪并不因此而自卑，他自恃精神世界的富有。《史记·陈丞相世家》写陈平发迹前穷得叮当响，家居陋巷，挂破席为门，门外却多有长者车辙，有人就此判定会鸡窝飞出凤凰来。挂席为门的陈平，门户寒酸，却怀治国之才。原宪的言辞，陈平的事迹，体现着一个古老的话题：清贫不碍品行才华，矮门小户藏君子，出能人。
　　鉴于这种观念，同时又由于柴门不事修饰，具有返璞归真、接近大自然的情趣，与隐士风尚相合拍，柴门为古代的归隐者所乐道。陶潜有言：“翳翳柴门，事我宵晨”。他的《归去来兮辞》道：“乃瞻衡宇，载欣载奔。”陶渊明写到了衡宇——横木为门的简陋房屋。
　　衡，指衡门。《诗经·陈风·衡门》：“衙门之下，可以栖迟。”朱熹释：“衡门，横木为门也。门之深者，有阿塾堂宇，此惟横木为之。”《汉书·韦玄成传》，韦玄成佯装病狂，不愿承袭爵位，其友人上疏：“圣王贵以礼让为国，宜优养玄成，勿枉其志，使得自安衡门之下。”颜师古注：衙门，谓横一木于门上，贫者之所居也。这衙门，东北乡间称为“光棍大门”，很是简陋。依《汉书》所记，韦玄成并没有能安居衡门，还是做了高官。可见“抗志柴门”，着个“抗”字，不是虚用。
　　出入衡门，衣着随便，被用来渲染远避仕途者生活氛围。《晋书·外戚传》：何准为穆章皇后的父亲，其兄何充“充居宰辅之重，权倾一时，而（何）准散带衙门，不及人事，唯诵佛经，修营塔肩而已”。“散带衡门”以其生动形象的表现力，传为成语。唐代杜牧《送陆氵夸郎中弃官东归》诗：“少微星动照春云，魏阈衡门路自分。”魏阙，以宫禁前的阙门指代朝廷；井以栖迟衡门来称代弃官者的去处。“魏阙衡门路两分”，两条不同走向的人生道路，用两种不同的门来表示。而这两种门，早已被赋予远远超过其物用价值的文化含义了。
　　“衡门”“柴门”“柴扉”，成为古代诗文的高频率用词。描写清贫可用它，它还被用作清高的象征，用作隐居的、不仕的标志——尽管隐士未必真隐于柴门之内。这样一来，本来挺好的形象，被用滥，甚至生出陈腐之感。元代时，终身隐居未仕的吾丘衍，对此有一段评论，写入《闲居录》：
　　晚宋之作诗者多谬句，出游必云“策杖”，门户必曰“柴扉”，结句多以梅花为说，陈腐可厌。余因聚其事为一绝云：“烹茶茅屋掩柴扉，双耸吟肩更捻髭。策杖逋仙下山去，骚人正是兴来时。”或可为作者戒也。
　　在一定的条件下，词的使用会发生泛化乃至虚化的情况。门户必曰“柴扉”，未必都真的住柴门，诗里这样写，倒不是有意骗人，而是借用“柴门”为符号，或表示心迹，或自标清高，或用为自谦。
　　说到自谦，熟语中有“蓬荜生辉”，多用作谦词。“蓬荜”即“蓬门荜户”的省语，字面意思是，草和树枝为材料的门户——局部代整体，用以形容清贫人家的简陋房屋。然而，对于“得兄光顾，蓬荜生辉”之类的客套话，大可不必较真，去指出人家并非蓬门荜户，因为那是用“蓬荜”来称代自家陋室；当然，也没有人会站出来说，他家不是陋室是华屋，因为人家称“蓬荜”，是自谦的用法。
　　传统文化形成古人的一种心理，君子固穷，称穷而不夸富，安贫乐道成美德；这种心理又同自谦及客套融汇在一起。古典诗文里，“柴门”之类成为常见词，正反映了这种情况。
　　
　　10.花门柳户猖妓家
　　
　　花门柳户娼妓家，社会的一种病态的畸形怪物，在语言中留下了“门”的“户”的印痕。明代《说略》：“门户二字，使院名也。”门户人家即指娼家。
　　这类词语还能举出一些例子。如：
　　私门，指暗娼。《儒林外史》第四十一回：“这女人眼见的也是私门了，却挂起一个招牌来，岂不可笑！”
　　半掩门，暗娼。也指不贞，清代《乡言解颐》：“谓妇人之不贞者曰半掩门”。
　　市门。《醒世恒言·赫大卿遗恨鸳鸯绦》“虽市门之游，豪客不废”。市门，妓院的代称。倚市门，即倚门卖笑之谓。
　　百楣门(木呈)。(木呈)，门槛。明代朱有燉《神仙会》第一折：“躲离了七真坛院，撞入这百楣门程。”
　　风月门庭。元代杨景贤《刘行首》第三折：“休占风月门庭闹”。
　　花门柳户。明代康海《王兰卿》第一折：“做一个三从四德的好人妻，不强如朝云暮雨花门妇。”又：“谁想这妮子情性贞良，全无花门柳户之气。”花门、柳户都指娼家。还有“柳户花门”，元代马致远套曲《青杏子·悟迷》：“柳户花门从潇洒，不再囗，一任教人道情分寡。”
　　批把门巷。唐代王健《寄蜀中薛涛校书》诗：“万里桥边女校书，批把花里闭门居。”后来称妓女所居为“批把门巷”。
　　语言是社会的聚焦镜头。封建时代，一方面把阀和阅树在门前，门第门阀，显示家族的荣耀；一方面又造就花门柳巷，藏污纳垢，做社会的污水桶。前者系着男人们的功名利禄，后者系着女人们的血泪屈辱。等级社会里的社会不平等，在这对比中形成强烈的反差。

木兰山人

第三节　城门——社会活动的特殊空间
　　
　　1.巍巍城门楼
　　
　　朱元璋打天下，谋士朱弁献计谋：“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
　　高筑墙，指城墙。中国古代城市，周边围以厚厚的高墙，形成相对封闭的空间。若是都城，城中又有森严的宫墙，将君王宫殿建筑群围成更为封闭的空间。城墙是阻隔，宫墙是阻隔。居于墙内的人需要以墙体做为屏障，对城墙或宫墙之外表现出一种戒备。然而，这并非作茧自缚。城中的居民，宫里的帝王，并不圃于墙的封闭，因为墙体还有门。城门对外开放，实现着城市与乡村、城市与城市的交通往来。城墙加城门，它们分割与通联空间的意义之中，包含着丰富的社会历史内容。
　　城郭之郭，象形文字写做“囗”或“囗”。两字中部的圆形部分，表示城墙围起，如城的平面图；两字上、下部分，表示城门上加筑的楼台，如城门的立面图。城门建楼，对于城池守备具有实用价值，可驻兵卒，可供瞭望。同时，门楼高高，也壮观瞻。
　　据《周礼·考工记》，周朝制度，都城要辟十二座城门：
　　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
　　“十二”，被古人视为“天之大数”。城门取数十二，正应十二辰之数，而十二辰是具有神秘意义的。
　　城市的平面为正方形，四面各设三座城门，每座城门又有三个门洞。城里的主要街道或东西向，或南北向，直通这些城门洞，形成经纬交叉状。这样一来，城中干线道路与城市的出入口衔接一体，城门不仅同城墙互为依存，还做了道路塞、行的卡口。这成为历代尊崇的古制。宋代聂崇义《三礼图》将这一形制描画得规整匀称（图55）。
图片点击可在新窗口打开查看　　古代的城墙，不管是夯土筑成，还是包砌砖石，通常都很厚实，以求固若金汤。与城垣的浑厚体量相适应，城门自然也是高大的。汉代长安城，每面设三个城门，每个城门开三个门道。《水经注·渭水》：“凡此请门，皆通逵九达，三途洞开，隐以金椎，周以林木。左出右入，为往来之径；行者升降，有上下之别。”考古发掘汉长安霸城、宣平等四个城门，每门三个门道，居中门道宽7.7米，两侧的门道宽81米，门道之间相隔4.2米。城门之上建有重楼，城门整体巍峨壮观。汉代班固《西都赋》写长安“披三条之广路，立十二之通门”，是计数准确的写实之笔。
　　城门，俗称“城门楼子”，其重楼高耸，体量庞大，确是一座楼。城门上的高楼可以望远，称为谯楼。清代小说《儒林外史》第十八回，描写区超人晚上点起灯来，“批了五十篇，听听那谯楼上，才交四鼓”。计时的鼓角、更点也在谯楼上吹打。
　　城门既用来御敌于城外，也用来辖制城内，那笨重的大门，开开阖阖，伴着几千年的朝代兴衰，载负着多少升平与战乱、平淡与离奇的故事。
　　
　　2.出入交通
　　
　　华夏早期城市的空间布局，可以举为三大构件，即宫、市、门，后者为城门。先秦名著《管子·大匡》说：“凡仕者近宫，不仕与耕者近门，工贾近市。”
　　《周礼·地官·司门》，城门守卫者要负责启闭城门、检查携带物、征税、应时到节地祭门、迎宾，等等。
　　城门最主要的功能是出入交通。人来车往，城门下辙印深深。《孟子·尽心》说，这难道只是几匹马拉车轧出的吗？
　　倡导“兼爱”、“非攻”的墨翟，对于城门功用多有研究。《墨子》一书存“备城门”等篇章，除了战时退敌守卫城门外，还讲到了平时的城门治安防范。《墨子 ·号令》说，城门黄昏关闭、清晨开启，应击鼓为号令。大鼓设在守城主将的大门里。黄昏击鼓十声，各个城门一律关闭。犯禁的行路人，要抓起来审问。“有符节者不用此令”，符节是特别通行证。晨鼓响时，各个城门的守门吏自官署取出钥匙，打开城门，再将钥匙交还。城门打开了，“诸城门著亭，谨候视往来行者符”，查验往来行人的凭证。
　　城门之禁是冒犯不得的，比如讲，曹操的五色棒就煞是威严。《三国志》开卷说曹操，二十岁举孝廉，任洛阳北部尉，初试锋芒就是管理四个城门。你看他，“造五色棒，悬门左右各十余枚，有犯禁者，不避豪强，皆棒杀之”。汉灵帝宠幸宦官蹇硕的叔叔夜行犯禁，在五色棒下丢了性命。结果如何？“近习宠臣咸疾之，然不能伤，于是共称荐之，故迁顿匠令”。宠臣们虽不舒服，却奈何不得。可见城门那些五色棒，悬得在理，犯禁棒杀也是没有可什么也挑剔的。当时城门之禁的力度有多强，这个例证可以让人触得到软硬的。
　　当然，曹操悬棒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有关，后世效法，未必成功。《隋书·刑法志》记，北齐文宣帝曾“令守宰各设棒”，后都官郎中宋轨上奏：“昔曹操悬棒，威于乱时，今施之太平，未见其可。”于是此事废止，撤了棒。
　　古代的都市生活，是圈在城垣里的。城门控制出入，像是阀门，制约城里的，同时也就影响了城外的居民。城门开开关关，令人们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成为城乡生活节奏的调节器。为了在同一时刻开启城门，通常击鼓为号。因此，我国的许多古城里建有鼓楼。如《水经注·湿水》记：北魏神瑞三年，平城内建白楼，楼甚高竦，加观榭于其上，表里饰以石粉，世谓之“白楼”，“后置大鼓于其上，晨昏伐以千椎，为城里诸门启闭之候，谓之戒晨鼓也。”这包括城门的开关。
　　《扬州画舫录》载，扬州城“南门置鼓，东门置梆，北门置锣，西门置钟，有警则击之”。鼓、梆、锣、钟，四门各异，便于区别，这是为了在兵临城下之时报警所用，与晨开昏闭的鼓作用不同。
　　城门的启闭闻鼓为号，在平常是守时的。但一遇变故，城门便不再守常。唐传奇《无双传》描写当时一次政变，有些场景着笔于城门：
　　一日，（刘）震趋朝，至日初出，忽然走马入宅，汗流气促，唯言：“锁却大门，锁却大门！”……良久，乃言：“泾、原兵士反，姚令言领兵入含元殿，天子出苑北门”……谓（王）他客曰：“汝易衣服，押领此物出开远门，觅一深隙店安下。我与汝舅母及无双出启夏门，绕城续至。”仙客依所教。至日落，城外店中待久不至。城门自午后扃锁，南望目断。遂乘(马忽)，秉烛绕城至启夏门。门亦锁。守门者不一，持白囗，或立，或坐。仙客下马，徐问曰：“城中有何事如此？”又问：“今日有何人出此？”门者曰：“朱太尉已作天子。午后有一人重戴，领妇人四五辈，欲出此门。街中人皆识，云是租庸使刘尚书。门司不敢放出。近夜，追骑至，一时驱向北去矣。”仙客失声恸哭，却归店。三更向尽，城门忽开，见火矩如昼。兵士皆持兵挺刃，传呼斩斫使出城，搜城外朝官。
　　因发生了变乱，运财物出长安西门——开远门的王仙客要换一身衣服，混出门去。长安各城门午后便提前关闭了。当时，朝官刘震想从南门——启夏门出城，被人识出，滞留在城门。到晚间，被叛乱者的兵卒追获。半夜三更，城门忽然打开，手持刀枪的兵士呼叫着出城门，去搜捕逃官。总之，时局****，社会正常的生活秩序被打乱了。此时，城门这一特殊的场所，真的充当了反映政治气候的晴雨表。
　　城郭有门，门设卫兵把守，这就具备了关门抓人的条件。《淮南子·人间训》，“阳虎为乱于鲁，鲁君令人闭城门而捕之”。阳虎眼看自己出城无门，欲举剑自刎，有个守门人放他逃出城门。自然，事后要追究所守门人的责任。
　　明嘉靖年间，洛阳的伊王典模为了强夺民女，竟“将河南府城四门尽闭，遍索人家子女十二岁以上者七百有余，尽纳府中，留其妹丽九十人，其余悉令具金取赎”。这简直胜过剪径的强人、砸明火的土匪、绑票的歹徒。他可以令城门四闭，肆意抓人。此事见《明世宗实录》卷五三○。
　　如此黑暗腐朽的统治，该来结束它。明朝末年，李自成农民起义势如破竹之际，“李岩复造童谣，唱云：‘开门迎闯王，不当差，不纳粮。’穷民云霓亻奚后。” 这个著名的农民起义军口号，见《怀陵流寇始终录》。开门，打开城门。当兵临城下的时候，城内人可以有几种选择：或闭城拒守，或开门迎降，或开门遁去。李自成起义军推翻明王朝的进军中，这几种情况都遇到了。“开门迎闯王”的情形很是不少。
　　说过非常时期，再来说日常出入城门的规矩。明代陆容《寂园杂记》谈及出丧过城门和空棺进城门：
　　南京洪武门、朝阳门、通济门、旱西门，皆不许出丧。北京正阳门无敢出丧者，余皆不禁。大明门前，虽空棺亦不许过，各门空棺亦不许异入。尝有不知此禁者，文臣家住阙西，买棺阙东，已而不得过，乃从北上门过，绕宫墙而至其家。亦有带寿梓上京，知有禁，寄门外而止。古人入国问禁，良有以也。
　　关于北京的城门，老话有“内九外七皇城四”的说法。这实际上说的是这座古城的三套周边系统。其中，“皇城四”指大清门、地安门、东安门、西安门，这是皇城的出入口，四门连成古城的核心层次。“内九”门，即明代叶盛《水东日记》所言“九门：朝阳、东直、西直、阜成、正阳、崇文、宣武、安定、德胜”。这九门，南面三座，其余三面各两座，围成又一四方周边。这九门，对于当年的京都是至关重要的。那时有个要职叫“九门提督”，为掌管京师警卫和九门门禁的高级武官。这九个城门名称，在如今的地名称谓中保持着极高的使用频率。“外七”，西便门、广安门、右安门、永定门、左安门、广渠门、东便门。这七座城门，处于与内城相连的外城。七座城门南面三座，东西各两座，形成拱北之势。
　　内九门由于各自的地理位置，似乎各有了“分工”。朝阳门内多粮仓，是粮道。东直门是柴道，通行运柴炭的车辆。阜成门离京西门头沟最近，运煤车走此门。西直门是从玉泉山进城的近路，成了运水车的入城之门。自古军旅走北门，所以安定门为出征之门，班师回朝进德胜门。崇文门是酒道，当年佳酿美酒多从涿州等地运来，要走南路，运酒的车进步安门，再到崇文门上税。清代《听雨丛谈》：“都城崇文门税课司，俗称税务司，又曰务上。”那时京城卖酒的招牌写“南路烧酒”，意思是上过税了。清末杨柳青年画有幅《秋江晚渡》画面有酒幌，上写着“南路”“于酒”字样，即反映了这种情形。宣武门居西，西属金，主杀，菜市口行刑，死囚由此门押出。至于悬着“正阳门”匾额的前门，就不必说了。在那时，这一座座城门，就是这样为居住于宫里的人物、为生活在城内城外的民众，各有用途、各具特色地充当着交通往来的出入口。
　　
　　3．四门告示
　　
　　城门一开，来者熙熙，往者攘攘。人流熙攘，正是发布信息的好地方，比如，古时官府贴告示。
　　《墨子·号令》：“为守备程而署之曰某程，置署街街衢阶若门，令往来者皆视而放。”这是说将出入城所要遵守的若干条款，制定为章程，公布于大街、高台和城门处。
　　居延汉简：“五月甲戌，居延都尉德博，丞岂兼行丞事，大庚城食用者，书到令相丞候尉，明白大扁书市里门亭显见。”陈直《居延汉简解要》释，所谓大扁书者，谓大如扁额，类似于后代张贴街衢之告示。告示贴在市门，也贴在城门。
　　元代杂剧《包龙图智勘后庭花》的落幕戏，案情大白，有台词：“……两个都不待秋后取决，才见的官府内王法无情。便着写榜文去四门张挂，喻知我军民……”这当是反映了古代“广而告之”的常用形式——四门告示。
　　古代甚至还出现了“游门”之说，借城门的公众空间，游街示众。请听笔者慢慢道来。
　　明代末年，在太和县当县令的吴世济，汇辑他在崇祯七年和八年写的公文，名曰《太和县御寇始末》。所言之寇，指从陕西挺进河南、江北地区的以闯王高迎祥为盟主的农民起义军。书中言及“游门”。
