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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文学研究专家樊骏逝世
2011年01月27日 18:12　来源：文学报

　　现代文学研究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樊骏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1月15日14时50分在北京医院去世，享年81岁。

　　樊骏先生曾用名樊绳曾，浙江镇海人。1930年12月出生于上海。1949年9月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53年8月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文学研究所。1961年起任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1979年起任副研究员，1985年起任研究员。樊骏先生曾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七、八、九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主编等。

　　樊骏先生致力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五十余年，对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发展有着突出的贡献与重大的建树。他曾经主编《中国文学通史》，参加《中国现代文学史》三卷本、《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等集体项目，修改、审定《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现当代文学部分。在中国现代文学总体研究、文献学研究、学科史研究、老舍等作家研究方面，更表现出弘通宽广的学术视野与绵密精深的研究个性。论文集《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国现代文学论集》(上、下)等，均在学科领域发生了广泛的影响。

英古阿格

默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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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樊骏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2011年1月15日14时50分，在北京医院去世，享年81岁。

　　樊骏先生，曾用名樊绳曾，浙江镇海人。1930年12月出生于上海。1938年9月—1943年7月先后在上海光明、民智、知行等小学读书；1943年9月—1949年7月在上海常州中学、麦伦中学读书；1949年9月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53年8月毕业，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文学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1961年起任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1979年起任副研究员，1985年起任研究员。2003年8月退休后，被聘为文学研究所顾问。

　　樊骏先生曾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七、八、九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主编，中国茅盾研究会理事，中国老舍研究会首席学术顾问。1979年10月当选为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代表；1980年3月，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成员赴日参加学术交流活动。

　　樊骏先生致力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五十余年，孜孜矻矻，对学科的发展和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他曾经主编《中国文学通史》，参加《中国现代文学史》三卷本、《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等集体项目，修改、审定《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现当代文学部分。在中国现代文学总体研究、文献学研究、学科史研究、老舍等作家研究方面，更表现出弘通宽广学术视野与绵密精深的研究个性。他的代表性论文如《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考察和思索》、《现代文学的历史道路和现代作家的历史评价》、《新民主主义理论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关于开创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新局面的几点想法》、《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当代性》、《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工作的总体考察》、《我们的学科：已经不再年轻，正在走向成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十年（1979-1989）》、《认识老舍》、《茅盾：现代中国的文学巨匠》、《论文学史家王瑶》、《唐弢的现代文学研究》，论文集《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国现代文学论集》（上、下）等，均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樊骏先生治学严谨，对学术工作一丝不苟，直至晚年，仍心系文学研究所的学术建设，心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事业的发展。他曾向文学研究所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慷慨捐赠，促成了文学研究所“勤英文学研究奖”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王瑶学术奖”的设立，对倡导优良学风、推进学术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他乐于助人，奖掖后进，具有非凡的人格魅力，其为人，其治学，堪称楷模，向来为文学研究所同仁乃至学界同行所称道。

　　樊骏先生的逝世，不仅是文学研究所的重大损失，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的重大损失。我们将以更加努力的学术工作告慰樊骏先生的在天之灵。

　　愿樊骏先生安息。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二○一一年一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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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黎湘萍

    我轻轻地播放了一首怀念逝者的歌曲《千风之歌》，让这首歌的旋律陪伴我写完这篇短文。对于悄然离开这个喧嚣人世的樊骏先生，《千风之歌》最能表达我的怀念之情，我好像听到他说：“请不要伫立在我坟前哭泣，我不在那里，我没有沉睡不醒，我是一首永不止息的歌……”

　　每日忙于不知所为的事务，我似乎久已失去某种心痛的感觉了。直到得知樊老师往生的消息，那是1月15日下午。同事发来的短信，让我一时失神，无语。我知道他其实并没有“去世”，他只是化作千缕微风，变成了冬日里照耀在白雪上的阳光，晨曦中盘旋振翅的小鸟，如《千风之歌》所唱的，但还是抑制不住内心不绝如缕的寂寞。

　　祖籍浙江镇海的樊骏先生1930年12月生于上海，年纪上，他是我的父辈。他的一生经验，应该是那一代人所特有的“新旧”两栖特色吧？他很少撰文记述他在上海读小学、中学的情况，对人的一生的性格和生涯选择具有重要影响的青少年经验，因了他的“沉默”，也几乎淹没在他私人历史的静海中。惟一能猜测到的，就是他曾就读的上海麦伦中学，是英国基督教伦敦会创办的教会男校，而它的校长沈体兰在三四十年代曾把这所中学办成了民主革命的教育基地，在那里庇护了地下党人的活动，培养了许多红色人才。樊骏先生的性格志趣，一定也在麦伦中学自由空气的熏陶下渐渐形成。但这个战乱和社会动荡变革的年代，只让他匆匆窥视了一阵子就草草结束了。他飞扬的青春很快见证了另外一个时代的诞生。1949年9月，他带着在麦伦中学接受的最早的现代民主教育的洗礼，考入了北京大学。大学四年，在内心深处播下的五四新文化启蒙运动的种子，从此跟着他一起扎根在了北京。这恐怕也是他1953年到文学研究所工作后，一直选择做现代文学研究的原因吧？

