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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宗迪：《神话与神话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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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宗迪：《神话与神话学》

神话和神话学

中国民族文学网发布日期：2006-04-12 作者：刘宗迪

   “神话”一词可以在不同语境中表示不同的含义。在一般用语中，神话一词表示所有荒诞无据的说法；在文学中，神话指表现诸神、半神以及英雄的神奇故事的幻想性叙事文学；在文化批判中，神话指一个社会共同体所公认或者被强加的关于自身历史和意义的宏大叙事或意识形态，如人们常说的政治神话和国家神话等；在人类学和民俗学中，神话指在一个族群中世代流传的关于世界、人类、自然万物、人文诸相等之来历和意义的传统叙事。“神话学”则是人类学和民俗学中研究神话的一个分支学科。

“神话”一词源于古希腊的mythos，而这个词在古希腊是与logos（通常译为“逻各斯”）一词相对而言的，赫西俄德和荷马对这两个词的用法就已经体现了两者的对立，在他们的叙事诗和史诗中，神话（mythos）通常指强者的富于权威性和真理性的权力话语，而逻各斯（logos）则指弱者的充满欺骗和诱惑的花言巧语。在用诗歌写作的前苏格拉底哲学家中，两者的这一语用学对比得以继续，并被进一步引申，神话指由神（通常是诗神缪斯）赋予灵感和权威的话语，它具有毋庸置疑的真理和无可违抗的力量，而逻各斯则指依靠说服和论证方能让人信服的世俗性话语，其真理性和权威性是有待于用事实和道理证明的，前者通常是指诗歌，后者则主要是指散文。总之，在前苏格拉底时代，“神话”是较之“逻各斯”高级的话语范畴。

但这种等级观念在苏格拉底之后发生了逆转。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常常流露出对神话的不敬，而柏拉图本人则对神话进行了重新界定，彻底颠倒了神话和逻各斯的等级关系，在他看来，“逻各斯”才是真理的源泉，而“神话”则是虚假的骗人的，荷马等诗人所讲述那些关于神的故事完全不符合神的理念和城邦的道德规范，只是对教育儿童、妇女和低等级的人才有用。

柏拉图对神话的指责是与其对诗人和诗歌的指责同时进行的，在《理想国》中他罗列了诗人的一系列罪状，最后决定把诗人赶出“哲学王”统治下的“理性国”。柏拉图对于诗人的放逐，不仅仅是两种价值观的斗争，也不仅仅是诗人和哲学家争权夺利的斗争，它其实反映了两种文化传统之争，一方面是以荷马史诗传统为代表的古老的口头传统，一方面是以新兴的“爱智者”（哲学家）权贵为代表的书写传统。前苏格拉底时代的著述（包括哲学家的著作）都是用史诗体的诗歌和韵文“写”成，说明这些著作原本是口头吟诵的，与史诗游吟传统一脉相承，苏格拉底本人没有留下任何书面著述，只是以公开的和私下的演讲和辩论作为授业解惑的手段，而柏拉图则开始了用散文书写的传统，但其作品也大部分是用口语写成的对话录，说明柏拉图正处于从口头传统到书写传统的转折点上。

   文字和口语是两种大相径庭的表达媒介，决定了书写传统和口头传统在修辞、表达、行文、叙事等各方面都迥异其趣，并进而形成了两种传统对于真理、权威等的不同判断标准和价值标准，按书写传统的表达方式衡量，口头传统的表达显得不可理喻、匪夷所思、难以理解，因此，口头传统就丧失了其原本作为真理和权威源泉的正宗地位，其中那些世代流传的关于诸神的故事被柏拉图视为“虚构”和“谎言”。由此可见，所谓“神话”，在柏拉图这里，不过是书写传统从其本身的真理观和价值观出发对于口头传统的重新定位和判断，从一开始就满含着书写文明对于口头文明、知识新贵对于传统知识的偏见。柏拉图对于神话和诗歌的抨击和批评是西方学术史和思想史上把神话当成学术谈论话题的开始，尽管在当时神话学还没有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但柏拉图对于神话的这种满含贬义的界定，却奠定了后世西方神话学规定和看待神话的认识论视野和价值观取向。

   对“神话”一词涵义的截然对立又相互纠结的两种理解就由此而来。一方面，从本体论的角度看来，神话是一种文化传统中世代相传的真理、智慧和历史记忆，是一种文化传统理解宇宙、历史和命运的根本依据和意义源泉，是一种文明的精神核心和宏大叙事；另一方面，从学者的认识论的角度看来，神话是一种早已过时的、丧失了存在依据、不合乎理性逻辑、无法证实的荒唐话语和虚假知识，应该从人类知识中清除，代之以理性知识。也正是“神话”一词涵义的这种内在张力，形成了神话学学科内部的固有矛盾，并导致两大神话学流派的分歧，即启蒙主义的神话学和浪漫主义的神话学。