　　崇祯八年正月，“寇急”，县令发《分信守城》，分兵把守县城北门、东门、小南门、大南门、西门。吴世济领亲兵一百名，往来五城门提督策应。城门的开闭，安排为“五门除南二门、西门照常垛闭外，其东北二门止开半门，以便讥察非常”。瓦片砖块，挑运上城，“以备抛打之用”。到了正月十六日“流寇伤败远去”，二月初三日连发两纸《开城申饬》。先示“北门已开，凡城内外居民人等，一切搬柴运米各项行走，通取北门出入，不许仍在各门缒程上下，违者以军法从事，并治守门人役”；又示，凡进北门者，要经东门吊桥转过北门，盘洁明白，方许赴北门奔走。四天后，再发告示：
　　流寇之去无多日，开北门以便往来同薪水。值此寇患初夷之日，门禁不可以不严。如有盘诘不答应，答应不明白，指东话西者，坐门官自擒治不贷。再有倚恃势要强梗不听事者，密切报县，飞签擒拿。轻者重责枷示，重则以军法捆打，插箭游门。
　　且不评论当年太和县的风风雨雨。只说当城外起义军兵临城下之时，城内的守城人拼死守着四面五门；当围城兵退去之际，城门张贴着严肃门禁的告示。如有冒犯门禁者，处罚的措施也在城门地带——“插箭游门”。游街是一种身心的惩罚。这里又生出个“游门”，受惩罚者被人捆绑着，押解着，背上插着箭，在城门前行走示众。
　　告示和游门，前者为周知，后者要示众，两者都利用城门一带的区位特点。
　　
　　4．属于大众的“传媒”
　　
　　城门可以说是古代“大众传播媒介”之所在。因是属于大众的“传媒”，也就很难总是被“城门告示”所占领，做官府的“一言堂”。
　　统治阶层的不同见解，有时会借这一特殊场合散布开来。
　　春秋时，伍子胥辅佐吴王阖闾伐楚奏凯，是大功臣。后来，吴王夫差伐越，打败越王勾践。伍子胥谏：“越王为人能吃苦，不可留后患。”吴王不听其言。其后四年，吴王将伐齐，伍子胥谏：“越国是吴王的腹心之病，不宜伐齐。”夫差不听忠言听谗言，赐剑迫伍子胥自杀。《史记》记，伍子胥死前说：“抉吾眼悬吴东门之上，以见越寇之入灭吴也。”伍子胥所忧成真，卧薪尝胆的越王勾践灭了吴国。忠臣忧国，千古传诵。元代杨帧《城门曲》写越王勾践灭吴：“谍报越王兵，城门夜不扃。孤臣睛不死，门月照人青。”
　　为表示对于国家的一种忧患意识，伍子胥发悬国城门之愿。他的见识，他的挣言，并没有人去而声暗，至今民俗端午吃粽子，仍存纪念伍子胥一说。
　　城门挂冠，汉代人的作为，则反映了对于时局的洞察力。《后汉书·逢萌传》：王莽杀子，逢萌对友人说：“三纲绝矣！不去，祸将及人。”即解冠挂于长安城东都门。归家，带家人泛海去辽东。这逢萌，人穷志不短，精通《春秋经》，并非等闲之辈。他挂冠于城门，以特殊的方式，向大众出示了自己的宣言。
　　《三国志·蜀书·刘二牧传》载，盖州刘璋听从张松的话，欲迎刘备入蜀，“漳主薄黄权陈其利害，从事广汉王累自倒悬于州门以谏，璋一无所纳”。刘璋手下的黄权向刘璋陈述利害得失，刘璋听不进去；王累为了表示忠心进谏，将自己倒挂在盖州城的大门上，希望以此促使刘璋改变主意。选择在城门上，不外乎两条，一因城门为一方安全所系，二是城门为公共活动空间，便于形成舆论。
　　出入城门的平民百姓，也不总是被动地接受信息。老百姓有时也情不自禁地要借城门的区位优势，发布一些什么，那往往是不鸣则罢，一鸣甚至可以惊人的。周密《癸辛杂识》记，“束元嘉知海陵，醋禁甚严，有大书于郡门曰：‘束手无措’。”姓束的地方官严厉禁醋，引起不满，城门上出现了“束手无措”四个大字，——“措”与“醋”，你说是束老爷手中无醋呢，还是捆尽百姓手才能禁了醋？选这四字成语实在高明，书写的地方又恰如“新闻发布会”，禁醋的官老爷该品品“醋”的滋味了。
　　城门处由于交通往来的环境特点，还在许多时代成为商肆聚集的地方。北宋画家张择端《清明上河图》描绘京城汴梁的繁华景象，长长的画卷如摄像机拍下的长镜头，从郊外村树推移图片点击可在新窗口打开查看向城里街市，图卷中画了巍峨的城门楼子（图56）。出入城门的，有挑担人、骑马人，有骡马车，有骆驼队，人流熙攘。城门下沿街两旁排满了商家店铺，道边还有货摊。
　　当代学者韩大成《明代城市研究》引《鸿一亭笔记》：“正阳门前搭盖棚房居之为肆，其来久矣”，讲的是如今北京前门商业街的渊源。该书还谈到明时开封城角门外、大门下是摊贩集中的场所。
　　这样一来，城门处不仅出入往来行人多，而且行的人还可能停下来，购物、娱乐、吃饭、住店，做为信息传播的公众空间，城门口更是锦上添花了。

木兰山人

第四节　看门者与守关人
　　
　　1．“城门失火，殃及池鱼”
　　
　　汉代《风俗通义》的一段佚文，使“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的故事拥有了两个“版本”。其一是：“俗说，司门尉姓池，名鱼，城门火，救之，烧死”。另一引《百家书》：“宋城门失火，回汲取池中水以沃灌之，池中空竭，鱼悉露见”。
　　淘水灭火，池水尽而鱼遭殃，这是后一个故事。前一故事则大不同，说是有人奋勇灭火，以身殉职，此人名叫池鱼。池鱼的岗位就在城门，他是司门尉。
　　社会公共生活的需求，产生了城门建筑，社会分工也就为“司门”立了项。司门，《周礼》地官之属，负责守卫京城十二门。
　　司门的职责是，掌管钥匙和锁，开关城门；查验携带物品，征税；城门栓着备用祭祀的牛，负责喂养；岁时祀门的典礼；迎宾。
　　汉代设城门校尉，主管京师城门十二所，并设城门候十二人。以后，隋称司门郎，唐宋称司门郎中，明代也曾置城门郎的官职。清代设九门提督，主管京师正阳、崇文、宣武、安定、德胜、朝阳、阜成、东直、西直九座城门的内外门禁。
　　
　　2．贱士守门
　　
　　《吕氏春秋·音初》记，夏朝的君主孔甲外出打猎，遇大风，避入一民宅。那人家刚得一子，有人说这孩子将来必大吉，有人说这孩子必有大殃。孔甲带走那个婴儿，说：“让他做我的儿子，看谁敢使他遭殃？”孩子长成人，却被劈柴斧断了足，只好去做守门者。东汉《论衡·书虚》引述了这个故事，并说：“守者断足，不可贵也”。
　　瘸脚人守门，曾是一种常例，古籍屡见之。《韩非子·外储说左下》：“孔子相卫，弟子子皋为狱吏，刖人足，所囗者守门”。囗通刖，断足。同书《内储说下》有故事，齐国的中大夫夷射在齐王那里饮醉了，出门时，倚在走廊门口的“门者刖跪”向他讨剩酒，夷射喝斥：“叱去！刑余之人，何事乃敢乞饮长者？”可见醉大夫的鄙视。刖跪，受过刖足之刑的人。《晏子春秋·杂上》：
　　景公正昼，被发，乘六马，御妇人以出正闺，刖跪击其马而反之，曰：“尔非吾君也。”……晏子对曰：“……今君有失行，刖跪直辞禁之，是君之福也……”
　　齐国王宫的守门人，见齐景公带着后妃出宫门，便上前阻止。守门者也是“刖跪”。齐景公觉得受到了羞辱而不视朝。晏子去说，刖足的守门人都能直言，这是国君的福气呀。
　　刑残之人守门，《汉书·刑法志》记为“昔周之法”，始于周朝；并载：
　　五刑，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宫罪五百，刖罪五百，杀罪五百，所谓刑平邦用中典者也。凡杀人者囗诸市，墨者使守门，劓者使守关，宫者使守内，别者使守囿，……
　　诸刑之中，“杀人者囗诸市”是死刑。唐代颜师古逐一注释说：墨者，“墨，黥也，凿其面以墨涅之”，让受过墨刑的人守门，曰为“黥面之人不妨禁卫”；受过劓刑的人守关，“以其貌毁，故远之”——“劓，截鼻也”；宫者使守内，宫刑是“男子割腐，妇人幽闭”，受宫刑的男人“人道既绝，于事便也”，所以守内； “刖，断足也”，让刖足的人看守帝王的园囿之门。受过墨、劓、宫、刖刑的人，分别去守门、关、内、囿，初见于《周礼·秋官·掌戮》。《礼记·祭统》说： “阍者，守门之贱者也。古者不使刑人守门。”郑氏注，谓夏、商之时。
　　看来，刑人守门是始自周代的事。这类守门守关守园囿的差事，着眼于行刑之后的罚。其实质，是一种人格的污辱。
　　对待守门人人格的不尊重，清代《扬州画舫录》卷六有则材料：以盐务暴富的人竞尚奢丽，“有喜美者，自司阁以至灶婢，皆选十数清秀之辈”。这是选漂亮妞守门；“或反之而极，尽用奇丑者”，为出风头，不择手段，门前专用丑八怪。守门人持镜自照，丑得不够，就“毁其面以酱敷之”，如此立于大门前，谁能说不是景观？只可惜，这是社会的病态景观。
　　
　　3．好厉害的守门人
　　
　　刖跪者守门，《晏子春秋》描写了一个敢于直言批评齐景公的人，被晏子誉为“君之福也”。福的对立面是祸，却也难免。祸人者，《韩非子·内储说下》有一例：
　　齐中大夫有夷射者，御饮于王，醉甚而出，传于郎门。门者刖跪请曰：“足下无意赐之余沥乎？”夷射曰：“叱去！刑余之人，何事敢乞长者饮？”刖跪走退。及夷射去，别跪因捐水郎门囗下，类溺者之状。明日，王出而诃之曰：“谁溺于是？”刖跪对曰：“臣不见也。虽然，昨日中大夫夷射立于此。”王因诛夷射而杀之。
　　这守门的刖者，讨剩酒遭到喝叱，便寻机报夏，说那位醉大夫的坏话，把他自己倒的水，说成是夷射撤尿，又说得很策略。国君偏听偏信，开了杀戒。借句方言，这个守门刖者可不是个“善碴”。
　　守门人的称谓，单一字可称“阍”，如《离骚》：“吾令帝阍开关兮”。双字者多得很，如门丁、门上、门人、阍人、门子，等等。清代梁章短《浪迹续》考证“门子”：
　　今世官廨中有待僮，谓之门子，其名不古不今。《周礼》：“正室谓之门子。”注云：“此代父当门者，非后世所谓门子也。”《韩非子·亡征篇》：“群臣为学，门子好辨。”注云：“门子，门下之人。”此稍与传憧相近。《唐书·李德裕传》：“吐蕃潜将妇人嫁与此州门子。”《道出清话》：“都下有卖药翁，自言少时曾为尚书门子。”则竟属今所谓门子矣。
　　“门丁曰大爷”，1927年《广安州新志》特记一笔；如今，当面称“大爷”，不当面称“看门大爷”很是普遍。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看门人的年龄状况。清代《燕京杂记》：“仆役有司阍者，谓之门上”。此书写达官贵人府宅的看门人，留下了多侧面的材料——
　　首先，看门人是仆。但“其价倍于常奴”，高收入，说明其地位优于一般仆役。
　　这类“门上”也要有些本事，守在门前要让人怕。书中说，“杂项人等有喧嚣于门前者，主人虽达官，叱之亦不避去，惟司闻者一挥便退”。
　　看门虽是仆人活计，守在那里却是主子的耳目，“权”很不小。有来访、来谒者，通报与否，留下的名刺，呈递与否，全看他的心气。他若瞧着不顺眼，一梗脖子一绷脸，来者就吃上了闭门羹。自然，所以惹他不高兴，往往是因为上门者不晓事，没能意思意思。“遇有徒客，薄其穷酸，竟不传刺。又或客称有事欲面语，彼懒于伺候，主人在家亦说外出”，说的即是这回事。
　　由此产生了一个词：门包。其清初为人们所使用。《后汉书·梁冀传》“客到门不得通，皆请谢门者，门者累千金”，顾炎武《日知录》说，“今日所谓门包，殆囗于此”。其实，索门包的看门人大约并不在意东汉故事，他守着入口，处于那个位置，也就存在着欺客的机会。
　　他们又欺主。例如，有沿街叫卖的，守门人先同小贩商定好贿金，再让小贩抬高价格，引进门去。吃亏多花钱的，是主子；商贩和“门上”都得好处。《燕京杂记》作者曾有验证。他偶然站在大门前，见卖蟹者，一问价，很贵，回到大院里，“唤仆人买之，则前价一半”。他做了一番调查，得知串街的贩子与自家的门人早串通一气，主子自买，绝不会售以常价，为的是避免“破仆役浮开之价”——卖者和经买者的默契，使真正掏钱的人永远被蒙在鼓里。
　　《燕京杂记》作者对此等把门人深恶痛绝。他感叹，士子初入京，拜谒显贵，尝过遭白眼之苦，及至自己成为显官，又将这种人当做心腹，安排在门前，是“顿忘前苦”。
　　老年代北京城里，富厚之家的大宅门一般都有门房。那时专上大宅门收买旧货的人，看货给价时，要打算进“底子钱”——为进出方便，给看门人的提成。自然，这是“羊毛出在羊身上”，损失的是雇着看门人的卖主。
　　清代《燕京杂记》载，以征税为名，京师城门“门役不论货之有无，需索甚奢，谓之讨饭食钱”。对不常进城的乡下人，“其勒索更不可言”，甚至“阴窃阳夺”。作者写道：“入都者亲友问候，必先问入门易否。甚矣，都门之难入。”守门者如此嘴脸，真是好个厉害！
　　“好厉害的守门人”，还有另一种含义，即忠于职守，铁面无私。《汉书·周亚夫传》记，汉文帝先后到霸上、棘门、细柳三处劳军，唯细柳营门禁严肃：
　　之细柳军，军士吏被甲，锐兵刃，彀弓弩，持满。天子先驱至，不得入。先驱曰：“天子五至！”军门都尉曰：“军中闻将军之令，不闻天子之诏。”有顷，上至，又不得入。于是上使使持节诏将军曰：“吾欲劳军。”亚夫乃传言开壁门。壁门士请车骑曰：“将军约，军中不得驱驰。”于是天子乃按辔徐行。至中营，将军亚夫揖，曰：“介胄之士不拜，请以军礼见。”天子为动，改容式车。使人称谢：“皇帝敬劳将军。”成礼而去。既出军门，群臣皆惊。文帝曰：“嗟乎，此真将军矣！向者霸上、棘门如儿戏耳，其将因可袭而虏也。至于亚夫，可得而犯邪！”称善者久之。
　　军门都尉一句掷地有声的话：“军中闻将军之令，不闻天子之诏。”硬是把御驾挡在营门外。当群臣皆惊于周亚夫的轻慢时，汉文帝刘桓表现得很开明。细柳劳军成为关于门禁的著名故事，为后人所乐道。明嘉靖年间编刻的话本小说《枕集》，集中有篇《老冯唐直谏汉文帝》即讲此故事。
　　《晋书·石勒载记》有一段类似的材料：
　　勒尝夜微行，检察营卫，赍缯帛金银以赂门者求出。永昌门门候王假欲收捕之，从者至，乃止。旦召假以为振忠都尉，爵关内侯。
　　后赵石勒是个有作为的帝王。他微服出行，检察都城夜间的警卫情况，还行贿赂以考验城门候。结果，差点被守永昌门的问候王假所收捕，多亏侍从及时赶到，才救了驾。转天早晨，石勒召见王假，加官进爵。
　　
　　4．关尹子与关云长
　　
　　看门者，门前收发接待，看家护院而已；这与把守城门、把守关门、把守营门的人，其实是很难相提并论的。
　　《周礼·地官》载司关之职，其职责的“社会化”程度，远远高过看门者：
　　司关：掌国货之节以联门市，司货贿之出入者，掌其治禁与其征廛。凡货不出于关者，举其货，罚其人。凡所达货贿者，则以节传出之。国凶札，则无关门之征，犹几。凡四方之宾客叩关，则为之告。有外内之送令，则以节传出内之。
　　守关者的职责是，出入境货物的验关，征税，惩罚走私，迎宾客，为因公出关的人发放类似于通关文牒的“节”。
　　“劓者使守关”，大约并不是绝对的。不可想象，有那么一个关隘，关之门前都是被割掉鼻子的人。同样，今人也很难想象那个大名鼎鼎的关尹子，是个丢了鼻子的把守关门的人。
　　关尹子，何许人？《老子》是中国古代哲学的经典名著吧，这不朽名著如何写出来的？还不是全赖那位关尹子的索求和督促。关尹子本名尹喜。因他是守关人，得关尹子之称。《史记》写道：
　　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
　　尹喜望见紫气浮关，老子乘青牛来到关前，他就利用守关的职权之便，要老子留下著述，才肯开关放行。自然，这是崇敬者的善意的“要挟”；而老子因此写出千古名篇——上篇《道经》和下篇《德经》，为中华文化留下璀璨的瑰宝。发生这一重大文化事件的关隘，有说是散关，有说为函谷关。
　　尹喜是个非凡的守关人。《列仙传》说：“关令尹喜者，周大夫也。善内学星宿，服精华，隐德行仁，时人莫知。老子西游，喜先见其气，知真人当过，候物色而迹之，果得老子。老子亦知其奇，为著书。……（尹喜）亦著书九篇，名《关令子》。”
　　这位守关人的著作也流传下来。《吕氏春秋·不二》列举诸家学派：“老耽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廉，关伊贵清，子列于贵虚，陈骄贵齐，阳生贵己，孙胺贵势，王廖贵光，儿良贵后。”这中间包括了一些很有影响的人物，道家、儒家、墨家之后，关伊的学说被排在序列第四的位置上。“关伊贵清”，他的学说被归纳为贵“清”倾向。
　　如今能见到的《关尹子》一书篇幅不很长，九个篇目是：一宇、二柱、三极、四符、五鉴、六匕、七釜、八筹、九药。书中讲到五行金木水火上，讲到五德仁义礼智信，等等。其中《七釜篇泻道：“人之力有可以夺天地造化者，如冬起雷，夏造冰，死尸能行，枯木能华，豆中摄鬼，杯中钓鱼，画门可开，土鬼能语，皆纯气所为，故能化万物。”画门可开，自是一种神奇事。
　　为城关守卫者增光的人物，关尹子之外就要推关羽了。关羽被奉为关圣帝君，拥有诸多封号头衔，那是由历代王朝陆续加上去的。顾炎武《日知录》说“关壮缨之词至遍天下，封为帝君”。
