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落寞到新宠：中国影视人类学80年变迁
□孙晓舒
2008年11月25日 《中国社会科学院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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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影视人类学在过去80年里，经历了诞生、起步、发展、成熟和独立五个阶段。本文以时间为序，着重介绍中国影视人类学在理论与实践方面做出的成绩，并指出目前中国影视人类学发展的不足之处。
我国影视人类学的诞生
中国影视人类学实践开始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1926年著名探险家瑞典人斯文·赫定率考察团对中国西北地区进行科学考察，考察包括人类学、考古学、民俗学在内的7项内容，考察期间，中外专家和摄影师在甘肃、宁夏、新疆、内蒙古等地拍摄了大量影片和照片，并于1929年在北京公映，观众反映强烈。这是中国人参与拍摄影视人类学影片的最早记录，它开拓了中国学者的视野，为日后的拍摄积累了宝贵的经验。1933年至1937年，中国专业的民族学工作者开始将影视手段运用于民族学田野调查中来。凌纯声、芮逸夫、杨成志等著名学者都在少数民族调查过程中运用影视手段记录下少数民族的“真实生活”。上述几次拍摄是我国影视人类学的早期实践，开创了我国影视人类学的先河，标志着我国影视人类学的诞生。
“抢救落后”与保存原貌
近20年后，为了配合1956年开始的“民族大调查”，响应“抢救落后”的号召，原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等学术机构同八一电影制片厂、北京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合作，先后拍摄了16个民族、22部123本“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片”，如《凉山彝族》、《赫哲族的渔猎生活》、《僜人》等。当时的拍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在急剧变化的社会环境下纪录少数民族社会生活的原貌，另一方面则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就是使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史从中国各民族的具体实践中找出例证来，使历史唯物论得到更充分的例证和说明”。这些影片记录下的少数民族生活方式现在已经很难找到了，因此更加珍贵。
快速发展时期的多学科特征
1978年改革开放至1980年代末，是中国影视人类学快速发展的时期。在实践方面，随着电视的普及，拍摄机构不再局限于电影制片厂，全国各研究所、高等院校、电视台等纷纷投入到人类学电影的生产制作中来，借助电视形式记录和展现少数民族的生活状态。此时拍摄的影片内容也更加具体化，专门反映少数民族生活的某一个侧面，如传统节日、习俗、婚丧嫁娶等内容。然而，由于拍摄视角、原则和手法的不同，拍摄出的影片也并非完全属于影视人类学的范畴，更多的艺术欣赏片、新闻纪录片混杂其中。在理论方面，学院派的影视人类学摄制者强调人类学理论与田野工作的专业特征，而且总是和研究论文论著结合在一起。而众多的新闻影视界和独立制片人也在制作人类学的或非人类学的纪录片，近年来纪录片制作者之间的交流越发频繁，成为不同学科之间理论交流的新的发展契机。
本土体系的逐渐建立
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中期，影视人类学逐渐回归正规，走向成熟。对影视人类学理论的讨论增多，专业论文集问世，如《影视人类学论文、译文和资料选编》、《影视人类学国际学术讨论会（北京）论文集》等。学者除了讨论影视人类学影片的拍摄目的、方法、原则、技术外，还探索了影视人类学的学科定位问题，人类学与区域文化结合问题，人类学影片的专业特色等。从1990年代起，我国一些高校逐渐开设影视人类学课程，这些教学活动为培养中国的影视人类学人才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中国影视人类学作品在国际上频频获奖，在国内外学术界都引起强烈反响。学者们在消化西方理论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田野实践，逐渐建立起具有中国本土色彩的影视人类学体系。
研究与应用有机结合
1990年代中期至今，国际学术交流增多，应用转向独树一帜，影视人类学的学术地位被普遍关注。199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研究所与德国哥廷根科学电影研究所合作在北京组织“首届中国影视人类学国际学术讨论会”，在会后成立“中国民族学学会影视人类学分会”，并在接下来的10年内举办了4届影视人类学国际学术讨论会。借助国际会议的平台，国内外学术机构开始合作拍摄影视人类学影片，并在国际上屡获大奖。与此同时，影视人类学更多地投入到了应用研究，拓展了人类学应用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庄孔韶提出的“不浪费的人类学”是多手法推进学术研究作品多样化的努力，其中包括重要的照片和动态录像手段。而《虎日》等影片的意义在于人类学家以此为契机已经在应用人类学的工作中找到了纪录片的专业化倾向，随后中国影视人类学家继续在公共卫生等领域拍摄了十数部影片，以人类学的特定理论——例如行为背后的文化观察理论和人类观察的整体论等——直接指导和建议健康教育与疾病防治的工作过程。因此，在理论方面，学者们不再满足于将影视人类学作为田野调查的辅助工具，而要确立它的独立地位，强调影视话语与书面语言同等重要。如是，影视人类学的学院式研究已经和应用性工作结合起来。
任何一门学科的发展都与其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中国影视人类学的发展也不例外。结合中国人类学史，反观中国影视人类学80年来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发现正是因为民族识别工作的开展，才给影视人类学提供了一个崭露头角的机会。1979年以后，作为分支学科的影视人类学同整个人类学一样经历了“重新恢复和再度发展时期”，而人类学整体的发展也反向促进了其分支学科的繁荣。作为一种研究工具、呈现手段和表达方式，影视人类学凭借直观、独特的图像和影视表达不仅能够通俗易懂地向公众传达、阐释人类学的理念和研究成果，为人类学进入公共话语空间提供了一条便捷的途径，同时也能够在学科内部引起研究者极大的兴趣，成为炙手可热的新宠。因此，影视人类学的发展离不开大的社会环境以及整个人类学学科取得长足进步这个语境，也只有置身于这个话语背景之下，我们才能对中国影视人类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作出客观、公允的评价。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