　　八十年代中期我遇到樊骏先生的时候，他已在文学所工作了将近三十余年。经历过反右运动、文革风暴等各种大小政治运动的樊老师，表面上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浪漫。相反，他给人的印象倒似乎是不苟言笑的。当时刚到文学所读硕士，我的老师何西来、杜书瀛先生经常提到三个人的名字，一是何其芳先生，他象征着文学所严谨治学的传统；一是栾勋先生，他所谈的中国古典美学散发着草野的生气，似乎进可济时，退可养气；三就是樊骏先生。老师反复强调樊骏的认真，说他哪怕是在小会议上发言，也是写好提纲，注有密密麻麻的材料，让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这种精神。那时并没有上过樊老师的课，但他已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他意味着一种慎思明辨的学风。后来跟唐弢先生读博士，在现代室见到慕名已久的樊骏先生。记得刚见面时，他就不让我们称他为“老师”，而要直呼其名。我们不习惯，他反过来称我们为“老师”，看到年轻人很不好意思，他便像孩子似地笑了起来。其实，他在生活中原是不乏浪漫和幽默的，率性，纯真，厌烦尘世的虚礼与虚名的羇縻，才是他的本性，然而这些，却又常常隐藏在他貌似不苟言笑的严肃里了。

　　樊老师自述“为人拘谨，做事多烦琐习气，常常犹豫不决，想问题写文章也总是没完没了地反复和拖拉”（《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前言”），这一自省，大概也可从他每篇文章总是不厌其烦地修改得到印证——收入他的文集的文章，差不多都留下他反复修改成稿的痕迹，有的修改时间长达十年，甚至十多年，如他用力甚深的《认识老舍》，从发言稿到书面稿，用了十年的时间；从书面稿到修改稿，又间隔了五年时间——在当下什么都讲究速度、争抢课题和资源的时代，樊老师的这种方式显然慢得离谱，“不合时宜”，他不像那些巧思如泉、下笔千言的枪手那样看什么事情都很容易，事事“举重若轻”，相反，他似乎凡事都“举轻若重”，这在有些人看来，也许未免有些“笨拙”或“迂阔”了，但他做“笨活”，并不是为了奢求浮名或文章传世，只是不能苟且于思考、治学和写作罢。

　　凡是了解樊骏先生的人，都知道他的认真、纯粹到了近乎“迂阔”的程度。他每年用于帮助别人看文章的时间，几乎多于自己写文章的时间。不论是所里的同事，还是研究生，只要有文章送到他手里，他都会不厌其烦三番两次地细读，然后才写出自己的意见，《文学评论》遇到一些“疑难稿件”，也送给他审阅，他的学术判断往往是在大量阅读和深思熟虑之后才审慎作出的。樊老师深知学术乃天下公器的道理，他往往会把自己的思考毫无保留地奉献给向他请教的人，让别人写到文章中去，一旦别人的成果发表，他就不再就此写文章了。

　　有的同事曾惋惜他早期因为参加《中国现代文学史》集体项目的写作而耽误了自己的个人研究，但正如蚌病成珠，他反而从参与现代文学史撰写的经验中，深刻地感受到了中国社会从现代到当代的转型给现代文学这门学科的建立和演变造成的巨大影响，并别具慧眼挖掘出了现代文学在“历史”、“思想”和“理论”研究上所蕴含的学术价值。他把撰写年度学术综述文章这种最枯燥乏味的工作，转化为暗藏学术智慧的学术史的清理，他甘愿做一名吃力不讨好的“清道夫”，去清扫几十年来堆积起来的精神上和学术上的“奥吉亚斯牛圈”。正是从八十年代初开始撰写的这些类似学术史或学科发展史的文章中，他找到了真正属于自己的语言。

　　他没有著作等身的皇皇巨著，但他的学术贡献尽显于慢功细活之中。他把1979年以后重新出发的现代文学学科建设，从无意识的众声喧哗的状态，转化为有意识的学术方向；他通过对王瑶、唐弢先生等现代文学研究专家的个案研究，开创了具有反省批判性质的现代文学“学案研究”；他借助于作家研究（例如《认识老舍》），重新回到历史现场，以其丰富的艺术感受力和历史研究的洞察力，重新诠释了五四启蒙精神、旧文化批判和新文化建设这三大核心问题对与当代的意义。他的简明朴实的文字之下，涌动着从麦伦中学以来就有的那一代人的激情。

　　在《认识老舍》一文末尾中，他引用了英国作家狄更斯在《双城记》中关于“时代”的议论来表现社会生活的复杂与矛盾，引用马克思在《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中关于自由和个性的论述展现精神生活的广阔天地与自由。他写道：

　　“如果我们能像狄更斯这样理解社会现实的丰富复杂，又能像马克思这样尊重精神劳动的多样性独创性，学会接受、欣赏、珍惜‘在太阳的照耀下'’每一滴露水‘所’闪耀着（的）无穷无尽的色彩‘”，就会超越我们曾在某些历史阶段出现过的重重偏颇，而对作家有“较为公正的认识和较为科学的评价”（参见樊骏《中国现代文学论集》下册）。这是他从文学史的研究中获得的深刻启示。