　　民间传说关羽本不是“红脸关公”，他姓冯名贤，脸色也非红若重枣。解州恶霸名熊虎，为非作歹。冯贤打抱不平，在公堂上杀死熊虎及袒护恶霸的县令，亡命在外。逃至潼关，官府缉拿他的公告贴在城门上，上面画着他的图像。危急之际，观音点化清泉，冯贤洗面，脸色变红。又指关为姓，蒙混过关。戏剧《关公出世》搬演这一故事，使其家喻户晓。
　　或许与这传说有些牵连，明清城门往往立关将军庙。那庙，同当时各地遍设的关帝庙在“立意”上是有区别的——至少，关羽之“关”，取诸城关，于此建庙，正得其所。
　　北京正阳门下设关庙。明代《长安客话》：“正阳门庙者，把汉前将军关侯。侯庙把遍天下，而称正阳门者，为都城作也。”而根据清李调元《新搜神记》的材料，在明朝尚未迁都北京时，洪武年间已在正阳门的瓮城内建立关羽庙。清代《柳南续笔》也记，“京师前门有汉前将军庙，颇著灵显。前明大司马杨博过之，必投一‘乡晚生’名刺”。“乡晚生”何意？那杨博是蒲州人，在同关公攀同乡呢。
　　清代戴璐《藤阴杂记》载录一段关于前门关庙的传闻：
　　天启时宫中塑关圣像二尊，一大一小。有日者推算小者福寿绵长，香火百倍；大者不及。熹宗遂以小者弃置正阳门右侧小庙，而供大像于后宫，增其祭品，以穷日者之言。未见闯贼入宫，毁像，而前门香火极盛。
　　明代末期皇宫里塑了一大一小两个关圣像，占候卜筮的人推断小像的命运好。天启皇帝不信此言，故意冷落小像，将其弃置于正阳门的关庙里，宫中只供大像。结果小像反倒真的“福寿绵长”，长久地安享香火。供奉于宫里的大像，在李自成进宫时，被毁掉了。这条史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古时城门关帝庙香火繁盛的情况。
　　正阳门关庙不单是守门者的庙。当年，每逢正月“初一日，正阳门前关帝庙香火最盛，自五更即有香客前往烧香求福者、抵暮不绝”。见于清代《道咸以来朝野杂记》。
　　香火盛，相关的传言也很邪乎。清代《竹叶杂记》的一段故事讲，京城外有一蟒精曾对人说，其只能进外城，进不得内城，原因是“正阳门有关圣守之，各门皆有神”。你看这关帝庙神不神！
　　清代扬州。“南门关帝庙在子城内，有周将军灵异最著”，《扬州画舫录》记。关羽被尊为神而“称”帝，关平、周仓也被塑为将军像。周仓的显灵云云，据传是降服了狐妖。大约此等小事、不必惊动关帝，求周将军出马即可手到擒来了。

木兰山人

第五节　前后门·公私门
　　
　　1．“走门路”和“走后门”
　　
　　北京的地安门又称北安门、玄武门，而更广为人知的俗称叫“后门”，这是相对于午门、天安门、前门楼子而言的。中国古代的帝王们讲究“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坐北朝南为正，这也就规定出了前后。由此，地安门被以“后门”呼之。
　　后门总是背于正门或者说前门的。因此，后门的朝向便要由正门的坐落方向来决定。深宅大院往往开着后门。一般宅院规模小，门也少，可能没有后门，但主人要在后面开个便门，谁又能本准许他开？
　　这就好似世象，总是有人“开后门”，为着些许好处些许便宜；也总有人“走后门”。于是，“走后门”传为大众熟语。
　　“走后门”一语出现得很晚。它所概括的意思，原本由“走门”、“走门子”、“走门路”、“走便门”等来以表达。“走后门”成为语汇中的后起之秀，确有其自身的优势。它更富有形象性——区别于进出前门的光明磊落，后门更可容阴暗、鬼祟、见不得人的勾当。“走门路”与“走后门”虽是同义词，也还存在着差别。
　　《后汉书》载入《文苑列传》的祢衡，“少有才辩，而尚气刚傲”。建安初年，他初到颖川，怀里偷偷揣著名刺，也是希望求谒权势名流的。可是，又生性高傲，这一个屠夫一般，看不上眼；那一个大腹便便像是饭桶，不肯去拜。怀里的名刺揣得久了，“至于刺宇漫灭”。祢衡这样的怀刺求谒的动机，我们宁肯称之为“走门路”。
　　同样，唐代时兴的于谒，我们也宁可称它为“走门路”。
　　唐代有诗的鼎盛，也有诗的干谒。此二者，均与那个时代选拔人才的一个途径相关，即以诗取士。诗成了进入仕途的敲门砖。由此，公平竞争夹杂着不公平的竞争，总有些举子想走走捷径，敲前门也敲后门，拿着诗稿去走达官贵人的门路。白居易《见尹公亮新诗偶赠绝句》：“袖里新诗十余首，吟看句句是琼据，如何持此将于谒，不及公卿一字书？”其实，白居易十六岁来到京城，也曾投谒名人。那位接待干谒者的顾况，先是拿小伙子的名字开玩笑：“米价方贵，居亦不易。”待读到他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大加赞赏，又说：“道得个语，居亦不难。’讲到处夸奖这个年轻人。这故事载于唐张固《幽亲鼓吹》，被历代传为文坛佳话。然而，它又是一个走门子获成功的例子，尽管白居易的诗确实不同凡响，尽管在那时这种走门路似乎并未被划入耻不可言的境界。
　　以诗干谒，门路并非那么容易走。万彤云《献卢尚书》：“荷衣拭泪几回穿，欲谒朱门抵上天。”尚书家门是不大好进的。诗人杜甫的名作《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句》有两句：“以兹误生理，独耻事干谒。”所言干谒，已超出掖着诗稿拜名流的特定内容，泛指各类“后门”事项。所以，也就该言耻了。
　　这类并不怎么光彩的“后门”交易，后来由“走后门”一语所概括。而此前，“后门”的比喻意义，只在于后路和退路。例如，南宋罗大经《鹤林玉露·留后门》说：“銮辂亲征，事大体重，固宜进退有据。若论兵法，则置之死地而后生矣，岂预留后门哉？留后门，则士不死战矣。”是破釜沉舟，还是进退有据？罗大经认为，后者“留后门，则士不死战”——留后门即留退路。
　　
　　2．孔—拱—公：公生门的失落
　　
　　明万历时蒋—葵《长安客话》说：“东西长安门外有通五府各部处总门，京师市井人谓之孔圣门。或以为本名公生门，并无意义。其有识者则曰拱辰门之误，近是。”孔圣、公生、拱辰，三个名目哪个为是？《长安客话》选“拱辰”，有误。
　　大约此前百年，明成化年间进士陆容，在其所著《菽园杂记》中就曾说到这个有关门名的问题：
　　东西长安门，通五府各部处总门。京师市井人谓之孔圣门，其有识者则日拱辰门。然亦非也，本名公生门，子宫南京时，于一铺额见之。近语兵部同僚，以为无意义，多哗之。问之工部官，以予为然。众乃服。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绘制的《明北京复原图》，标出了两座公生门的位置。在明宫承天门外，长安左门之东，有东公生门，通向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工部等机构；长安右门之西，设西公生门，通往五军都护府和太常寺、锦衣卫等机构。东文西武，各有一座“公生”之门。
　　通向官署重地的公生门，被以讹传讹叫走了音。市井百姓错着叫，文武百官也不晓正误。陆容对兵部同僚讲，应为“公生”，人家说“无意义”。去请工部官员证实，才算找到正根。工部是主管工役营造的部门，在认定门名方面具有权威性。
　　公、拱、孔，音相近，义相异。“公生”语出《荀子·不苟》：“公生明，偏生暗，端悫生通，诈伪生塞，诚信生神，夸诞生惑。此六生者，君子慎之，而禹、桀所以分也。”其中前两句，在封建时代是被当做官场箴规的。尽管如此，门名的“公生”也还是失落了。陆容“较真”，有了结论，写进书里；可是，到万历年间，官员们仍在把“公生”误为“拱辰”。
　　公生门之名目，直接来源是宋朝的戒石。清代朱象贤《闻见偶录》说：
　　今凡府、州、县衙署，于大堂之前正中立一石，南向刻“公生明”三字，北向刻“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十六字。宫每升堂，即对此石也。予考旧典，此名戒石。所刻十六字，乃宋太宗赐郡国以戒官吏，立石堂前，欲令时时在目，不敢忽忘之意。先是后蜀孟昶撰戒官僚二十四句，至宋太宗表出四句，元明以至国朝，未有更易。
　　戒石碑两面刻字，一面为“尔俸尔禄”等16字，一面为“公生明”三个大字。对此，宋代古籍确有记载。张端义《贵耳集》记：宋哲宗“书《戒石铭》赐郡国曰：‘尔漆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用《蜀祷机》中所载孟王昶文”。据《容斋续笔》载，孟昶的二十四句是：“腾念赤子，吁食宵衣。言之令长，抚养惠绥。政存三意，道在七丝。驱蝗为理，留犊为规。宽猛得所，风俗可移。无令侵削，无使疮痍。下民易虐，上天难欺。赋役是切，军国是资。朕之赏罚，固不逾时。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为民父母，莫不仁慈。勉尔为戒，体朕深思。”宋太宗从中摘出四句十六字，以戒官僚，刻为“戒石”。宋代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颁黄庭坚书太宗御制《戒石铭》于郡县”。这是戒石碑镌字多的那一面。
　　至于“公生明”的铭字，清代学者俞樾《茶香室丛抄》引宋代马永卿《懒真子》说，“温公私第，在县宇之西北数十里，诸处榜额皆公染指。书字亦尺许大，如世所见‘公生明’字”。这显然讲的是戒石碑的另一面。
　　戒石碑演变为牌坊门，俞樾分析了其中原委。他写道：碑石立在那里多有不便，官员们“或恶其中立，出入必须旁行，意欲去之而不敢擅动，欲驾言禀于上台，又难措词。曾见易以牌坊者，南北两向照依石刻字样书写以代立石。按此知‘公生明坊’旧时本是立石，犹有古人中庭立碑之遗制，今则无不易以牌坊，无复有立石者”。建一座牌坊门，两面分别榜书戒石上的字句，既方便，也壮观瞻。这就是清代的公生明牌坊。保存较好的保定府街被称为“清代第一衙”，其大门上立匾“直隶总督部院”，门内大堂前建有公生明坊，牌坊前面书“公生明”，背面书十六字戒语。这是如今能够见到的公生明牌坊。
　　采用牌坊门的形式，明代紫禁城前的两座公生门也属此类。
　　明朝以“明”为国号，慎用“明”字，所以立门称“公生”。明代田艺蘅《留青日札》说：“我朝立石于府州县两道中，作亭覆之，名曰戒石。镌二大字于其前，其阴刻‘尔俸尔禄，民青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十六字。”明代的刻石，将宋时的“公生明”三字，易为“戒石”二字。这使得人们淡忘了“公生明”的箴规。京城里的公生门，也只是口头上叫，并没有门名匾额，人们以同音讹传，把“公生”传丢了。
　　
　　3．公门与私门
　　
　　接着“公生门”的话题，再来说“公门”。
　　《荀子》里有一篇文以《强国》名题。篇中记述秦国见闻：“入其国，观其士大夫，出于其门，入于公门，出于公门，归于其家，无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党，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秦的官吏有一种敬业精神，每天里只出入于公门，闲事少，效率高。这也是“秦王扫六合”的实力来源之一。
　　《礼记·玉藻》：“宾入不中门，不履阈，公事自囗西，私事自囗东。”囗是立在门中的短木桩。进门由左还是由右跨越门槛，都有公私之别——为何事能来？
　　走后门的浊风恶习，比“走后门”这个词的历史还要长。即使在封建时代，社会也需要有措施来抑制它。这就是所谓“谒禁”和“禁谒”。
　　宋代赵升《朝野类要·杂制》说：“百司门首谒禁者，不许接客也。若大理寺官，则又加禁谒，及亦不许出谒也。”清代《茶香室丛抄》卷六引录这条材料，并说：“按此条，似谒禁、禁谒有别。谒禁者，人来谒见则有禁；禁谒者，禁其谒人也。今京官官都察院，辄署门曰：‘文武官员私宅免见。’似即谒禁之遗制。”
　　谒禁和禁谒，其核心都是公事公办，避免将私人感情牵扯其间，杜绝询私枉法。宋代吴处厚《青箱杂记》：
　　皇祐、嘉祐中，未有谒禁，士人多驰骛请托，而法官尤甚。有一人号“望火马”，又一人号“日游神”，盖以其日有奔趋，闻风即至，未尝暂息故也。
　　《青箱杂记》写于北宋元祐二年，距嘉祐年不过十几年，其时该是已申明“谒禁”制度。
　　同历来有走门路者一样，历来有主张公事公办的官员，他们讨厌别人走门子、求私情，来敲自家的宅门。《太平广记》采录的故事说，胡(王睿)做豫州刺史，他门前写出告示：“我单门孤立，亦无亲表，恐有擅托亲故，妄索供拟，即获时申报，必当科断。”往来商旅都传说胡(王睿)清白，走后门者也就绝迹了。
　　元代陶宗仪《南村辍耕录·题屏谢客》，所记人物更具性格：
　　三宝柱，字延珪，色目人，颇以才学知名。虽湛于酒色，而能练达吏事，刚正有守。为浙省郎中日，大书于门屏之上曰：“逆刮蛟龙鳞，顺捋虎豹尾，若将二伎论，尤比干人易。”其意盖于杜绝人之求请耳，然普隘矣哉。
　　为了将走门路的人拒之门外，他在大门影壁上写了四句话，语气很重，意在使来者望而却步。
　　清代昭(木连)《啸亭杂录》记，乾隆年间久居相位的刘统勋“性简然，不蹈科名积习，立朝侃然，有古大臣风”。请看他的门户事：
　　有货郎昏夜叩门，公拒不见。次早到政事堂，呼其人入，责曰：“昏夜叩门，贤者不为。汝有何禀告，可众前言之，虽老夫过失，亦可箴规也。”其人嗫嚅而退。薨时，上亲奠其宅，门闾湫隘，去舆盖然后入。上告近臣曰：“如刘统勋方不愧真宰相，汝等直法效之。”
　　“昏夜叩门，贤者不为”，有事要说，不避大庭广众，所谓“明人不做暗事”。
　　当权之际，最容易惹来干谒者，他们来送礼，来说话，民间有句夸张语，叫做客人挤破门，门庭若市，好不风光。《三垣笔记》作者在阮大铖的大门前，问守门人曰：“主人在否？”对方回答：“若主人在，车马阗咽矣，怎么会如此寂寂！”阮大铖为南明权臣。
　　待到时过境迁，与门庭若市形成强烈反差：门可罗雀。司马迁《史记·汲郑列传》，感叹世态炎凉，有段“太史公曰”：“夫以汲（黯）、郑（当时）之贤，有势则宾客十倍，无势则否，况众人乎！’同马迁还举了翟公的例子：
　　下囗翟公有言，始翟公为廷尉，宾客阗门；及废，门外可设雀罗。翟公复为廷尉，宾客欲往，翟公乃大署其门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
　　宋代李弥逊《春日即事》“车坐不到张罗地，宿鸟声中自掩门”，记的是门前冷落。其实，如果有一位官员，曾经着力杜绝门庭若市的麻烦，对他来说，也就无所谓门前冷落车马稀，也就不会有失落感生出了。
　　
　　4．从牙门到衙门
　　
　　衙门的称谓，局部代整体，是以门脸称代一组建筑，及那砖木结构所容纳的政权机构。
　　在“衙门”之前，曾有“府”和“署”的名目；并且，府、署之称，一直同衙门并用，用至衙门的废止。天津旧城厢有条运署西街，设在这的清代运署，当地人们叫它衙门。如今，运署衙门旧址早改为学校和公园。周围居民称谓那公园时，仍习惯于一个非官方的名字：“衙门花园”。
　　衙门，原本是牙门。牙，牙旗，旗杆上饰有象牙的大旗。古代有天子出建大牙之说，即竖牙旗为门。《宋史·仪卫志六》：
　　牙门旗，古者，天子出，建大牙。今制，赤质，错采为神人象，中道前后各一门，左右道五门，门二旗，盖取周制“树旗表门”及“天子五门”之制。
　　天子宫门巍峨；出行之时，也要有气势不凡的门，于是立牙旗以表门。这种仪仗用旗，后来为三军将帅所用。因武将牙旗立于门外，有了牙门。《南史·贼臣传》，侯景“之为丞相，居于西州，将率谋臣，朝必集行列门外，谓之牙门”。这牙门，同后来意义上的“衙门”，尚有区别。
　　隋唐时，牙门之称开始宽泛起来。当时封演的《封氏闻见录》“公牙”条记：
　　近俗尚武，是以通呼公府为公牙，府门为牙门。字称讹变，转而为衙也。
　　唐代是个崇文且又尚武的时代。将帅们门前牙旗衙衙，门称牙门；文职官员也心随意附，喜欢人家称他理事的地方为牙门，赶那个时髦。重要的是，唐代掌握兵权的节度使，同时主宰一方的军政等大权，他们立着牙旗的大门，谁能说得清是文牙门还是武牙门？这在促进“衙门”成为通称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
