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与刀》译后记
作者：□魏大海
日期：2009-12-25 13:38:00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重新翻译《菊与刀》这部名著，实出偶然。几年前，青岛出版社邀我编选“认知日本”丛书，《菊与刀》便是其中之一。毫无疑问，翻译这部名著令自己获益匪浅。2009年10月17日至18日，我应邀参加了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举办的“二战后德日历史反思比较国际研讨会”。会上，几位专家学者均提及美国文化人类学家露丝·本尼迪克特的名著《菊与刀》。可见，这部畅销的学术著作至今仍具有广泛的影响力。
露丝·本尼迪克特早年曾赴欧洲游学，观察、体验了瑞士、德国、意大利和英国等不同国家的文化风俗。这成为其日后从事人类学研究的最初铺垫。当时，人类学还不是一个世所公认的专业。回美国后，她在加利福尼亚州一所女子学校教授英语。其间，她对加利福尼亚的数万日本人、中国人、朝鲜人的移民生活产生了浓厚兴趣。值得一提的是，露丝·本尼迪克特的性格中具有诗人的某种气质或天赋，丰富的想象力是她有别于其他“科学性”人类学家的一个特质。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露丝·本尼迪克特接触人类学的直接契机。作为一位和平主义者，她坚持认为国际间的摩擦与争斗源自民族间缺乏相互的理解。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她深化了自己的这种认识，认为人类学研究正是打开那扇民族封闭之门的钥匙。她相信人类学研究正是建立在国际间真正理解的基础上。她尤为擅长的领域是原始宗教、神话与传说的研究，最为著名的学术贡献在于所谓“文化类型”学说的确立。相关概念，关联于行为心理学。她认为一个民族的文化内含着若干“模型”，或者说那般“模型”构成了综合、有机的整体。“模型”为种种行为赋予意义，它是包摄于文化整体中的某种媒介。如上概念，包含在她的代表性论著《文化模式》中。《菊与刀》（1946年出版）则是露丝·本尼迪克特的另一部重要的代表性论著。该书最初是受美国战时情报机构之托写成的一份有关日本的研究报告书，目的在于解说美国的日本占领政策或为美国制定新的占领政策提供参考。该书于1946年公开出版，引起日本各界的强烈反应。1948年日译本出版后，《菊与刀》则成为日本国内最为畅销的图书之一。
最近，武汉大学出版社翻译、出版了日本学者森贞彦撰写的《〈菊与刀〉新探》。作者在这本书中提出了诸多新的说法，例如，他在中文版出版前言中这样写道：“《菊与刀》的出版过去了60多年，其间涌现出大量有关日本的‘文化论’或‘日本人论’新著。于是，包括日本在内的众多国家，开始将自己的关注投向那些新的论说，《菊与刀》似乎已经因陈旧而被束之高阁。然而，以己之一孔之见，这些所谓的新著还没有一部能够超越本尼迪克特的学说。”这个论断旁证了本尼迪克特《菊与刀》的学术价值及恒久生命力。另外，森贞彦还指出：“将《菊与刀》误认作一部研究报告书者大有人在。实际上，1944年夏天开始编写的这部研究报告书，直至1946年秋天即战争结束经过了一年多之后才发表，那确实是有其原因的。某些人为了确立或突出前面提到的研究目的，居然连这一基本实情都没有觉察到。这种轻率无法容忍。”
显然，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并非目的单一的实用性的研究报告书，而是一部真正的人类学学术专著。森贞彦引用了美国人类学家克里福德·基亚兹专著《文化的解读方法／书写方法》中一段有趣的描述。他说，当美国人读完《菊与刀》时，他们的最终结论是：日本是自己战胜过的对手中最捉摸不定的国家。森贞彦断言，美国人读后居然产生这种感想的作品，在1946年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期得以出版，确实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在森贞彦看来，《菊与刀》确可称作一部思想哲理蕴涵高深且妙趣横生的著作。
最后，在九州出版社汉译本书末附译的、日本学者川岛武宜的论作《评价与批判》同样值得注意。作为日本人学者，川岛对露丝·本尼迪克特论著中的某些结论提出了异议。他说，露丝·本尼迪克特没有到过日本，没有详细接触过所谓“义理”的种种表现，更没有直接体验过使用“义理”一词时的种种现实性背景或场景，因此她关于日本人“义理”的论述与事实不符。但川岛同时又表示，露丝的错误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那种特定的时间、场合下，《菊与刀》毕竟相对准确地把握了日本文化许多方面的真实本质。川岛认为露丝的如下结论也是正确的——日本的道德精神不可能通过那种所谓的“外部世界”矛盾达到内在的统一，道德不是由自主性的自律的精神世界而是由他律性的“外部”强制（被人嘲笑）来保障的。川岛认为，明治以后日本政府曾致力于一场国家主义道德（忠）之统一运动的说法也是成立的。不足之处则在于，作者未能作出更加深入的说明——为何会产生那种道德体系的分裂？为何会有人道德精神分裂以致未能形成统一的人格？川岛武宜继而强调，试图将诸多道德圈统一在一个平面上的努力是徒劳的。当然，在当时的条件限制下，将一种理论思维或方法如此成功地用于探究曾为敌国的异民族文化，无疑取得了值得称道的成果。它对日本读者反思本国文化的实质，依旧是相对有效的触媒，对他国（包括中国）读者了解日本亦有很大的帮助。
中国学界对这部论著也有很高的评价。清华大学历史学者刘晓峰撰文评价说，在众多论及日本民族性的著作中，成书于1946年的《菊与刀》可谓扛鼎之作。他强调，《菊与刀》被翻译成日文后，曾经销售了230万册，这是一个很难超越的纪录。更让人没有想到的是，《菊与刀》在中国也持续畅销，商务印书馆16年前出版的这本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的著作，2005年竟先后重印了7万册，荣登商务印书馆畅销书的排行榜。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
《中国社会科学报》2009-12-25