　　黄宗羲《明儒学案》之“蕺山学案”，写刘宗周不惮权势，违世抗俗，屡以仁义之说谏万历，而被万历目为“迂阔”。有学长言及此事，以为刘宗周之“迂阔”正为难得。樊骏先生的清正、孤直和纯粹，有时也似乎显得“迂阔”。然而当今之世，“一涉功利，皆为苟且”，能做到不为苟且的“迂阔”，又何其难能？这是我每一想到樊老师，便会感到温暖和敬畏的原因吧！

　　愿老师如“千缕微风”，如“夜空中晶亮的星辰”，让黑夜不再寂寞！

　　2011年1月19日于北京
    （备注：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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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樊发稼

中国作家网 2011年01月21日17:18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樊骏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2011年1月15日14时50分，在北京医院去世，享年81岁。

　　樊骏先生，曾用名樊绳曾，浙江镇海人。1930年12月出生于上海。1938年9月—1943年7月先后在上海光明、民智、知行等小学读书；1943年9月—1949年7月在上海常州中学、麦伦中学读书；1949年9月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53年8月毕业，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文学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1961年起任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1979年起任副研究员，1985年起任研究员。2003年8月退休后，被聘为文学研究所顾问。

　　樊骏先生曾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七、八、九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主编，中国茅盾研究会理事，中国老舍研究会首席学术顾问。1979年10月当选为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代表；1980年3月，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成员赴日参加学术交流活动。

　　樊骏先生致力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五十余年，孜孜矻矻，对学科的发展和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他曾经主编《中国文学通史》，参加《中国现代文学史》三卷本、《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等集体项目，修改、审定《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现当代文学部分。在中国现代文学总体研究、文献学研究、学科史研究、老舍等作家研究方面，更表现出弘通宽广学术视野与绵密精深的研究个性。他的代表性论文如《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考察和思索》、《现代文学的历史道路和现代作家的历史评价》、《新民主主义理论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关于开创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新局面的几点想法》、《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当代性》、《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工作的总体考察》、《我们的学科：已经不再年轻，正在走向成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十年（1979-

　　1989）》、《认识老舍》、《茅盾：现代中国的文学巨匠》、《论文学史家王瑶》、《唐弢的现代文学研究》，论文集《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国现代文学论集》（上、下）等，均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樊骏先生治学严谨，对学术工作一丝不苟，直至晚年，仍心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事业的发展。他曾向文学研究所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慷慨捐赠，促成了文学研究所“勤英文学研究奖”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王瑶学术奖”的设立，对倡导优良学风、推进学术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他乐于助人，奖掖后进，具有非凡的人格魅力，其为人，其治学，堪称楷模，向来为文学研究所同仁乃至学界同行所称道。

　　樊骏先生的逝世，不仅是文学研究所的重大损失，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的重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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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1-30 07:22:20　来源: 齐鲁晚报(济南)  

　　逝者档案

　　姓名：樊骏 终年：81岁 籍贯：浙江镇海 生前身份：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

　　魏 建

　　2011年1月15日，樊骏先生去世了。

　　这位新中国培养的学者，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中国现代文学50多年。退休后被中国社会科学院授予“荣誉学部委员”，享有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界最高学术荣誉。然而，按照当今流行的“专家”标准，樊骏先生连中等“人才”也算不上。他没有奖项、没有申请科研项目，没有学术专著(只有论文集等)，发表的论文也不多。可是，读过樊骏论文的人，几乎都是交口称赞。

　　1986年春，在全国老舍研讨会上，樊骏先生宣读他手写的论文《认识老舍》，台下鸦雀无声。我和许多与会者都惋惜记不下来，问他何时能看到文字稿。他好像很不安地说：“写得不好，还得改。”等了一年，两年……整整等了十年！这篇论文才正式发表。我们都在赞美这十年磨一剑的杰作。可樊骏还是不满意，直到2001年又做了一次大的修改。这就是樊骏的众多“神话”之一：一篇论文修改了15年！

　　樊骏“神话”之二：不当导师。我国刚设立学位制度的时候，樊骏先生就可以做博士生导师了，可他不申请，连硕士生导师也坚决不当，直到退休。熟悉樊骏的人都知道，他这不是谦虚，也不是想摆脱做导师之累。他想做事，并不想要名。他义务地辅导别人的许多硕士生和博士生，年复一年。包括我在内的很多后学晚辈，都得到了他的悉心指教。二十多年来，我们这些私淑弟子想请他吃顿饭，他一次也没有答应。

　　樊骏还有一个更神的“神话”。

　　2000年，一条信息在我的同行中不胫而走：有一位不让透露姓名的人出资100万元设立“王瑶学术奖”。我们都想知道这神秘人物是谁？很多人猜的是已故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王瑶教授的女儿。

　　两年后，樊骏先生的《认识老舍》以最高得票入选首届“王瑶学术奖”候选论文名单。樊骏力辞不受，评委们却坚持要评。

　　在争执的当口，某知情人说漏了嘴樊骏就是那出资人！在场的人震惊了！有人说：樊骏即使以他的名字捐款也足以让我们感动啊！何况用老师的名字，还不让说！说话人声音中带着哽咽。哪知樊骏后来又捐款100万元给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设立“勤英文学研究奖”，同样不让别人知道捐款人是谁。

