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高

原载：民族(成都)1995年12期,第17页
米凡


　　徐霞客在游滇的1年零11个月期间， 踏遍了大半个云南的山山水水。在艰苦的考察过程中，他不仅观察自然、描绘自然，而且观察社会、分析社会。特别是他途经瑶、壮、布依、仡佬、彝、纳西、白、回、傣、德昂、僳僳等10余个少数民族的聚居区，对这些民族进行直接观察，记录了民族分布、衣食住行、生产交换、风俗习惯等方面的情况，为研究云南少数民族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在几千年来共同开发和保卫边疆的漫长岁月中，由于社会历史、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原因，云南少数民族的分布形成了大杂居、小聚居和垂直分布的鲜明特点。其中汉、白、壮、回、纳西、蒙古等民族多住在坝子，彝、瑶、布朗、拉祜、哈尼、苗等民族多住在半山区和高山区，傣、阿昌、德昂等民族多住于横断山脉扩展地带的河谷地区，藏、普米、独龙等民族多住于滇西北高原。在徐霞客的《滇游日记》中，注意到云南民族这一垂直分布的特征。崇祯十二年七月初五日，徐霞客跋涉于怒江峡谷的群山深谷之间，来到山高处的大寨。这里“所居皆茅，但不架栏，亦之种。俗皆勤苦垦山，五鼓辄起，昏黑乃归，所垦皆硗瘠之地，仅种燕麦、荞麦而已，无稻田也。”这里所记的是彝族居住于高山区的情况。初十日，当他来到海拔较低的山谷中时，“闻水声淙淙，数家依西坡而居，是为打郎”，已进入傣族地区。再从打郎到猛赖，“晚稻香风，盈川被陇，真边境之休风，而或指以为瘴，亦地之常耳”，完全是傣族聚居区腹心地带的特征。徐霞客从自然环境和生产生活方面十分具体地勾勒出怒江南段地区民族垂直分布的特征。
　　徐霞客游滇的晚明时期，云南民族地区经济文化落后，社会发展缓慢，人民生活举步维艰。徐霞客全面地记录了许多民族的衣食住行，真实反映了民族地区的社会生活。“干栏”是滇南、滇西傣、佤等民族的古老民居，分为上下两层，多用木、竹做桩柱、楼板、墙壁，房顶盖以杉树皮或茅草等，楼上住人，楼下豢养牲畜及安置桩碓，存放农具、杂物。徐霞客在滇西多次投宿于干栏，它“架竹为巢，下畜牛豕，而上托爨卧，俨然与粤西无异”。崇祯十二年七月十一日，徐霞客来到蛮边(今保山县西北，怒江西岸)，受到当地僧众的款待。人们邀请他坐干栏上饮酒进餐。此时，“风雨忽来，虽栏无所蔽，而川中蕴热，即就栏而卧，不遐移就其室也”。此家主人为当地火头，条件较好，而大多数人家则“隘鄙不堪宿”，生活困难可想而知。在彝族地区，“茅舍低隘，牛畜杂处其中”，人与畜共居，条件更为艰苦。云南各民族多彩多姿服饰也引起了徐霞客的极大兴趣，他记录了殷实人家的服饰，也记录了贫苦人“囚发赤身”；在晋宁县，他又见一彝族老人“披兽皮前来”。这些彝族或以兽皮御寒，或赤身生活，与统治者的奢侈装饰形成鲜明的对照。云南民族地区有独特的山珍野味和各种风味食品，大理白族的名茶和饮茶艺术，丽江纳西族八十道菜的丰盛宴席，给徐霞客留下深刻印象；“味有香气”的香笋，“味颇似鸡肉”的菌类珍品，在徐霞客笔下溢出香气；还有本山参、孩儿参、竹实、石蜜、松子、胡桃等，徐霞客都作了记录。同时，徐霞客也对许多地区粗陋的饮食进行描述，字里行间透出对那些在艰苦环境中苦苦挣扎的各族人民的深切同情。