　　唐代李匡人《资暇集》讲到押牙、押衙，提供了衙门来源的材料：
　　押牙，武职今有押衙之目。“衙”宜作“牙”。此职名，非押其衙府也，盖押牙旗者。今又有押节者之类是也。案兵书云，牙旗者，将军之旌，故必竖牙旗于门。是以史传成作牙门字。今者押牙即作押衙，而牙门亦为衙门乎。
　　这告诉我们，牙门变衙门，还有一副产品，即武职官名押牙变为了押衙。而它们的共同本原，都是竖于将军门前的牙旗——本初的牙门。
　　到了宋代，周密《齐东野语》说衙门：
　　《诗》曰：“王之爪牙。”故军将皆建旗于前，曰“大牙”，凡部曲受约束，禀进退，悉趋其下。近世重武，通谓刺史治所日牙。缘是从卒为牙中兵，武吏为牙前将。俚语误转为衙。
　　《珩璜论》云：“突厥畏李靖，徙牙于磺中。牙者，旗也。”《东京赋》：“竿上以牙饰之，所以自识也。太守出有门旗，其遗法也。”后人道以牙为衙，早晚衙，亦太守出则建旗之义。或以衙为廨舍，儿子为衙内。《唐韵》注：“衙，府也。”亦讹。
　　周密谈及三点，一是尚武风俗，一是门旗变迁，一是同音讹传，使得中国古代“衙门”这一称谓，由无到有。
　　同衙门之称来源相似的，是辕门。《周礼·天官》“设车宫、辕门”，汉代郑玄注：帝王出行止宿，“次车以为藩，则仰车以其辕表门”。竖牙旗以表门，传承演变而有牙门——衙门。用车围起禁地，出入口处两车相对，两车辕相向仰起，称为辕门。后来，辕门成为领兵将帅的营门。《三国演义》“吕奉先射戟辕门”，吕布的辕门离中军一百五十步；京剧有出《辕门斩子》，杨家六郎要把临阵招亲的杨宗保推出辕门，军法从事，多亏了穆桂英前来。两处辕门均是军事首领的营门。再后来，由军队转“地方”，辕门被用来指称官署大门。元杂剧《梧桐雨》“太平时世辕门静”，是说幽州节度使的官署大门。节度使统辖一方军民政务，并不仅仅是带兵的将领。节度使的辕门，已有了地方官署的色彩。这些，同所谓“近俗尚武”一样，也可以用来解释“衙门”之称的广泛使用。
　　与“衙门”相关的熟语，流传最广的是“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或说“八字衙门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40年代河北《固安县志》记为“衙门口儿向南开，有理无理拿钱来”，并加按语说：“衙门有黑大门之称，以其非使黑钱不可也。”朝南开，说明衙门坐北朝南向阳开门。这样的开门方向，是古代统治者所讲求的。
　　县衙门在古代为各地所常见，那是最为百姓所知所晓的“县老爷”——旧称父母官坐衙的地方。县衙建筑通常沿南北中轴线排开。县衙大门前建影壁，大门两边八字墙，所谓“八字衙门朝南开”。置红漆大鼓，以供击鼓鸣冤。大门内设仪门，仪门两侧开有旁门。仪门开时，或是为了迎接上级官员，或是大堂审理要案，让百姓进到堂前旁听。平时仪门关闭，进出走仪门东侧的旁门。西旁门开时更少，因为此门专供押出死囚，送死刑犯上刑场，这门称为“鬼门”。以西旁门为参照物，东旁门也就被称为“人门”。仪门往里，立着“戒石坊”，一面为“公生明’《三大字，一面是“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十六字戒语，这是给县官大老爷瞧的，也是做出样子给百姓看的。中轴线上的主体建筑是大堂。集行政权、司法权于一身的知县，在这里升堂理案，也做行政长官所要办的事。大堂后边设宅门，为县官内宅的入口，里边依次建有二堂、三堂，是知县办公会客的地方。
　　衙之门，向南开。向明而治，这中间的寓意其实本来并不黑暗的。
　　县衙门建筑格局的种种讲究，如同京城皇宫的建筑格局一样，具有象征意义，可以说，县衙门的建筑形制就是紫禁城的缩微。当代哲学家冯友兰《三松堂自序》，写到清朝末年曾跟着父亲在衙门里居住，后来将当时的观察同北京的皇城做了比较。例如，县衙大门上挂匾，上写“崇阳县”，这就如同明朝北京前门之内的大明门，大明门清时改匾大清门，清灭亡后改叫中华门。“大明”、“大清”的门匾，表示皇城的主人就是王朝的统治者，县衙大门匾额表示衙门的主人即是这个县的统治者。县衙仪门内大堂前，两侧各有一排房子，东边一排三房是吏、户、礼，西边一排三房是兵、刑、工，所谓六房办公之所；明清天安门前设六部衙门。县衙大堂，相当于皇宫里的太和殿。大堂后边是宅门，在故宫里也能找到相对应者，那便是乾清门。乾清门外是外朝，门内是皇帝的私宅，即内廷

木兰山人

第六节　门前礼仪
　　
　　1．拥彗迎宾
　　
　　迎来送往到门前，自古是一种礼貌。为了表示好客与友好，古代迎宾之礼讲究“三揖三让”，见《周礼·秋官·司仪》“宾三揖三让，登，再拜授币”，郑玄注：“三揖者，相去九十步揖之使前也。至而三让，让入门也。”三揖三让，客进大门。进大门后，还要再让。《礼记·曲礼上》：“凡与客入者，每门让于客”，“主人入门而右，客人入门面左”。每到一层门前要让客，表现出礼貌教养。
　　为了表示对贵宾的欢迎，自古有拥彗迎宾的礼仪风俗。《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载，阴阳家邹衍受到各国诸侯的礼遇，他到燕国时，“昭王拥彗先驱，请列弟子之座而受业”。彗，扫帚。燕昭王为表示对于邹衍的尊师般的敬意，“拥彗先驱”，不一定要带头洒扫，而是在贵宾来临时，执帚门前，候立于最前边，表示门里门外已经打扫干净，恭候莅临。汉代《汉纪·高祖纪》也记：刘邦“朝，太公拥彗，迎门却行”。
　　山东和江苏出土的汉画像石，常见“拥彗门吏”或“拥彗奴婢”图案，奴仆或小吏躬身持帚于门前，帚头向上，帚柄朝下，反映了当时的迎宾礼俗。
　　到了南北朝时期，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风操》写道：“甫人宾至不迎，相见捧手而不揖，送客下席而已；北人迎送并至门，相见则揖，古之道也，吾善其迎揖。”他注意到南方北地间的风俗差异。北方人更近于淳朴古风，迎宾送客都到门前，作揖为相见礼。颜之推说，他认为还是北方的礼节好。
　　
　　2．正门偏门
　　
　　迎宾者最忌在自家门前给客人出难题。像那个陪同晏子的楚人，待客失礼，为人们所不取。这便是《晏子春秋》里的《晏子使楚楚为小门晏子称使狗国者入狗门》，故事为人们所熟悉：
　　晏子使楚。以晏子短，楚人为小门于大门之侧而延晏子。晏子不入，曰：“使狗国者，从狗门入；今臣使楚，不当从此门入。”傧者更道从大门入，见楚王。
　　春秋时齐国大夫晏婴身材矮小，但机敏练达，足智多谋。晏子出使楚国，楚人嘲弄他，请他由小门进入。这显然是不顾迎宾礼仪，存心轻蔑来使。晏子拒绝走小门：“出使狗国的人，才由狗门进入；现在我出使的是楚国，不该进这样的小门。”话说得颇具外交语言的策略，既避免箭拔弩张，又含机锋。负责礼宾的楚人，只好请他进大门。晏子维护自尊，不辱使命，成为千古佳话。门前失礼的楚人则因自己不友好举动，被奚落了几千年。
　　正门高大，旁门较小，筑大门又建小门，主要是出于礼仪方面的需要。清代方氵睿师《蕉轩随录》：“外官衙署正门左右各有门一，谓之东角门、西角门，属官参谒，均由角门入也。”旧时的县衙，仪门两侧设旁门。仪门开时，迎接上级官员，或大堂审理要案。平时进出只走旁门。
　　出入由哪个门，成为一种规格、一种待遇。徐珂《清稗类钞》第五册：
　　文勤为清。恰侧室所生。文勤通籍，生母尚未(贝也)封即谢世，以侧室不得由正门出表，虽文勤力争，未能通融允行。最后文勤乃言曰：“将来我死，应由何门出丧？”家人咸云必出正门无疑。文勤乃跃登母柩，坚卧不起，卒由正门而出。
　　康熙朝陈清恪、陈文勤父子相继入阁，所谓“一邑巨族”。这样的人家深宅大院，门多，礼仪说法也多。陈文勤的生母因是妾，生时住偏房，死后灵柩也不能出正门。陈文勤要为亲娘争一争，于是有卧棺拼争的一幕，结果是“由正门而出”。当时陈清恪夫妇已逝，不然，那次出丧会出由哪门，还真不好说。
　　
　　3.进进出出
　　
　　进门不下马，若以此做谜面，打汉字一，谜底不妨猜为：闯。有读者会说，还有“人”呢。高头大马进得门来，即使旁人看见马上还有个人，那人的脸面又往哪里搁？闯门而入，往往是失礼的。
　　闯门之事，《史记·万石君传》记录了一段：
　　内史庆醉归，入外门不下车，万石君闻之，不食。庆恐，肉袒请罪，不许。举宗及兄建肉袒，万石君让曰：“内史贵人，人间里，里中长老皆走匿，而内史坐车中自如，因当！”乃谢罢庆。庆及诸子弟入里门，趋至家。
　　万石君是受汉朝皇帝尊重的朝臣，他年老致仕，由长安徙居茂陵，住在陵里巷内。他的四个儿子都在朝廷为官。最小的儿子万庆，一次醉酒，入里门而不下车。万石君得知后，对儿子不礼貌的行为很是生气，拒绝进食。经过这一次教训，万庆及诸子弟归家，都规规矩矩地走进里门。
　　进进出出，讲究规矩，自古已然。
　　就说囗——大门口的中央，为固定两扇门而置的木桩，这木桩也被赋予礼仪意义。《礼记·玉藻之二》：“君入门，介拂囗，大夫中枨与囗之间，士介拂枨。”大门入口处的宽度，囗居中，帐——门两旁的长木，一左一右立在端点。于是，这宽度就形同尺子，标出礼仪的度数。两个国君相见入门时，依礼走在正中，上介近君，所以拂囗；大夫介要靠边一些，在枨与囗之间进门；士介卑，离囗远，所以说上介拂枨。这一章说到聘客，规定“宾入不中门，不履阈，公事自囗西，私事自囗东”。不中门，说的是大门口的宽度像把尺子，面对那个尺子，该从哪个尺度上进门；阈，是门槛。
　　进门、入户，别踩门槛。踩门槛历来为被视为不礼貌的行为。《礼记·曲礼上》：“大夫士出入君门，由囗右，不践阈。”不履阈、不践阈，都说的是不要踩踏门槛。《礼记》此篇还提到“入门问讳”，孔颖达疏： “门，主人之门；主人祖先君名”。避讳是礼貌，犯讳则失礼，因此去人家作客，进门先问讳。
　　清代《吴下谚联》录一俗语“臀哪先出门”，并写道：
　　凡人出入，皆面向前，而举足以往，臀必在后。奈何有先出者乎？盖尝见夫进谒贵官者矣。踵门挟刺，授之门者，具道景仰，求见若渴，浼达名柬。门者曰：“少坐！”乃进门房，臀少即席，门者入内，其人忽坐忽起，不能即安。门者出，传谕：“不必见。”复因恳之，其臀频坐频起。贵官固不纳，垂头强步而退。是头足先出，而臀哪在后也。《易》曰：“臀无肤，其行趑趄。”此之谓也。或幸而贵官纳之，传见起进，北面稽首再拜，命之坐，不敢坐，又不敢不坐。臀稍稍坐，有问即起，贵官入耳不欲烦，乃禀辞，贵官送之出，因辞，头俯至地，腰屈不伸，足在槛内，惟其臀已仆仆尔出诸宅门之外矣。谚曰：“臀哪先出门。”此之谓也。
　　在等级社会里，达官贵人之门“门槛高”，不好进。前去拜谒的人，往往表现毕恭毕敬，民谚“臀哪先出门”为此态画像，不无讽刺意味。然而，话说回来，你起身告辞，人家送客，你固辞，以至背向门，也合乎礼貌。若非过分的谦恭，以至人格平等的天平大倾斜，也还是无可厚非的。
　　入自家门，还有什么规矩要讲吗？《韩诗外传》讲了一段孟子的故事：
　　孟子妻独居，踞。孟子入户视之，白其母曰：“妇无礼，请去之。”母曰：“何也？”曰：“踞。”其母曰：“何知之？”孟子曰：“我亲见之。”母曰：“乃汝无礼也，非妇无礼。《礼》不云乎：‘将入门，问孰存。将上堂，声必扬。将入户，视必下。’不掩人不备也。今汝往燕私之处，入户不有声，令人踞而视之，是汝之无礼也，非妇无礼也。”于是孟子自责，不敢去妇。
　　孟子向孟母提出要休妻，原因是妻子踞而无礼，由此引出母子俩的对话。孟母引用了《礼记》之语，“将入门，问孰存。将上堂，声必扬。将入户，视必下”，批评孟子有失礼的地方。从跨进大门，到登堂、入室，这些讲究着眼于避免贸然，体现了对于他人的尊重。《礼记·曲礼》还有“入户奉肩，视瞻毋回”的要求，以表示恭敬。
　　《礼记》成书已两千多年。它的许多内容，体现了封建等级社会的条条框框，反映着那个早已逝去的时代的道德规范，其中的一些繁文缛节也是不足取的。然而，讲礼仪、有礼貌这样一种基本要求，对于我们这样一个礼仪之邦说来，仍不失为好的传统。
　　
　　4．门前礼贤
　　
　　古代有作为有建树的君王往往是礼贤下士的。《大戴礼》录有武王的《门铭》：“敬遇宾客，贵贱无二。”这《门铭》，了不起。
　　门前礼贤，著名的故事是曹操《短歌行》所咏：“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周公姬旦，周文王之子，武王之弟。他曾辅助武王灭商纣。武王死后，成王年幼，他摄政。据《韩诗外传》载，周公曾说过：“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犹恐失天下之士”。停止沐浴，吐出口中的饭，赶快迎接前来的贫贱之士，可见其礼贤下士的诚心。
　　周公吐哺之后，又有蔡邕倒屣。汉末蔡邕，历史上有名的大学问家，又做着大官。《三国志·魏书·王粲传》说他“才学显著，贵重朝廷，常车骑填巷，宾客盈坐”。车骑填巷，门庭若市，但他敬重才学，“闻（王）粲在门，倒屣迎之”。十几岁的王粲初到长安，蔡邕视其少年奇才。听说他来到自家门口，急忙离座相迎，忙乱中穿倒了鞋子。
　　吐哺倒自己，只为门不停宾。《晋书·王浑传》记，王浑“虚怀绥纳，座无空席，门不停宾，故江东之士，莫不悦附”。这也是礼贤下士的例子。《颜氏家训·风操》说：“门不停宾，古所贵也。失教之家，阁寺无礼，或以主君寝食嗔怒，拒客未通，江南深以为耻。”阍寺指看门人。不尽职的恶阁，嫌麻烦或是索“门包”而不得，便以种种理由拒客人于门外，不通报，还恶语相加，败坏了主人的名声。让这样的人守门，礼贤下士就成了一句空话。
　　
　　5.程门立国
　　
　　常言道：“师傅领进门，修行在各人。”学问有门径，技术有门径，为师之道就是引领进门。入得门里，方可言深造。
　　为此要拜师，要先进得先生的门。师门，古人称以“门墙”、“门仞”。此二项，还有贤者之门称“墙仞”，同出自《论语·子张》的一段话：“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门者或寡矣。”《论语》有许多形象生动的话，凝为词语，纳入古今语汇。这“不得其门”与“得其门”即是一例。孔夫子渊博的学识如一座深宅大院，那“宗庙之美，百官之富”，站在门外，隔着数仞高墙，怎能见到？须要进得门来。可是，“得其门而入”并不容易。
　　如何叩开老师的门？师门之前要敬师尊师，那或许正是要考验考验求学者的诚意呢。
　　说到这类话题，人们总爱讲程门立雪。在尊师故事中，立雪程门是很著名的，其事见《宋史·道学二》。杨时、游醉二人侍学于程颐，大约是讲学讲得目困神乏了吧，程颐闭目养神，竟睡了一觉。杨时与游酢“侍立不去，颐既觉，则门外雪深一尺矣”。这个故事，本书有关匾额的部分曾引叙。
　　那两位宋代人立雪程门，其实不是立于门外，以求“入门”做弟子的。《宋史》记以“侍立不去”、“门外雪深”，说得很明白。他们是登堂入室的弟子，先生盹睡，二位侍立在旁。他们的立雪——尊师之诚，表现在时间上：门外降雪已积了一尺深。
　　立雪程门能够传为熟典，在于故事里的师生都是历史名人，事因人而传；同时更在于，“立雪”做为这一故事的主体，是由另一个著名故事借来的。那便是“立雪传经”——地点：千年名刹少林寺；教派：禅宗，中国独有的一个佛教大宗派；师：面壁十年、影入石中的禅宗初祖达摩；徒：后来做了禅宗二祖的神光和尚。这是不折不扣的门前故事。
　　一切都发生在达摩门前，先是立雪拜师，任凭大雪落在身上，只是伫立门前坚持着。如果说立雪不过是尊师的一种极致，那么，随后的断臂求法，已然是充满着宗教精神了：
　　（达摩）寓止于嵩山少林寺，面壁而坐，终日默然，人莫之测，谓之壁观婆罗门。时有僧神光者，旷达之士也。久居伊洛，博览群书，善谈玄理，每叹曰：“孔、老之教，礼术风规；庄、易之书，未尽妙理；近闻达摩大士住止少林，至人不遥，当造玄境。”乃往。晨夕参承，师常端坐面墙，莫闻诲励。光自惟曰：“昔人求道，敲骨取髓，刺血济饥，布发掩泥，投崖饲虎。古尚着此，我又何人？”其年十二月九日夜，天大雨雪，光坚立不动，迟明积雪过膝。师悯而问曰：“汝久立雪中，当求何事？”光悲泪曰：“惟愿和尚慈悲，开甘露门，广度群品。”师曰：“诸佛无上妙道，旷劫精勤，难行能行，非忍而忍，岂以小德小智、轻心慢心，欲冀真乘，徒劳勤苦。”光闻师诲励，潜取利刀，自断左臂，置于师前。师知是法器，乃曰：“诸佛最初求道，为法忘形。汝今断臂吾前，求亦可在。”师遂因与易名曰慧可。