　　樊骏先生的安贫乐道也是大家传颂的话题。他出门不要出租车，直到80岁还是乘公交车。我只见过他的三件衣服：蓝色涤纶中山装，白色衬衣，晚年那件灰色夹克衫。樊骏先生捐出的200万元是包括他继承遗产所得的几乎全部家产。他自己省吃俭用，却倾其所有奖励他人的研究。

　　无论顺境和逆境，樊骏先生都能做到既“独善其身”，又“兼济天下”。后者是指他的研究成果常常是关乎国家的学问。他从1953年起就参与统筹全国文学研究的宏观战略。1978年以后，他一直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做高屋建瓴式的全局性思考，亲自规划、组织和领导这一事业二十多年。可惜，这位胸有“天下”的学界领袖，却没有一个家，一生没有结婚。除了做学问，他没有多少喜好。我们见他多是在学术会议上。会后的旅游者中从没有看到樊骏的身影。我们常常不理解，他急着回家干什么？那个家永远只有一个人和数不清的书。

　　大家总在传颂樊骏先生的“神话”，好像他就是一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的感动中国人物。他所感动我们的，首先是他人格的高尚和这高尚背后的自我牺牲。在做人上，他对自己要求极严，严到近乎苛求的程度。比如，不知多少人关心他为什么不结婚？他几乎都不回答。据樊骏的弟弟说：他不结婚是怕自己的严苛让别人受不了。多少年以后我才明白，樊骏先生对自己是怎样的严苛：不能当一个好丈夫，就不当；不能当一个好父亲，就不当；不能当一个好导师，就不当……

　　樊骏先生去世那天，我正在北京。刚开完会我听说樊骏先生病危，急忙赶到北京医院他的病床前。他双目紧闭，听不到我的声音。我从他那里唯一感受到的信息就是体温极高。他身边的亲友给我讲了日常生活中的樊骏，

　　尤其听他们说到，前天抢救的时候樊骏先生痛苦得全身颤抖，这时的樊骏先生在我的眼前变得更加真实而平凡，变成和我们一样的血肉之躯，只是在人格上超越了众生，创造了一个不可企及的神话。

　　樊骏先生不可企及，却并非遥不可及。他不就是总说真话吗？不就是总以事业和他人为重吗？不就是不占公家的便宜吗？不就是不当导师吗？不就是认真地写好每一篇文章吗？……然而，就是这些看似简单的事情，又有几人能做得到呢？


　　这就是樊骏先生：常人应该做、都能做、却都没做的事情，他尽可能地都去做了。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把人应该做的事情视为信念而坚守如一。一件事情，常人觉得应该做，一旦要付出牺牲，便不去做了。樊骏先生则是只要觉得应该做的事情，无论多大的牺牲，他都真的去做；这样的信念，常人信于一时，而樊骏先生却能信于一世。为此，他舍弃了那么多人间的享乐，可他的人格是完满的，他用追求大爱、大义、至真、至善的一生，彰显了人性的光芒和人之为人的尊严！

　　在樊骏先生遗体告别的那天，我写了一副挽联，献给他的在天之灵：

　　无妻室无家产无专著无一名入室弟子独善其身默默治学不恋常人之所有

　　有大爱有恒心有卓识有万千私淑门生胸怀天下苦苦殉道只守众生之所无 (本文来源：大众网-齐鲁晚报 )

英古阿格

无妻室无家产无专著无一名入室弟子独善其身默默治学不恋常人之所有

有大爱有恒心有卓识有万千私淑门生胸怀天下苦苦殉道只守众生之所无

放牛班的课堂

《 中华读书报 》（ 2011年02月16日   03 版）

    走出八宝山的告别室，放眼望去，天很蓝，无风，北京的冬天，显得辽远而高阔，可心情却相当压抑。真的是“哀乐中年”，近年常来此告别长辈乃至同辈，有时哀痛，有时怅惘，有时则近乎麻木。这回不一样，感觉上似乎超越了个体的生死，更像是在。这种直觉，王瑶先生（1914~1989）去世时，我也曾有过；转眼间二十多年过去了，确实也到了“更新换代”的时候。

    去年10月，樊骏先生（1930~2011）答应参加北大中文系百年庆典，本希望他代表老系友发言，征询朋友们意见，得悉其身体虽还可以，精神却大不如前，长篇讲话不太方便，因而作罢。庆典前一天的晚宴，在王信陪同下，樊骏早早就到了。那时客人还不多，我得以坐近前聊了一阵。没什么要紧事，不外表达晚辈请安之意。二十六年前初到京城时，我得到了樊骏等诸多先生的悉心指点，一直感激莫名。当时确实没想到，两个月后便天人相隔了。

    与王瑶先生披荆斩棘、创建中国现代文学这一学科不同，樊骏的著述其实不多，其影响力之所以持续，主要靠立身谨严以及对于学术的执着。四年多前，中国社科院文学所曾召开樊骏《中国现代文学论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讨论会，记得那天与会者发言很热烈，有赞赏其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也有表扬其治学认真锱铢必较的，我则感慨其作为“学术警察”的意义。事后，《文学评论》2007年第1期刊发了程凯整理的《樊骏先生〈中国现代文学论集〉学术讨论会纪实》，其中提及：“北大中文系的陈平原教授谈到民国时期曾有学者呼吁学术界应该有‘学术警察’，即对已有的研究成果能站在公正的立场上进行直言不讳的批评以推进学术的发展，而樊骏先生在现代文学界扮演的就是类似‘学术警察’的角色。但陈平原遗憾的是樊骏在学术上有‘洁癖’，具体反映就是他在自己编选的《中国现代文学论集》中将大量写于上世纪80年代前期的学科史、学科评论的文章剔除在外。而陈平原认为那些曾收入《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年）的早期文章其实更能反映学科发展的历史和问题脉络，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价值。”

