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柯的“诗性智慧”──民俗学史的视野
刘晓春
(《民间文化论坛》2006年第1期)
意大利学者维柯（Giambattista Vico，1668－1744）的代表作《新科学》，由于内容丰富复杂，行文汗漫，前后相互缠绕，尽管已故著名美学家朱光潜先生将这部艰晦的巨著译成中文，却很少引起中国学者的注意，民俗学领域更少人关注。从思想史的视野看，维柯的这部著作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英国哲学家伯林（Isaiah Berlin，1909－1997）发现，在维柯之前，启蒙运动的历史观认为有一组普遍而不变的原则支配着世界，这些规律既支配着无生命的自然，也支配着有生命的自然，支配着所有的社会、时代和文明（伯林，2002：5）。维柯却提出了一种与启蒙运动绝然对立的历史观，他否认永恒的自然法学说，鼓吹文化独特性的观点，宣扬人类社会在一个特定发展阶段的所有活动和表现都具有一种独特风格的观点，坚持文化多样性，他的观点撼动了启蒙运动的支柱（伯林，2002：6－7）。维柯将自然过程与人类创造的意志、思想和想象区分开来，（伯林，2002：134）认为人类历史是人类自己创造的，在那些显而易见出自人为的建构——艺术作品、政治结构或法律制度，总之，一切受规则支配的学科——中，存在着一个能够从内部加以认识的知识领域，即人类的历史。人类历史不仅像外部自然一样，是由各种事物和事件、它们的前因后果所组成，它还讲述人类的活动（伯林：2002，115）。因此伯林认为，在维柯之后，在一元论和多元论之间、永恒的价值和历史主义之间的冲突，注定迟早会成为一种关键的分歧（伯林，2001：155）。
维柯的《新科学》也深刻地影响了西方民俗学的发展。如果说民俗学的对象是在民众生活之中，那么研究民俗学历史的时候，首先要提到的就是意大利的维柯。他把“民众”当做文化的承担者、创造者。维柯的思想构成了19世纪初期德国民俗学的学科基础（松尾幸子，2005）。本文试图探讨的是，《新科学》对于民俗学所具有的学术史意义，以及维柯在研究古代神话中形成的关键概念及其相关阐述对于民俗学研究的影响。
发现民众的历史
在《新科学》中，维柯始终怀抱一种信念，就是要祛除既已形成的民族的虚骄讹见和学者的虚骄讹见。前者表现在每个民族都自信在世界上是最古老的，后者则表现在，学者们都自以为他们现在所知道的一定是从世界刚开始时就已经被人们懂得很清楚了。他批评过去的哲学家们倾全力研究由上帝创造的、只有上帝才了解的自然世界，而忽视研究由人类创造的各民族世界（维柯，1989：153）。学者们的虚骄讹见的近代形式就是１７世纪一些关于自然法的理论，他们把任何野蛮行动和简陋状态都归原到自然状态，认为在自然状态的人都有一种听从自然理性支配和引导的能力（维柯，1989：44）。学者们的虚骄讹见所造成的后果是，埃及的高级祭司把埃及的神话故事性的历史都译成一种崇高的自然神学，希腊哲学家们把希腊的神话故事性的历史都译成哲学（维柯，1989：171），进而遮蔽了各民族历史的神话故事性起源。维柯足足花了20年的光阴，去发现异教世界中最初的人类思维是怎样建立起来的。维柯采用的方法是回到远古，与古人对话，进入原始人的精神世界。在他看来，既然民族世界确实是由人类创造出来的，它的面貌也必然要在人类心智本身的种种变化中发现（维柯，1989：164－165）。
