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志问题反思笔谈：民族志方法与中国人类学的发展
民族志问题反思笔谈：民族志方法与中国人类学的发展(来自于人类学在线论坛）
民族志问题反思笔谈二则：一、民族志方法与中国人类学的发展 王建民
编者按: 随着人类学学科的发展, 作为其专业术语的“民族志”逐渐演而为集方法与文体意义于一体的学术规范, 此种复义性对应于其内涵构成因素的多元性, 提供了反思讨论维度的多种可能性。有鉴于当下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界关于民族志反思所呈现出的不同研究姿态与取向, 本刊特延请倾力关注此领域动向的高丙中教授为专家主持, 于本刊今年第一、三、五期就“民族志经验研究”问题组织推出了一批专栏文章。值此栏目将告一段落之际, 又得王建民、高丙中二位先生纵论民族志在其核心学科内的存在样态与意义, 亦为本栏目之一小结。
关键词: 民族志; 田野调查; 反思; 研究范式
民族志方法与中国人类学的发展
王建民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
田野民族志①方法被认为是人类学的基本功,民族志田野工作的经历被视为人类学家的专业标志,因此, 田野民族志经验和相应的民族志文本在人类学学术认同中就成为十分重要的象征物。抚今追昔,总结民族志方法在中国发展中取得的成就, 分析其中存在的问题, 是更清晰地认识和定位中国人类学学术发展的需要。
在中国, 文化人类学②作为一个独立学科在诞生之初就是以采用民族志方法进行田野调查为学科建立与发展的一个主要标志。早在20 世纪30 年代学科创建初期, 老一代人类学家就认识到民族志研究方法和方法论对学科发展的重要性, 陆续发表了许多相关文章和著作, 对指导当时的学科发展与整合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李济、凌纯声、吴文藻、李景汉、卫惠林、吴定良、林耀华、言心哲、柯象峰、张少微、梁钊韬等一批老一代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都曾经撰写过许多至今依然颇有学术价值的论著。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经受过在西方学术体系的学院化人类学及相关学科的学术训练, 颇为关注研究方法,针对当时国内学术界所亟待解决的问题, 讨论了调查者与调查对象的关系、田野工作的作用和意义、问卷调查法和比较方法可能存在的问题、本土语言学习对田野工作的重要性等方法论问题, 也涉及到各种不同的调查方法和技巧、调查提纲、田野笔记、体质人类学测量和各种调查工具的使用等具体研究方法问题。我曾经将他们的部分成果汇集在一起,编成《20 世纪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方法与方法论》, 列入“20 世纪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经典著作丛书”, 希望作为人类学研究者或爱好者的读者们能够由此更好地体会民族志方法和方法论, 特别是对中国场景下的人类学研究方法和方法论有所认识③。
就新一代学人的民族志工作来说, 庄孔韶的银翼、阎云翔的下岬村、景军的大川村、王铭铭的溪村、张鹂的北京浙江村、徐平的羌村、赵旭东的李村等社区研究, 以及王筑生对景颇人、蔡华对纳人、翁乃群对纳日人等族群的讨论, 各具风采, 不胜枚举, 且都有相应的民族志作品发表。与此同时, 港台和海外人类学家于中国大陆的民族志研究实绩亦贡献良多, 并大多在中国大陆有持续时间较久的民族志工作场所。
当前, 一些国内大学人类学、民族学专业的博士、硕士研究生在攻读学位期间也较重视在国内外进行较长期的田野工作, 保证了以学位论文形式出现的民族志作品的学术质量。许多研究者的田野调查工作不仅是持续了一个周期, 而且他们学会了当地人的语言, 搜集了大量翔实的民族志材料, 增加了研究的原创性。这些民族志田野工作为中国人类学的进一步成长提供了扎实的基础。