　　《景德传灯录》的这段拜师故事，历来流传很广。十二月正是数九寒天，下着大雪，神光通宵达巴地站立在达摩门前，到了第二天积雪埋过了膝盖。那位达摩大士终于到门口与他搭话，为表诚心，又有断臂求法的一幕。
　　
　　6．望门投刺
　　
　　门前的礼仪，还有投刺一项。
　　南宋画家李嵩所作《岁朝吉庆》，描绘新年往来贺岁的情景，堪称珍贵的民俗史料。其画面可分为三个层次，分别表现屋内饮酒、庭院揖客、门外投刺这三种年俗事项。请看：大门上画着武士门神，门前骑马的投刺者已下马，石阶下有人双手递上贺岁的名刺，台阶上有人正欲接过名刺。
　　宋时的名刺为纸制，区别于信札，刺上主要写名字，就像如今的名片。《后汉书·文苑列传》，年轻气盛的祢衡“初达颍川，乃阴怀一刺，既而无所之适，至于刺字漫灭”。弥衡的名刺，是不拘于非要投给哪个人的。你看他，将名刺揣在怀里，一俟有了乐于投刺的大门，随时准备派用场。然而，这个达官他瞧不起，那位贵人他不屑一顾，名刺也就只是怀揣着，以致名刺字迹被弄得模糊了。
　　这类交际用品，在尚无纸张的年代已经开始使用了。木简竹简充当书写材料的年代，削木削竹制做名刺该是很自然的事。宋代孔平仲《孔氏谈苑·名刺门状》：“古者未有纸，削竹以书姓名，故谓之刺；后以纸书，故谓之名纸。唐李德裕为相贵盛，人务加礼，改具衔候起居之状，谓之门状。”这段话里给出名片发展三个阶段所使用的三个名称——刺、名纸、门状。此外，它还叫门刺、名帖、拜帖、名柬等。
　　名刺纸色本用白，明代开始使用红纸。当时郎瑛在《七修类稿》中说，他少年时所见还是白纸，不过两寸宽。他批评一张名刺不过写五个字，却用“大红销金纸，长有五尺，阔过五寸，更用一绵纸封袋递送”，太浪费了，是“暴殄天物”。
　　可见名刺用纸的变化，由本来用白，到出现红纸名刺，始自明代。清时《茶香室续抄》引《寄园寄所寄》：“海瑞晋南家宰，以币物为贺者，俱不受；报名纸用红者，亦以为侈而恶之。”清官海瑞闲居多年后被启用，出任南京吏部右侍郎。有人送钱送物表示祝贺，海瑞拒收；有人投刺用红纸，这位“海清大”表示厌恶，认为 “红名片”太奢侈了。保留至今的海瑞名刺，纸幅不大，是白纸。
　　《岁朝吉庆》画卷上门前投刺的风俗，明清仍在沿袭，逐渐流于礼节形式。明代《菽园杂记》卷五：
　　京师元日后，上自朝官，下至庶人，往来交错道路者连日，谓之拜年。然士庶人各拜其亲友，多出实心。朝官往来，则多泛爱不专。如东西长安街，朝官居住最多。至此者不问识与不识，望门投刺，有不下马。或不至其门令人送名帖者。遇黠仆应门，则皆却而不纳，或有闭门不纳者。
　　拜年的时候，送上一张名刺，表示人到了。便有人投刺并不下马，甚至派人各处分发名片。这样，投刺的诚心与情谊也就大打折扣，故有“泛爱不专”云云。
　　名刺之为用，本来是基于通姓名的需要；实际使用过程中，这一功能似乎降为次要，投刺者更希望用自己的名片来联络感情。这也就强化了名刺的礼仪功能。海瑞复出，收到那么多“白名片”“红名片”，投刺者绝不仅仅是自报家门。明代陈宏绪《寒夜录》记：“嘉、隆以来，往还名刺居上者做而无礼，处卑者逊而可笑。” 明代嘉靖、隆庆之际，也就是海瑞那个时代，名刺往来之中存在着一种欠儒雅的风气，地位高的人把傲气写到了名刺上，而地位低的人毕恭毕敬，近于献媚，名片好似一副可笑的嘴脸。
　　名片之名，晚清已广泛使用。俞樾于光绪年间写《茶香室丛抄》，有“今人所用名片”之语。而那时运用名刺一类物件的场所，仍然主要是在门前——“属官见长官，辕门外降舆马，自左门入。初见具名柬，呈履行”，这是《清史稿》写入《礼志》的

木兰山人

第七节　宫门内外
　　
　　1.“天子五门”
　　
　　汉代初年，刘邦征战在外，萧何在长安营建未央宫，东也筑阈、北也筑阈。刘邦回，眼见不但修了宫中殿，还修了宫门阈，殿壮丽，门壮丽，怒而责问：天下成败尚未可知，为何有此大兴土木的过分之举？萧何自有道理，他对刘邦说：“天子以四海为家，非壮丽亡以重威。”刘邦闻言，化怒为悦。其中道理，正如唐诗所云：“不睹皇居壮，安知天子尊”。
　　皇家建筑气势磅礴的空间大组合，在古代，可以“宫阈”“宫闹”称之。宫与阙、宫与闱，这阙指的是皇城的门，这闱说的是宫内的门。深宫九重，可望而不可及，那造成距离感、生出帝王威的深不可测，不仅在宫之殿，也在宫之门。唐代诗人的笔触写到这种神秘感。王维《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之作》： “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就如九重天门一样，宫门打开一道又一道。杜牧《过华清宫绝句》：“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虽是骊山行宫，宫门却也是层层叠叠。此外，更为民间所熟悉的模式，那被舞台搬演、被艺人说唱的午门，一声“推出午门”，带给艺术的矛盾冲突还小吗？
　　北魏建都平城（今大同），“大筑郭邑”，然而仍被南朝人讪笑。《南齐书·魏虏传》讲到两条，说“妃妾皆住土屋”，再是说到宫城大门——“门不施屋”，后来“宫门稍覆以屋，犹不知为重楼”——没有高大的城门楼。历史是发展着的。到后来，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改易风俗，吸收汉文化，举措之一是大兴上木。其中引人注目的一项，是建门楼。《洛阳伽蓝记》：“高祖在城内作光极殿，因名金镛城门光极门，又作重楼飞阁，遍城上下，从地望之如云也。”高祖即孝文帝。北魏统治者改革图强，又肯兼收并蓄，郭邑宫城大改观。巍然壮丽的金镛门楼，不仅表示在建筑文化方面的不甘示弱，也显示着北魏王朝的威仪。
　　这就是宫门。南朝人曾以“门不施屋”、“不知为重楼”相奚落，迁都洛阳的北魏王朝建起高大门楼，看你南朝人如何轻蔑？南北朝，南方人、北方人都那么看重宫门建筑的规模，其中自有道理。
　　皇宫大门的故事不胜枚举。宫阙宫门，称孤道寡者的门户，它的启闭开阖，进进出出，占了“二十四史”多少的篇幅……
　　赵匡胤黄袍加身之初，在汴京修宫城，诸门及宫殿在一条线上，唯大庆殿与端门少有偏差，“宫成，太祖坐福宁寝殿，令辟门前后，召近臣入观，谕曰：我心端直正如此，有少偏曲处，汝曹必见之矣！”宋代叶梦得《石林燕语》有载。《邵氏闻见录侧记，“既成，帝坐万岁殿，洞开诸门，端直如引绳”，那位太祖皇帝感叹： “此如吾心，小有邪曲人皆见矣。”
　　一条中轴线，串起诸多的门，——包括宫殿的门，和那些称为门的建筑。这是中国皇家建筑的传统格局。
　　中轴线是子午线。《易·说卦》：“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这就区别了中轴线的首和尾。老年代里，北京人称地安门为“后门”，便因为它处于中轴线的末端，且坐南向北。
　　与南面称王相对应，是北面称臣。《水经注·浙水》：“《吴越春秋》所谓越王都埤中，在诸暨北界，山阴康乐里，有地名邑中者，是越事吴处，故北其门，以东为有，西为左，故双阙在北门外。”越王勾践向吴称臣，为表示降服，北面开门；双阙建在北门外，更强调了甘心“北面”的样子。然而，“北其门”的勾践却在卧薪尝胆，“北面”为了争取“南面”。门的开向，竟如此生动形象地凝聚了吴越争霸的历史一页。
　　中国古代皇宫建筑南北纵向排开的平面布局，早在《周礼》中就列出了。它是建筑群的组合模式，也是宫廷礼俗的格式，是凝定了君主专制精神的一种铺张排场。
　　外朝、治朝、燕朝，“天子诸侯皆有三朝”，《周礼》未明写，汉代的郑玄予以注出。燕朝连着“寝”。这样纵列成串，长长一串建筑群，既阻隔又连通，既利用门的出入口功能，又赋予它标志性功能。宋代聂崇义《三礼图》，画出皇家建筑布局的框架，六宫六寝之前，是五图片点击可在新窗口打开查看道大门（图57）。
　　“天子五门”，讲的不是偏门角门，而是指中轴线上的五段分割。汉代郑玄为《周礼·天官·阍人》作注：“王有五门，外曰皋门，二曰雉门，三曰库门，四曰应门，五曰路门。”对于五门的解释，《古今图书集成》载有一段文字，其与郑玄排列的顺序略有不同：
　　周制天子有五门，曰皋，曰库，曰雉，曰应，曰路。释者谓：皋者远也，门最在外，故曰皋。库门，则有藏于此，故也。雉门者，取其文明也。应门者，居此以应治也。路门者，取其大也。五门各有其义。
　　五门的基础上，又有九门之说。《礼记·月令》注：古天子九门，一路门，二应门，三雉门，四库门，五皋门，六城门，七近郊门，八远郊门，九关门。这是在皇城五道大门的序列之外，再续以城门、郊门和关隘之门。
　　五门之制，被历代帝王视为古制。明清两代，皇帝将北京宫禁的规模发展到了极致，那恢宏浩大的建筑群，仍可见“天子五门”的影子。天安门（明宫承天门）为紫禁城正门，向进深，端门、午门、太和门（明代称奉天门）、乾清门。乾清门内是后宫生活区。乾清门相当于“天子五门”中的路门。出乾清门向前，至太和门，这一段中轴线上排着保和、中和、太和三大殿。太和门相当于五门之制中的应门，应门意谓应治。再向前是午门，相当于雉门。再向外，相对应的是，端门与库门、天安门与皋门。
　　皇城建筑凝固着封建社会的政治仪礼。其中轴线上，门、殿及宫的排列，正如古老象形字的竖写铭刻，它写着：“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这《易·说去》著名的话。
　　“天子五门”。门之为用，且听以下分解。
　　
　　2．天安门金凤朵云颁诏书
　　
　　天安门，明代叫承天门。这是明清皇城的正门。《明宫史》：“紫禁城外向南第一重曰承天之门。”其当合于“天子五门”的头一道，即所谓皋门。每遇大典，在此举行颁诏仪式。
　　日本冈田玉山等编绘的《唐土名胜图会》牌画集，刻成于日本文化二年，时值我国嘉庆七年（1802年）。书载天安门颁诏图两幅，其中一幅（图58）画面是，礼部官擎朵去于城楼下，图片点击可在新窗口打开查看宣诏官于城楼上，绳系衔诏金凤。书中说：在此门的堞口设金凤朵云。颁诏时，宣诏官身穿朝服，领耆老行礼，用朵云接过来，诏书由金凤含在口中而下降。
　　天安门颁诏，沿袭了宫门阙上颁布法典的传统。东汉高诱注《淮南子》：“王者门外，阙所以县（悬）教象之书于象魏也。”举行隆重的颁诏仪式，可烘托出一种庄严的气氛，显示帝王气象，天安门以其雄伟，又系皇城门户，“九重宫门”之内的天子“诏曰”，正可以在此宣示天下。
　　金凤朵云之说，所出有据。《事物纪原》“凤诏”条“后赵石季龙置戏马观、观上安诏书，用五色纸衔于木凤口而颁之。宋大礼御楼肆赦，亦用其事。自石季龙始也。”
　　石季龙是个暴虐而奢华无度的帝王。《晋书·石季龙载记》写他搞木凤衔诏的新花样，近似于游戏取乐：
　　季龙常以女骑一千为卤簿，皆著紫纶巾、熟锦裤、金银镂带、五交织成靴、游于戏马观。观上安诏书五色纸，在木凤之口，鹿卢回转，状若飞翔焉。
　　石季龙之举，本非庄严，却启迪了后代王朝的思路，为把宫廷礼仪编排得繁文缛节，以示威加四海的帝王气派，这木凤颁诏的形式不妨用一用。再没有游乐寻开心的味道，它成为一种庄严的盛典了。
　　颁诏仪，有清一代发展到了极致。《清史槁》说，颁诏之日，太和殿前具卤簿，丹埠内植黄盖、云盘。午门外备龙亭、香亭。天安门楼雉口预置朵云金凤，其东筑宣诏台。王公百官朝服集午门。内阁学士奉诏书至乾清门用宝讫，铺黄案。皇帝到太和殿，一番礼仪毕，将诏书置于云盘内，覆黄盖。礼部官奉盘出太和门，百官从至午门外，置龙亭。再至天安门外，奉诏书置高台黄案上。宣读官在台上，众官员跪听宣，行三跪九叩礼。奉诏官取朵云承诏书，系以彩绳，自金凤口中衔下。礼部官接受，仍置龙亭。出大清门，赴礼部，望阙列香案，尚书率属员行礼。
　　天安门也曾颁布遗诏。清顺治帝崩，“颁遗诏天安门，群臣素服，三跪九拜。宣华，举哀。礼部誊黄，颁行各省”。
　　
　　3．好厉害的午门
　　
　　明清故宫中轴线上一座座巍峨大门，除天安门外，论知名度要数午门为最了。午门建筑平图片点击可在新窗口打开查看面呈凹形（图59）。刘敦帧主编《中国古代建筑史》指出，故宫两则凸出，用廊庑连接，是门阙形式的最后的残余。从成都汉画像砖上的双阙（见图14），经河南禹县宋代石幢表现的凸出于城门的双阙（图60），到故宫午门的造型，可见宫门阙的发展脉络。午门始建于明永乐年间。此前朱元璋在南京建阙门，叫午门。北京故宫午门含有门阙结构，这可视为直接来源。
　　午门在高大的砖石墩台上建楼五座，俗称五凤楼，煞是壮观。两侧凸出的阙，形成相对围合的空间，使人产生压抑感，更觉高大午门的威严气象。正如美国现代建筑师摩尔菲的评论，午门体现了“一种压倒性的壮丽和令人呼吸为之屏息的美”。
图片点击可在新窗口打开查看　　午门在天安门和端门之后，依“天子五门”的古制，午门相当于雉门。“雉门者，取其文明也”。明代《明宫史》：“居中耸然而向明者午门也，钟鼓在焉，旗纛有焉”。午门城楼上设钟鼓亭，每当太和殿举行大典时，午门上钟鼓齐鸣。
　　午门是举行献俘受俘礼的场所。《清史稿》记：
　　帝御午门楼受俘，正中设御座，檐下张黄盖，卤簿陈阙门南北，仗马次之。辇辂陈金水桥南，驯象次之。王公百官咸集，解俘将校立金鼓外，俘后随。班位既序，帝御龙衮乘舆出宫，至太和门，大乐铙吹，金鼓振作。登楼升座，赞“进俘”，《丹陛大乐》作，奏《庆平章》。鸿胪寺官引将校入，北面立，赞“行礼”，俘入匍伏。兵部官跪奏，平定某地所获俘国，谨献阙下，请旨。制曰：“所献俘交刑部。”刑部长官跪领旨讫，械系出。《丹陛大乐》作，王公百官行礼如常仪。若恩赦不诛，则宣旨释缚，俘叩首，将校引出。
　　清帝受俘的场面，何等风光。献俘礼因午门而益发气势如虹，午门因献俘礼而更添天阙帝阍的壮丽气象。同为军礼，御驾亲征时，皇帝征衣佩刀，乘骑出宫，午门上鸣钟鼓，军士鸣角螺；命将出征时，出师前一日，午门前颁衣马弓刀，行日，在午门外颁大将军敕印。
　　行嘉礼，讲排场，午门也是展示繁褥礼节、张扬皇权尊贵的地方。乾隆帝86岁归政嘉庆，授受仪的重头戏唱在太和殿。午门外五铬、驯象、仗马、黄盖、云盘，檐下设《中和韶乐》，门外《丹陛大乐》。清同治十二年正月，两宫皇太后归政，同治帝亲政仪式的关键场面安排在慈宁宫。午门外设龙亭、香亭，三品以下大臣集午门外。宫内典礼，同治帝率群臣三跪九拜，实况由鸣赞宫接续外传，午门外各官随同行礼。后来，光绪帝亲政，午门前又上演了这样一幕典礼。
　　太和殿的常朝，是重要的宫廷仪礼。如果逢常朝之日，皇帝不到金銮殿上坐龙椅，官员们要行礼午门外，算是象征性地有所表示。《清史稿》记，“外藩来朝暨贡使，亦常朝日行礼，如速返测不拘朝期，即赴午门行礼，外官应速赴任者亦然”。一道午门，坐北朝南，以一座门而代宫廷、代帝王。其实，午门的建构，本身即有“九五之尊”的含义——午门正楼面阔九间，进深五间，正合《易经》“九五，飞龙在天”的帝王数字。
　　午门的威严，在于它宏伟的体量、尊贵的含蕴，在于它所据中轴线的位置，还在于它的功能。其所派用场，除已讲到的外，另有一项在民间流传甚广，即“推出午门”云云，——这实际上是对于廷杖的添油加醋的传说。
　　把宫廷中轴线上的一座门称为午门，始于明代。在午门下棒打朝臣的廷杖，也始于明。《明史·刑法志三》列举“刑法有创自明、不衷古制者”，首先列举的就是廷杖。明代皇帝在奉天门（清代名太和门）御门听政。奉天门与午门相望，皇帝要杖责朝臣，行刑在午门下，就距离而言挺便当。
