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骥才：拜金主义在中国滋长 许多地方申遗是为钱
中国新闻网 2010年04月13日 14:42 来源：中国经济周刊
专访中国文联副主席冯骥才：
文化不能都产业化
“美国有一个官员，别人问他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会不会感到恐惧？这位官员说不恐惧。因为中国人的软实力 不行。”这是中国文联副主席冯骥才 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独家专访时举的例子，冯骥才当下的忧心绝不亚于对文化遗产的保护那么迫切。
冯骥才以小说成名，而进入公众视野是1993年。当时，天津正在搞大规模的现代化城市建设，一座座高楼拔地而起，一些经历风雨沧桑的文化遗存或将消失。忧心如焚的冯骥才联络了许多专家，用了两年的时间，拍了3万多张照片及影像资料，出了4本大画册。他把这些画册送给政府官员，每送一套，都要在扉页上写下这样一行字：这是你心爱的土地。做这一切都是自掏腰包。甚至为了挽救一些文化遗产，他还出资买下。由此，冯骥才因保护文化遗产而成为明星人物。
2003年后，冯骥才的大部分时间是往乡村田野里跑，为的是保护民间文化遗产。有时路遇暴雨，他便脚上套着两个塑料袋，深一脚浅一脚的继续前行，摔了跟头，淋得像只落汤鸡，浑身上下都是泥汤，走进村里，谁也不会想到他就是民进中央副主席、中国文联副主席冯骥才。
民间保护资金哪来？为了筹集民间文化保护资金，冯骥才是夜以继日地画画，硬把手背上画出一个大包来。30余幅画拍卖所得的百万元，设立了一个民间文化基金会，迄今为止，冯骥才靠卖画积累捐助了数百万元用于文化遗产的保护。
文化产业化在当今已成为发展文化的潮流，但是冯骥才所做的与文化产业化相去甚远。在他的眼里文化产业和文化产业化有着根本的区别。文化产业是现代社会的新兴产业；而文化产业化是对文化的无知。在保护文化遗产的同时，他一直在思考：“中国人富了怎么生活？”“中国富了怎么办？”“如何提升中国的软实力？”等等，这些与文化相关的深层次问题，常常让他陷入沉思。但让他感到十分欣喜的是，今年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对文化有一个论述：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和灵魂，是一个民族真正的力量的决定性因素。文化深刻地影响一个国家的发展进程，改变一个民族的命运。
他说：“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国家总理正面的阐述了文化的定义。正如总理所说，没有先进文化的发展，没有全民族文明素质的提高，就不可能真正实现现代化。
作为一个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冯骥才一直没有停止脚步。
“我一直坚持做两件事。第一件事是形而下的，到田野第一线去了解最实际的问题。第二个是形而上的，思考一些战略性的文化理论的问题。我觉得，我有责任做这些，我也热爱这样的事。一个人和自己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是幸福的，特别是和文化的命运连在一起，更是幸福的。”冯骥才说。
“文化大国的气质不能丢”
《中国经济周刊 》：现在各地都在申遗，这对文化的保护是不是好的现象？
冯骥才：不是。现在许多地方的申遗并不是认为文化遗产特别宝贵，要把他们保留下来，使其传承，而是为了金钱，为了GDP(国内生产总值)。就像有的人对待曹操 墓，并不是考虑曹操墓被发掘出来，会给社会带来多大的精神文化价值，而是首先想到4.5亿元的产值。用财富价值来衡量文化价值，这是我非常担忧的。
过去所有历史的考古发掘都是在完全封闭的情况下进行的，在挖掘当中，媒体是不能进入的。只有在全部整理完了以后，经过甄别、鉴定、论证，最后形成一个结论，再向社会公布。现在媒体乱炒，还说是全民监督考古。有几个人懂考古，怎么监督？媒体制造的只是卖点，说到底就是为了钱。
《中国经济周刊 》：用GDP来衡量文化价值，是否合理？
冯骥才：中国目前全民皆商、拜金主义、甚至有暴发户的心态和形态在滋长。我说的暴发户有几个特点：第一是夸富，第二是挥霍，第三是洋洋得意。在这样的价值观下，我们的文化只有变成了钱、变成了GDP才有价值。但是世界上有比金钱更宝贵的东西，凡是用钱买不到的都比金钱宝贵，比如健康、爱情、才华等等。
《中国经济 周刊》：对于崛起中的中国，从文化的视角来看，我们应该怎么做？
冯骥才：历史上，我们中华民族富过，比如汉、唐、明三朝，那时我们的GDP世界第一。但中国是文明古国 ，书香门第。书香门第再富，也不能浮躁，应该是沉静、从容、大气、平和的，应有其境界。这是文化大国的气质。不应该有了钱就狂了、疯了，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目前中国正在迅速富裕起来。在这个时候，必须要考虑两个问题：一个人富起来了怎么生活？一个国家富了怎么办？