维柯并不怀疑人道的创建者们都是某种诗人和哲人，关键是哪些人属于“某种诗人和哲人”？他认为，一切研究古代异教民族智慧的哲学家和语言学家们都本应该从原始人，从这些愚笨的、无情的、凶狠的野兽开始（维柯，1989：181）。他将“新科学”研究的对象定位为描绘每个民族在出生、进展、成熟、衰微和灭亡过程中的历史，也就是在时间上经历过的一种理想的永恒历史。他运用各民族的神话材料作为探讨“新科学”的语言学证据，因为这些神话将显现最初各族人民的民政（civil）历史，最初各族人民到处都是些天生的诗人。“诗人”在古希腊文中就是“创造者”。伟大的诗都有三重劳动：发明适合群众知解力的崇高的故事情节；引起极端震惊，为着要达到所预期的目的；教导凡俗人们做好事。这些在大自然面前惊惧不已的古代诗人们一旦凭空夸张地想象出什么，他们马上信以为真，最初的异教人类的创建者们一定具有上述本性。维柯想象，当人类面临大洪水灾难的时候，有少数巨人（一定是最健壮的，散居在高山森林里凶猛野兽筑巢穴的地方）对这种他们还不知原因的巨大事变感到恐惧和惊慌，举目仰视，才发觉上面的天空。由于在这种情况下，人心的本性使人把自己的本性移加到那种效果上，巨人们将天空想象为一种像自己一样有生气的巨大躯体，把爆发雷电的天空叫做约夫（Jove，天帝），创造了人类的第一个天神（维柯，1989：182－183）。
维柯指出，这些异教民族的原始祖先都是人类的儿童，他们就是以这种创造天帝约夫的思维方式创造了历史。他们的创造方式与神不同，神是用最真纯的理智去认识事物，而且在认识中就创造了事物，而异教民族的原始祖先则是在其粗鲁无知中凭借一种完全肉体方面的想象力，他们以惊人的崇高气魄去创造，这种崇高气魄伟大到使原始祖先自身都感到非常惶恐（维柯，1989：182）。所有异教民族的历史都从寓言故事开始，都有其神话故事性的起源（维柯，1989：119）。村俗人们总有制造寓言故事的习惯，他们制造的寓言故事总是围绕着一些人物，这些人物以某种优点出名，处于某种环境之中，这些故事都是理想的真理，符合村俗人们所叙述的人物的优点（维柯，1989：119）。然而，维柯并不仅仅满足于揭示神及其神话传说的产生机制，他更关注的是这些神及其神话在各民族的永恒历史中所具有的意义。也就是说，这些异教民族的原始祖先创造的历史是否具有真实性？他们创造的神及其神迹所形成的口头叙事是否具有真实性？在他看来，凡是民俗传说都必然具有公众信仰的基础；由于有这种基础，传说才产生出来，而且由整个民族在长时期中流传下来，只是由于岁月的迁移以及语言和习俗的变化，原来的事实真相已经被虚伪传说遮掩起来了。新科学的任务就是重新找到这类事实真相的根据（维柯，1989：105）。维柯要做的是穿越神话传说，直达历史的真相。维柯认为，古希腊的寓言（神话）就是这些最古的希腊各民族习俗的真实可靠的历史。因为诸天神的寓言就是当时的历史，其时粗鲁的异教人类都认为，凡是对人类必要或有用的东西本身都是神，这种诗的作者就是最初的各族人民，他们全都是神学诗人（维柯，1989：9）。维柯在各民族浩如烟海的神话中稽考渺茫的民族起源，而他们的习俗又千变万化，但维柯还是在人类创造的民族世界中寻找到了各民族发展的普遍永恒原则，这就是“新科学”试图描绘的永恒历史的普遍原则。维柯发现，一切民族，无论是野蛮的还是文明的，尽管是各自分别创建起来的，彼此在时间和空间上相隔遥远，却都保持了以下三种习俗：拥有某种宗教，都举行隆重的结婚仪式，都埋葬死者（维柯，1989：154）。这三种习俗奠定了“新科学”的原则：天神意旨，婚姻制及其所带来的情欲的节制，埋葬和有关的人类灵魂不朽的观念（维柯，1989：167）。
诗性智慧