    这里的“学术警察”，是借用原哈佛大学教授杨联陞的典故。1945年，杨联陞恭贺胡适出任北大校长，并为中国史学的发展出谋划策，其中有这么一条建议：“出版一个像《史学评论》一类的杂志，特别注重批评介绍（书籍文章都行。中国需要很多像伯希和一类的‘汉学界的警察’）。”由于时局变化，胡、杨的学术设想未能真正落实。不过，日后杨联陞以大专家的身份，为《哈佛亚洲学报》和《清华学报》撰写了不少专业水平极高的书评，其立论之严谨，态度之冷静，思路之缜密，以及体现出来的学识之丰富，令人望而生畏。我在评论辑录此信的《论学谈诗二十年——胡适、杨联陞往来书札》（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8年）时，称：“我同意杨先生的思路，学界之有无称职而不专权的‘警察’，乃这个领域能否顺利发展的关键。”（《小扣大鸣与莫逆于心——掬水集之十》，《文汇读书周报》2000年3月18日）在我看来，维护学问的神圣，推动学术的发展，靠什么？主要不是靠高高在上的政治权威，也不是捕风捉影的大众传媒，而是学界及师友间的互为“诤友”——互相敬畏，互相监督，互相批评。在此意义上，我们需要各种外在的以及内在的“学术警察”。

    告别式上，《文学评论》编辑部的常务副主编王保生送我一册刚刚出刊的2011年第1期杂志，上面有钱理群的《樊骏参与建构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传统》，其中提及我“将樊骏称作现代文学研究界的‘学术警察’”，“乍听起来有些费解，其实是道出了我们的共同感受”。钱文称：“公心不在，正气不彰，一切苟且马虎，这正是当下学术危机的一个重要表征。在这个意义上，呼唤‘樊骏式样的学者’，也同样具有迫切性。”我与老钱的忧虑相同，但很不乐观，不仅没有“不信东风唤不回”的自信，而且认定樊骏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如今流行的是“表扬与自我表扬相结合”，即便还有个别像樊骏那样律己极严、不苟言笑（更不要说吹牛）的纯正学者，是否能在中国学界生存、是否还能得到大家的敬仰，是个大问题。换句话说，眼下的中国学界，“樊骏式样的学者”不仅没有成为榜样，且只能迅速地边缘化——这才是我真正感到悲哀的。

放牛班的课堂

——写在樊骏先生去世之后

《 中华读书报 》（ 2011年02月16日   13 版）

    我有时会想，倘若活在另一时期，樊骏会是个“贵族知识分子”的吧。他出生在上海，家道殷实，早年读过教会学校。但当他1950年由北大毕业时，已是“新社会”、“新时代”；此后所从事者，是与政治史、革命史撕掳不开的“中国现代文学”；职业生涯之初适逢“知识分子改造”，又长期生活在风沙弥漫的北京（这一点在我看来并非无关紧要），也因此就成了我所认识的樊骏。如果我没有记错，他似乎也有过回上海养老的念头，却终老于斯，且在那座敝旧的宿舍楼，隘、陋、阳光不充足的住所。你只能由某些细微处，比如着装习惯，看出一点他早年生活的痕迹。去世前的樊骏，已是社科院文学所“元老级”的人物，经历过文学所的“何其芳时代”，被认为有那个时代的流风余韵。只是在我看来，他待己之苛不免于过，略近于不情，“严格要求”中少了一点馀裕，更像某一种古人。

    我会随时意识到樊骏属于另一时代，尤其1990年代之后。他应当是自己所属的一代中较为经得起潮水冲刷、不大容易被“时代”坚硬的胃消化掉的人物。我曾一再暗中比较他们和我们——“他们”指我所熟悉的樊骏、王信等几个人，“我们”则是我自己和二三好友。我们远不及他们的“粹”。“粹”自然指的是“纯度”。我所研究的明代人物，有对“纯度”的苛刻要求，拟之于金子的成色，所谓“淋漓足色”。我们因早年生长的环境，以及此后阅历的人生，有了种种沾染，其不能“粹”，亦属自然；而他们的罕见稀有，则因虽后来亦经历了种种（如“文革”），却能保存本有的纯净质地。这似乎又要归因于早年的生活环境与成长期的社会氛围。我对他们的“粹”怀了复杂的感情，有时甚至有几分怜悯，以为经历、经验过于单纯，如毛泽东所说的“三门干部”，不能不限制了涉世的深度，而研究文学也即研究人性、人生、人事，那种“粹”是否预先决定了所能到达的境界？但对那“粹”仍然怀了羡慕。如果不过分注重事功（即所谓的“学术成就”），那种境界应当更有益于生存。上面的意思，不曾在樊骏生前对他说过。倘若他在九泉下有知，会否是一脸我所熟悉的不大以为然的轻嘲的神情？