总理讲过，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和灵魂。没有文化，人就没有精神追求，就空虚。文化决定着全民的素质。如果我们把文化也变成钱，那么就等于牺牲了全民的高素质来换取高额的GDP，最终的结果就是让低素质的人们来挥霍GDP，这就是恶性循环了。我们要实现现代的、富裕的社会，必须是两个富裕加在一起，一个是物质的富裕，一个是精神的富足。
“有些文化做精做细是最大的强”
《中国经济周刊 》：文化产业是带动GDP增长的，是不是所有的文化都可以产业化？
冯骥才：文化产业是谋取经济效益的，是具有经济效益的，它是产业，搞得好，就会促进GDP。但文化不是谋求GDP的。只有一部分大众消费文化能进入产业，能产生GDP。比如，动漫、网游、图书出版、电影等等。文化产业是20世纪先由美国提出来的，然后蔓延到世界各地。文化产业是现代工业社会和经济社会，特别是全球化时代产生的一个新型的产业。它有两性：一个是文化的性质，是精神性；一个是经营性，能够获得利润。
这里有一点需要讲清，文化产业首先是产业。联合国对文化产业的定义是：1、工业化标准，就是按照工业化的标准生产；2、产品经由市场营销；3、文化产业的产品对象是大众文化消费者。
也就是说，能够按照工业化标准生产并提供大众消费的文化，才能进入文化产业。有些是不能进入产业的，凡是个性化的艺术创作，以及绝大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等等，都不能产业化。它们不同于动漫和图书出版，产业化只能对其产生破坏。
比如作家，作品可以进入市场，但其追求却不能进入市场。作家不能为了多赚钱而迎合读者，这样就丧失了作家的精神追求，创造独特的文本文字是作家最重要、最崇高的精神追求，这个追求如果进入市场，作品只能质量较低，不会产生好的作品。
所以，把文化做大做强的概念就需要斟酌，因为有些文化根本不可能做大做强。应该说文化主要是做精做细做深。
《中国经济周刊》：哪些文化要做精做细？哪些要做大做强？
冯骥才：一个民族的文化应该是金字塔形状的，要有塔尖。比如五四运动，高峰就是：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没有他们，五四运动就很平庸无奇。如果俄罗斯没有托尔斯泰、柴可夫斯基 、列宾 这样的艺术家，也不会成为世界文化大国。从唐诗宋词一直到《红楼梦》，就是我们文化的高峰和经典。
一个民族最重要的是它的文化经典，因为它彰显了一个民族文化创造的高度。所以我认为，当代的文化最重要的是金字塔的塔尖。站在塔尖上，应该是这个时代的大师和精英，还有一些国家级的、世界级的文艺团体和文化机构，全民都应看得见，就像法兰西艺术院、德国爱乐乐团、莫斯科芭蕾舞团那样，都是在一个民族精神文化塔尖上的。这个峰顶与塔尖也恰恰是对外交流的主体。
现在，因为我们没有这样一个清晰的文化塔尖，我们也没有去把这个金字塔拉起来，结果老百姓看到最惹眼的一定是小沈阳。但是，没有哪个国家是拿“洋沈阳”来对外交流的。他们首先拿的还是爱乐乐团、帕瓦罗蒂和历史经典，因为这是世界最好的。所以，我觉得一个民族的文化，关键还是塔尖。它在民族的精神和灵魂中、在提升社会文明中都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文化产业作为现代的新兴产业，我们不但要做，还要做大做强，做大做强是一种产业观念，但决不是产业化。“化”就会超越界限，把不能产业化的文化都变成赚钱的工具，这是对文化的无知。这两个概念如果不分清楚，就乱了。文化产业化跟前几年的医疗的产业化、教育的产业化的问题是一样的。教育的产业化带来很多问题与恶果，现在已经尝到了。
“一个国家没有文化层次是不行的”
《中国经济周刊》：如果所有的文化都产业化了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
冯骥才：后果就是，我们的文化不可能有高峰出现，它会向娱乐化、平庸化发展。现在我们的文化已经出现这种扁平状的现象，这里说的是一切市场化、商业化和产业化。
当然，从积极的方面，我们还要看到汶川大地震那么大的破坏、那么大的困难，我们还是能够战胜的，这证明我们民族是有软实力的。这些软实力来自于我们的传统，从古以来的精神遗产，优良的传统也属于我们核心的价值体系。
《中国经济周刊》：那么文化低俗化的问题该如何解决呢？
冯骥才：第一，国家要建立文化战略。应该有一个立体的金字塔结构，国家要养育这个金字塔的塔尖。比如设立文化的荣典制，法兰西和日本都有艺术院士。我国在科技领域中设有院士，但人文领域中连一级教授也没有。重理轻文，缘自过分看重经济的作用，忽视文化的价值。国家还应该给那些重要的、能够标志中华民族当代的文化最高水平的机构，足够的经费支持等等。
第二，国家要帮助这些文化团体创造学术氛围。现在人文领域中的学术界十分稀薄与模糊，文化与艺术批评多为社会媒体的舆论来代替。作品的优劣没有学术思辨，没有学术权威，这些事情应鼓励文化团体来做。改变这些团体行政化与非学术化的现状。
第三，就是要把媒体文化版面和娱乐版面分开。现在很多报纸叫文娱版面，文化娱乐版面都混在一块了。其结果是娱乐覆盖文化，媒体应该把版面分开、把层次分开。一个国家没有文化层次是不行的。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南焱 ●杨雨佳|北京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