在神创历史之外，维柯发现了民众创造的历史，应该如何理解民众在远古时期创造的历史？民众是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记忆他们创造的历史？这些是《新科学》探讨的主要问题。在维柯看来，既然所有异教民族的历史都有神话故事性的起源，任何产生或制造出来的事物都流露出起源时的粗糙情况，那么，就应该根据这种粗糙情况来考虑诗性智慧的各种起源（维柯，1989:171）。维柯因此将诗性智慧的起源追溯到一种粗糙的玄学（metaphysic）（维柯，1989：175）。在这里，玄学即形而上学、哲学。维柯将诗性的玄学看做是诗、偶像崇拜、占卜和牺牲祭祀的起源，诗性玄学正如一个躯干派生出肢体一样，从肢体中派生出诗性的逻辑学、伦理学、经济学、政治学，以及诗性的物理学、宇宙学、天文学、时历学、地理学（维柯，1989：181，175）。换言之，古代社会的一切政治、经济、文化、习俗、社会制度、宇宙观等的起源，都是古人运用诗性智慧对于世界的想象与创造。维柯指出，作为异教世界的最初的诗性智慧，其玄学并不是现在的学者们所用的理性的抽象的玄学，而是一种感觉到的想象出的玄学。这些原始人没有推理的能力，却浑身是旺盛的感觉力和生动的想象力。各种感官就是他们认识事物的唯一渠道。这些玄学就是他们的诗（维柯，1989：181－182）。原始人惊惧于自然宇宙万物的变化，于是用自己的身体感官去想象自然，把天空想象为一种像自己一样有生气的巨大躯体，当理性战胜感性的时候，也就是诗消失的时候。现代人之所以没有能力去体会原始人的巨大想象力，是因为抽象的思想观念限制了现代文明人的心智，抽象的语言抽空了现代人的感性。因此，维柯认为，古人的智慧是凡俗的智慧（诗性智慧），而非玄奥智慧（哲学智慧）。所谓渊博的学者们强加于希腊神话故事和埃及象形文字的一切高深哲学的玄秘意义都是文不对题，因为希腊神话故事和埃及象形文字所应有的历史意义都必然来自于自然（维柯，1989：188）。
从诗性玄学出发，维柯开始了他的诗性智慧之旅。在语文学的意义上，Logic（逻辑）这个词来自逻各斯（logos），其最初本义是寓言故事（维柯，1989：197）。诗性逻辑中最重要、最鲜明、最常用的比譬（tropes）就是隐喻（metaphor），隐喻就是使无生命的事物显得具有感觉和情欲。最初的诗人就是运用隐喻，让一些物体成为具有生命实质的真事真物，用以己度物的方式，使它们也有感觉和情欲，寓言故事就是这样创造的（维柯，1989：200）。同时，把个别事例提升成共相，或把某些部分和形成总体的其他部分结合起来，感性形象的替换就发展成为隐喻（维柯，1989：201－202）。
维柯从诗性逻辑探讨语言和字母的起源，在他看来，最初各民族都用诗性文字思想，用寓言故事说话，用象形文字书写（维柯，1989：213）。由于古人感受到大自然的恐惧，于是内心世界创造出敬畏天帝的观念，这种观念并不是来自推理，而是来自古人的各种感觉。古人对于神的敬畏，就是诗性伦理的起源（维柯，1989：257）。诗性伦理从虔敬开始，虔敬是一切伦理、经济和民政的德行之母（维柯，1989：258），婚礼便是源于对某个神的畏惧。诗性经济最初表现在家族之中，在家庭经济的产生中，他们本着最好的想法实现天神的意旨，创下祖产留与后人。所以在古罗马神话中，狄安娜（Diana）是第三大神，她代表着最初的人类需要，即水的需要。古人将大地想象为一条巨龙，周身由鳞甲遮盖（荆棘），长着翅膀。大地顽强地抗拒人类的垦殖，被古人想象成长有九个头的蛇，砍去一头，又会在原处长出新头。人们从麦穗的金黄想到了贵重的价值，进而命名贵重的金属以及金羊毛（维柯，1989：271－307）。在古希腊的神话中，维柯发现四种英雄式人物性格的标志突出地显示了诗性政治，这四种标志就是：阿波罗（Apollo）的竖琴，美杜莎（Medusa）的头，罗马的法斧棒以及赫库勒斯和安太的斗争。竖琴代表法律，美杜莎的头象征土地的管理权，罗马的法斧棒代表的是王权，而赫库勒斯和安太的斗争则代表贵族政体下的基本制度的形成过程（维柯，1989：332－340）。在诗性政治的起源中，对天神的崇拜是各种政体最初的首要基础。维柯运用民俗材料洞察历史的真正面貌，天才地体现在诗性政治的阐释方面。希腊神话中塞壬海妖（Sirens）用歌声催眠水手，然后割断他们的喉咙，斯芬克斯（Sphinx）让游人猜谜语，杀掉失败者，诸如此类的神话隐喻，实际上是英雄城市的政治情况。