一批学者对民族志方法和方法论问题给予了很大的关注。2002 年6 月, 为了开展“中国本土条件下的人类学方法论研究”课题, 在京的近20 位著名人类学家汇聚一堂, 就人类学研究方法的教学和教材、中国人类学有无本土化等问题发表了各自的见解。在近期发表的人类学论文中, 涉及到民族志方法及其讨论的也占有很大比例。民族出版社出版的“20 世纪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经典著作丛书”除了编辑上述讨论专集外, 已经整理出版了《湘西苗族调查报告》、《贵州苗夷社会研究》两部中国人类学先辈的民族志作品。2005 年, 高丙中教授在《思想战线》主持“民族志经验研究”专栏, 对民族志方法和方法论问题进行讨论。专栏中的论文既包括民族志方法论反思, 又有民族志文本, 还有对民族志的研读和思考。
然而, 从中国文化人类学、民族学当前的发展情势来看, 尽管近年来学术发展有了很大长进, 但在民族志方法方面却依然存在不少问题。汪宁生曾经批评中国民族志工作中的弊病,“大家忙于利用前人的资料(包括建国以后存在不少问题的民族调查资料) 写出一本又一本大作, 编出一套又一套丛书, 而很少踏踏实实从事长期田野工作。⋯⋯未作过任何调查的人也在国外自称是民族学家。特别是田野工作方法仍无人讲求, 在调查中不能按照科学程序办事; 对材料的分析仍受陈旧模式的束缚; 迄今很多少数民族还没有比较完整的民族志。”④
这里就涉及到要不要做民族志工作, 没有田野经验的“民族志”还是不是民族志的问题? 此外,少数人类学的年轻学者入门可能没有几天, 也许是受到后现代主义的影响, 认为从此人类学就不用做田野工作了, 或者没有扎扎实实的民族志基本功也可以为之。
近20 年来, 在国际人类学界, 后现代主义人类学家开始仔细反思田野工作者是如何获得资料以及民族志文本是怎样产生的。他们认为, 应当使得发现的实践和过程清晰可见, 率直说明实际的田野体验———而以前这些内容并不包括在公开出版的“科学的”民族志中。这就涉及到描述方式。在这种方式中, 人们将极其私人的田野工作体验看成是一种与田野工作相一致的感受。随着民族志工作特定程序的进一步明确, 资料搜集的田野工作程序愈加清楚明白, 后现代主义者开始感到田野工作将无法达到科学的目的。然而, 清晰明白的个人经历也是实现科学目标的过程的一部分。最初, 关注是更为反观性的, 即告诉民族志读者调查者在田野工作中所经历的那些方面, 而不仅仅是田野调查的人类学结论。随后, 在民族志写作中, 人类学家所使用的修辞方式成为被关注的主题, 以强调民族志作者如何使他们的读者确信他们确实在“那里”进行田野工作, 他们的民族志报告是精确而符合事实的。近来,一些后现代人类学家提倡自白式的民族志。在这种新型民族志形式下, 田野工作者成为注意的中心,关注点在于人类学家是如何了解一个特定社会的,而不再是该社会本身, 即被研究者的生活方式。如果人类学家只是将自己在田野工作时到底做了什么以及田野工作的结论是如何得出的表述得更加率直清楚, 就表示这些学者的田野工作已经受到这种民族志新思想的影响。
应当指出, 没有深入的民族志过程, 民族志作品就成为无本之木。即便是围绕所谓“话语”展开的讨论也不应该是纯粹的考据之学。一些学生曾经和我讨论, 说打算作关于某某问题的“话语讨论”的学位论文。我告诉他们, 可以, 但是你必须弄清楚这些话语背后的方方面面。什么人在什么样的情景之下提出的? 为什么会提出相关的说法? 为什么是这样说而不是那样说? 这些都不能够只是按照你个人的主观判断来推论, 而必须通过大量的访谈,了解背后的故事, 通过细节来描述和说明。即使是分析文本, 也有文本分析的方法, 不是仅仅堆砌了别人的一段段文字就可以叫做“话语分析”的。
民族志田野工作有一套相应的规范。许多著名的人类学家的田野工作经验为后来的人类学家提供了田野工作的典范。在学院派的人类学教学中, 通常会指出民族志田野工作的一般程序, 向学生提示应当注意的问题。概括来说, 田野工作包括准备、实施和撰写三个阶段⑤。