    2009年文学所为樊骏举办八十寿庆，其时这单位刚发生了一些在我看来极荒唐的事，于是我的发言不免含了愤激，说樊骏是幸运的，他经历了为人艳称的“何其芳时代”，又经历了改革开放之初学科的崛起；待到所内空气渐趋污浊（我当时用的是较“污浊”更刺激的字眼），他退出了文学所的事务；待到这里的环境更加污浊，他对周边发生的事已失去了理解能力……事后王信对我说，“何其芳时代”没有那样美好。其实我何尝真的不知道，只不过在借寿庆这场合“说事儿”，说我对近事的感受罢了。

    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精神”，部分地承自其对象，尤其五四新文化运动。践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某种精神，或许可以作为学术工作者与其对象间关系的特殊一例，是学术史考察的好题目。几代学人——由朱自清至王瑶先生的一代，与樊骏所属的一代，使这个时间跨度仅三十年的学科，一度显示出恢宏的气度与生气勃勃的面貌，在我看来，较之同一时期的其他某些学科，更能体现1980年代的学术文化精神。被这种精神所滋养，我是自以为幸运的。我自己得益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专业背景，得益于1980年代的学科环境，回首自己的学术经历时怀了感激。当然也不妨承认，“我们”也参与了这学科环境的营造，与“他们”有精神上的相承，对此不必过于自谦。

    198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的两次“创新座谈会”，第二次已见出衰飒，却在变化着的环境中，依然坚持着发现、鼓励年轻一代学人。“文革”大破坏之余培植元气也培植正气，被认为学科的急务。以“兴起人才”为己任，对后起者奖掖、鼓励不遗余力，以此造成的健康的学科风气，至少延续了十余年之久。“我们”是最直接的受益者。当着“我们”中的一些人走向了更宽广的学术空间，目送“我们”的，仍然是这种鼓励、欣赏的目光。转向了“明清之际”之后，樊骏对我的学术工作已不能了解。知识基础的狭窄，也是我所以为的“他们”的缺陷，为“他们”学术成长的环境所造成，无关乎个人的才智。而“我们”只不过起步稍晚，尚来得及做一点有限的弥补而已。以樊骏自省的冷静，自我评价的清醒，对此一定看得很明白，却乐见较他年轻者的学术拓展，没有表现出任何褊狭固陋的“专业意识”。在这一点上，无论王瑶先生还是樊骏，都是鲁迅的真正传人。

    我不曾在樊骏生前称他为“老师”或“先生”，樊骏则常常以我为例，要年轻同事不要称“老师”，说赵园就是自始直呼其名的。其实在北大读研期间，曾听过他一次课，内容已不记得。后来他参与了我的学位论文答辩，因了关于他如何苛刻的传闻，事先受了一点惊吓。之后成了同事，稍多了一点交谈，谈过些什么也全不记得。待到他退休之后，每年在固定的日子登门探望，却更是在与他的友人交流。后来因中风后遗症，对我们的谈话，他能听懂的越来越少。他当然是希望懂得的。他仍关心着他供职过的惟一的单位。但听不懂于他，未尝不是好事——何必用那些烂事儿增加他衰病中的负担？

    据说当初樊骏为唐弢先生作助手时，对研究生相当严格，以至因此结怨。他的坚持不招研究生，或许与此种经验有关？由我看来，樊骏无意于让人怕，倒是有点怕人，与不相熟的人打交道时心理紧张，有社交方面的障碍，却又偏有古人所谓的“金石交”。但对触犯了他所以为的道德底线的，却不肯宽假，会形之于颜色，确也是真的。他始终未脱出五六十年代的“清教”（这里系借用）传统，惯于自我抑制，与古代中国的道学一脉相近；却又率性，不掩饰好恶喜怒，偶或令人不堪，又略近于以青白眼对人的古代名士。尽管早已被“改造”为“平民知识分子”，在我看来，仍保留了骨子里的“贵族气”，不苟且，不追随时尚，对“潮流”反应迟钝。流行过“最后的……”这种修辞，比如“最后的士大夫”、“最后的贵族”等，我常常会想，樊骏也应当是某种孑遗，某种“最后的”，却又怀疑自己经验的广度，且一时不能断定他是“最后的”什么。

    与樊骏同代的不少人有顺应时势的调整，他则属于不合时宜、缺乏“灵活性”的那种。我曾当面说他的“迂”。后来读黄宗羲的《思旧录》，其中写陈龙正投书刘宗周，黄宗羲看了后，说：“迂论。”刘宗周却说：“今之人谁肯迂者”，这句话正可用于樊骏。其实处如此复杂的环境，他也并非真的迂阔不通世务。“文革”中曾卷入派仗；“文革”后在不那么正常的单位环境中，也曾勉为其难地“干预”，难免有不得已的妥协。我听到过他使用“痛苦”这个词，自以为很理解他的感受。他真能做到的，大概只是守住书斋里的宁静，不因利害的考量而放弃操守，不为单位人事所裹胁绑架，如此而已。而“我们”较“他们”皮实，对“不洁”的承受力稍强，虽“痛苦”而不那么难以承受——不知这在“我们”，是幸抑不幸。