神话中的水手、游客，都是外方人（hostis），是与英雄竞争的平民们，他们企图分享英雄独占的占卜权（维柯，1989：364）。在诗性宇宙中，神学诗人将世界看做是由天空、下界的诸神以及界乎天地之间的诸神组成。神学诗人按照谷粮的收获，开始计算年岁，他们拿着若干谷穗或者稻草，或者用若干次收割动作来代表若干年岁，古希腊的诗性时历是在农神之后才产生的（维柯，1989：409－415）。古人描述未知或辽远的事物，总是利用熟悉的或身边的事物的某些类似之处，因此，最初的诗性地理都局限在有限的地理空间范围内（维柯，1989：417）。
在神话故事的考察中，维柯发现了一种与哲学家们的理性智慧完全不一样的诗性智慧，如果说前者是人类智慧的理智，那么，后者则是人类智慧的感官。诗性智慧以粗糙的、朴野的、充满敬畏的方式，通过人类感官的渠道，创造了各门科学的世界起源，描绘了人类智慧的大致轮廓。
寻找真正的荷马
如果说诗性智慧是维柯理解古代历史所运用的独特观念，那么，关于荷马的研究则是这种独特观念的具体阐释。荷马在他的史诗中创造了众多的诗性人物性格，英雄们粗鲁野蛮，飘忽无常，无理固执，轻浮愚蠢，心智薄弱如儿童，想象强烈像妇女，热情奔放像狂暴的年轻人，完全不是受过哲学熏陶和开化过的心灵所应有的特征。因此，维柯否认荷马具有玄奥智慧（维柯，1989：443）。
维柯认为，在荷马之前已有三个诗人时代，即神学诗人时代、英雄诗人时代以及荷马时代。神学诗人们自己就是英雄，歌唱着真实而严峻的神话故事，英雄诗人们却歪曲和篡改了这些神话故事，而荷马则接受了这些经过篡改和歪曲的神话故事（维柯，1989：480）。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贺拉斯在《诗艺》中奉劝诗人们最好从荷马史诗中借用人物性格，因为贺拉斯认为荷马以后极难创造出新的悲剧人物性格。沿着贺拉斯的烛照幽光，维柯发现，还有两种更为深广的困难也是后世学者无法超越的。荷马是最早的诗人，为何又是不可企及的诗人？荷马既然出现在哲学以及诗艺和批评的研究之前，何以竟成了一切崇高诗人中最崇高的一位？而在哲学以及诗艺的研究既已发明之后，何以竟没有一位诗人能步荷马的后尘、与之比肩呢？
维柯还是回到诗性智慧的阐释中来，从已发现的诗的本质即诗性人物性格的产生中去寻找荷马之所以成为荷马的证据。诗性的智慧，这种异教世界的最初的智慧，一开始要用的玄学就不是现在学者们所用的那种理性的玄学，而是一种感觉到的想象出来的玄学。这种玄学就是他们的诗，诗就是他们生而就有的一种功能，他们生来就对各种原因无知，无知使他们对一切事物都感到新奇（维柯，1989：181－182）。诗所特有的材料就是可信的不可能（credible impossibility）（维柯，1989：187）。正是人类推理能力的欠缺才产生了崇高的诗，崇高到后来的哲学家们尽管写了无数的诗论和文学批评的著作，却没有创造出比得上神学诗人们更好的作品来，甚至妨碍了崇高的诗的出现（维柯，1989：187）。现代语言中丰富的抽象词语以及与之相对应的抽象思想，使现代人的心智脱离了感官，现代不仅再也无法想象出诸如“具有同情心的自然”那样巨大的虚幻的形象，也同样没有能力去体会原始人的巨大想象力，因为原始人内心世界中丝毫没有抽象、洗练或精神化的痕迹，他们的心智完全沉浸在感觉里（维柯，1989：184）。