在田野工作之前的准备阶段, 调查的训练、筹集经费、熟悉情况是基本的要素。首先, 对现代人类学理论和方法的学习是不用说的了, 在研究之前还应当熟悉你想要研究的某一领域前人的理论成就以及其论点中值得商榷之处。其次, 田野工作经费的筹措和预算计划可能会对人类学家提出另外一种不小的挑战。再者, 还要通过收集和熟读有关该地区或者族群的文献来熟悉调查点的基本情况, 在此基础上, 针对所要研究的问题而拟定尽可能详细的调查提纲———尽管这个提纲可能要在田野调查时不断得到修改。
人类学家到了野外, 会碰到很多意想不到的问题。这些问题可能包括研究地点的选定、开始接触对象、开始学习语言。
人类学家到达调查地之后, 首先可能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是具体调查地点的确定问题。有些学者事先查阅了各种资料, 选择一个他自己认为“合适的”田野工作地点; 有人是到调查地转悠, 然后发现一个自己感兴趣的地方; 有些人类学家是到他人研究过的地点进行追踪研究; 有时候接待人会帮助人类学家选一个地方作为调查点———但这种选择也许伴随着这个介绍人个人的考虑, 不过, 也许这正是一个进一步深入了解该社区的突破点。总之, 每一个族群或社区都有它自己的特点, 都是一个适合人类学研究的对象。在田野调查中, 对一个小社区进行挨家挨户的普查和绘制地图是人类学家采用的最基本的调查技巧。这两种方法使田野工作者能够广泛接触调查对象, 还常常能证实不确实的情况, 使田野工作者熟悉环境。大范围的概况普查可以作为抽样调查的基础。收集系谱和生活史资料也是调查者通常会做的事情。语言学习对人类学家来说是十分重要的, 通过特定族群的语言对其文化才可能会有更深入的理解。而田野中的社会关系更应该引起注意和思考, 当代民族志工作实际上应当是研究者与你所研究的那些人之间建立两种主体间对话的过程。
记录情况是每个田野工作者的中心工作, 传统上的办法就是把谈话和访问的情况尽可能详细地记录下来。一些田野工作者也坚持写日记, 这些日记可以提供气候、事件、田野工作者的经历、情感变化等所有活动的资料。开始记录资料后, 笔记要按话题和主题来规范化编排。随着田野工作的进展,资料急速增多, 为了保证大量资料能够得到方便的利用, 还要建立一个编排、整理资料的编码体系。这个体系对明确进一步调查的领域和日后整理材料是十分有用的。调查中, 人们也越来越多地使用照相机、录音机、录像机、电子计算机和全球卫星定位系统, 帮助记录和整理资料, 并丰富记录的手段。
在民族志撰写阶段, 人类学家的首要任务是如何将收集来的丰富资料转换成人类学的概念性语言。对人类学家来说, 最终问题是如何将被研究社会的文化范畴翻译为人类学语言, 用人类学语言进行描述。使用人类学概念, 通过参与观察获得的材料,有时辅以比较研究, 说明在不同文化独特性的那些方面之上文化的普同性———田野工作的最终产品是一部民族志, 在其中, 田野工作的结果和分析被整合在一起。丰富的、细节化的民族志描写已经成为人类学研究的目标。尽管人们正在探讨多种的民族志撰写形式, 但是, 民族志撰写中资料的引用、地图和图片的利用等也都有一些应当遵循的规范。由此, 人类学家对文化的解释得以与更多的人们进行交流。
在当今中国人类学的发展中, 另外一个较为明显的问题是民族志田野工作与理论分析没有很好地结合。有些时候, 我们看到某些民族志文本对一个村寨的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叙述, 但却不能令人满意。这种文本通常的模式是先讲历史, 然后开始就村寨的生态环境、政治、经济、婚姻家庭亲属制度、社会组织、宗教、艺术及当今的发展问题等一一罗列, 看起来倒是很全面, 通篇却似乎很难找到一个明确的理论问题, 让人觉得这种论著就是为了写民族志而写民族志。