　　廷杖由明朝著名的锦衣卫大打出手。明代朱国恢《涌幢小品·廷杖》记：“成化以前，凡廷杖者不去衣，用厚绵底衣，重毡叠帕，示辱而已，然尤卧床数月，而后得愈。正德初年，逆瑾用事，恶廷臣，始去衣，遂有杖死者。”逆瑾指太监刘瑾。刘瑾曾侍奉的东宫太子继了位，是为明武宗，年号正德。刘瑾恃宠而骄，陷害忠良的种种恶行，其一是廷杖去衣，往死里打。从此，不断有死于午门杖下者，“推出午门斩首”的传说，由此发端——“推出午门”是真，斩首之刀虽不曾血刃，“推出午门”而断了命，也不假。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德五年，权奸刘瑾本人末日到时，也着着实实地尝了尝午门棍棒的滋味。邓之诚《骨董琐记》：
　　明代廷杖，每于午门下行之，不知其杖法若何，何以每每致死？据《张文宁年谱》所记，逆瑾在午门前打问情形云：旧例午门前，只于锦衣卫直房门首。是日拿才定，不知何官，传言上御门，拿瑾上前，拿到午门御道东跪。又云：锦衣卫掌卫事指挥刘璋出班跪奏：请旨打多少？亦不闻传语，须臾即起云：“有旨打四十！”当值官校齐声答应讫，有一官大声云：“打四十！摆著棍，五棍一换打！”每一宣言，则各官校齐声答应如前，响振殿庭。刘瑾则洗剥反接，二当驾官揪其脑发，一棍插背挺直，复有一阔皮条套其两膝扣住，一棍压定，用棍打其前腿，名曰拦马。五棍毕，一官叫唤，邀喝答应，一一如前。打四十后，方问。
　　究竟是明武宗御门临朝，发下了旨意，还是锦衣卫们要用棍棒，在午门下“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以上记述似乎有些模糊。但其对廷杖的场面描写，倒是细致的。
　　午门下，禁军林立，加上廷杖行刑时的厉声吆喝，气氛可怖；每打五下换一棍，再吆喝，声振殿庭。被吆喝声淹没了的，还有那痛苦的呻吟。廷杖，封建专制时代公然展示在朝廷门前的一种酷刑。酷刑为午门更增森严，关于这一酷刑的传说也为午门增森严。午门，好厉害的皇宫大门口！
　　
　　4.御门听政
　　
　　明清故宫有巍巍三大宫殿，然而，却又有御门之典，皇帝听政在“门”。
　　这门，是“天子五门”之一。就说故宫的太和门，其建于明永乐年间，初称“奉天门”，后改称“皇极门”，清代叫“太和门”。它堪称我国古代规格最高的门。它的门内，是俗称“金銮殿”的太和殿。在“天子五门”的序列中，它该相对于应门。“应门者，居此以应治”，明代皇帝就在这座奉天门早朝，处理政务，所谓御门听政。
　　明万历年间重修《明会典》载有“常朝御门仪”。此仪，朱元璋南京开国时即已制定。后迁都北京，奉天门即是极门是御门听政的场所。《明会典》记：
　　近仪，凡早朝鼓起，文武官各于左右掖门外序立。候钟鸣开门，各以次进，过金水桥，至皇极门丹墀东西相向立。候上御宝座，鸣鞭，鸿胪寺官赞入班，文武官俱入班，行一拜三叩礼，分班侍立。鸿胪寺官宣念谢恩见辞人员，传赞午门外行礼毕，鸿胪寺官唱奏事。各衙门应奏事件以次奏讫，御史序班纠仪。鸿胪寺官跪奏，奏事毕，鸣鞭驾兴，百官以次出。
　　明代的御门听政，隆庆六年时定为每旬三次，逢三、六、九日为期。
　　清代皇帝御门听政，顺治时在太和门，康熙时改在乾清门。震钧《天咫偶闻》：“盖国初御门之典，在太和门。后改御乾清门，因亦移入，即唐代之常朝也。常朝五日一举，故御门五日为期。”
　　乾清门相当于“天子五门”中的路门，是五门中最靠里的门。郑玄说：“路门者，大寝之门。”其门内是廷，皇家生活区；门外是朝，依次排列三大殿。御门之典于乾清门，又符合治朝在路门之外的古制。清代设军机处，在乾清门前右侧。
　　《清史稿·礼志七》：
　　御门听政仪，清初定制，每日听政，必御正门，九卿科道齐集启奏，率以为常。雍正初，始定御门典礼，几部院所进本有未经奉旨者，折本下内阁，积若干，传旨某日御门办事。是日，乾清门正中设御榻、黼囗、本案一。黎明，部院奏事大臣暨陪奏官属毕集庭内。帝升座，侍卫左右立，记注官升西阶，部院官升东阶，各就列跪，尚书前，侍郎后，陪奏官又后。尚书一人奉本匣折旋而进，诣本案前，跪陈于案，兴，少退，趋东楹，转入班首。跪，口奏某事，毕，兴，少退，率属循阶左降。
　　御门听政在“门”前广庭举行，只将皇帝的宝座摆在门厅内。清末户部官员崇彝《道成以来朝野杂记》：“每月逢五、十两日，皇上出至乾清门门罩之下，居中而立，所谓当宁也。”所以，御门听政实际上可算露天听政。露天的形式里面包含着“天人感应”的内容。天子有所谓“奉天承运”的套话，喜欢“天意”的标签，有所“圣明”，也希望上达于天。
　　至于“御门五日为期”，是后来的事。《清史稿》记，“清初定制，每日听政，必御正门”。康熙二十三年，御史卫执蒲建议御门听政以五日或二三日为期，皇帝说：“政务在精勤，始终不宜有间。”这个为皇帝减负担、谋清闲的主意，没有被采纳。乾隆帝的诗： “御门折本待纶宣，例事亦为勤政先。了识安民在察吏，未能去慝且求贤。”便是以御门自夸勤政的。
　　清代御门大典的时间，起先是春夏季卯正、秋冬季辰初开始奏事。上朝的时刻，在康熙二十一年向后推迟，春夏改为辰初，秋冬改为辰正，仍是早朝。君、臣早朝，在封建时代里，是统治集团的重要的施政方式，而这却在宫门进行。“天子五门”，那重重大门不仅仅是用来显示威严的摆设；帝王御“门”，以君临天下，这设计，在制定《周礼》的时代已经存在了。
　　御门听政，“自同治初两后垂帘，此典遂废”。御门之典先于封建王朝的终结而废止了。
　　
　　5.紫禁城的“禁”字
　　
　　京师宫城称为紫禁城。“紫”，取诸紫微星之“紫”。《晋书·天文志上》：“紫宫垣十五星，其西蕃七，东蕃八，在北斗北，一曰紫微，大帝之坐也，天子之常居也”。望星空的人们，依据人间世事命名星辰天区，想象紫微垣是天上帝王所居的地方。
　　注释紫禁城的“禁”字，可借蔡邕《独断》之语：“禁中者，门户有禁，非侍卫者不得入，故曰禁中。孝元皇后父大司马阳平侯名禁，当时避之，故曰省中。”
　　皇帝居住的地方，“门户有禁”当是至关重要的事。《周礼·天官》载有王宫守门者的职责：“阍人：掌守王宫之中门之禁。丧服凶器不入宫，潜服贼器不入宫，奇服怪民不入宫。几内人、公器、宾客，无帅则畿其出入。以时启闭。凡外内命夫命妇出入，则为之辟。掌扫门庭。大祭祀、丧纪之事，设门燎，跸宫门庙门。凡宾客，亦如之。”阁人守卫宫门，执行门禁。丧服葬器不准擅自带进宫门，暗藏杀器、衣服内穿着销甲的人不可放入，擅自携器物出宫者也不放行，等等。阍人负责按时开关门，洒扫门庭，等等。阁人职责，最主要的是执行门禁，将不轨之徒拒之门外。
　　宫禁门前也设门棍。清代福格《听雨丛谈》卷十一：
　　禁门两傍，皆列朱棍二根，长三尺余，围圆六七寸，上圆下方，俗称榔头，清语曰穆克申。谨按天命五年六月，命树二木于门外，有欲诉者，书而悬之木，览其颠末而按问焉。然则此棍乃纳言之标，非御侮之械也。按禁门司启闭稽出入者，太和门用亲军营，顺贞门及内廷各门用内府护军营，紫禁城以内用上三旗护军营，皇城及外栅门用五旗护军营。各门列木棍处，俱有护军二人席地跌坐，虽王大臣出入，亦不起立，惟祝版、实录、玉牒百官望阙谢恩，则鸿胪预唱穆克申起立，然后兴起，其谨严之制如此。
　　这俗称“榔头”的朱红色门棍，据说具有纳言的意义，而实际上，更表示一种威慑。先于《听雨丛谈》，清嘉庆年间《国朝宫史续编》载“紫禁城门禁令”：“每门设红杖二，以护军二人更番轮执，坐门下，亲王以下经行，皆不起立。有不报名擅入者，挞之”。这种被称为“榔头”的红色棍杖，各门均有设置，是备以打人的——如有胆敢冒犯宫禁者，挞之。“榔头”下席地而坐的阍人大模大样的，遇亲王大臣出入仍旧坐着不动，只在一些礼仪场合，要经礼仪官唱“穆克申起立”，这才屁股高地站起身来。“谨严之制如此”，就在于他们是皇家的守门人，可以说，他们与二根红棍一同，是构成那个“禁”字里边的笔画。
　　白天里，把门者维护着那个“禁”字，到夜晚皇城诸门紧闭，宫门钥象征着那个“禁”。南朝梁《殷芸小说》：“晋成帝时，庾后临朝，南顿王宗为禁旅官，典管钥。诸庾数密表疏宗，宗骂云：‘是汝家门阁邪？’诸庾甚忿之，托党苏峻诛之。”皇帝年幼，庾太后临朝称制，诸庾恃势擅权。当时司马宗为禁卫军长官，“典管钥”——掌管紫禁城城门的启闭。诸庾要挤掉他，暗中上表进谗。司马宗得知，斥骂道：“这难道是你们庾家大门吗？”结果，司马宗还是被借故除掉了。“典管钥”，是宫禁要害。
　　皇宫的大门多，朝启夜闭，门钥的管理自然须有章可循，形成制度。清嘉庆十一年编成的《国朝宫史续编》卷四十八：
　　门钥之制：恭遇皇上乘舆出入，各门均启中门。每夕，景运门直宿司钥长率官军至后左门、后右门、中左门、中右门、左翼门、右翼门、太和门、昭德门、贞度门以次验视扃囗。午门，以隆宗门护军参领；东华门，以苍震门护军参领；西华门，以启祥门护军参瓴领；神武门，以吉祥门护军参领，分视扃囗华，各遣护军校纳钥于司钥长，受验诸门钥，汇贮于筐，复加扁钥。诘朝，各门校领钥以次启门，日以为常。
　　每到闭门锁扃时分，有关人员各司其职，负责锁闭指定的宫门，各门的钥匙要汇总一处，装入箱子，加上锁。严格的门钥规章，从一个侧面体现了紫禁城“禁”字的分量。
　　自然，门禁虽严，但所要禁而止之的只是通行，并非禁止出入。住在宫禁里的人要出出进进，住在宫外的官员也不免要入得门，去朝请。守门者凭什么决定放行与否，自然是入门的凭证。《史记·魏其武安侯传》：“太后除窦婴门籍，不得入朝请。”门籍，即进入宫门的证件。
　　进入宫禁，就需“通籍”。唐代人的《三辅黄图》注解说：“通籍，为记名于门，通出入禁门也。籍者，为二尺竹牒，记其年纪名字物色，悬宫门，案省相应，乃得入。”清代平步青《霞外捃屑·通籍》：
　　今人作文，每云通籍为某官，盖本谢跳《始出尚书省诗》“既通金闺籍，复酌琼筵醴”，注云：金闺，金马门也；籍者，为二尺竹牒，纪其年纪、名字、物色，悬之宫门，案省相应，乃得入也。李善此注，盖据《汉书·元帝纪》“令从官给事宫司马中者，得为大父母父母兄弟通籍”应助注也。金马门当作司马门，李注似误一字。《随团随笔》则云：汉制，司马一人守宫门，记公卿之年貌，号日门籍，以通其出入。太后除窦婴门籍，使之不得奉朝请。王嘉为郎，坐户殿门失阑免，不知何本。今无此制，似未可率用。然今制内外官引见，部院各堂官带领者，先以粉牌，俗称“绿头签”进御。签书某官、某姓名，背书年若干岁、某省某县人、由某出身、历某宫，一一开列，盖即古竹牒之遗。新进士亦然。
　　门籍有名，可进出宫门，这是一种身分的象征。由此，“通籍”被用来表示初入仕途，自然是容易理解的。平步青还言及清朝的门籍，俗称“绿头签”，正反两面写有不少内容。清《国朝宫史续编》载“紫禁城门禁令”，“凡三公、官员、执事人等，各有限制，不得擅行”。官员等“准由禁门行者，均将姓名及所隶旗分、佐领、内管领造册咨送登籍，于经由之门各置一通。工匠服役人等，则由该管衙门各给人烙印腰牌，书姓名、工作差役，持为出入符验”。
　　《明会典》载“入朝门禁”，洪武十一年规定，“朝参文武官给领牙牌，悬带出入。无牌者依律论罪，借者及借与者罪同”。成化年间，“文武大小官员入朝，跟随办事官吏人等照出午门例，于长安左右门承天门端门，各下小木牌进入，出则收回”。
　　请病假，要注门籍。明朝时，一京官为躲避赴楚之差，称病注门籍，结果误了官运前程。清《巢林笔谈》有记，并言“门籍者，京朝官例书名簿置长安门，有病则注明其下，免朝参，谓之注门籍”。据《明会典》，“患病若上系咳嗽等小疾于朝仪有碍者，量许注门籍五日；若病非旦夕可愈者，必须堂上官印信手本，开写明白”。皇宫的大门，不可随便进，也不可无故不进。
　　官员被停职，门上贴“注籍”。清代《广阳杂记》：“明时，群僚被劾者，自衙归私毛，则下轿帘以障之。于门揭‘注籍’二字，闭门以待命。”这“注籍”，当是由注门籍的形式变异而来。请假，为主动，需去长安门注门籍；停职是被动的，“注籍”贴在自家门上，带有闭门思过、听候发落的意思。

木兰山人

6．“勘箭”：天子进皇城大门的礼仪
　　
　　有一个问题提出来了：帝王出宫入宫，是否可以完全凌驾于门禁制度之上呢？宫门卫士是不是可以验明真天子，再大开其门呢？
　　就有这么一种制度，叫勘契；另有一种礼仪性的制度：勘箭。
　　唐宋制度，开启殿门要核对鱼契，称为勘契。鱼契用檀木刻成鱼形，两相契合，一存宫中，一存门使处。鱼契相合时才开大门。这种勘验的信物，所以取鱼形，是因为在古人看来，鱼白天黑夜从不瞑目，——“门钥必以鱼”，钥匙要取鱼造型来寄托严谨门禁的意思，鱼契也有此含义在。
　　宋代沿袭唐朝制度。此外，还以箭代鱼，用在皇帝郊祀礼毕，回宫时的礼仪，称为“勘箭”。
　　北宋僧人文莹《玉壶清话》载，宋太祖赵匡胤郊祀，“大礼毕，銮格还至阙门，则行勘箭之仪”。《玉壶清话》又称《玉壶野史》，撰于元丰元年，距宋初虽已八、九十年，但所记仍不失为珍贵材料：
　　勘箭者，其箭以金铜为镞，长三寸，形若凿枘，其囗香檀木为之，长三尺，金镂饰其端，以绛罗泥金囊韬之，金吾仗掌焉。其镞以紫罗泥金囊贮之，驾前司掌焉。每大驾还，阖中扉，驻跸少俟，有司声云：“南来者何人？”驾前司告云：“大宋皇帝。”行大礼毕，礼仪使跪奏曰：“请行勘箭。”金吾司取其苛，驾前司取其族，两勘之。罢，即奏曰：“勘箭讫。”有司又声曰：“是不是？”赞喝者齐声曰：“是。”如是者三，方开扉分班起居迎驾。大铬方进，勘契者以香檀刻鱼形，金饰鳞鬣，别以香檀板为鱼形，坎而为范。其鱼则驾前司掌焉，其范则宫殿门司掌焉。銮舆过宫殿门，以鱼合范，然后开扉迎驾。其赞唱喝迎拜，一如勘箭之式。
　　箭镞、箭杆，一卯眼、一榫头，分别由驾前、金吾掌握。皇帝车驾到宫门，要掩门验证——勘箭，箭族和箭杆卯、榫相契，还要高声唱和，然后开宫门，侍立两侧，銮辂启动。勘箭仪式，在进皇城大门时举。进了宫，至殿门还有一番勘鱼仪式，《玉壶清话》也讲到了。
　　沈括《梦溪笔谈》说：“大驾卤簿中有勘箭，如古之勘契也。其牡谓之‘雄牡箭’，牝谓之‘辟仗箭’，本胡法也。熙宁中罢之。”宋神宗赵顼当皇帝第四年，有人上言请罢勘箭之礼。礼院查考论证，认为唐朝勘契验鱼符，“用之车驾所过宫殿城门，所以严至尊、备非常”；而勘箭“当是师行所用，施于宫庙，似非所宜，诚可废置”。于是，废止勘箭；这之后十三年，礼院上言废上勘契，说是扈从的仪仗前队已从门入，天子将至，却又关闭中门，这种礼仪不可取。还是那个神宗皇帝，又废除了勘契，鱼符也不必合对了。
　　
　　7．牙门：“天子出，建大牙”
　　
　　“天子五门”，为了体现至高无上的威势，要以巍峨宫门来壮脸面。
　　天子五门说的是帝王居。这以外，扬帝王威风，也还借助“门”。
　　《周礼·天官·掌舍》：“掌王之会同之舍，设囗囗再重，设军官辕门，为坛宫棘门，设旌门。无宫，则共人门。”囗囗即行马，又叫挡众。王者会诸侯之时，对于大门是很讲究的。临时设立的宫门前，要置双重的囗囗。用兵车相连做围墙，两车车辕相对做出入口，这就是辕门。平地起坛为宫舍，竖戟为门，叫棘门。以上条件都不具备时，“无宫，则共人门”，由一些身材高大者站立两旁，形成出入口，叫人门。
　　武士把门，夹道而立，“人门”同样可以铺张帝王的排场、张扬帝王的威风。这为后世所借鉴，衍生出所谓镇殿将军。宋代《事物纪原》“牙门”条引《宋朝会要》：古者，天子出，建大牙；今制，错彩为神人像，中道前后各一，左右道五门，门二旗，盖取周制“立旌表门”及“天子五门”之制。
　　沈括《梦溪笔谈》言及“殿门文武官”，也说：《周礼》“无宫，则供人门”，今谓之殿门文武官。极天下长人之选八人，上御前殿，则执钺立于紫宸门下；行幸则为紫闱门，行于饮马之前。又有衡门十人、队长一人，选诸武力绝伦者为之。上御后殿，则执挝东西对立于殿前，亦古之虎贡、人门之类。
　　有趣的是，传统民间年画中的门神，许多地方画的就是镇殿将军图案。
　　清代《啸亭续录》，清帝每岁秋猎，除行宫外，驻跸牙帐，称为御营。“中建帐殿御幄，缭以黄漆木城，建旌门，覆以黄幕。其外为纲城，正南暨东西各设一门，正南建正白，东建镶黄，西建正黄。护军旗各二，东西门侧三”。旌门，以旌旗示门。
　　
　　8．“叩阍”击响登闻鼓
　　
　　皇宫门前置登闻鼓，是封建社会的一种直诉形式。
　　宋代《事物纪原》：“昔尧置敢谏之鼓，即其始也。用下达上而施于朝，故曰登闻。”登闻鼓的首创之功是否该记在尧的名下，已无从详考。《周礼·夏官·大仆》：“建路鼓于大寝之门外，而掌其政，以待达穷者与遽令，闻鼓声，则速逆御仆与御庶子。”这宫门外的大鼓，与后来的登闻鼓制度虽不尽相同，但其中已见 “登闻”之端倪，则是不假的。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讲洛阳宫阙，言及阙前登闻鼓：“今阙前水南道右，置登闻鼓以纳谏也。”也是着眼于臣民的进谏。