维柯更多地着眼于探讨诗性智慧时代人类的心智特征，考察神话故事中的诗性人物性格是如何产生的，进而从发生学的角度揭示神话、史诗等“真实的叙述”（维柯，1989：454）产生的心理机制。维柯认为，神话故事的精华在于诗性人物性格，产生这种诗性人物性格的需要在于当时人按本性还不能把事物的具体形状和属性从事物本身抽象出来。因此，诗性人物性格必然是按当时全民族的思维方式创造出来的，这种民族在极端野蛮时期自然就有运用形象思维的必要。其原因在于人的心智尚不明确，受到强烈的压缩作用，除非在想象中把个别具体事物加以放大，否则就无法表达人类心智的神圣本性（维柯，1989：455）。正是因为诗性智慧时代人类以形象思维为心智特征，所以，诗性智慧时代，人类的思维只有想象能力，而无反思、推理等能力，在看到个别具体的事物必然浑身都是生动的感觉，用强烈的想象力去领会和放大这些事物，用尖锐的巧智把它们归到想象性的“类概念”中去，用坚强的记忆把它们保存起来。
在“诗性智慧”部分，维柯指出神话故事是想象的“类概念”，神话必然是与想象的“类概念”相应的一些寓言故事（维柯，1989：199）。在“寻找真正的荷马”中，维柯以阿喀琉斯（Achilles）、尤里赛斯（Ulysses）两位大神为对象进行了具体阐释。阿喀琉斯原是史诗《伊利亚特》的主角，希腊人把英雄所有的一切勇敢属性以及这些属性所产生的一切情感和习俗，例如暴躁、拘泥、繁文缛节、易恼怒、顽固而不轻饶他人、凭武力争夺一切权力这些特征都归到阿喀琉斯一人身上。尤里赛斯是史诗《奥德赛》的主角，希腊人把来自英雄智慧的一切情感和习性，例如警惕性高、忍耐、好伪装、口是心非、诈骗、爱说漂亮话而不愿采取行动、引诱旁人自堕圈套、自欺等特性都归到尤里赛斯一人身上（维柯，1989：452）。这两种人物性格是全民族创造出来的，自然具有一致性，共同创造出来的神话构成了一个民族的共同意识。在维柯的观念中，共同意识是一整个阶级、一整个人民集体、一整个民族乃至人类所共有的不假思索的判断（维柯，1989：103－104），有关这些神祇的故事都是凭生动的想象创造出来的。因此，这些史诗具有了两种永恒的特性，一种是史诗具有崇高性和通俗性，另一种是这些由人民自己创造出来的英雄人物性格成为光辉的典范，人们就是从这些典范性的英雄人物性格出发来理解一个民族的习俗。
维柯关于荷马史诗的研究，强烈地抨击了以往的学者认为荷马史诗具有玄奥智慧的虚骄讹见。维柯特别强调，按照诗的本性，任何人都不可能同时既是高明的诗人又是高明的玄学家，因为玄学要把心智从各种感官方面抽开，而诗的功能却把整个心灵沉浸到感官里去，玄学飞向共相，而诗的功能却要深深地沉浸到殊相里去（维柯，1989：458）。后人以为荷马是希腊政治体制或者文化的创建人，是一切其他诗人的祖宗，是一切流派的希腊哲学的源泉，维柯将荷马还原到历史的真实世界中，推翻了这些加诸荷马身上的不切实际的赞誉（维柯，1989：477）。但是，维柯并没有否定荷马在人类诗歌史上独一无二的价值和地位，他指出，在英雄时代的所有崇高的诗人之中，无论就价值还是时间来看，荷马都是首屈一指的诗人（维柯，1989：187）。
维柯的意义
维柯的《新科学》对后世学者产生了深远影响。正如柏林所说，维柯在他的时代开启了比较神话学、哲学、人类学、考古学、艺术史以及人类古代史的相互关系的研究，他的研究在黑格尔、马克思、康德、涂尔干、韦伯、弗洛伊德等人的理论体系中得以延续。他以经验的方式洞察了社会变迁过程中繁复历史经验下的秩序与意义，维柯认为我们与早期人类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距离，这一看法使得任何试图解释遥远社会的人们都必须具有强有力的——但是并非不可能的——想象力的跨越（Isaiah Berlin，1976：56）。通过探讨原始人类社会的心智特征及其历史记忆，维柯最重大的发现在于：比较语言学的概念、人类学的历史主义和能够建立一门关于精神之历史发展的精神科学的观点，以及他认识到，各种观念是进化的，不存在永恒不变的人性，有些知识不是一个外在的和普遍的明确真理的静态结构，而是一个社会过程，可以根据符号的演变追溯这一过程（伯林，2002：136）。