　　云南少数民族的发展极不平衡，商品经济发育程度能有力地说明这一点。徐霞客对云南的集市进行了细致的观察，对不同民族的商品经济作了认真的记录。民间集市，各省称呼不一样，“贵州为场，云南为街，广西为墟。”大理白族的三月街历史悠久，规模宏大，徐霞客记录详尽:“榆城有观音街子之聚，设于城西演武场中，其来甚久。自此日(十五日)始，抵十九日而散，十三省物无不至，滇中诸彝物亦无不至”。这里把三月街的时间(三月十五至十九日)、地点(大理城西演武场)、参加交易的民族(滇中诸彝)、交易的商品(十三省物、滇中诸彝物)十分简炼地交代清楚。接着，又绘出人们摩肩接踵，络绎不绝，前来赶街的生动景象:“时男女杂沓，交臂不辨，乃遍行场市。”白族商品观念萌发较早，边境贸易也开展较早，徐霞客留下了滇西浪穹县(今洱源县)铁甲场的边贸记录:“其氓惯走缅甸，皆多彝货，以孩儿茶点水飨客，茶色若胭脂而无味。”然而，边远地区的一些民族，则停留在原始的以物易物阶段。滇西的景颇族、僳僳族，或“以茶、蜡、黑鱼、飞松四种入关易盐、布”，或“负茶、蜡、红藤、飞松、黑鱼，与松山、固栋诸土人交易盐布”。很明显，他们在经济上与先进的白族相比，存在较大的差距。
　　徐霞客的目光未停留在经济上，他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状况也倾注了极大的关心。他注意到，滇南土司普名胜叛乱，造成极为严重的后果；土司之间彼此争斗，混乱局面愈演愈烈；土司仗势横行，生灵涂炭；有的土司在争斗中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甚至不惜借助安南草寇，引狼入室，使国家统一受到威胁。他写道:“土司麋烂人民，乃其本性，而紊及朝廷之封疆，不可长也。诸彝种之苦于土司麋烂，真是痛心疾首，第势为所压，生死惟命耳，非真有恋主思旧之心，牢不可破也”。通过对西南边陲的考察，徐霞客清醒地认识到土司制度的弊端，坚决主张“改土归流”，维护国家的统一。
　　文化考察是徐霞客在云南考察的重要内容，他记录了少数民族的诗歌、谚语，拓下了不少地区的碑刻，对民族地区的文化宝藏辛勤开掘，艰苦探索。他还与各民族的文人学士真诚交往，挑灯夜谈，吟诗酬唱，留下令人难以忘怀的佳话。特别值得提及的是丽江纳西族木土司与徐霞客的深情厚谊。当木土司得知徐霞客抵鸡足山时，立刻派通司(翻译)邀请徐霞客前来丽江，奉为上宾款待。木土司请徐霞客为自己的读书笔记进行整理和校订，为自己的诗集作序，还请徐霞客教育自己的儿子。闲暇之时，纵论天下大事，点评古今人物。两人交谈良深，相交甚笃。徐霞客还应木土司之请，住鸡足山修《鸡山志》，逾三月而就。这部体例新颖、文笔生动的优秀山川志的成书，为边疆民族文化事业作出了贡献。
　　徐霞客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田野考察，比美国杰出的民族学家摩尔根在印第安人地区的实地考察早了两个多世纪。徐霞客考察的云南少数民族地区条件十分艰苦。他攀越险峻的高山，渡过汹涌的河流，时而在石洞中经受蚊虫咬，时而在密林中风餐露宿，多次被盗绝粮，陷于困境，是热情好客、纯朴厚道的各民族人民向他伸出援助之手，在他饥寒交迫之时将他请至简陋的家中，点燃火塘为他驱寒，献出食物给他充饥，使徐霞客的旅游考察继续进行。徐霞客饱蘸深情记下了云南各民族人民给予他的无私援助。
　　长期的田野旅行考察使徐霞客积劳成疾。崇祯十二年(1639)八月，当他重返鸡足山时，全身出现疹块，后来“两足俱废”，不能继续旅行。是纳西族木土司派人以滑竿送他，经湖北黄冈再乘船返回故乡。返乡后半年，即崇祯十四年(1641)正月，徐霞客与世长辞，享年仅56岁，我想，在他弥留之际，他一定没有忘记在患难之时真诚帮助朋友的云南各族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