    洁癖从来是要抑制活力的，不但有可能限制对文学对人生的感受能力，甚至会限制了人性的深度。对此古人看得很明白，如每被引用的张岱的说“癖”说“疵”。这也是“美德”的一种代价。对樊骏，我不取“无私”、“淡泊名利”一类道学气的说法，更愿意相信他只是将学科发展置于个人名位之上，少了一点私利的计较，如此而已。1980年代眼见他花费了那样多的时间，用于每年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述评”，以为近于精力的虚耗；他显然没有这一种关于“投入—产出”的精明算计。那种对学科的责任感是我所没有的。单位所拟“讣告”提到了他为了设立学术奖项的“慷慨捐赠”。我其实不大以为然于他的这种“慷慨”，以此作为他的“迂”之一证：何不用于改善自己的居住条件，或做一点其他更有益的事，比如慈善救助？他早已不明白目下的“评奖”是何种“操作”，想到的却只是用这种在我看来古老的方式“鼓励学术”。

    我的导师王瑶先生对樊骏不但欣赏且极为信任，更是对同行而非晚辈的态度。樊骏对王先生，就我见所及，似乎也是虽有对前辈的尊重，而更以之为同行。中国现代文学界的几代学人，就在这种融洽且澄明的气氛中。融洽固不易，澄明更难得。我怕这一切已不能复现，怕他们真的成了上文所说的“古人”。

    由樊骏想到了一代人的际遇。在我看来，樊骏在精神气质上，更与其前的一代学人相近，却不能不受制于1950—60年代的学术环境、学科状况。相信那一代有未充分实现的可能性，未尽之才、之能，未及激发的潜能，亦所谓造化弄人。这些年来，出现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学人——所谓的“民国知识分子”——吸引了较多的关注，却多少冷落了距我们最近的这一代，即五六十年代涉足学界的学人、知识人。作为学生辈，我们也不免于势利，不能免于以学术成就取人，妨碍了对于他们探究的热情。

    我对樊骏其实了解有限，比如全不了解他的早年经历，不了解他的北大年代，不了解他的“学部”岁月。1981年底我进入文学所时，“学部”的“文革”像是还没有过去，那段历史却至今未曾被真正面对。有上述诸种“不了解”，就只能说一点浮光掠影的印象。我相信校园、科研院所的气象系于“人物”。对于系于何种人物，却从来见仁见智。尽管对樊骏的人格一直有称美，对此不认可的想必另有其人。而且应当说，那“人格”在其人生前，未见得发生过怎样的影响，也未见得真的为他所在的单位看重。

    最后还应当说，樊骏并非学界中人所共知的名字。限于工作领域，他的学术影响更在一个具体学科内部。但所谓知识界、学术界，岂非正由这样的知识人、学人支撑，且决定着这种“界”的品质？倘若我们这里真的形成了“学术共同体”，他们则是这“体”的骨骼。至于樊骏的学术贡献，有钱理群的长文（刊《文学评论》2011年第1期），无需我再妄评。看到周围的年轻学人因了他的去世而更加关注学术史、学科史，相信他在九泉之下会感到欣慰的吧。

    2011年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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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网 2011年06月16日 19:52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樊骏先生的学术风貌

　　作者：杨义

　　多年过去了，“换一种眼光打量文学史”这句标题语，至今还鼓舞着我在学术上不断加强创新意识。樊骏先生的学术风貌，已经融入了文学所刻苦、谦虚、实事求是、创新奋进的传统之中，滋润着我们的现代文学研究创新体系。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长辈学者中，樊骏先生是我交往最多的一位。30多年前，当我们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一批研究生入学的时候，他就协助唐弢先生具体指导我们的学业，手把手地将我们引进学术的门槛。

　　那时我每个学期都写一篇5万多字的研究鲁迅的作业。记得第一次写5万字，才用了八天。樊先生虽判了一个“优”，但还是拍着卷子笑着对我说：“看后面的日期，我总以为你抄了八天。”沉默一会儿，又说：“写文章有两种风格，有人像画地图，有人逐字逐句地推敲。唐弢先生说他写文章是‘一步三回头’，我可能是‘一步六回头’。”樊先生的文章不算多，但多是精品，这与他严谨的治学风格有关。他是在现身说法，引导我们的治学门径。

　　每次辅导我们，他拿的不是现成的稿子，而往往是几张纸片，上面写着密密麻麻的小字，几乎每一行都有线条勾出，插入或长或短的语句。一边听我们讨论，一边又在纸片上插入新的修改文字。似乎一篇文章，不改上十遍八遍，是不会轻易出手的。受他的熏染，我以后写成文章也往往放上一两年，然后再拿出来仔细打磨，才敢拿去发表。

　　我留在文学所后，设想了一个现代小说史的研究计划，最初的想法是用这种方法强迫自己大量阅读原版书刊。文学所图书馆的不少“毛边书”，都是我第一个裁开的。樊骏先生见我每周都从文学所图书馆借回一大包书，就建议我到柏林寺查阅北京图书馆的内部书库。他非常重视资料工作，说唐弢先生建议所里到大西南地区搜寻抗战文学资料。有一次，樊先生问我：“现代文学值得阅读的经典作品并不多，你为什么卷地毯式阅读？”我回答：“这么大一个国家，总得有几个学者把它们都读一遍，其他人才可以心安理得地做有选择的阅读。”樊先生笑着说：“职业病，职业病。”但他对这种阅读和研究方式是赞赏的。