具体到民俗学领域，维柯的《新科学》究竟具有怎样的学术史意义？首先，维柯探寻历史规律所运用的历史材料以及这些历史事件的实践者，奠定了民俗学研究的基本对象。他强调，历史学家不能也不应该忽视启蒙思想家已经或者正在拒绝的大众（popular）传统（Giuseppe Cocchiara，1981：110）。与启蒙思想家不同的是，他认为寓言、谚语、轶事是历史的一部分，而且他并不将它们视为人类精神的谬误（Giuseppe Cocchiara，1981：106）。从象形文字、古朴的歌谣、神话与传说、舞蹈与律法以及烦琐的宗教仪式——这些在伏尔泰等启蒙思想家看来仅仅是野蛮往昔的无用残留，或者是一堆蒙昧主义的骗术——中，维柯发现了其中蕴涵的特定观点，从中追溯人类的成长和发展历史（伯林，2002：120）。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伯林将维柯的新科学看做是一种反启蒙的历史科学，而且认为维柯在反对启蒙的运动中发挥过决定性的作用（伯林，2002：4）。在一个思想家致力于启蒙的时代，维柯独自认识到，历史的困难在于要在人类想象的最无理性之处揭示其中暗含的理性。在一定程度内，这些想象事实上充当了社会与文化制度结构的基础，人们又正是能够凭借着这种社会与文化制度的结构与自然本身同一或对立地过着自己的生活（海登·怀特，2004：69）。“随着启蒙运动强调自我反思的理性，它带来了两个相互纠缠在一起的成就——传统的断裂以及历史思考的出现。正如Nikolaus Wegman所说的，‘启蒙的过程使传统疏离。将现在与连续分离，传统只是成为过去’。传统因此变成了历史知识，不再需要社会的确证”（Regina Bendix，1997：28）。维柯的《新科学》描绘的历史与启蒙思想家描绘的历史不同，他试图描绘的是各民族在时间上经历过的永恒的历史，完全不同于启蒙思想家的断裂历史，这一历史描绘所依凭的证据是“它过去有过，现在有，将来还会有”的凭证（维柯，1989：164）。这一历史描绘的原则也成为民俗学区别于历史学、人类学的主要标志。民俗学正是一门研究传承文化的科学，它所研究的对象起源于过去，依然存在于今天的生活，并将延续到未来。
其次，如何理解时空距离遥远的历史或者文化？维柯一再强调在上帝才了解的自然世界之外，还有一个人的世界，没有一种统一科学的普遍性方法可以无所不包地研究人的世界，因为不存在永恒不变的人性。文化的发展也并不是以直线进化的方式呈现，对于与自己时代相距遥远的历史与文化，维柯不得不从现代文明人的经过精炼的自然本性下降到远古那些野蛮人的粗野本性（维柯，1989：159）。维柯关于诗性智慧的理解阐释，具体实践了他的独特方法。尽管克罗齐（Benedetto Croce）批评维柯诗意地将哲学和科学、历史学混为一体（海登·怀特，2004：572），但维柯的历史主义无疑开拓了理解古代历史、古代文化的新视野，他采用“内部的”、共鸣的视野，以想象、理解、直觉、同情、移情等等方式理解远古历史。按照伯林的说法，维柯是希望用一种康德式的先验方法运用于人类积累起来的古代遗产，他希望理解，神话等古代文化中呈现的特定社会究竟是什么模样（伯林，2002：123）。他的这一理解方式，揭示了一种以往未被明确区分出的知识，它后来成长为一棵德国历史主义的参天大树，其中包括理解、同情的洞察力、直觉的同情、历史的移情等等。这种知识是通过我的“内在”状态或者利用同情的眼光看待别人这种状态而“直接得到”的知识，获得这种知识可能需要水平极高的想象力（伯林，2002：139，140－141）。只有努力进入这些不同的精神类型，才有可能理解与自己的时代相距遥远的历史和文化，换言之，只有通过想象再现过去，才能进入与自己相异的精神类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