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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振中]传统与现代的平衡:中国大学的百年与未来

[黄振中]传统与现代的平衡:中国大学的百年与未来

传统与现代的平衡:中国大学的百年与未来

■黄振中

 发布时间: 2008-11-12 10:00 中华读书报


《中国大学:一个文化冲突的世纪(1895—1995)》

[加]许美德 著 许洁英 译

定价:31.00元

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年2月出版



  不管是对于专业人士,还是那些仅仅有兴趣了解中国大学发展史的业余爱好者来说,再没有比许美德(Ruth Hyhoe)教授的《中国大学:一个文化冲突的世纪(1895-1995)》更具洞察力与可读性的佳作了。

  虽然许教授直言本书是史话,而非历史,但这并不能掩盖她对于中国大学的深入考察。相反,这一前提更好地将著者自身置于“文化他者”的位置上,以“寻求理解”的态度来评述百年的中国大学。由此,本书既强调中国大学在其文化背景下长期形成的独特性,又试图预测它们的特有潜力和未来的发展可能。著者开宗明义地指出第一章将采用韦伯“理想形态”的研究方法,以鉴别出欧洲“大学”之内涵、形式与结构特点,然后对照论述中国传统教育的大致状况,包括其独特之处和属于东方文明下的共同特征。作者认为,欧洲大学最根本的价值观主要体现在自治权与学术自由。两者源自于欧洲中世纪特定的社会形态和人们所普遍接受的认识论,但在民族国家出现后,却以不同的具体形式、面貌出现于不同的历史时期和国家地区。于是,作者在此提出了该书的一个主要问题,即在中国特有的文化背景下能否有真正的“大学”?正是这一问题在中国大陆地区引起了很多的争论。有批评者指出,该书对于中国的文化和学术传统有所误读和忽视,从而构建了与大陆传统认识大相径庭的“大学史”。中国大学到底是百年还是数千年?本文无意也无力探讨这个充满争议的话题。但这一争论本身却揭示了目前人们对于“大学”、“高等教育”等概念的认识还远没有形成共识。

  暂时撇开这一问题来看待许著,可以发现该书一个重要而且非常有意思的观点是:中国现代大学形成于中国传统与西方影响的合力。中国的传统学术模式是由相对的两极组成:一端是由国家认定的、具有权威性的士大夫的学术垄断,而另一端是拥有脆弱而又支离破碎的自治但同时又具有相当生命力的书院;对于前者来说,后者常常是对前者的反动,但又有可能在后世中转变为前者。正是这样一种对立统一的矛盾对中国现代大学产生了极其巨大的影响。近现代不同时期引进的有所差别的西方大学模式,正是通过与中国学术传统中不同层面上的相似之处相结合,从而塑造了中国现代大学的形态。例如,等级化的高等教育结构、有明确的知识权威主导等特点,与拿破仑时期建立的模式和前苏联的大学体制非常类似;而中国学术传统中实践比理论更为重要的认识论观点,与美国的实用主义又不谋而合。可以说,中国现代大学的发展之路就是在寻求两种合力之间的平衡点。这一探索过程百年来经历了两次“从头开始”。清廷“壬寅学制”展现了其建立一套结构严密的大学制度的期望,但这一勃勃雄心却以相似的形式在1950年模仿前苏联的教育体制时才被实现。另一方面,20世纪前半叶,在民族危亡、中央政权权力有限的情况下,中国大学不断学习、逐步成熟,将西方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的原则,与中国的学术传统和独特文化相适应,形成了适合中国国情的“知识自由”和“社会责任”思想;但这一平衡点面临着新的国内国际形势,在学习前苏联的热潮中被打断,这一寻求平衡的过程只有从头再来,而十年浩劫中对于集权学术的彻底反动,却又矫枉过正;中国大学面临着改革开放新的历史契机。这个过程看上去似乎是一个循环,但却是循环中的上升与发展。

  横向上作者主要从知识、性别和地理分布三个角度来分析不同时期中国大学的发展状况。毫无疑问,知识是大学的核心,学科分类、课程设置与管理、学术研究的状况等,这些方面是反映大学状况所不能忽视的;认识论与大学的核心价值观——“学术自由”息息相关。就性别而言,这是西方尤其是美国学术界所特别关心的话题,而在中国的高等教育研究中却常常被忽视;在理论上女性参与学术的状况反映了各文化的认识论差别,而活生生的不平等现实,更增强了许女士对于这一主题的兴趣。大学的地理分布问题,直接体现了中国高等教育的特点,以及背后的认识论基础与传统文化特征;而区域之间的不均衡现状,包括城乡差异、东西差别,都是现实发展中的关键问题。由此可见,这三个分布图都不是作者想当然的随意选择;相反,它们能深刻的反映传统与外来力量的互动关系及其带来的影响,有着很强的内在联系和现实意义。

  当然,寻求平衡点、循环中发展以及三个分布图这样一些观点都值得多加辨析、讨论。但著者对于中国大学百年发展的分析态度却值得效仿,即对于历史进行反复思考,从中汲取有益的东西。譬如性别不平等,地理分布所反映的认识论特点及其带来的发展机遇,值得进一步重视;该书对于书院、延安模式以及文革之间关系的分析,提供了许多新鲜的见解,能够给读者很多启示。这种态度也直接反映在著者对于中国大学未来发展的讨论中:中国文化传统中有哪些积极成分能为未来发展奠定基础?近百年来的外来模式中有哪些因素可以用来巩固和强化这些本土因素?作者详细描绘了她对于在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发展多元巨型大学(特别是在内陆地区)的设想、期望和担忧。从第七章可以发现,该书具有相当的前瞻性,其中很多问题正是当前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经历过或者正在经历的,当时预想未来的相反图景似乎都在部分上演。但中国大学,毫无疑问地依旧在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的冲突中探索新的平衡点。

  著者曾说,书中的研究者个人偏见和倾向性在所难免的,但重要的是将其公布于众,让大家来讨论,以便得以修改和完善。该书不是历史,但是对于中国大学发展不甚了解的人可以由此得到一个清晰的线索和全景图;此外,虽然中国大学的起点还是一个充满争议的话题,但该书对于百年来大学发展的洞见还是可以给予读者以深刻的启发;甚至还有人指责作者的西方中心立场,但许教授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热爱和期望却溢于字里行间;当然,该书也给中国读者提供了能够“跳出来”从外面看自己的相对比较全面的视角。

  诚如国外一位学者所言:“Ruth Hyhoe是财富:任何一个对现代中国、比较教育和知识社会学感兴趣的人都需要读她的一系列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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