自马林诺斯基和博厄斯开创了民族志田野工作方法迄今, 我认为, 可以将民族志田野调查分为全面地(或称百科全书式的) 调查和专题调查两类。前一类民族志调查就是到一个社区去, 对当地社会文化的各方面进行全面的调查, 这种工作模式可能会较为全面地把握所研究社区的状况, 是人类学家最初较多采用的办法。在这类民族志工作中, 某些部分可能是研究者更重视的, 就可能会有更为详细地关注和描述, 以至于有些学者批评这类民族志研究者设计的调查提纲有过于细致和繁琐之嫌。然而,由于涉及面宽, 站在当今人类学研究专业立场上看,其在某些具体问题研究层面可能不够深入和具体。
随着人类学研究的深入, 超越这种百科全书式的民族志田野调查方式就成为必然, 需要在某一问题上有更细致的调查和更深入的理论讨论, 要有聚焦。于是, 就出现了在当代人类学研究中应用更多的专题式民族志调查的田野工作模式。这类民族志往往要聚焦于某一专题, 围绕其进行更为专门同时也更为细致的访谈和参与观察, 因为这种研究需要大量细节, 由这些细节才能够导出或建构更为复杂和精深的解释。不过, 在田野考察和研究中, 人类学家依然是用整体的观点来观察社会。一方面, 他们将截然不同的观察综合起来, 创造出“文化”或“社会”的整体架构, 强调文化或社会是一个整体,只有在整体的语境中才能理解它。另一方面, 尽管一些当代人类学作品将注意力聚焦到某些具体问题,但从总体上来看, 人类学仍关注广泛的、不同方面的问题, 而不是从某一个方面来观察和分析。
民族志工作也需要更强烈的问题意识, 这是需要在系统而扎实的学术训练中逐渐培养的东西。通过大量的民族志作品的阅读, 我们了解了人类学前辈们的观点, 更知道了他们的这些思想火花是怎样形成的, 依托于哪些文化的观察与体验。我们在广泛而有重点的阅读中, 逐渐就会熟悉当前人类学讨论的热点问题和重点话题, 并且知道不同学者依靠世界各地的民族志材料得出的不同结论。你个人的民族志田野经验怎样? 有没有可能去进行对话? 在什么角度上去进行对话? 如果没有民族志田野工作的深厚积累, 你想要参与到讨论中是会有困难的。有的年轻人类学者有时会沾沾自喜, 似乎很容易就介入到有相当学术水准的人类学热点、难点问题了。读书不够导致的理论把握不准确和缺乏民族志田野工作经验也许就是我们在严肃的学术讨论中最经常碰到的问题。
民族志方法的掌握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在大量实践的基础上总结和摸索, 也许是来自田野的民族志作者成长的途径。而学院派体系的民族志方法教学的起点可能是书本, 然后再到田野实践。2005 年4 月, 来自云南大理学院的张锡禄、四川平武县方志办的曾维益、四川凉山西昌民族研究所的马尔子被邀请到北京大学的讲堂, 与书斋中高谈阔论的人类学专业师生对话, 以中国西南地区的田野经验向学院派人类学提出挑战。这实际上是一个相互学习的过程, 通过这种交流, 我们才能够更好地把握民族志方法, 实现人类学理论与民族志田野经验的完美衔接, 真正有学术水准的民族志才可能诞生, 中国人类学学术水准才有可能得到整体提高。
摘自：《思想战线》2005年第5期
注释：
①田野民族志(et hnography) 通常可以译为“民族志”。不过, 按照景军教授等人的意见, 这个英文词汇翻译为“田野”之似乎更为妥当。这样可以避免与国内各地方志办公室等政府机构组织的修志工作中的“民族志”相混淆。这一词汇的译法问题到目前为止依然没有能够引起更多学者的重视。本文依旧使用“民族志”作为“田野民族志”的略称。
②在本文中, 人类学主要指文化人类学, 同时也可以视为作为一个学科名称使用的民族学的同义语。
③参见凌纯声、林耀华等著《20 世纪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方法与方法论》, 民族出版社2004 年版。
④详细论述请参见汪宁生《文化人类学调查: 正确认识社会的方法》(增订本) , 第8 页, 文物出版社2002 年版。
⑤有关民族志田野工作方法的著作包括类似学生手册的程序性教本, 也有人类学家的个人经验总结, 还有有关方法论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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