　　正史记载敲鼓申冤的事，最早为《晋书·卫灌传》。惠帝重臣卫囗冤死，其女儿给大保主簿刘繇等人写信，“于是繇等执黄幡，挝登闻鼓”，向皇帝直诉。
　　《隋书·刑法志》：“有枉屈县不理者，令以次经郡及州，至省仍不理，乃诣阙申诉。有所未惬，听挝登闻鼓，有司录状奏之。”
　　后来，封建王朝设专司此项事务的机构，就叫登闻鼓院。宋代吴曾《能改斋漫录》：
　　高承《事物纪原》著登闻鼓院之始，云《国朝会要》曰，鼓院旧日鼓司，景德四年五月九日，诏改为登闻鼓院。予案《资治通鉴》魏世祖悬登闻鼓，以达冤人。乃知登闻鼓其来甚久。第院之始，或起于本朝也。
　　南宋周密《齐东野语》录有登间鼓院事：
　　今登闻鼓院，初供职吏，具须知单状，称：“本院元管鼓一面，在东京宣德门外，被太学生陈东等击碎，不曾搬取前来。”
　　周密说这是件“可资捧腹”的事。因为，登闻鼓院没有登闻鼓，是不是形同虚设呢？登闻鼓曾有人去敲响它，以至被太学生击碎。然而，未能再置一面新鼓，对登闻鼓院说来，实在是具有讽刺意义的缺憾。
　　明代的几位皇帝重视登闻鼓，明朝开国的当年，就在皇宫午门外设置登闻鼓，“一御史日监之，非大冤及机密重情不得击，击即引奏”。后来，改置登间鼓于长安右门外，离午门稍远。但对鸣冤者来说，似乎反倒容易击得到鼓——这只是就空间处所而言；实际上，若要敲响登闻鼓，还须过了监鼓官员那一关，并非有冤便能敲鼓闻达于皇帝的。《明史·刑法志》记载了有关的几件事：
　　龙江卫吏有过，罚令书写，值母丧，乞守制，吏部尚书詹微不听，击鼓诉冤。太祖切责徽，使吏终丧。永乐元年，县令以赃戍，击鼓陈状。帝为下法司，其人言实受赃，年老昏聩所致，惟上哀悯。帝以其归诚，屈法宥之。宣德时，直登闻鼓给事林富言： “重国二十七人，以奸盗当决，击鼓诉冤，烦读不可宥。”帝曰：“登间鼓之设，正以达下情，何谓烦读？自后凡击鼓诉冤，阻遏者罪。”
　　第一件，击鼓之后，明太祖朱元璋亲自过问，责备吏部尚书詹微处置不当，满足了击鼓直诉者的请求。第二件，一个受赃的县令被发配戍边，击鼓陈状，既供认不讳，又以老眼昏花哀求宽恕怜悯。明成祖朱棣“以其归诚，屈法宥之”，给予了超越法律的宽大处理。第三件，宣德年间，二十七个重罪囚犯击鼓诉冤，有关官员认为他们烦扰朝廷，更加罪不可恕。明宣宗朱瞻基说：“设置登闻鼓的目的，正是为了下情上达，怎么能说这是烦扰朝廷？对于击鼓诉冤，从中阻遏，是罪过。”
　　仅就以上记载而论，明代的几个帝王，尚称明智，他们把登闻鼓做为“以达下情”的一种渠道；经他们过问的案子，结果也圆满。
　　到了清朝，国都里仍设登闻鼓。《清史稿·刑法志》载“叩阁”，方式之一：击登闻鼓。所记：“登闻鼓，顺治初立诸都察院。十三年，改设有长安门外。每日科道官一员轮值。后移入通政司，别置鼓厅。”右长安门在金水桥右侧，距天安门尚不算很远，但毕竟不是真正地在皇城门前“叩阍”。话又说回来，若那鼓真的摆在右长安门之内、皇宫大门之前，离平民百姓也就更远了——这讲的是心理距离。而实际上，右长安门也确如同是个关口。
　　“叩阍”的组词，挺妙。阍，宫门。叩，既有敲打之义，又有叩头拜见之义，用于“叩阍”，可谓字尽其用。架在宫门外的大鼓，鸣冤者去敲，也就如同在拍打皇帝的大门，是叩门；同时别忘了，伸冤屈，告御状，向着皇宫的大门，你敢不叩拜！
　　关于登闻鼓的历史，不可忽略它的早期形式——击石鸣冤。那石色赤，形状如肺，故名肺石。肺石设置于朝廷门外，民有不平，击石上达。《周礼·秋官·大司寇》：“以肺石达穷民，凡远近囗独老幼之欲有复于上，而其长弗达者，立于肺石，三日，士听其辞，以告于上而罪其长。”直到宋时，长安唐故宫门前还残存着旧时的肺石，写《梦溪笔谈》的沈括描述“其制如佛寺所击响石而甚大，可长****尺，形如垂肺”。为什么取形如肺呢？“肺主声，声所以达其冤也。”
　　
　　9．居中那个门洞
　　
　　不管是居于宫里的人，还是居于宫外的人，出入哪个门，走哪个门洞，都不单是个行路问题。因为它受着封建等级观念的制约。
　　唐高宗李治要在宣政殿会百官及命妇，并设九部乐。太常博士袁利贞上谏言认为不合礼法，其中一条是“象阙路门，非倡优进御之所”。唐高宗采纳了。事见唐代刘肃《大唐新语》。
　　崇彝《道咸以来朝野杂记》载清宫秘闻，慈禧不喜欢同治帝后阿鲁特氏，一次有了借口，欲废掉她，便召惇亲王来说这事。惇亲王不买账，召对之际，竟对慈禧说：“欲废后，非由大清门入者不能废大清门入之人，奴才不敢奉命。”
　　这是“讥两后皆由妃正位”，说两个垂帘的太后是“非由大清门入者”，论身世名分还不如阿鲁特氏。平素颐指气使的慈禧，碰了这么个钉子，虽恼怒，却不便发作，休儿媳妇的图谋也落空了。进由哪门，即是名分，其分量之重已不必赘言了。
　　再说那居中的门洞。唐代长安城的正门明德门，与皇城正门朱雀门、宫城正门承天门同在中轴线上。明德门辟五门，正中者为天子驰道，供皇帝出入。《大金国志》记宣阳门“上有重楼，制度宏大，三门并立，中门常不开，唯车驾出入”。
　　北京天安门五门，午门三门。皇城的门楼，门洞概取奇数。门洞的规模，居中者大于两侧者。这便分出君臣尊卑。清朝嘉庆年间《国朝宫史续编》载，“遇皇上乘舆出入，各门均启中门”。居中的门洞是为皇帝预备的。“午门，为门三，文武官出入由左，其右门惟宗室王公得行之”。两侧的门也不是可以随意穿行的。
　　皇后之尊，是母仪天下的角色。可是，皇后从居中的门洞入宫，也不过一次而已，那是在帝后大婚之时。大婚迎娶皇后的“九凤金顶百子喜轿”，由大清门进入，经天安门、端门、午门、太和门、内左门、乾清门，一路正门，在乾清宫前落轿。至于嫔妃，则由神武门迎接入宫。同是嫁给皇帝，后妃等级区分之森严，通过入由何门体现得鲜鲜明明。
　　做为特别的恩宠，科举高中的状元、榜眼、探花可以从居中的门洞走一走，自然仅此一回——进士殿试后，皇帝在太和殿召见，退出时，按依照“胪唱之制”：“礼部官承以云盘，十人前引，张黄盖，出太和门中门，一甲三名进士随出，诸进土左出昭德门，右出贞度门。”注明由太和门中门出，但只是前三名，其他人则要走两侧的门。中间门洞被渲染得如此尊贵，反映了中国古代为首者居中的礼仪传统。
　　门前的下马碑，又一景观。来到帝王大门口，乘轿者下轿，骑马者下马，这是规矩，冒犯不得的。《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武安已罢朝，出止车门”，止车门，皇宫的外门。百官上朝，至此停车，步行进宫。《晋书·石勒载记》：
　　勒宫殿及诸门始就，制法令甚严，讳胡尤峻。有醉胡乘马突入止车门，勒大怒，谓宫门小执法冯翥曰：“夫人君为令，尚望威行天下，况宫阙之间乎！向驰马入门为是何人，而不弹白邪？”翥惶惧忘讳，对曰：“向有醉胡乘马弛入，甚呵御之，而不可与语。”勒笑曰“胡人正自难与言。”恕而不罪。
　　羯人石勒自立为帝，要提高羯人的社会地位，严禁称“胡人”。石勒“宫殿及诸门始就，制法令甚严”。有羯人醉酒骑马闯入止车门，石勒见后大怒，责问守门官：宫阙之间，驰马入门，是什么人如此无王法？因那骑马者是羯人，《晋书》也就没了下文。封建社会虽然长达几千年，但这样犯门禁而不被治罪的例子，很少见。
　　显示帝王尊严，也为给臣子们提个醒，有牌碑立在那里。《明会典》说，“官员人等至皇城四门下马牌边横过俱下马”。下马牌即下马碑。昔日的下马碑，如今在北京故宫东华门外还能见到。据清《国朝宫史续编》，皇城四面设下马碑多处。“东华门，门下有下马牌石，紫禁城之东门也”；“西华门，门外有下马牌石，紫禁城之西门也”；再加上神武门，“门外有下马牌石，即紫禁城北门也”，这是东西北三面。南面为正门，下马碑也多。在都城正阳门内，处于中轴线上的大清门为皇城第一门，门前左右石狮，下马石牌各一。这是进入皇城的正面大门。天安门两侧的东西长街，东出为长安左门，西出为长安右门，“门外下马石牌各一，趋朝者由此出入”。天安门以里有端门，端门内，辟阙左门、阙右门，门外下马牌石各一。各个入口都把住了。这些下马碑也标示出皇城的大致范围。
　　门前下马是规矩，特准例外——不下马，便体现了一种礼遇。这种优待主要是给予年老者的，叫“赏朝马”。清俞樾《茶香室丛抄》：
　　宋叶梦得《石林燕语》云：“庆历初，吕许公在相位，以疾甚求罢，仁宗疑其辞疾，欲亲视之，乃使乘马至殿门，座椅子英王殿陛。”按此今制赏朝马之始。又今时赐朝马者率座椅子舆，观此如宋时亦已有之也。
　　清代阮葵生《茶余客话》记，大臣年六十五岁以上，可骑马入紫禁城者，先列名俱奏。准骑者由东华门入至箭亭下马，由西华门入至内务府总管衙门前下马。清王世祯《分甘余话侧记：“大内南书房在乾清门内西廊下，内直翰林官居之，其出入皆奉旨由某门侍卫某人导引伴送。壬戌后，特旨内直官许于禁中乘马至所出入之门”。
　　“赏朝马”，骑马入宫门，座椅子舆至殿陛，体现了皇帝对于中国尊老传统的态度，给满朝文武大臣们看，也是给天下百姓做样子的。
　　
　　10．“玄武门之变”与“夺门之变”
　　
　　唐朝都长安。长安唐宫最有名气的建筑，怕是要数玄武门了。玄武门，长安宫城北门。唐武德九年，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之争白热化。六月四日，李世民伏兵于玄武门，在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入宫时，杀了自己的兄和弟。
　　鲜血淋淋的一页历史在宫门前写就，史称“玄武门之变”。这是一次兵变。李世民收买了守卫玄武门的将领常何，——常何本是以李建成的心腹人物，来守这要害位置的。
　　新旧《唐书》的《太宗本纪》简略地记载此事。前者记，“太宗以兵入玄武门，杀太子建成及齐王元吉。高祖大惊，乃以太宗为皇太子。八月甲子，即皇帝位于东宫显德殿”。后者记，“皇太子建成、齐王元吉谋害太宗。六月四日，太宗率长孙无忌、慰迟敬德、房玄龄、杜如晦、宇文士及、高士廉、侯君集、程知节、秦叔宝、段志玄、屈突通、张士贵等于玄武门诛之”。
　　被后世奉为门神的尉迟敬德和秦叔宝，在玄武门之变中，都为李世民抢夺皇位出力建功。特别是尉迟恭，事前进劝，劝说“犹豫未决”的李世民。起事前，带着李世民的佩刀，去召房玄龄、杜如晦到秦王府密谋，李世民授权：“观其无来心，可并斩其首持来”。
　　在整个事变中，尉迟敬德是最卖力气的打手，所谓“论功为第一”。对于玄武门发生的那场大厮杀，如果说，《太宗本纪》只以“诛”、“杀”一句带过的话；那么，新旧《唐书》的《尉迟敬德传》场面的描写，就反映出血腥味来：
　　隐太子死，敬德领骑七十趋玄武门，王马逸，坠林下，元吉将夺弓窘王，敬德驰叱之，元吉走，遂射杀之。宫、府兵屯玄武门，战不解，敬德持二首示之，乃去。时帝泛舟海池，王命敬德往侍，不解甲趋行在。帝惊曰：“今日之乱为谁？尔来何邪？”对曰：“秦王以太了、齐王作乱，举兵诛之，恐陛下不安，遣臣宿卫。”帝意悦。于是南衙、北门兵与府兵尚杂斗，敬德请帝手书诏诸军听秦王节度，内外始定。
　　以上录自《新唐书》，较《旧唐书》的记载简短。先被斩杀的是太子李建成。尉迟敬德率骑兵七十骑，杀向玄武门。这期间，李世民坠马，险些遭齐王李元吉的毒手。幸亏尉迟敬德马到，一声怒喝，救了驾。元吉逃，被尉迟敬德追杀，中箭殒命。玄武门前展开激战，尉迟敬德以太子建成、齐王元吉血淋淋的首级示众，大有效果。尉迟敬德又披甲执矛去见高祖李渊，高祖大惊。此时，双方士兵仍在混战。尉迟敬德请高祖写了一道诏令，令诸军兵均要服从李世民的指挥，战事方才上息。
　　李世民选择玄武门伏兵，这里是出宫入宫的咽喉要道，他要斩杀的政敌兄弟经此入宫；同时，占据了玄武门，也就控制了李渊所居的唐宫。正因为此，李世民先夺皇位继承权，再逼李渊让位，靠玄武门成功的兵变，很快便君临天下了。
　　受到宫廷政变浓墨重彩的渲染，而醒目于史册的皇宫大门，这里再举明朝东华门的例子。
　　《明史》记天顺年间事，常见“夺门”字样。如，《英宗后纪》“论夺门迎复功”，“复论夺门功”；《孙镗传》“英宗复辟，以‘夺门’功封怀宁伯”；《石亨传》“部曲亲故窜名‘夺门’籍得官者四千余人”，事隔两年“议革‘夺门’功”，——还有《英宗后纪》：“石亨以罪罢。诸夺门冒功者许自首改正”。等等。
　　“夺门”成了功名，相关的事件史称“夺门之变”，也叫“南宫复辟”。明英宗先当了十四年皇帝，被宦官挟持亲征，做了北方瓦刺军的俘虏。后被放回，他的做了景泰帝的弟弟，把他软禁在东华门东南不远的小南城，名义上尊为“太上皇”，其实是囚犯般的处置。景泰帝很信任武将石亨，景泰八年正月，按惯例要祀天地于南郊，景泰帝病不能行，密召石亨代办其事。石亨见景泰帝病重，便与人密谋，迎太上皇英宗复位。夜间举事，英宗被囚的南宫宫门不开，硬是破门而入。随后，拥英宗取东华门而进宫，登上奉天殿。“夺门之变”后，明英亲又做了八年天顺皇帝。
　　“玄武门之变”与“夺门之变”是两个著名的史例。它们说明，封建皇帝的宫禁之门，不仅要防备可能揭竿造反的平民，防备拥兵自重的外姓官僚，还须要提防同姓的皇亲。宫门重重深似海，为安全设防，为心理设防。大门深几重，皇帝的宝座才稳，后妃的美梦才香。
　　“天子五门”所铺张的，不只是帝王的排场。
　　
　　11．“黄门”“门下”
　　
　　封建王朝的机构设置，其名出于皇宫之“门”的，“黄门”、“门下”是也。宋代《事物纪原》说：
　　门下侍郎，秦官。秦有黄门侍郎，历代不改，与侍中俱管门下众事。凡禁门责阔，故号黄门，其官给事于黄闼内，故云。唐天宝元年，改曰门下。《唐百官志》云二年也。
　　“禁门黄闼，故号黄门”，黄门，以门而代宫，本指宫禁。《汉书·霍光传》，武帝时霍光为奉车都尉，“出则奉车，入侍左右，出入宫闼二十余年”。颜师古注：“宫中小门谓之闼。”这闼，漆染为黄色，称黄闼。仍来说霍光，其侍奉武帝二十余年，甚见亲信。汉武未年，“使黄门画者画周公负成王朝诸侯以赐光”。颜师古释此：“黄门之署，职任亲近，以供天子，百物在焉，故亦有画工”。黄门之署，是“职任亲近，以供天子”的机构。有机构设置便有办事者，秦汉有黄门侍郎官职，简称黄门郎。东汉设给事黄门侍郎，充任侍从，传达诏命。
　　晋朝始设门下省，其属官之一，即是给事黄门侍郎。门下省简称门下。纵观历代官署名目，可以说，“黄门”与“门下”所司事务，有一个两相重叠的范围，那就是为皇帝服务。到了唐代，改元的皇帝们，将“门下”、“黄门”改来改去，以至黄门省成了门下省的别称。《唐会要》卷五一十四：
　　武德初，因隋旧制，为门下省。龙朔二年二月四日，改为东台。咸亨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改为门下省。光宅元年九月，改为鸾台。神龙元年二月四日，改为门下省。开元元年十二月一日，改为黄门省；五年九月六日，仍改门下省。至今不改。
　　唐初高祖时，因循隋朝旧制，设门下省。唐高宗时先改称东台，后又恢复门下。武则天当政，改门下省为鸾台，直到这位女皇末年，又恢复称门下。唐明皇又改，《新唐书·玄宗纪》：“改中书省为紫徽省，门下省为黄门省”。此番易名，不但颇见色彩，而且在“黄门”与“门下”之间画了个等号。然而，看来还是“门下” 好，只经过五年，又改回来。
　　门下省的长官门下侍郎，相当于秦汉时的黄门侍郎之称。据《唐会要》，咸亨元年改为黄门侍郎，垂拱元年改为鸾台侍郎，神龙元年复为黄门侍郎，天宝元年改为门下侍郎，乾元元年再改称黄门侍郎，大历二年复称门下侍郎。一次次为“侍郎”易名，改来改去，排除垂拱年那一次，不外乎是考虑冠以“黄门”还是“门下”。
　　将秦汉的黄门与后来的门下相比，隋唐的门下省更具有政务性质，唐代的谏议大夫隶属门下省，职掌侍从规谏；门下省还和中书省同掌机要，负责审查诏令、签署奏章。宋朝仍设门下省。宋代张氵昊《云谷杂记·门下》：“门下省掌管诏令，今诏制之首，必冠以门下二字，此制盖自唐已然。”
　　“黄门”也好，“门下”也罢，此间彼门，都是皇家的门。这些“门”，本是宫官机构，后来演变为朝官机构，成为朝廷的组织构件，成为中央政府的重要部门，影响着封建王朝的政治经济和文化。