　　连续好几年除夕，我觉得樊先生一个人过年有点孤单，就用自行车驮上一点饭菜，到他劲松的住所聊天。我聊自己小说史研究的进展，当说到我与作家本人及其后人通信，提出许多问题，得到他们的回答时，樊先生很感兴趣，让我好好保管和利用这些书信，认为这个工作我们这一代人不做，后人就很难有条件做了。我们有时也分析文学所的学术状况，樊先生常常说：我的一些看法是和所里的学术委员会相一致的。后来我连续破格晋升为副研究员、研究员，进入所、院两级的学术评审委员会，因为年纪最轻，经常被支使去参与算票。第一届评审社科院建院以来十几年的优秀科研成果时，樊先生入选的是他论老舍小说现实主义的文章，我当时提出，樊先生考察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资料建设工程的8万字长文，更加精彩。樊先生也同意，因此就换了过来。我又发现文学所入选的成果中，没有钱锺书先生的《管锥编》，应该补上。樊先生笑指我说：“应该补上，应该补上。忘了这一点，不仅是文学所的遗憾，而且是社科院的遗憾。”后来全票通过，把钱锺书《管锥编》列为全院首届优秀科研成果的第一项。在所、院两级的评审会议上，樊先生经常和我交换意见。

　　20世纪90年代，我的主要精力转向探讨古代文学和文化，因此，在几次现代文学研究会的年会上，我都提出不再担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的副会长兼法人代表。但樊先生和严家炎先生都坚持，要让学会挂靠单位——文学所的青年学者担任此职。有一次，樊先生甚至发了脾气，说：“我们还没退休呢，你就提出退休了？”我只好挂着这个名分，而许多具体工作都是由樊先生和严家炎先生、钱理群先生去做。在这一点上，我实在有点愧对樊先生。

　　我出任文学所所长后，樊先生经常给我一些指点。他把100万元捐给文学所，设立“勤英文学奖”(原名中国文学奖)。这笔钱经过公证，由我负责接受。我提出，由我、严平、朱渊寿三人做些组织工作，聘请所外著名专家组成评委会，我们的论著不参加评奖，我们也不参与投票。这些意见都得到樊先生的同意。后来，他又提出，这笔钱主要用来奖励青年学者。樊先生此后身体不太好，但有两次投票结果出来后，他都赶到宾馆，请袁行霈等评委吃饭。席间，大家对文学所年轻学者的成长感到很高兴，谈笑风生。袁行霈先生甚至说：文学所有这么一批根底厚实的年轻学者，在其他单位很难找到。

　　樊先生是1953年文学所成立时就在所里工作的元老，对文学所建所50周年活动表现出高度的热情，出了许多好主意，并提出编撰“文学所50年学术文选”、“文学所50年回忆录”，出版经费可由他的捐款中拨出一部分。后来我到院部争取到25万元的出版经费，没有动用“勤英文学奖”的老本。樊先生参加了建所50年全部文章的编选工作，与王信先生一篇篇过目，并鼓励我为《文学研究所50年学术文选》写长篇序言。当3万多字的《解读文学所》初稿出来后，他又找了几位老先生对文稿进行逐段逐句的推敲和讨论。

　　30多年前，我还是研究生的时候，感觉樊骏先生英俊凝重，和蔼可亲，年轻得就像我们的兄长一般。想不到“非典”爆发那年，他突然生病，这影响了他深刻持重的学术思维能力。那天是卓如先生送他住医院的。我闻信后，不知他在哪家医院，就让我爱人对他家附近的医院和与社科院有关系的医院逐一电话查询，终于得知在北京医院，就立即打车去看他，发现他的病情还算稳定，平静地躺在病床上，但同一病房还有别的病人。我立即告诉医院和本所的行政部门，樊骏先生是文学所的一个资深专家、一个宝，必须保证他住单间。这些事情办完后，第二天北京医院就作为“非典”的重灾区，与外界隔离了。

　　樊先生对我的学术成长非常关心。记得黄修己先生的《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出来后，我还没有读到，有一次在所里过道上，樊先生把我拉到一边，低声说：“黄修己对你的小说史，评论得比谁都长，他还注意到你的古典文学根底深厚。”他有点喜形于色，似乎比我自己还高兴。后来，樊先生还专门对我的现代文学研究写了一篇长文章，字里行间有不少鼓励。我和张中良、中井政喜合著的《20世纪中国文学图志》在台湾出版不久，樊先生还和钱理群先生、吴福辉先生在《读书》杂志上发表了热情的“三人谈”，汪晖告诉我，“三人谈”上的插图，是他从书中精选的。樊先生为“三人谈”取的题目是“换一种眼光打量文学史”。多年过去了，这句标题语至今还鼓舞着我在学术上不断加强创新意识。樊骏先生的学术风貌，已经融入了文学所刻苦、谦虚、实事求是、创新奋进的传统之中，滋润着我们的现代文学研究创新体系。

英古阿格

脊梁！高山仰止，景行行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