西方启蒙运动之后，科学成为理解知识的范式，实证性和合理性成为判断真理和权威的标准，一切知识和叙事，必须接受经验和理性的检验，凡是不能被证实和说明的，就是迷信和神话，探讨这些迷信和神话的来历并进而破除迷信和神话，成为启蒙主义神话学的首要任务，神话和迷信一道，被归结为原始人的人性缺陷和思维病态。随着殖民运动对现代“原始”族群和落后社会的发现，这些族群和社会中，那些无法纳入西方理性知识和实证科学范畴得以证明和说明的本土知识和叙事也被贴上了“神话”的标签。“神话”一词以及神话学学科实际上成了西方中心主义区分“现代”与“传统”、“文明”与“野蛮”、“西方”与“非西方”的权力话语。

与此同时，在西方民族国家的兴起过程中，本土草根社会中世代流传的神话则被民族主义者作为弘扬本土传统、强化民族认同的依据，因此，神话在本体上的真理价值、教化功能和审美魅力被重新发现，从而形成了以德国神话学派为代表的浪漫主义神话学，阐发神话荒诞外表下的真理和智慧以及这种真理和智慧的古老渊源，藉以批判启蒙理性和实证科学，则是浪漫主义神话学的主要旨趣。
神话学这门西方学科在清末民初随着启蒙主义思潮和西学东渐运动而被引进中国学术界，神话学初入中土，就面临着在原本缺乏神话学的中国学术传统中“发现神话”的任务，因为唯有在中国发现神话，神话学在中国才有立足之地。古代典籍中，尤其是古史传说中，那些涉及天地开辟、文化造物等内容的言辞荒诞的故事，因为无法被史料证实或无法被理性逻辑说明，就被顺理成章地当成了神话，经过以顾颉刚、杨宽为代表的《古史辨》派、以茅盾为代表的人类学神话学派和以袁珂为代表的文学派的努力，诸如此类的文献资料被从华夏传世典籍中抉剔、区分出来，构成了华夏古代神话的资料集，神话学这个外来学科遂在中国现代学术中落地生根。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后，随着民族学、人类学调查的开展，中国境内少数民族的口头传统中那些涉及开天辟地、人类诞生、天灾人祸、族群迁徙等的内容，也被作为“活态神话”，纳入神话学研究的范畴。

总之，“神话”这个看似简单的学术术语，其实并非那么不言而喻，而是一个充满歧义的术语，这些歧义的背后则有着深远的历史文化背景和潜行默运的权力机制。

在民俗学和民间文学中，“神话”常常被与史诗、歌谣、谚语、传说、故事、笑话相提并论，并通常在文体论中有论述神话的专题，但是，实在说来，神话并非一种能够与史诗、歌谣等相提并论的有着特定体裁、题材和作品集的文体，它甚至不是一个模糊边界的文类，它只是一个话语范畴，这种话语范畴也并非是有其现成的特征和边界，将这种话语范畴与其他话语区分开来的界限，与其是现成的、客观存在的，不如说是由“神话学”这门学科所人为地划分出来的。柏拉图把与书写传统相异己从而无法被其所理解的口头传统命名为神话，启蒙主义神话学把非西方和非现代的无法被科学理性理解和证实的话语和知识命名为神话，中国现代神话学把古代典籍中符合西方神话标准的记载和少数民族的口头传统命名为神话，“神话”只是神话学从其先在的真理和知识标准出发对某种话语范畴的划界和命名。因此，与其说先有现成的神话资料集，然后才有谈论神话的神话学，不如说是先有了神话学这门学科，然后，才由这门学科为了自身的成立而从话语总体中挑选出一些符合其“神话”判别标准的话语，作为研究的材料，也就是说，在神话学之前并不“客观存在”着某种与其他话语有着明确区别的神话这种东西，神话其实是神话学建构的产物。正因为神话的诞生与神话学的诞生密不可分，因此，在西方语文中，mythology一词，既指神话学（the field of scholarship dealing with the systematic collection and study of myths），又指神话集（a body or collection of myths belonging to a people and addressing their origin, history, deities, ancestors, and heroes），也正因此，我们才不得不把“神话”和“神话学”放在一个词条进行叙述。

文章来源：原载《民间文化论坛》200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