　　
　　12．北门南牙和北门学土
　　
　　“门下”之外，唐代又凭添“北门”文章。
　　宫城的平面布局，内廷居北，官衙设在宫城之南。由“玄武门之变”而改变了的唐朝帝王政治史，似乎给予宫城北门特别的关注。这关注可以归纳为文、武两方面。斥武力于太极宫北门，杀兄弟而登上皇位的太宗李世民，开始书写唐王朝的“北门”篇章。
　　刘肃《大语新语》卷二：“房玄龄与高士廉偕行，遇少府少监窦德素，问之曰：‘北门近来有何营造？’德素以间太宗。太宗谓玄龄、士廉曰：‘卿但知南衙事，我北门小小营造，何妨卿事？’”北门的土木工程，看来是太宗皇帝亲自筹划组织的“天字第一号工程”，并且，不高兴朝臣来过问。尽管魏征就此进谏，认为房玄龄应该问，唐太宗并未再固执己见，但“南衙”、“北门”之间的种种瓜葛奥秘，已于这个故事中透露出些许信息来。南衙、南牙，“衙”与“牙”通。唐太宗说，南衙别干涉北门事，其实并非仅指宫门营造。北门有学士，李世民时即已开始应召草制。
　　李世民之后，渐有“北门学士”之称，这些常从皇宫北门出入的学士，参与中央政府机构的运转，皇帝借此分“南衙”宰相之权，成功地耍了个小权术。《资治通鉴》记唐神龙年间事，有“北门南牙，同心协力”的话。同心协力，正是因为这本是需要拧成一股的两股力量。宋代叶梦得《石林燕语》卷七：
　　唐翰林院在银台之北。乾封以后，刘衤韦之、元万顷之徒，时宣召草制其间，因名“北门学士”。今学士院在枢密院之后，腹背相倚，不可南向，故以其西廊西向，为院之正门；而后门北向，与集英相直，因榜曰“北门”。两省枢密院皆无后门，惟学士院有之。学士朝退入院，与禁中宣命往来，皆行北门，而正门行者无几。不特取其便事，亦以存故事也。
　　因为“北门学士”的故事，学士们走北门即后门，很少有人出入走正门，这不仅仅是为了路程的远近——学士与北门，讲的就是这个，直到唐以后的宋。
　　清朝再无此种特殊意义的“北门”。清代尤侗《民斋续说》卷八：“唐宋翰林院皆在禁中，故当直学士，朝夕视草，有时天子临幸，或召人饮宴……今翰林院在长安门外，虽得乘轿马入衙署，而其体则已疏矣。”讲的就是这种不同。然而，清代俞樾《茶香室丛抄》则指出：“今翰林院在东长安门外北向，犹存北门遗意。”翰林院坐落的地点，虽已不再宫内北门，而是设在皇宫之外，但它仍旧北向，算是保留了学士“北门”的一点影子。

木兰山人

第八节　门名的文化含蕴
　　
　　1．门名与方位
　　
　　古城多城门。就说北京，如今城墙已无，但城门的影子却保存于地名中。有个故事讲，明代修建京城，所依蓝图为“八臂哪咤城”。正阳门居中，是哪咤的头；瓮城东西开门，是哪咤的耳朵；正阳门里两眼井，是哪咤的眼睛；东城的崇文门、东便门、朝阳门、东直门，是哪咤半边身子的四臂；西城的宣武门、西便门、阜成门和西直门，是另半面身子的四臂；安定门、德胜门是哪咤的两只脚。这无疑是缘于空间布局的联想。
　　其实，从整体把握这些门，那相互呼应的门名，不妨说是将一种治理天下的理想写在大地上。
　　中国古代以地支标方位。这被门名所包容。如开封，据《历代宅京记》，五代时后周世宗帝曾命名城门，以方位取名：在寅者叫“寅宾门”，在辰者叫“延春门”，在巳者叫“朱明门”，在午者为“景风门”，在未叫“畏景门”，在申者名“迎秋门”，在戌者名“肃政门”，在亥者叫“玄德门”，在子者叫“长景门”。以上所列一组城门名称，涉及地支十项，门名的意义分别与方位、四季、五行、色彩等观念相关。例如，申在西方，故称“迎秋”。寅在东，“寅宾”又有迎接旭日的含意。亥在北，北色黑，所以叫“玄德”。
　　十二地支配上十二种动物为属相，形成绚丽多彩的生肖文化。与此相关的门名，有个“铁牛门”，见脉乐大典》三五二七卷：
　　《宣城志》：铁牛门在府治东北城内。前志双牛冶铁为之。俗传郡无丑山，故象大武以为厌镇。谚云：“丑上无山置铁牛。”自五代林仁肇更筑罗城，旧门关皆改革。今惟一牛存。里人即其地为司土神庙，号铁牛坊云。
　　十二地支标示方位，子午纵南北，卯西横东西，东北为丑位。十二生肖丑属牛。“俗传郡无丑山，故象大武以为厌镇”，大武即牛，在城的东北方位处铸铁牛，用来弥补丑位无山这一风水上的缺憾。城门采录之，就有了“铁牛门”。这门名颇具中国古代文化特色。
　　汉代长安城东出南头第一门叫霸城门，又叫青门。据《三辅黄图），“民见门色青，名曰青城门，或日青门”。《汉书·王莽传》：“天风三年七月辛酉，霸城门灾，民间所谓青门也。”又据《述异记》，“景帝元年，有青雀群飞于霸城门，乃改为青雀门；更修饰刻木为绮寮，雀去，因名青绮门”。汉长安城的这座霸城门几个别称，青门、青城门、青雀门、青绮门，所以总离不开“青”——“门色青、青雀群飞”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这是城东面的门。五行五方五色的搭配模式，东方色青。
　　《牡丹亭》第六出“下看甲子海门开”，据屈大均《广东新语》：“甲子门，距海丰二百五十里，为甲子港口，有石六十，应甲子之数。”甲子门之名，也是颇具中华文化特色的。
　　有些门名虽并未标出方位，但却是取诸方位的，如北京的崇文门、宣武门。
　　北京内城南面三城门，正阳门居中，东边有崇文门，西边有宣武门。东崇文而西宣武，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方位观念。古人认为，东主长育万物，四时东为春，文武东为文；西方主肃杀，属秋，主武事。这种观念源远流长，影响广泛，以至对于文相武将，也有“关东出相，关西出将”的俗谚。《太平广记》引《续玄怪录》故事，讲唐朝的开国功臣李靖未能正式拜相的原因，说是李靖逐鹿，迷途而入龙宫，代龙行雨后，主人以两奴相赠，可选一个，也可两个都要。书中描写“一奴从东廊出，仪貌和悦，恰恰然；一奴从西廊出，愤气勃然，拗怒而立”。李靖选了出自西廊的那一个。书中写道：李靖“以兵权静寇难，功盖天下，而终不及于相，岂非取奴之不得乎？……向使二奴皆取，即极将相矣。”这故事编得很有趣。李靖如果既取出自东廊文质彬彬的那一个，又取出自西廊武气赳赳的那一个，那么，他的命运便会“文”“武”兼备，兼任将、相了。这宣扬的虽是宿命论，但故事的构思借助于传统的方位观念，因此不失文化色彩。
　　崇文宣武两门名，取名于方位，包含着丰厚的文化蕴藏。
　　
　　2.《南史》中“白门”故事
　　
　　古代的城门名称，选取哪些词藻，回避哪些字眼，往往被弄得很神秘。《南史·宋本纪下》有段“白门”故事，堪称典型：
　　宣阳门谓之白门，上以白门不详，讳之。尚书右丞江谧尝误犯，上变色曰：“白汝家门！”
　　南朝宋明帝“末年好鬼神，多忌讳”。他听到有人称宣阳门为“白门”，认为“白”字属于“祸败凶丧疑似之言”，不准用那个名称。有一次，右丞江谧误犯忌讳，出语“白门”，宋明帝勃然色变，喝斥道：“白你家的门！”
　　据宋代张敦颐《六朝事迹编类》，“白门”之称不是因为门色，大约同附近地名相关。江乘县有白石垒，“以其地带江山之胜，故为城于此，曰白下城，东门谓之白下，正其往路也。”因为城东的白石垒，这城东门也沾上“白”字。那位宋明帝讳“白”莫深，是大可不必的。
　　这里再说一个“鱼门”。汉景帝时的“七国之乱”，以吴王刘濞为首，吴、楚是七国中较强的势力。《汉书·五行志》记：
　　景帝三年十二月，吴二城门自倾，大船处覆。刘向以为近金囗木，木动也。先是，吴王濞以太子死于汉，称疾不朝，阴与楚王戊谋为道乱。城犹国也，其一门名曰楚门，一门曰鱼门。吴地以船为家，以鱼为食。天戒若日，与楚所谋，倾国覆家。吴王不寤，正月，与楚俱起兵，身死国亡。
　　城犹如国，城门自倾，被说成是天之戒。吴王刘濞所居之城，有两个城门，一个叫“楚门”，而另一叫“鱼门”——吴国水乡，以鱼为食，鱼门即是吴门，这是后来的解释。靠了这一解释，“七国之乱”被平息以后，有附会说，上天早就以城门自倾的方式警告过刘濞了，吴王没能明白“鱼门”即是“吴门”，联楚叛乱，结果像那自倾的城门一样，双双倒楣。
　　明清之际李明的《三垣笔记》“叹世事之来，必有其渐”，讲了几件所谓征兆之事，未一件是：
　　曹司礼化淳建卢沟桥城，题其一门曰“永昌”，一门曰“顺治”，即闯贼年号永昌，建州年号顺治之兆。
　　明末农民起义，李自成于崇祯十七年（1644年）正月开始称王，建国号为“顺”，年号“永昌”。建州年号顺治，是指清世祖福临年号顺治，也改元于这一年。此前几十年，女真族的努尔哈赤统一了建州备部。
　　明代的曹化淳建城，命名城门时用了“永昌”和“顺治”。后来，出现了李自成进京，清兵入关，两者年号正与城门名称巧合。那门名，就被说成是谶语，是这些变故的征兆。
　　这类话题，还见于《清稗类抄》：
　　京师于元为上都，明与国朝因之。或于正东西三门之命名，作一解云：“日正阳，日崇文，日宣武，皆昔时旧称。而元之亡也，年号至正，则为正门之占验焉。明社之亡，年在崇祯。今者国祚之移，号曰宣统。盖崇祯时以文臣庸暗而亡，宣统时以发难于武人而亡也。
　　谶纬谬种，汉代流传已广，在封建社会里颇能蒙骗一些人。比如吧，某人写了许多诗，平素人们只是当诗读。待到他遇到了变故，从他那么多诗句中找出一句来，附会出种种神秘的说法，那诗句便成了“谶”。仿佛很能预见，也挺应验，其实纯粹是“马后炮”，全在事后的解释了。有时偏偏能找到一点巧合的材料，借以做文章，也就更有蛊惑力。北京内城南面三门，正阳门与元未的至正年号，崇文门与明末的崇祯年号，宣武门与末代皇帝的年号宣统，都被说成是城门名谶，仿佛元、明、清王朝的终结早就写在城门名称里了。
　　在城门名上大做诡秘文章，还有《吴越春秋》所记伍子胥设计建筑都城的故事。吴国欲破楚，就命名了一个“破楚门”，另有“立蛇门以制敌国”之类，将城廓设计与厌胜迷信融为一体。本书前已述及，此处不再赘言。
　　
　　3．门名是文化的浓缩
　　
　　廖廖几字的门名，可以是文化的浓缩。
　　《三辅黄图》记汉建章宫“正门曰阊阖”，唐代人注释：“阊阖，天门也。宫门名阊阖者，以象天门也”。皇宫正门取名阊阖，就如同皇城称“紫禁”一样，是有讲究的。
　　皇帝贵为真龙天子，出入的门叫“阊阖”仿佛恰如其分。可是，宫中却有门取了蝗虫的名字，是不是太践了呢？明代刘若愚《明宫史》讲到了这个门名——螽斯门：
　　说者曰：祖宗为圣子神孙，长育深宫，阿保为侣，或不知生育继嗣为重，而宠注一人，未能溥贯鱼之泽，是以养猫养鸽，复以螽斯、千婴、百子名其门者。无非欲借此感触生机，广胤嗣耳。
　　传一姓之天下，“生育继嗣为重”。明代宫里养猫养鸽，为着向未晓人道的小男儿做出提示；又将其日常经过的门，命名为“螽斯”、“千婴”、“百子”。螽斯是蝗虫的一种，古人传说它一次能生九十九子。以螽斯为喻，祝人多子多孙，是古老的风俗，《诗经》中有此一篇：“螽斯羽，洗洗兮，宜尔子孙，振振兮。螽斯羽，薨薨兮，宜尔子孙，绳绳兮。螽斯羽，揖揖兮，宜尔子孙，蛰蛰兮。”螽斯振翅飞，后面跟着一大群，拥拥挤挤，闹闹嚷嚷，“宜尔子孙”——如此大家族，正 “千缨”“百子”之谓。这是门名的妙用。在故宫，螽斯门、百子门在一条街上南北呼应。
　　在故宫中轴线上，御花园里有座天一门。天一生水。门名“天一”，是在呼唤克火之水。这名称的得来，在明嘉靖年内几次大火后，重修钦安殿时嘉靖皇帝题此，以命名南墙门，而钦安殿里供奉的则是玄武神。玄武是掌水之神。天一、玄武，都在祈求祝融远远地走开。
　　
　　4．改门名
　　
　　门额标识门名，门名具有含蕴。改门名，有时被认为是关系重大的事。
　　篡汉的王莽曾为长安城门改换名称。唐代《三辅黄图》说：长安城东三门，霸城门改为仁寿门无疆亭，清明门改为宣德门布恩亭，宣平门改叫春三门正月亭；城南三门，覆盎门更名永清门长茂亭，日安门改称光礼门显乐亭，西安门改为信平门诚正亭；西三门，章城门改叫万秋门亿年亭，西直门改叫直道门端路亭，雍门改叫章义门著义亭；北三门，洛城门改为进和门临水亭，厨城门改为建子门广世亭，横门改叫朔都门左幽亭。
　　王莽的独出心裁，在于“门”、“亭”合用，两者间相对或相关，如“仁寿”“无疆”组对，“万秋”“亿年”相配，“春王”“正月”呼应，等等。王莽是个政治家，他改城门名的动机并不只是附庸风雅。他的这一番改动，“新桃换旧符”，同他的改朝换代是互为表里的。
　　据《历代宅京记》，唐朝末年皇帝迁于东都洛阳。昭宣帝天祐二年，对洛阳的建筑一通改名，个中缘由不仅是因“法驾迁都之始，洛京再造之初”，还由于“妖星既出于雍分”，说是“宜改旧门之名，以壮卜年之永”。延喜门改叫宣仁门，宣政门改称敷政门，积庆门改为兴善门，乾化门改呼乾元门，等等，共有十四座门换了新名称。结果如何呢？“天祐”用到第四年，李唐王朝便再无年号延续了。
　　宋初仍改门名。据《宋朝会要》，太平兴国四年九月，诏改京城内外门名三十有二，如南薰门、宣化门等。
　　《明史·舆服志》记载一段宫门遭灾改匾额的故事。嘉靖“三十六年，三殿门楼灾，帝以殿名奉天，非题扁所宜用，敕礼部议之。”礼部官员会议的结果是，开国之初，“名曰奉天者，昭揭以示虔尔。既以名，则是吴天监临，俨然在上，监御之际，坐以视朝，似未安也。今乃修复之始，宜更定，以答天麻”。转年重建奉天门，更名为大朝门。这以后，殿、搂、门的匾额，改名许多。好像匾额“奉天”，老天爷便真的会接受奉请似的；皇帝御朝之际，头顶上有个老天爷在监视，这怎么能安安稳稳地听政颁诏呢？有了礼部官员们的如此一番联想，于是，改名——奉天门易为大朝门。这样一来，皇帝坐龙椅时，心里该踏实了吧。
　　以上的门名更改，说起理由，均是振振有词。但真正该为城门改名的，却是下面要说的这个。可是，偏偏又是该改而未改，闹了笑话，事见《新五代史》。时在五代十国，当时军阀割据，唐末的（或五代的）节度使纷纷称帝。南汉刘囗也当了皇帝。他“把天南郊，大赦境内，改国号汉”，像模像样的一通折腾，却忘了把城门楼上的匾额改一改。《南汉世家》记：
　　刘囗初欲僭号，惮王定保不从，遣定保使荆南，及还，惧其非已，使倪曙劳之，告以建国。定保曰：“建国当有制度，吾入南门，清海军额犹在，四方其不取笑乎！”囗笑曰：“吾备定保久矣，而不思此，宜其讥也！”
　　刘囗原是五代后梁的清海军节度使。要称帝，似乎又有些心虚，怕手下的王定保不从，就将其支开。南汉建立、刘囗称帝以后，王定保归来，刘囗挺策略地做其的工作。王定保的反应是出乎预料的，只是说：国虽已立，可是南门上“清海军”的匾额却仍在，岂不是要被四方取笑！
　　王定保的表态，卖了个乖，出言倒也在理：既然“改国号汉”，是一朝天子了，南门上的“清海军”门额仍挂在那里，成何体统？请不要忽略，这说的是南门之名。南门是正门。
　　城门名称要改，这改说起来也容易，换个匾额而已；若说难，也确不容易改。因为，城门名不仅被用来称谓城门，它还被纳入地名之中，并像地名一样具有相对的稳定性。明代《长安客话》的一则材料，反映了这种情况：
　　都城九门，正南日正阳，南之左曰崇文，右曰宣武，北之东曰安定，西曰德胜，东之北曰东直，南曰朝阳，西之北曰西直，南曰阜城。今京师人呼崇文门曰海岱，宣武门曰顺承，朝阳门曰齐化，阜城门曰平则，皆元之旧名，相沿数百年，竟不能改。
　　明取代元，新桃换旧符，北京的城门改了名，如“海岱”改“崇文”、“顺承”改“宣武”，等等。然而，居京的人们仍习惯于叫元代的旧名，相沿数百年而不能改。这便体现了城门名称的稳定性。
　　古城门名称能够顽强地保留在地名之中。据奉宽《燕京旧城考》的调查，北京城辽代时城池在今城区之西，“鹅房营，有上城角，作曲尺式，幸存未铲；有豁口俗呼凤凰嘴，当因辽城丹凤门得名”。辽代时有座城门名叫丹凤门，城门早已不复存在，那么一个豁口，一代代人口口相传，称为“凤凰嘴”。豁口，北京地名的一种结构元素，例如现今仍叫得颇响的“十条豁口”。嘴、豁口、门，在这里，此三者所示略同，即门户的出入口意义。由此，可以讲“凤凰嘴”就是“丹凤门”余音，近千年而袅袅不绝的。丹凤城门虽已无，但“凤”仍在；早先的门洞门扇全没有了，成了豁口，过过往往的人叫它“嘴”——以“凤凰”冠之，“丹凤”的门名未曾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