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得不劫掠的匈奴：读王明珂《游牧者的抉择》（来自人类学在线论坛）
不得不劫掠的匈奴：读王明珂《游牧者的抉择》
沈德康/撰
感觉此书远没有《羌在汉藏之间》写得出色。下文算是对《游牧者的抉择》的浅显概述。
对置身于游牧社会之外的人来说，游牧似乎是无拘无束的浪漫生活，然而事实上，游牧经济是那些缺乏农业资源而利用边缘、不稳定自然资源的一种经济、社会生态体系。另一个误解是人们站在定居农业的优越立场上，认为游牧必然是从原始狩猎到定居农业的中间环节，然而实际上，专化游牧出现在公元前1000年到前400年间，它比原始农业出现得还晚，而且有证据显示专化游牧出自混合经济。还有一个误解是非游牧人群认为存在一种标准化或具有某种代表性的游牧类型，但实际上，游牧是多样的，是人们对不同环境的适应与利用，并非是人们心中一种想当然的同构型经济。Anatoly M.Khazanov在《游牧人群与外在世界》中认为：游牧是一种不能自给自足的经济生产模式，因此，游牧社会人群与外在世界人群有各种互动模式，以获得外来资源。
游牧作为一种依赖动物来获得生活资源的经济，它主要是通过草食性动物间接将人类不能直接利用的植物根茎等转化为可食用的乳、肉来解决人的生存之需。
游牧之地必然应有游牧的条件。和农业相比，游牧对单位土地的利用效率是很低的。在土壤肥沃、气候适宜之地一亩地能养活一家五口，而在典型的游牧草原地区，要养活这样的五口之家需草地最多达八千亩。此外，游牧区气候以干旱半干旱为主，缺水是常态，降水不均衡。对农业而言，年降水量需在250至400厘米以上，10摄氏度的气温超过50天，这样的条件是农业的下限，但游牧地区均不具备。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游牧经济是利用边缘资源和不稳定自然资源的一种经济形式。
游牧畜群主要以牛马羊为主，和农业相异，猪作为人食的竞争者，和游牧是不相容的，相反，猪常作为定居农业的标志。牛马羊作为游牧经济的支柱，源于它们的移动性，其移动性能解决单位土地资源产出地下的问题，使广大不能为人直接利用之地被人有效利用。牛马羊中最典型最重要的畜种是羊，羊分山羊、绵羊，尤其是绵羊，具有产乳多、高繁殖的特点。马最具移动性，游牧社会养马不在其经济收益，主要是将它作为有效移动的交通工具，做为牧羊的助手和战争、劫掠之需，而且在另一个方面，它常常是游牧社会中人“炫富”和社会地位的象征。在青藏高原还有另一类独特的畜种——牦牛，此畜适宜高寒高海拔，舔食苔藓，极耐风寒。此外尚有骆驼：单峰者由北非、阿拉伯分布至印度西，双峰者多由里海、中亚一带分布至北中国。此物极耐渴，主要用于运输。
游牧社会中，奶制品才是其主要的食物，不是非游牧人群所想象的那样他们多食肉。因为，畜群作为其最主要的财产和生活之源，是牧民的“本金”，他们只有学会“吃利息”才能避免不去“吃本金”。
族群认同往往具有主观建构性。在资源、利益的驱使下，族群“功能性”、（instrumental）“适时适应性”（situational）地改变其历史记忆，促成结构性失忆（structural amnsia），以适应新的资源、利益格局。所以，从此意义上讲，历史不仅仅是“自在”的历史，更是“自觉”的历史、“构建”的历史，“篡改”的历史。
多数学者认为，专化游牧经济是由混合经济发展而成的。混合经济在当时的普遍，我估计还是因为其时生产力和生存境遇的原因：只有搞多种经济才能最大限度地利用资源以糊口维生。公元前2000年到前1000年，气候逐渐干冷，使北中国的混合经济人群不得不专事游牧。据史，西周、春秋时之戎狄也事农业，实际上，他们是混合经济类型的，只有到了战国，专化游牧才在中国北方草原逐渐兴盛。
《游牧者的抉择》一书主要论述汉代中国北方的多元游牧社会，其所谓的多元主要以蒙古草原的匈奴、甘青高原河谷的西羌以及东北森林草原的鲜卑、乌桓为例。王明珂认为，汉帝国与游牧部族的冲突其历史本相即：华夏北方资源边界。由此，有学者提出所谓“外不互动”之说，即：北方游牧族群与外界关系愈密切，特别是与国家政权下的定居群体关系愈密切，其部落组织就愈重要、具体，其领袖也愈具有政治权威性。由此，秦汉帝国与匈奴的对峙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相互之间的实力与组织性，一方强势凌人，也使得另一方凝聚、集中，反之则崩溃、解体。
秦汉500年，匈奴日益壮大，其分布主要在蒙古高原及南方近华北、新疆草原一带。其东边在兴安岭一带是森林草原，由鲜卑、乌桓盘踞，其北贝加尔湖一带也是森林草原，由丁令、坚昆所据。和他的东、西二邻相比，因二邻除游牧外狩猎在其经济结构中的意义也甚重要，故匈奴的游牧似乎更单纯一些。匈奴理想的牧区生态环境构成如下：不言而喻需广大的草原以供其游弋，必不可少的森林山区以取得必要的木材和调节游牧进程，必然，还需定期取得谷物和必需的工具。此三者缺一不可，少牧场他们不得生，少后二者他们必发动战争或掠夺南边的帝国。
西羌通常在河湟谷地和山区间盘桓，夏秋则驱羊上山移牧，冬春则退居河谷收种谷物。故此，其经济和匈奴比粗放的农业似乎对他们意义不小。汉帝国以屯田的方式抢夺河谷，抢占大小榆谷，挤压西羌的生存空间，这样势必造成不断的冲突。东汉羌乱连连，即是当地羌族豪酋在资源紧张下的利益冲突。加之河湟羌组织分散，豪酋林立，汉帝国今天摆平600豪酋，明天又有无数叛乱风起云涌。
至于鲜卑、乌桓，除游牧外，其族群颇重狩猎、互市，此乃与西羌、匈奴之别。
综上所述，游牧经济是一不能自给自足的经济，它必然需要一些辅助性生业才能正常维持。故此，除游牧外，必然要狩猎、采集、行农业、掠夺、贸易，这样它才能获其所需，以维持生存。
有学者认为，草原游牧国家之兴衰源自其“机动力”与“财富”的此消彼长。首先，游牧国家利用机动力（武力）控制定居人群的贸易，随后入侵定居（农业）国家，控制其税收；其次，统治者陷入维持战力和享受贡赋的两难之中，最终无法保有机动力或者与保有机动力的部族疏远，以致国家崩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